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叩访六十年代”是戴锦华教授在上海大学一次演讲的题目。在戴锦华教授看来，重新叩访和反思六十年代，可以构成我们思考21世纪这一“后冷战之后”世界的重要落点与起点。从当下去政治化、去历史化的主流文化环境回望20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毛泽东、法农、甘地、马丁·路德·金、切·格瓦拉等一批“思想者与行动者”的崇高形象，不仅能够重新体认被称为“无双革命”的1968年“五月风暴”的精神资源；同时还能够让我们不断反省理论与行动的关系，思索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角色位置；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反资本主义的前提之下，重新想象我们/人类的未来。戴锦华教授试图指出，“第三世界”、“乡村”及“媒介角色”正是今天叩访六十年代的现实参数；而“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这一旗帜精神，或许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拒绝后冷战的“新自由主义”、“犬儒”逻辑的选择所在。
本文由戴锦华教授在演讲录音的基础上逐字修订，并重写了部分段落，首发于《热风学术》第九辑。受字数限制，分为上下两篇刊发，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链接可查看全文。
我选择在这个时刻——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启之初，和大家一起叩访20世纪六十年代，出于如下考虑：
其一是在我的观察中，后冷战之后，主流文化的重要症候之一，便是历史纵深感的消失。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后现代或历史的扁平化，而且是特定的、对20世纪历史的拒绝或封闭。于是，历史地平线的尽头便坐落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些时刻。然而，在我看来，21世纪的世界与文化，首先面对着20世纪——这一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端的年代”所遗留的、巨大的历史遗产与债务；清算、偿还这一债务，同时也是启动20世纪精神文化遗产的绝对必要的程序和前提。而封闭的历史视野则令这一颇为紧迫的清算与启动成为不可能。
其二，即使依照主流叙述，冷战的终结，解脱了人类置身活火山口上的危险状态；但这一论述不曾指出的是，冷战格局的产生，其本身正是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的结果；而冷战以东方阵营不战而败结束，但令冷战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依旧存在。拒绝或抹除20世纪的炙热记忆无助于对这些问题的指认和解决。
其三，关乎冷战莅临后不久，产生于英国并播散全球的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内文化研究。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文化研究作为学院内部的准学科，只是一个社会文化的能指，表明了冷战时代一个特定社会状态：即，文化在其间获得了极为突出的位置，并发挥着空前重要而自觉的多重社会功能。究其因，无外乎是由于冷战时代的全球结构是两大阵营水火不容的政治与军事对峙；任何打破这一岌岌可危的平衡的行动，都可能造成新的世界大战；后者则可能意味着核战争，即人类与地球的毁灭。于是，冷战时代的对立、冲突便大都是意识形态间的冲突或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冲突，文化因此获得了特殊而有效的社会功能与意义。与此同时，在冷战结构之下，对立意识形态的彼此参照，以尖锐的方式显影了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存在，令人们意识到文化所扮演的建构性角色及其文化政治的意义。因此，文化批判、反文化之为新文化及广泛、普遍的文化革命，成为这一时段另一个基本而重要的文化事实。然而，伴随着冷战的终结，文化开始丧失其为冷战之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所赋予的特定位置。文化研究，或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们（或者用我不大喜欢、也与文化研究这一领域并不相称的正式说法：文化研究学者），在今天必须重新追问或回答，关于文化的角色和位置。
自1995年，我开始自觉地展开和推进中国文化研究之后，和多数亚洲学者一样，尝试追问和回答何谓文化？文化研究？文化的位置？我们曾经选择的路径是重访文化研究的起点——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于我，这一路径选择的理由，是为了凸显文化研究产生的冷战时代、及其这一时期全球“第三项”之一：新左派的政治位置与立场，也是为了借助英国文化研究的特殊诉求，再度提请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工人社群、工人阶级文化，作为社会思考的需要予以反思、但不可忽略的基本参数。但基于上述原因和理由，我再次选择叩访六十年代，作为进入同时反思文化研究的入口。当然，更重要的是，将对全球六十年代的重新叩访和反思作为思考21世纪——后冷战之后的世界的重要的落点和起点。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又喜剧性地度过2012年12月21日——自千禧年之后的又一个玛雅历的“世界末日”（尽管与玛雅、玛雅历没有太多关系，相反，不过是又一次“消费末日”），在这样一个也许并不特殊的历史时刻来重新探讨文化研究，来重新触摸20世纪，清理20世纪的历史债务，并尝试继承和启动20世纪的丰富遗产，对每一个人文学者、每一个当代人都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如果你不甘心成为陡然之间被扁平化、遭压缩、甚至抹除的历史空间的囚徒，如果你不满足于只拥有一个永远封闭了的，不再与过去相连、不再向未来延伸的现在时。
尝试再度获取历史纵深，尝试重新触摸20世纪，我认为六十年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在今日的主流视野中，六十年代是一个全球动荡、充满劫难的年代。但换一个角度，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全球理想主义处在最高峰和最强音的时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集中在反叛的旗帜下的年代。人们相信世界必须被改造，也能够被改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创造新世界的过程之中。
六十年代是一个暴力频仍的年代，也是伟大的和平斗士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暴力的年代；六十年代是一个人类被一分为二的年代，是一个奉行国际主义信念的年代，也是伟大的个人主义英雄用他们的生命去实践人类理想的年代。一个乌托邦与实践乌托邦的冲动主导了整个世界的年代。
我首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几个成为全球六十年代的旗帜与象征的人物形象，他们同时也是20世纪及其理想的象征。我希望大家知晓他们、记忆他们，作为我们历史反思与未来想象的开始。
好吧，多少“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先是毛泽东、红卫兵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六十年代，而且因为它无疑是六十年代的核心景观之一。这是我自己成长的年代，也是我生命经验中最为重要、沉重而且繁复的记忆。曾经，在全球视野中（当然充满了想象与误读），文化大革命鼓舞着一个“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象征着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反制狂欢，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直接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实践。
接着是一系列思想家、政治领袖——我也喜欢将他们称为“思想者与行动者”——因为他们大都兼有这双重身份：他们思考，行动、书写。他们提供全新的思想资源，也身体力行。他们都曾吸引了全球视野和媒体，鼓舞着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与反叛者。没有多么严格逻辑或次序地排列：
弗朗兹·法农（1925-1961），英年早逝的非洲著名的思想家与斗士，精神分析医生与作家和剧作家，二战英雄，反殖游击队的战士和理论家。迄今为止，他仍是非西方国家知识分子的骄傲与榜样。他的《黑皮肤，白面具》、《地球上的受苦人》，曾是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国家反殖、解殖的理论武库，也是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人和奠基作。他曾经提出：前殖民地民众在解殖过程迸发的仇恨与暴力，正是殖民统治的产物，也是治愈被殖民者的自卑心理的必要环节。他标识着全球六十年代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前殖民地地区的独立建国运动及其解殖抗争过程。
★
