我的策略很简单，在一个肆无忌惮的时代，要面子总比不要面子好，好歹还有点虚词挡着。以读书来充门面总比用二筒三饼做面子好吧，半夜无聊了一不小心摸进书房翻开书认得几个字而且还看出点意思来，岂不功莫大焉？

电视里，一位官员侃侃而谈：“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最大化”永无止境，“提篮桥”变“北外滩”的“传奇”，似乎就将不断重演。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让千千万万知道“提篮桥”的人，彻底忘掉这个词。这可不容易。

这是一套非常阴暗的现实观，一套在大量直接间接的失败记忆中滋长、不断为新的悲观经验所强化的现实观。如果这就是社会的主流的现实观，那么，这个社会一定在持续向下坠落，无论GDP的数字多么巨大，都停不住的。

谁都知道，今日中国，尤其在官场，是没有什么条规真正得到遵守的，“那都是说说的！”已成一句常用语。可是，这么一个情况下，竟然有一连串墨守条规到如此荒唐程度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冒出来，我们这个社会，一定在根本处，出了大问题。

从电视剧《听风》的双男主人公到电影《听风者》的一男一女两美人，我深深觉得电影在美学意识形态上已经落后了。

如果说作为社会现象的《甄嬛传》，果真在发出某种信息的话，那么这个信息应该是：一方面人们渴望真实，但未必是真相——人们隐约感到那是更让人绝望的，所以宁愿停留在这一渴望真实的姿态之中。在一种向往真实的姿态里、在永远走向真实的路上，这一感觉显然比被欺骗和迎头撞到真实都要好得多。

单纯的年代过去，陈强走了，张瑞芳走了，22大明星走了一半，最年轻的祝希娟也75岁。而“人民演员”这个称呼，今天还有几多人配呢。

电影散场，大家笑一笑，也就过去了。就像“叶蓝秋是谁”，也许只有那么少那么少的人还会记挂在心上。

只有真正的“实践”起来，让文化事业活起来，才能真正改变这个世界越来越单一的思维结构、情感结构以及欲望结构，让“太蔟”教授的言论不攻自破。

好莱坞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汉堡包，口耳相传中金光四射，怯了魅，不过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一餐。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扒开“现象级”的外衣，剩下的也只是“限制级”的内核了。

教育的双重异化、教育体制预设的精神人格、教育对于财产定义尊严的无反思、行政权力凌驾于教育体制之上，构成当今教育体制的四宗罪。

人民日报就是这样的理想家。此后，大概还有六鬼、七鬼、八鬼，也未可知。这要看理想家的兴致。当然，理想家最大的理想是要我们和它一同变得如此理想起来。问题是，我们能吗？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基情”与“宅”、“囧”一样，成为年轻一代的时尚标签，表现了他们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并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比读者先感到厌倦”。天地良心，我真想把这句话裱起来，送给所有的中国电视剧编剧：你必须比观众先感到厌倦。

在我们自己的狗血桥段越来越泛滥荧屏的时代，《家政妇三田》这种剧受到表扬，我怀疑接下来，就不是姚明入场欧洲杯这么简单的情节了。

面对今天的“文明，中国人是否有自己的清醒态度？这样的文明，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样的进化，还要不要继续？

郑晓龙在1990年代初制作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虽然是直接表现办公室生活，但是并未涉及职场政治与生存斗争，这说明那个时代职场生活中还无须这样的生存法则“宝典”。

人类的现世生活并非不可救药。我们应该能喝住大大小小的“通吃”者；也应该能消灭希特勒式的狂妄和贪婪……正是在这样的奋斗中，我们能让自己的存在，整体上重新正当起来。

"呆丸"的"呆"字里头的反讽，或多或少地隐含了对于那套排他性的台湾人认同论述的不认同和抵抗，也只有在这样的意义上，流行词才是真正地进入了大众人民的文化心理。

零帕的恐惧在于别无选择。谁都知道，富士康连跳中那些飞身一跃消逝掉的年轻生命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在后富士康时代，我们凭借什么再去面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