圣雄甘地（1869-1948），20世纪亚洲的光荣和骄傲，是伟大的人类亚洲思想者和实践者，印度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的政治与精神领袖。他倡导公民的“非暴力不合作”，他以一己之躯对抗对抗英帝国的殖民政权，带领民众以血肉之躯、和平示威的方式争取独立建国。人们称他为“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但不要忘记他的名言：“我是伊斯兰，是印度教徒，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他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动人的交流和友谊。他的哲学思想、社会实践和多卷本著作是人类的财富，也是20世纪的宝贵遗赠。作为伟大的和平主义者，甘地1948年死在狂热的印度教徒的枪下，但他的形象在整个六十年代，在世界各地为人们高高举起，鼓舞了无数为民族解放、为民权抗争而战斗的人们。大家想必看过英国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执导、本·金斯利主演的影片《甘地传》（1982），这部影片在传播甘地形象的意义上功在不没。我也推荐一部宝莱坞的著名喜剧Munnabhai/《黑道大佬和平梦》（2006），据说它在近年内于全印度及周边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甘地热。
★
马丁·路德·金（1929-1968），伟大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思想的奉行者，神学博士、牧师。甚至对历史相当无知的人也会听过他那著名演讲的开头：“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全球如此流行、如此通俗，据说每隔几秒种，在世界上的某一地方便会响起马丁·路德·金的这一声音。在哪里？——在商业广告当中（另外一个在公告中出现率最高的，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其原因显而易见：它们已成了人类共同梦的象征。但人们也许不甚了了的是，马丁·路德·金这篇著名演讲记述着六十年代最为壮观的场景之一：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起并带领了美国黑人和平“进军华盛顿”的行动。近40万人——主要是黑人和少数白人及其他种族的支持者参与了这场和平抗争。人们聚集在一起，徒步向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行进，途中井然有序，秋毫无犯。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马丁·路德·金发明了这篇著名的演说。第二天，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称他们为“美国的骄傲”。这次行动直接促成了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的出台和通过。自1862年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100年过去，美国才在法律层面上终止了种族隔离与歧视制度。尽管在现实层面上，路还很长……所以才有迈克尔·杰克逊的那首备受争议的歌：“他们不在乎我们”/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事实上，在《民权法案》之后，马丁·路德·金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于“结束贫困”和“终止越战”。六十年代，震惊世界的时刻之一，正是1968年，伟大的和平斗士马丁·路德·金倒在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枪下。有趣的是，尽管马丁·路德·金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名列“最伟大的美国人”，而且“马丁·路德·金日”是美国公共假日，但却没有多少关于他的电影。除了纪录片，我看到的只有HBO出品的电视电影《联合抵制》/Boycott（导演克拉克·约翰逊，2001）。
★
这一组形象中的另一位，是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激进民权运动领袖，身为牧师之子改宗为穆斯林逊尼派阿訇，六十年代反制风云人物。为了拒绝昔日白日殖民主的姓氏，他自称X。主张暴力变革。经常被人们与此间美国的黑人激进政治组织黑豹党（其中多共产党人、多毛派，将黑人种族问题与阶级议题相联，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提。1965年在演讲现场，为三名白人杀手以霰弹枪和手枪刺杀。关于马尔科姆·X，有阿诺德·波尔执导的传记纪录片《马尔科姆·X》（1972）和著名黑人独立电影导演斯派克·李导演的传记故事片《黑潮》/ Malcolm X（1992）。
★
也许并不相称，但彼此相关的角色——那就是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著名的JFK，1917-1963）。在这组六十年代形象中放入肯尼迪，不仅由于他对民权运动所采取的开明的态度，在其任期内民权运动获得了巨大的突破和推进；更在于在其任期内命名了、或曰创造、发明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青春”观念与青春文化——包括“青春期”、“代沟”的概念。他本人及其政府，也成了某种“青春”、“励志”的象征（今天，作为美国形象而不断复制生产的两位电影人：玛丽莲·梦露、詹姆斯·迪恩，也正是作为这一全新意义上的“青春”形象，某种青春反叛——“无因的反叛”的形象而著称）。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短暂而多事的肯尼迪政府的方方面面，只是想提示：在美国的两党政治的相对结构中，肯尼迪作为最著名的民主党总统之一，代表着美国内部政治的“左翼”。但在全球酷烈的冷战结构之中，也正是在“左翼”的肯尼迪任期内，爆发了美国政府武装古巴流亡者军事入侵红色古巴的“吉隆滩事件”（/猪湾战争）、美苏对决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的胜出导致了苏联的报复行动：柏林墙的兴建（为此才有肯尼迪在西柏林发表的耸动性演讲：“今天，在自由的世界，最自豪的夸耀是‘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所谓“自由困难重重，民主并不完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垒起一堵墙，把人民挡在其中，阻止他们逃离我们”）；也是在其任期内，美国出兵越南，最终泥足深陷。他也正是冷战格局和冷战逻辑在两大阵营内部的铁血现实的证明：即便如此，肯尼迪的国内国际政策仍被美国右翼势力及白人种族主义者所怒斥、痛恨。1963年11月，肯尼迪在美国巡访途中遇刺身亡。这是六十年代美国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刺杀事件之一，也被美国政治史学家认为是改变了美国政治方向的、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自肯尼迪遇刺，直到今日，这一刺杀事件始终被视为一宗悬案或一个谜。我们可以在艾伦·帕库拉的好莱坞政治电影《总统班底》（1976）中一孔得窥，而新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的《刺杀肯尼迪》（1991），则是对这一历史之谜的深度追问。
★
我想再一次向大家谈到的是20世纪、六十年代最迷人、最具感召力的形象：切·格瓦拉。如果你无法指认这一形象，那你不仅是扁平化的历史空间的囚徒，而且是死囚（笑）。尽管可能遭到嘲笑、误解或厌恶，我必须说，切·格瓦拉是我生命的偶像。我蔑视“某某专家”的说法，但我可以自豪的说，我是汉语世界的切·格瓦拉专家。恩内斯托·切·格瓦拉·德·拉·塞尔纳（1928-1967），出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者，古巴革命和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的三巨头之一；但身为古巴政府的二号人物，六十年代初年的全球媒体明星，他再上路，投身非洲刚果人民的解放战争，继而尝试在玻利维亚发动游击战，最终被杀害在玻利维亚。当他在39岁被CIA和玻利维亚军方杀害在无花果村时，他的“国籍”是“拉丁美洲公民”与“世界革命者”。他是一位医生、战士、游击战天才、诗人。在拉丁美洲，他的名字是“尘世的基督”、是“点燃朝霞的人”。用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的说法：“我认为他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时代的完人”。用苏珊·桑塔格的说法：“切重申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创造新人。……他自己不是、不可能是那个新人。但给他的生命带来了终极的道德威信的，是他对这一目标的承诺，这不啻是人性自身的理想。”或意大利作家杰尼·托蒂的话：“切是个完美的人，他执笔和执枪，一如以行动的思考，他以语词和思想去书写。他是一则关于人的信息，并写下这些信息供人们咏读，那必须以极大的投入去咏读。一个完美的人所携带的信息将被铭刻在地球艰辛的面庞上。”大家也许已经知道，切·格瓦拉的形象也是最全面的、最深刻的、最彻底的被商业化和扁平化的形象。你会在T恤衫、马克杯、鼠标垫、钥匙链……上看到他风华绝代的形象。但一如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多夫曼在1999年6曰14日的《时代》周刊上（这一年在“20世纪百人”网络投票评选，切·格瓦拉高票入选“20世纪的英雄与偶像”）写道：“我怀疑这世界上的年轻人明白，那在墙上的海报里召唤着他们的人并非无足轻重：这个尘世的圣者准备去赴死，正是因为他不能容忍这个世界被错置的历史永远只能归属于大段的空白之中。……这地球上的强势者们应该留意：在我们试图捕获他的T恤衫的深处，切的眼睛仍在焦躁地燃烧着。”“尽管共产主义或许熄灭了其火焰，但他留存下来，成为反叛和迷人的革命热诚的有效象征。”关于切·格瓦拉生平的纪录片超过30部，我自己偏爱的是《切：传奇的探究》/El Che: Investigating a legend。事实上，早在1969年，切遇害后不到一年，好莱坞已出品了一部故事片《切！》以为“驱魔”；作为回击，古巴次年出品了一部名曰“切”的故事片，用以歌颂。再就是21世纪之初再度流行：2004年，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的《摩托车日记》，更著名的、是索德伯格的《切·格瓦拉：阿根廷》和《切·格瓦拉：游击队》。
★
最后，是另一位拉丁美洲英雄：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毕生致力推进并完成土改，推进工业与能源的国有化过程，改善工人生活。他是另一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他相信议会道路，相信在代议制民主的体制内部能够通过民主选举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政治理念与切·格瓦拉南辕北辙，但两人的生命却不断相遇、交集，他们彼此保持了毕生的友谊。在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书桌的显赫位置上曾放着切赠送的著作《游击战法》，扉页上有切得亲笔题词：“萨尔瓦多：通过不同的道路，一样能达到同一的目的。”1970年，阿连德在他的第四次总统竞选中获胜，成为智利的民选总统，但他的政治主张与社会政策，最主要的是国有化进程令美国政府极度不安。于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之下，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于1973年9曰11日悍然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挑选这些人物开始我们对六十年代的叩访，带有相当的随意性。我只是想借助这些形象，让大家初步感知六十年代的风云激荡，与此间的英才辈出——像无数照亮人类历史的霞光或绚烂的彗星。在我的感知中，整个六十年代像印度传说中美丽的凤凰，虽最终自我焚毁，但能否浴火重生尚在未可知之中。
★
意欲再度叩访六十年代的个人触动之一，是不久之前，我与王炎教授的一次对谈。其中他对我做了一个有趣的表述：“在90年代，无论您平时的言谈话语，还是在《隐性书写》和《犹在镜中》里，‘五月风暴’都是一个关健词，也是您的口头禅。但进入新世纪之后，‘五月风暴’渐渐退去，无论您的写作还是言语中，它的出现率不那么频繁了。您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农村妇女问题等，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多。”这个描述触动了我，也提醒了我。他的观察非常准确、细致。曾经，我对“五月风暴”的关注出于希望在个人成长记忆中的一己伤痛之外去认知六十年代、理想主义与变革世界的诉求，也因为1968年迸发于巴黎的五月风暴，与六十年代及六十年代之后的世界电影史有很大的重叠部分与互动作用。但“五月风暴”的相对淡出，不意味着六十年代从我的思想视野当中消失了，而意味它向全球六十年代延展开了。今天，我们还是从六十年代“五月风暴”这突出的一幕开始，再度叩访六十年代。
1998年，全世界对“五月风暴”30年的回顾，或许令大家或许有机会再度获知这场由西欧大都市爆发、进而荡涤了整个世界的学生运动。欧洲史学家将其称之为“欧洲最后一场革命”，它也在另一些法国历史学家的笔下被描述为“举世无双的革命”或者简称为“无双的革命”。
1968年，尽管美国已开始陷于越南战争和反战运动的泥沼，但西欧看似一片太平盛世。但突然之间，风起于青萍之末。以巴黎楠泰尔学院的一次似乎无大害的“口角”为肇始、进而以索尔邦大学为基点，迸发了学潮，引动了战后这场欧洲革命。之所以称为“革命”，是因为一场学生运动，迅速发展为社会运动，近乎倒阁，一度迫使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出逃、前往德国，在获得了法军驻德司令的军队效忠后才返回巴黎。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自邻国带领军队杀回自己的首都，暴力镇压学生、工人运动，的确是一场“无双的革命”。
当然，六十年代欧美的学生运动，联系着一个特定的代际与社会群体：所谓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婴儿潮/baby boom指的是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欧美这一代人出生在战后经济稳步成长、中产阶级扩张、所谓“纺锤形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是消费社会或曰后工业社会中成长的一代。所以国内关于68 学潮的叙述便有所谓“温饱思淫乐”的阐释。似乎无需多说，类似阐释如果不是十足的审判失败者、告别革命的逻辑，那么便是历史纵深感消失的又一证明。婴儿潮的一代在其出生、成长的年代，经历着欧美社会深刻的断裂与冲突：这不仅是二战的本土悲剧，不仅是冷战中的分裂事实，而且二战终结后，第三世界——前殖民国家的独立建国运动对整个欧美世界、尤其是老欧洲所造成的剧烈、有时是毁灭性的冲击。对于法国，这集中体现在法国殖民者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间的战争。在法军伤亡数万，阿尔及利亚数十万人丧生之后，法国被迫接受阿尔及利亚人全民公决的独立意愿。其近百万的欧裔、主要是法裔居民被迫撤离。对于法国，这无疑是战后最大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创伤。欧美社会战后出生的一代，在这份断裂和创伤中成长，拒绝理解和分担其父辈的感伤、怀旧之情。其间极端深刻的历史与全球结构地断裂，正是“代沟”这个概念发明并流行于六十年代的原因。但这绝不仅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断裂，年轻一代的反文化的形成，正在于他们相信：自己的父辈、祖辈对殖民暴行、帝国主义扩张与战争都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联系着战后德国，尤其如此。当清算法西斯主义、呼唤世界和平率先成为东德的政治立场与道德高度，西德及“自由世界”选取的对立立场便是拒绝清算纳粹政权；甚至以“职责所在”为名两大无罪开释纳粹时期犯有重大罪行的政府高官，以清算共产主义为名，公开迫害反抗纳粹的抵抗战士。这是德国、乃至这个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的悲愤动力之一。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考德国著名作家德里乌斯的《杀心萌动的那一年》。而“五月风暴”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正来自德国）。他们中的激进者正是要将这份断裂发展为一种全面决裂。所谓誓言“埋葬旧伦理、旧社会、旧国家乃至旧世界。”（丁三《巴黎：一块石头的轨迹》）此前的电影史名作：美国的《邦尼与克莱德》、《无因的反抗》、《逍遥骑手》，法国特吕弗的《野孩子》、《四百击》、戈达尔的《筋疲力尽》……正是这种反叛性的青春文化的呈现与形构。
前面提及那次偶然的“口角”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1968年1月，法国的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楠泰尔学院为新落成的游泳池剪彩，为久已对抗严苛、伪善的校园戒律的学生包围。面对科恩-本迪的挑衅提问：如何处理学生的性欲，部长似乎俏皮的回答是：跳进游泳池败败火。科恩-本迪反唇相讥：这正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可能给出的答案。五月风暴便如此以身体与欲望的旗帜开启。这也是六十年代所打开的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身体、欲望、身份、个人，以对抗伪善的西方社会保守力量、道德主义和东方阵营的教条主义与社会控制。3月21日法国一个青年左翼组织为抗议越战攻击了巴黎的美国捷运公司大楼，被逮捕的青年中就有楠泰尔学院的学生。22日科恩-本迪带领学生占领了学院教学行政大楼，以示抗议。可以说，这是此后贯穿了20世纪、延伸到21世纪的占领运动的先声之一。各类学生组织开始形成，集聚楠泰尔。5月2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3日学生们在索邦大学集会。校方召唤警察冲进学院，逮捕了数百名学生。愤怒的学生向警察投掷筑路的石块，在卢森堡广场筑起了第一处街垒。法国革命特有的模式重现。革命开始了。不久工人总罢工，900万工人加入了学生和市民的行列。
大家知道，自法国大革命开始，其革命特有的模式，便是以在巴黎街头修筑街垒为开端，城市起义，建立人民临时政权。法国大革命如此，巴黎公社亦如此也许需要补充的是，当时的巴黎是由小街窄巷组成，一旦修筑街垒，确有一夫当关的意义。今日巴黎的通衢大道，正是在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之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的结果，目的之一，正是一劳永逸地终了街垒巷战的威胁。而五月风暴之后，巴黎的街道改铺柏油，而不再沿用方石，正是为了封存起义者的武器库——城市空间永远有着社会政治学的含义。68年5月的街垒更多地是象征意义，街垒激活了历史记忆，在街垒的这一边，是历史上的革命者的位置；那一边，戴高乐政府成了邪恶王权或镇压公社的刽子手。
★
关于五月风暴的另一个叙事脉络是电影的，而电影、电影人也始终伴随其间。这便是68年2曰爆发的“朗格鲁瓦事件”。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极为反讽的是，这也正是那位一生亲近中国革命的左翼作家，却成为五月风暴中极少数支持戴高乐，反对学生运动的角色）插手干预电影资料馆事物，试图撤换在电影界德高望重的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鲁瓦。一时间引发了数千电影人和知识界的抗议和干预，戈达尔、特吕弗、罗兰·巴特都是其中的组织者。这也成了五月风暴的另一先声和线索。而当五月风暴爆发，正值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之首戛纳电影节举行之际，但电影节在戈达尔、特吕弗等人的强烈呼吁下之中途落幕，特吕弗宣告：“当我们的同志在巴黎的街垒前倒下时，我们不能再继续节日了！”戈达尔立刻返回巴黎，和克利斯·马克、阿伦·雷乃一起手持16毫米摄影机走上街头，拍摄制作《电影传单》：现场记录并报道运动的进展，并在工厂、学校巡映。引入这段电影史事是为了提示大家，六十年代的意义之一，便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参与意愿——也许称之为行动激情更为准确。他们和整个社会的抗争、对旧世界的反抗、对新世界的梦想是以何等方式的同步共振和感同身受。
事实上，5月8日，学潮初启，哲学家、作家萨特、波伏娃等便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9日，萨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尔、布朗肖便联名发表宣言，称“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作家阿拉贡则亲赴广场向学生们发表演讲。20日，萨特、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等受邀到索邦大学出席文化讨论，萨特发表了他名言：“终于，社会主义和自由结合了！” 可以说，萨特的这份观感或曰预言，是我尝试再度叩访六十年代的动因之一。因为这正是20世纪留给我们最沉重的债务和21世纪所有不满足世界现状的人们忧虑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如何是社会主义的而又不是剥夺自由的，如何是自由的而又保持着集体性、公共性和人们对财富共享的？大家知道，自法国大革命开始，“自由”一直是左翼抗争、反抗压迫的旗帜；只有在冷战时代，这一旗帜才第一次为全球右翼势力垄断。进而，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中，自由成了“市场”的修饰词和专利。如何收回自由的理念和旗帜？是后冷战世界上，不满足、不接受现状的人们面临的急迫问题。20世纪，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将其造就为一个战争与革命的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社会阵营的出现及炙烈的六十年代，都是这一危机的外化形态及结果。如今，20世纪终结，“所有革命的记忆都成为失败的记忆”，胜利者弹冠相庆，享受着审判失败者的快意。但问题是：造就20世纪的、资本主义自身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能源和环境危机的加剧，已然显影了资本主义许诺的无限上升之途的透明天顶。我们/人类的替代性方案是什么？即使不是理想世界，也必须是让人类活下去，令资本主义的终结不会成为人类的终结？六十年代的行动和思考对我们、对今天的启示意义也在于此。
且不论1966年，中国曾成为“造反有理”的红卫兵的海洋；自1968年5月，这场“无双的革命”自巴黎、法国而意大利“热秋”，迅速播散整个西方世界，欧洲的学生运动，呼应着美国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性解放运动。越过了冷战分界线，在世界的另一半，布拉格之春，手执红旗的青年学生傲然站立在苏军的坦克车上。东欧的大城市之中，风潮涌动。在亚洲，不仅是愤怒的、试图清算二战日本法西斯罪行、反对美军占领、反抗天皇制的青年学生涌动在城市的长街短巷；而且是反对成田机场的抗争中，青年学生与三里冢的农民并肩战斗在街垒之中。在拉丁美洲，青年学生高举着切·格瓦拉的遗相对峙警察和军队。在墨西哥，奥运会前夜，青年学生浴血三文化广场。整个世界成了青春洋溢、青春残酷、旗帜翻飞、歌声嘹亮的抗争舞台。
五月风暴之为“无双的革命”，还在于它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奇妙的联系。从一个角度上看，五月风暴最响亮的口号便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让想象力夺权/Power to imagination”；其最令人鼓舞的因素之一，正在于“五月”超越了被教条化的诸种革命理论，直接付诸行动（五月的标语：“我们一无所求，我们一无所乞。我们夺取、占领”，“不要乞求生活的权力，去夺得”）；它向世界表明，革命并非历史，而随时可能成为现实（还是当时的标语：“革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真的正在发生”）。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欧洲史学家也将68年5月描述成为理论所建构的革命，是对理论的全面实践。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始料不及、又“预先张扬”的革命。五月风暴尽管聚集形形色色的学生、工人组织，政治主张令人目不暇接。但其突出的思想资源被简称为3M。即，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早在五月酝酿、爆发之前，马尔库塞曾对战后的世界，准确地说，是欧洲或西欧社会做出了分析。他的著名观点是：战后，后工业社会的形成造成了蓝领工人白领化，在消费上消灭了阶级；工会“黄色化”，工人阶级整体被赎买，已无力承担革命的主体使命。革命的重心已转向大学，大学师生将是未来革命的主体力量。同时，马尔库塞对现代社会之单面人的批判，他对爱欲/欲望的论述，无疑为五月街垒中的青年学生提供了精神养料与思想资源。但不仅是3M，萨特及其愈加激进化的存在主义哲学无疑是另一面旗帜；而被广泛地实践在第三世界游击战中的阿尔图塞学说、昂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布迪厄“令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都是五月青年学生的思想武库。以至此后的法国理论家鲍德里亚认为：五月风暴是一阕“以知识对决权力”的狂想曲。
这里有一个极为清晰的、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中介角色：中国、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事实上，1968年的街垒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观，是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挥舞着被称为“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的法国青年。这也是一个曾在戈达尔的影片《中国姑娘》中预演过的形象。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想象对象，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被热爱、也被误读的理论，成了迄今为止“最后一场欧洲革命”的精神动力。
★
当五月风暴、全球的青春反抗首先凸显六十年代的历史视野中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忽略了六十年代不是一个“自然地”十年分期，而是一段丰富而悠长的岁月。以“长的六十年代”对“短的20世纪”，似乎是对上一世纪的重要描述之一。关于六十年代的断代，我借用詹明信教授在《六十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这一长篇论文中的描述。因为这一断代法，显现了我自己对六十年代视野的延展，凸显六十年代的全景和另一组也许更为重要的历史画卷与参数。
依照詹明信的论述，“六十年代”并不启始于1960年1月1号，而是开启于1959年元旦。而1959年元旦，是古巴革命胜利的日子。在此之前，切·格瓦拉带领300余人的、衣衫褴褛、武器简陋的游击队自马埃斯特拉山出发，以天才的游击战术战胜了5万以上美式装备的政府军。那一天，胜利开进首都哈瓦那。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的描述，“当保守主义的气焰在全球兴盛了十年之后，再没有另一场革命能像古巴革命一样，令西半球及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了，也只有这场革命，为游击战作了最佳宣传。古巴革命里什么也不缺，应有尽有：有山林草莽的英雄浪漫，有学生出身的年轻领袖，贡献出他们青春岁月的慷慨无私——年纪最长者也仅过而立之年。一个欢乐喜庆的民族，在一个热带旅游天堂，带着伦巴韵律的脉动气息。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就，它的作为，可以被举世左派欢呼。” 而在詹明信笔下，古巴革命则是六十年代、整个世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导火索”，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明确表明革命不仅仅是个历史概念或一件博物馆的藏品，而是真实可以达至”的证明。古巴革命的青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劳尔·卡斯特罗也成了国际媒体的焦点，先后多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也数十次地成为CIA或CIA所支持的古巴流亡者的暗杀对象。1960年8月8日的《时代》周刊上，关于封面人物切·格瓦拉有这样的文字：“卡斯特罗是当代古巴的心脏和灵魂，劳尔·卡斯特罗是革命的一个握紧的拳头，而格瓦拉则是大脑。他是古巴向左转的主要责任人。……在古罗马式的三执政官中，他是最有吸引力的、也是最危险的一个。他脸上忧郁而温柔的微笑，令不少女人感到勾魂摄魄。他以冷静的头脑、超凡的能力、过人的智慧和敏锐的幽默感把握着古巴的方向。”
同样按照詹明信的描述，“六十年代”也并未终结于1969年12曰31日，而是终结于1973年9曰11日。当2001年9·11美国纽约双塔座遇袭，人们心痛欲焚之时，许多批判思想家、第三世界学者再一次提醒世界：请记住另外一个9·11，——1973年的9·11。这一天，智利陆军总长皮诺切特在CIA，不如明确地说是美国政府——总统尼克松、国务卿基辛格的明示与默许下，发动军事政变，捍卫民主政权的学生和工人惨遭屠杀。政变军人包围了总统府。阿连德总统通过直升飞机从总统府撤退了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而他本人拒绝撤离，他声明：我是民选总统，我不要成为拉丁美洲无数流亡总统中的又一个。最后时刻，面对政变军人的炮击，毕生信奉和平主义的阿连德手执武器与总统卫队一起武装保卫总统府，最后被政变军人杀死在入口的台阶上。而皮诺切特武装推翻了民主政权之后，终止宪法、解散国会、取缔左翼政党和一切政治活动，严苛限制言论自由，开始了智利历史上血腥的“肮脏战争”时期，无数人在此期间名副其实地“人间蒸发”，成为20拉丁美洲史上特有的政治失踪者，数万人遭非法逮捕、监禁、拷打，其中不仅有左翼知识分子，进步的个人或学生，还包含了大量无辜的、间或抱有某种自由主义信念的中产阶级市民。这一军事独裁统治，直到1990年方告终结。如果大家有机会访问拉美，有机会参与拉美的社会运动界的大会，那么你会看到那会场上一片旗帜的海洋中，到处是这两张面孔——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切·格瓦拉。
在这场血腥卑鄙的军事政变2年后，超越冷战铁幕，法国与保加利亚的电影人合作、智利导演索托执导，拍摄了故事片《圣地亚哥在下雨》（1976），以73年9·11这一天为纵轴，记述了阿连德总统当选、执政到献身的日子，几乎当时所有的法国一线影星都出演了这部现实主义诗篇。而关于这“一天”，一部晚近的成功之作是智利导演安德烈斯·伍德执导的《那年阳光灿烂》（/《马丘卡》，2004），选用主流电影的叙事策略：以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的视点记述了这场惨烈的壮剧。事实上，去年，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激赏的大型纪录片《光尘之忆》（/《故乡之光》/Nostalgia for the Light）便是最新一部关于皮诺切特暴行的电影。事实上，影片的智利流亡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一生中的全部作品都围绕着73年9·11，阿连德总统、皮诺切特政权及暴行。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实践着一个主题：“活着并且要记住”。他在不断地以自己的作品探究、质询着现代政治、和平与暴力、反抗与虐杀、记忆与遗忘、生者与死者。
暂时岔开去，想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两个感悟和思考。其一是2001年9·11发生后不久，我到了纽约。当时的纽约笼罩在厚厚的尘埃、震惊、创伤、悲痛与荷枪实弹的军人之中；双塔座的废墟真的像一个巨大的、撕裂的创口。那以后我七年未到美国，因为在心理上拒斥那个需要留十个指纹的程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那是犯罪纪录的组成部分。直到2010年后我才再度访美。时隔七年，发现许多变化，引起我关注的变化之一是，无论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学术界语言，一个共同的修辞的转换，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整体地从他们的话语系统当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专制/独裁vs.民主。可以想见，这几乎只是同义转换——专制/独裁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而民主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在我看来，这一新主流意识形态建立的前提之一，是我们无视整个60-7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作为——支持、怂恿、资助军人独裁力量，颠覆民主政府。这固然是为了对抗红色古巴——苏联阵营的前沿国家，也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学、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个整体判断：拉丁美洲国家中产阶级的实力太薄弱，以致他们无力承担经济起飞过程，而独裁政体才能够以最低的制度成本来获取最高的经济获益。或许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里的最高经济收益，恐怕首先是美国的经济收益，他们对拉美经由民选执政的左翼政权的恐惧——也许是最大恐惧，是他们的能源和企业国有化的政策。
其二，是数年前读到的一则关于皮诺切特的短新闻。新闻称，在皮诺切特为国际法庭起诉，但终因“健康原因”获释之后返回智利，再遭起诉，却再次被裁定因健康原因“不适合”接受对其“侵犯人权罪行”的审判。不久，读到了另一条短新闻：国际法庭驳回了对前红色高棉总理乔森潘因健康原因免于起诉的上诉，仍然决定对其任期内的戕害人类罪展开审判。我一直在强调，我拒绝一种态度：叫两恶相权取其轻，我也拒绝一种立场：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选择而赦免或辩护某一类罪行。当我们说：“活着并且要记住”的时候，当我们说：每一个有良知的、相信人类必须有未来的人们，必须去创造未来和可能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将承诺一份关于未来的正义。
当我们承诺了一份未来的正义，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记忆着所有的死者：白色、红色、黑色暴力的死者。我没有丝毫意愿为红色高棉辩护，我要说的是，当这两桩案件并置的时候，我再次意识到我们置身在后冷战的时代。一个可谓陈旧的逻辑和事实：胜利者主宰并书写历史，而且赦免他们的罪犯，同时毫不容情于敌手的罪行。因为失败，便意味着加倍地可恶。这正是司空见惯的成王败寇的逻辑，但这种逻辑仍然是在人类面前践踏着我们整体的尊严。
回到六十年代的断代上来。我们已经看到，在詹明信那里，六十年代起始与终结的标识都出自拉丁美洲。用当时的历史、地缘政治的概念来说，那便是亚非拉/第三世界，或者用切·格瓦拉的说法：“广大的第三世界”。毫无疑问，全球范围内第三世界的崛起，风起云涌的反殖、解殖运动，对昔日的宗主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威胁，由外部的导火索，引发了内部爆破（为了不乱用鲍德里亚的理论概念：内爆，我只是说内部爆破）：青春反抗与学生运动。这无疑是68年5月的直接动力。
以中国为例。联系着一个历史叙述的误区：我们经常说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之中，因此才有此后的“打开国门，走向世界”。面对这一误区，首先需要分辨的是，究竟是消极的闭关锁国，还是萨米尔·阿明所谓主动“脱钩”？究竟是选择闭关锁国，还是遭受冷战时代的封锁、围困——而且是来自两大阵营的双重封锁围困？中国究竟是曾在“世界”之外，还是曾拥有不同的“世界”——第三世界？在60 年代的全球图景中，我们会看到，“闭关锁国”的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丰富的、复杂的、也许奇特的互动：切·格瓦拉两度访华、中国的“抗美援越”行动……或信手拈来的《人民日报》上的图片：游行中的军人的标语：“坚决支持全法国革命人民的斗争”——对68年的中国反应……对照的图片，则是巴黎街头，学生手中的毛泽东标准像。中国只是此间的一个例证，表明欧美六十年代产生正是欧洲社会、文化对第三世界闯入世界版图、世界舞台的回应。事实上，按照法国史学家的描叙之一，当时走在大街上的学生穿着毛式绿军装，高举着切·格瓦拉的画像，嘴里喊着“嘿！嘿！嘿！胡志明”。这最后的名字：胡志明——越南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也是当时第三世界领袖式人物和整个欧美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正是这个名字带出了六十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第三世界场景：美国的越南战争/越南的抗美战争和美国及全球的反战运动。不错，每一个细节都会引出极端丰富的历史线索，而这些线索间的互动与勾连又是如此耐人寻味。（关于68年5月，以“告别革命”为基调的影片有亚当·布鲁克斯的《心狂线索》/The Invisible Circus，1999，和贝特鲁奇的《戏梦巴黎》/ The Dreamers，2003。）
★
还是从法国史学家对68年5月的历史动因描述开始，他们将这场运动的骤临的起因之一，称为“B-52效应”和“切效应”。换言之，这一叙述突出了欧美六十年代中内在的两个重要元素：第三世界和媒体。这里所谓的媒体是指第一个深入家庭、改变了西方社会清晰二分的公领域与私领域的电视媒体。这一描述也指称着全球六十年代两个极其重要的史实：越南战争和切·格瓦拉之死。
越南战争是二战之后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历史学家称之为“冷战之中的热战”。战争的起因和朝鲜战争颇有相像之处。1959年红色的北越政权决定发动统一南北分立之越南的战争，于是在1960年打过南北越分界线。处于美苏关系恶化、冲突升级的世界情势之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的判断是：美国如果在亚洲退让，将会打破两大阵营间岌岌可危的力量均势，因此肯尼迪政府做出决定：“在越南问题上显示出美国的力量和对抗共产主义的决心”。根据当时美国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出兵越南的决定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的共识是：这是一场无法回避的边疆之战。美国的边疆？跨过太平洋、延伸到为法国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南北越分界线？在冷战的格局、尤其是其逻辑中，这一结论并非全然荒诞不经。我们或许可以回忆一下英国首相邱吉尔著名的冷战宣言（/“铁幕演讲”）：“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里亚斯特，一道铁幕从天而降，将欧洲一分为二”。以此为中心延伸，便是美国政治学家对“美国”“边疆”的勾画：“沿易北河并流经柏林；在朝鲜的38度线（南北朝鲜分界线）和越南的17度线（南北越分界线），沿着中国海岸的金门和马祖；以及土耳其到巴基斯坦的较为脆弱的‘北层地带’”。说得明确一点，这便是两大阵营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它将三个亚洲国家（朝鲜、越南、中国）、一个欧洲国家（德国）一分为二。为了保卫“边疆”，美国从派遣特种兵开始，战争不断升级，派遣兵力不断增加。美国政府的最大错估，是他们没有想到，整个世界也不曾预料，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派遣了他们的精锐部队，投入了最新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去打击一个东南亚小国，却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将自己拖入了一个深深的泥潭。这也是在冷战期间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美国派往越南的军队曾多达40余万，死亡愈5万，伤愈30万。越南成了美国一场噩梦，一处泥沼，一个诅咒。
题内的题外话：今天人们去美国旅游，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必去的“景点”，是越战纪念碑。和世界上的战争纪念碑不同，它不是耸立朝向天空，而是自低处铺陈展开；那不是越战无名英雄纪念碑，而是密密匝匝地篆刻着每一个死难者的姓名；其建筑设计师不是一位男性，而是一个女性；不是白种人，而是亚裔女建筑师的著名作品。从任何意义上，这座纪念碑都恰如其分地标识着这场怪诞而惨烈的战争，令人反思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个人与国家。说到无名英雄纪念碑和曾有名姓的死难者，很容易联想起冯小刚的影片《集结号》：“爹妈都给起了名儿了，怎么就都成了没名的孩子了？”此间可以引申出许多有趣的讨论和思考。我们也许会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但希望你的结论不是主流逻辑的复制，有名姓的死者vs.无名姓的烈士=民主vs.非民主。如果你的结论的确如此，那么你不光陷落在主流逻辑中，你还上了冯小刚一大当（笑）。《集结号》里，谷子地的确顽强执拗地向历史（/无名烈士纪念碑）让索回死者的姓名，但在影片中，死者姓名的重获，是为了将其再次归还给历史/无名。只是此历史非彼历史——向其索还姓名的历史叫中国革命的历史，再度归还的历史叫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这是转移，是区别。
人们说越南战争是一场美国在全世界人面前输掉的战争；这句话的前提是越南战争是第一场通过电视为世界所目击的战争。所谓B-52效应，是指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1965年，美军在越投入到兵力已超过18万，同时美国政府批准了对越南采取“滚雷行动”——这是第一次美国在其侵略战争中采取全面的“地毯式轰炸”。美军投下成千上万顿炸弹，投掷凝固汽油弹，使用化学武器——在越南首先使用枯叶剂，为了让丛林大面积落叶，令游击队无法藏身（仅此一项在越南造成的人身伤害就多达400万人，至今诸多地区，土壤中的有害化学物质的含量仍超标10余倍）。电视媒体报道了这在彼时尚无先例的空中打击。B-52作为当时著名的轰炸机型，成了美军多种机型的轰炸机、战斗机的代名词。然而，这种大规模的炫耀武力和军事暴行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全面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战运动。1967年，10万学生、市民“进军五角大楼”，与军警发生大规模冲突，许多人被逮捕，其中有知名的作家、教授、学者。此后的抗争和冲突愈演愈烈，学生被枪杀，学校总罢课……。1969年，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大屠杀（1968年3曰美军“老虎部队”在美莱村追捕越共，屠杀了全村老幼妇孺400余人，多名妇女被轮奸、肢解）曝光，反战情绪达到极点，国际舆论一致谴责美国遭到“道德破产”。美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拒绝认同美国的国家立场，相反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全力抗争。众多的记者真正履行着制媒者—守门人的角色，不断向世界和美国公众揭露美军的越南暴行和美国政府的不义。
在美国青年反战运动中发生的，或者说构成这场运动的外在表象和内部逻辑的，是著名的嬉皮士运动。嬉皮士运动中著名的形象：花孩（children of flowers）——若干幅著名的新闻照片，也是六十年代的重要时刻：反战的年轻人以鲜花面对枪口，往冰冷的枪管里插放花朵。与其彼此重叠、相互交错的是性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大规模对致幻剂/毒品的服用，其中间或包含着美国文化的自我东方化的因素：参禅、打坐、瑜伽……。当然，如果你是以道德主义的立场去理解和想象性解放与这期间的吸毒，那我无言以对。和1968年“五月风暴”一样，彼时的美国青年以另一种姿态直接地、公开地表明与美国清教社会、清教传统、资产阶级的秩序、价值和道德的决裂。他们尝试以东方式的（当然是充满想象与误读的方式）内求，向内去探索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身体，探索自己生命的极限。
这个运动当中，也是在美国的六十年代，波普艺术、波普音乐成为了极为突出和重要的角色。即使暂时搁置视觉艺术运动与波普艺术的奠基人之一安迪·沃霍尔的复杂的历史角色，只需提到甲壳虫乐队/Beetles曾被称为“和平游击队”，鲍勃·迪伦/ Bob Dylan则在六十年代被视为反叛文化的代表和最著名的反战歌手（大家应该知道那首曲子《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波普艺术和整个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嬉皮士运动共同构成了一种或曰若干种亚文化，毫无疑问地成了此后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动力，打开了此时已经渐趋没落的人文学、社会科学的全新面向。
也是题内的题外话：2008年，汶川地震的灾难发生后，我自己非常惊讶地注意到，与各种政府的、民间的救援人员：抢险、救援人员、运送食物、水的队伍同时、甚或更早到达的，是心理救援和辅导人员。也许有人会问：经过这样的惨绝人寰的自然灾难，幸存者当然遭到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心理救援人员的赶赴有什么特别吗？不错，灾难创伤，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但不知大家是否知道，这个专有名词，是在美国越战及越战后的发明。也许仍有人会继续追问，军人经历战争，受到心理创伤，难道不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吗？那么越南战争有什么特别吗？的确特别。许多越战的参战者，退役后无法适应现实生活，成了精神病患，无家可归者、罪犯。想补充提醒大家的是，事实上，一战、二战、朝鲜战争之后，美国退役老兵伤残无所养，都曾成为社会问题；但越南战争的“特别”，不仅在于它是如此的残酷、荒诞，更在于美国大兵从热带丛林战场上幸存，回到自己的国家时，却遭到千夫所指，被祖国的人民集体指认为屠夫、凶手。这才是PTSD最深刻、具体的成因。
关于越南战争的美国电影颇多佳片，几乎每个新好莱坞的著名导演都有作品，而他们的影片都表明了反战立场：迈克尔·西米诺的《猎鹿人》（1978）、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1979）、奥利弗·斯通的《野战排》（1987）与《生于7月4日》（1989）、《天与地》（1993）构成的“越战三部曲”、老导演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1987）。当然有想象性救赎类的B级片《第一滴血》——在银幕上打赢战场上输掉的战争。而全面改写六十年代以降的历史记忆、以“童话”抚平创伤的电影作品，则是罗伯特·泽米吉斯《阿甘正传》（1994），几乎可以说，这部影片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全面胜利。
关于六十年代欧美反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描述，是切（·格瓦拉）效应。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带领的无国籍游击队在玻利维亚的丛林地带为CIA训练并指挥的玻利维亚政府军击溃，切·格瓦拉被俘，9日被枪杀。10月11日玻利维亚军方在无花果村公开陈尸，让全世界的记者拍照，11、12日全球报纸的头条刊发了那几幅照片。这如果不是20世纪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野蛮的陈尸事件，其目的是粉碎切·格瓦拉神话，“令全球游击队丧失希望与信念”。
十多年前，我专攻六十年代及切·格瓦拉研究的时候，从国外旧书网站上购买了大量六十年代的出版物和回忆录，希望获得从中获得更多个人性的资料，帮助我去触摸全球六十年代的情感结构，让我能获得一个充满张力的切口去进入、叩访六十年代。其中，我读到的一本回忆录上写着： “1967年10月11号，我起身后，像往常一样在餐桌前打开报纸，我惊呆了。头版上刊发了切·格瓦拉被杀害的图片和消息。我坐下来哭泣。除了哭泣，我还能做什么？”另一本回忆录上写道：“1967年10月9日，称切·格瓦拉已死的第一条消息传到了美国。第二天，当我走进旧金山州立学院的教室，准备讲授我所开设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课程的时候，一个十九岁的女生拦住我，她眼里含着泪，胸前印有‘做爱而非战争’的字样。‘你不信，对吗？’她问道。‘我是说，他不会死，怎么可能？’很自然，我们用了这堂课讨论切，他的游击战观念，他的个人义务。那时，无论是我，还是这教室里的60名学生，没有人真的相信他死了。然而，这是何其不可思议——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死亡。……据我所知，在这个教室里没有保守派。但有不少自由派与和平主义者，加上一些激进分子。既使他们不同意他的战略，切可能死去的消息，对所有人说来，仍是极为扰人的，而且具有个人色彩。切显然捕获了他们的想象。他们尊敬并爱慕他。他们相当充分地知晓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活着的——如果眼前那条消息是正确的，那便是一个死去的——真正的人：对于其他人，那些他素昧生平的人，那些穷人，那些被剥削者、遭异化者……。因此，对我说来，是如此的显而易见，那天，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那些信奉自由派与和平主义的学生感到，的确不可思议——好象切是为他们而死的。他们想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想使切的经验与他们自己的经验联系起来。既然切的出身与他们十分相近，那么，这联系显然应比美国‘客观的’评论家所承认的多得多。”这个段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国作家格雷汉姆·格林曾写道：“切·格瓦拉的死在那些并不同情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间唤起了悲伤与失望之情，他代表着勇敢、骑士精神与冒险，这些概念在今日世界的超级权力之间渐次转换为交易的考量；他向我们表达了某种希望：胜利并不永远伴随着大队人马而到来。你会在那些最保守的人中间发现真实的悲哀：数量和装备再度获胜，12个人的古巴冒险不再能复现。在这反抗不公的战斗，这遭遗弃的终结究竟是什么？或许格瓦拉之死的详情可以使我们稍感释怀。他是在被俘后遭枪杀的，这表明了玻利维亚当局甚至对囚禁格瓦拉也感到的恐惧。他们害怕对他进行审判：害怕他的声音由法庭引发回声，害怕证明他们所仇恨的这个人被外面的世界所热爱。这种恐惧将使他的传奇不朽，一个枪弹也无法损害的传奇。”
事实上，就在这些图片刊载的几天内，英国著名的美术史学家约翰·伯格发表了长文，分析了那两张最著名的照片与美术史上两幅名画（伦伯朗的《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和曼蒂格纳的《基督之死》）间的惊人相似，并指出：“这仅仅是由于只有极少的个案，一个人悲剧性的死亡完成了对他全部生命意义的阐释。我在格瓦拉身上强烈感知到的一切，一如某个画家曾经在基督那里感知到的。那是情感强度的相近。”“确定无疑的是，格瓦拉所表明的、并将继续表明的意义远过于他行动计划的细节。他表达着一个决断，一个结论。格瓦拉认识到世界的状况是不堪忍受的。格瓦拉预设了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己的死。他预设的死使他得以度量如果他接受这世界不堪忍受的状况，他的生命将变得何等不堪忍受。他预设的死使他得以度量改变这世界的必需。他预设的死赋予他特许，使他能够保持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骄傲活下去。他是这世界上关于人的可能性的象征。”
不是经由约翰·伯格，而是经由拉丁美洲民众，切在他身前身后，被尊为“尘世的基督”、圣恩内斯托。（一个有趣的插曲，是2000年的一则国际新闻：英国某教会在新版的基督像中采用了切·格瓦拉的形象，只是以荆冠取代了贝雷帽，引发轰动和争议。）其效果和玻利维亚军方与CIA陈尸的初衷相反——用CIA背景的、诋毁性的格瓦拉传记《切·格瓦拉》的作者丹尼尔·詹姆斯的说法：“一个革命者死去的时候，一个神话人物诞生了”，或法国传记传记作者皮埃尔·卡尔丰语带讥刺的说法：“格瓦拉还是一个杰出的‘失败者’，尽管他的命运早已结束，自从他的天使形象被游行示威者们高高举起，他始终保持着青春。这是因为神话报告的是永恒的好消息：世界将会彻底改变。”或苏联派去监视切·格瓦拉KGB官员的回忆：“从表面上看，你会说，不错，他是个毛主义者，因为他信奉毛式的口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也肯定可以把他视为一个托派，因为他返回拉丁美洲，发动游击战……但无论如何我认为那只是表面现象，是一种肤浅的印象，在他内心深处，他最深刻的动力，是基于马列主义的救助人的热望。”
在切身后，在西欧、北美和南美，年轻人高举着格瓦拉的画像，高喊着：“他没有死！”涌向都市街头，走向高山丛林的游击战场，人们传抄、诵读着他从古巴在上路前留给父母的告别信：
我脚跟再一次碰到了罗西南特（——堂·吉诃德的瘦马）的肋骨；我手挽盾牌，重上征途。
我相信武装斗争是各民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且我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的。许多人会称我为冒险家，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
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此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我以艺术家的趣味所渲染过的意志，将会支持虚弱的双腿和疲惫的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请记起这个20世纪渺小的征人。……你们倔强的浪子热烈拥抱你们。
前面说过了，准确地说，切效应是切·格瓦拉之死的效应；而且——尽管不大情愿，但我必须承认——是切·格瓦拉风华绝代的形象所造成的媒体效应。不同的是，这媒体效应的回应是实践、是行动、是前赴后继。因为，一如索飒的话：“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例证，将美和正义写在了一起” 。
★
的确，对我来说，再度叩访六十年代的原因之一，正是在于这场 “无双的革命”——尝试“以知识对决权力”，意味着改变世界的信念，相信对真理的获知意味着实践——去改造世界。第一次，人们不再区隔象牙塔之高和江湖之远。从欧洲到美洲，从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无数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导演、诗人、歌手和青年学生站在一起。今天，我们当然知道这场“无双的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于是难逃胜利者逻辑的审判。而且我自己对这场革命有一个也许更悲观的说法：这场革命是一个积聚了巨大的动力内部引爆的革命，而这场革命也败于自我耗竭。
但从另一个面向看，全球六十年代，事实上彻底改变了全球文化版图，改写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观、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还不能说它注定浴火重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留下众多的精神遗腹子。经由六十年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部，语言学转型全面发生，整体地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面目。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法国、英美思想家，无一不与六十年代的社会实践有着极为直接的联系。最著名的是萨特、罗兰·巴特、雅克·拉康、布迪厄、昂利·列斐伏尔、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福柯、德勒兹、德里达，苏珊·桑塔格、詹明信、特里·伊格尔顿、朱迪丝·巴特勒……，他们如果不是当时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倡导者、便是参与者，而且六十年代无疑是他们的思想、理论得以形成、发展的关键。事实上，法国知名学者德布雷，当年便是格瓦拉玻利维亚游击队中唯一的法国人。尽管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学潮、风暴、社会震荡而成长起来的思想家很少直接指出他们的精神渊源，似乎鲍德里亚是唯一一个例外。
就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以后，罗兰·巴特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宣告：“如果我们不能颠覆现实秩序，就让我们来颠覆语言秩序”！“文本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歹徒，它把屁股暴露给政父”。当人们引证“结构不上街”的说法以证明“五月风暴”的失败令学者再次返回了书斋时，他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在“结构不上街”这一表述的旁边，是“密室里的谋反者”的学者自我定位。“结构”的确“不上街”，因为只有革命在街上。一句题外话：大家不必把法国理论家的确实艰深的著作神圣化。应该意识到，其著作的“难懂”无外乎两个原因：其一，是有意为之——因为透明的、流畅的、逻辑的、连贯的、耳熟能详的表述只能负载常识，只能负载主流；新思想要求新的、颠覆性的表述。后者是挑战的姿态，同时是一个文化变革的可能。其二，今天的人们认为他们的著作晦涩难懂，常常是因为我们不能分享、或被剥夺了分享他们真实问题的可能。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所面对的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也是整个20世纪的灾难。不错，20世纪是灾难频仍的年代；今天，人们常不假思索地将20世纪的革命列入灾难的名单。但不要忘记，20世纪前半叶，以欧洲为主战场，爆发了两场世界大战，这空前的浩劫，刷新了人类文明史上、全部关于人类自相残杀的记录，而且是使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使用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去灭绝同类的记录。20世纪后半叶的风云激荡、20世纪的革命，正在于人们试图回应这些浩劫、灾难，尝试寻找别样的可能性和出路（alternative）。的确，我们没找到。某些革命也成了另一类灾难的记录。但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都在尝试以他们也许并不强壮的肩膀去背负这份沉重的历史债务，去思考并回应这份沉重的历史债务。
★
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叩访六十年代，是因为我想提示大家几个基本的参数：第三世界、乡村及媒介的角色。
我想以从后向前的顺序来讨论。
首先（或最后）是媒介的角色。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所谓六十年代的B-52效应和切效应，是一种媒介效应。如果说，六十年代电视机在欧美社会的普及开始狭义的“大众传媒时代”，那么，今天媒介时代已进入了全新的临界点上。在很多地方说过了，一是pad的出现整体地改变了传播交流的方式和路径，二是2012年美国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柯达公司的消失，意味着影像/数码时代的全面君临。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不是介质改变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化，而是想通过叩访六十年代，援引、参照六十年代，来反思媒介的社会角色和功能。
引人深思的是，当我们说：欧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动因之一，是B-52效应和切效应之时，我们事实上是在陈述一个非常独特的接受反应和社会结构。即，彼时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军轰炸机以密集、壮观的队形覆盖越南的天空，看到炸弹如急雨般落下，看到“滚雷行动”或地毯式轰炸过后，留下的千疮百孔的土地（要知道，今天，在整个印度支那半岛上，仍不时有人为投掷下来未炸的哑弹所伤；而且仍残留着许多无人区，那里残留的哑弹密集度甚至进入了吉尼斯纪录），但人们并未因此认同了美国的军事威慑和钢铁霸主的位置；相反，人们认同了弹片横飞之下仍不屈服的越南人民，认同了他们脆弱、不堪一击的血肉之躯。许多有良知的美国记者深入越南，不是为了报道美军的战功，而是去揭露美军的暴行。对于经历越战的一代人说来，那些战火摧残下的越南平民的图像，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也许有人会说，今非昔比，当时对战争进程与实况的报道与今日天差地别。不错，就媒介自身说来，的确如此。自海湾战争开始，美军启用了全新的军事技术：飞机装载的摄像头，以准确地捕捉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飞机、甚至导弹装载的摄像头，也成为电视转播的影像来源。一边是“上帝之瞳”在赋予美军空中打击以绝对优势的同时，完成了去现实化，或现实的影像化，一边则是经过媒体筛选的现代战争的转播，成了观众的“景观戏剧”和“视觉狂欢”（孙柏《另一个世界》）。你会说，当我们只能通过轰炸机和导弹的视点来观看战争之时，我们怎么可能去想象和认同在轰炸下灰飞烟灭的血肉之躯？这正是我尝试扣访六十年代的原因之一：六十年代，在冷战的酷烈与对峙之中，整个世界上，人们保持着对弱势者、对反叛者、对抗议者的道义认同；因此，人们可能站在主流影像的“对面”；他们可以拒绝主流再现的逻辑去寻找为强势媒体所遮蔽的别样的事实。基础电影理论早已告知：摄影机位置的选择固然极大地限定了叙事视点，但观众的情感和认同并不永远被锁定在机位选定的角度上。
在这儿，我想重提一度也风靡中国的好莱坞名片《阿甘正传》（1994）。但在这里，我不想重复讨论影片对整个美国六十年代的重写；不想重复影片热映的当年，便成为美国政党政治中的热门话题、为多名共和党政治家频频引用的事实；我在这里想提示的是，《阿甘正传》是一部比《侏罗纪公园》更昂贵的的电影。这在直观的影片观影经验中几乎无从感知。除了那片飘飘摇摇、有形有影的神奇羽毛，影片似乎没有什么堪称奇观的场景。但事实上，影片处处奇观：这奇观就是将阿甘/汤姆·汉克斯的形象，天衣无缝地嵌入50-70年代美国历史的重要时刻的纪录/真实影像中去。自此，影像曾具有的真实见证/目击的意义被彻底改变。我们甚至无从“眼见为实”。早在1997年，美国政治讽刺电影《摇尾狗》/Wag the Gog早已向我们揭示了以影像“创造”现实的能力和作用；这部电影甚至成了此后数年间美国政治和美国主导的战争的预言和寓言。但在世界范围内，却未能唤起我们对现代媒体的角色、影像取代现实成为唯一的真实、只有“再现”而非任何意义上的现实呈现的警醒、反思和质询。
回到叩访六十年代上来。六十年代，人们共享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理解与认同，文化赋予苦难和反抗以道德正义性；而今天，仅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当美国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出兵，却无从出示任何有效证据时；当媒体上出现不同的声音：美国入侵后，伊拉克首都街头拉倒萨塔姆立像的“愤怒的伊拉克人民”原来是自美国本土登机、跟随美军抵达的美国公民；或美军虐俘的录像在网上流传之时，在世界范围内，批判和抗议的声音零落单薄。或者，当2001年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领导人副司令马克斯和其他领袖戴面具、徒手走出政府军的包围圈，跋涉12个州，进入首都墨西哥城；赞美者称“可媲美当年马丁·路德·金和平进军华盛顿”，在中国，在世界上，又有多少人真正关注了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抗争、他们的诉求和他们创造的奇迹？
今天，当我们手持各色pad、苹果手机和任何安卓手机，当网络将我们连接着全世界，我们有究竟是否尝试去获取我们自己的、而非主流媒体的历史纵深和世界视野？我们能是否尝试反思媒体所遮蔽的暴力、媒体的自身的暴力和媒体所执行的暴力？
★
接下来，或曰扣访六十年代的第二个现实参数，是乡村/农村。我们已经看到，六十年代，以欧美为主舞台，出演的是都市革命，以都市、现代大学、现代都市空间、密集的人群——高度社会组织化的人群为主要标识。但六十年代的革命同时提示着一个被全球现代化进程所抹除、抛弃、遗忘的一个重要的参数，乡村，所谓“前现代”生存的所在。古巴革命被称作“拉丁美洲的长征”，法国理论家德布雷将其总结为 “游击中心论”或者叫“马埃斯特腊山模式”；可以说，这不过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种变奏形式。大家想必知道，中国革命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农民革命、土地革命。但不同的是，60年代革命中的乡村参数，再度提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亦即这一薄弱环节所包含的变革世界的力量。而嬉皮士运动以花朵对枪口，其中包含了返归自然的主张和诉求——事实上，退潮后的嬉皮士运动，很多发展为自食其力、集体劳作的新村。也是在60年代，全球环保运动开始形成、发展。反省现代性，也包含重新审视所谓“前现代”生活、社会的价值，意味着瞩目于农村、农民作为庶民的苦难和力量。
★
最后、也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参数是第三世界。也许需要补充的是，“第三世界”这一概念便形成于六十年代。为我们所熟悉的是毛泽东的倡导与定义：美、苏两霸是第一世界，西欧等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60年代另外两个第三世界的政治领袖：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和不久前死于极端暴力的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另一个则是法国学者的界定，也是欧美知识分子普遍使用的定义：美国及西方阵营是第一世界，苏联及东方阵营是第二世界，此外便是第三世界。有趣的是，法国学者这一第三世界的概念，正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第三等级”——被压迫、被剥夺者，也是新的上升中的政治力量——的平移或扩展。
回到我们的开始：“六十年代的形象”，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前所未有的，在全球的主舞台、大屏幕上，第三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有色人种占据了压倒多数。毫无疑问，第三世界的凸显，是因为反殖、独立建国、民族解放、人民革命运动，令第三世界整体地闯入了欧美国家的视野。与此同时，也是西欧北美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选择了叛逆性的认同。他们认同了第三世界，他们高举起第三世界的反叛的旗帜。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主、客体的自觉转换过程。
其启示作用在于，今天，对于我们，生于中国——这个倡导并从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思考自己的主体位置？后冷战之后，世界和中国的主流文化的成功建构之一，便是令我们不假思索地、经常是一厢情愿地认同于欧美，首先是美国，认同于其霸权逻辑、文化再现。于是，在当下的中国文化里，联系着冷战历史，一个怪诞的文化逻辑是“胜利的失败者”：这一逻辑充斥在关于二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尤其是冷战的种种叙述之中。即，身为胜利者却深刻内化了失败者的位置，心悦诚服地吸纳了胜利者的逻辑与审判。在大众文化中，我也把类似逻辑描述为“认贼作父、指父为贼”及“反认他乡为故乡”。同样，置身于第三世界，我们在世纪之交的十数年中，自觉地封闭了自己朝向第三世界的视域，单恋般地认同西欧北美。这无疑是又一次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主客体的倒置过程。一个小例子：在谷歌上检索六十年代的图片时，于中文网上发现了一张抗美战争时的越南女战士的照片，中文的标题竟是：“迷人的越南女杀手”。所谓“胜利的失败者”的表述可见一斑。
谈到中国的第三世界位置，想起不久之前我和一个德国学者的对话，每次想到都让我忍俊不禁。起因是我的确不假思索地说了一句：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我这句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我说：“中国从来不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始终是超级大国，只不过沦落了两百年而已”。好一个“只不过”啊。200年——“血泪斑斑的百年记忆”，被坚船利炮攻破大门、屈辱条约、割地赔款，直至失血濒死……重创之后，是精神与文化的漫长的内在流放，是文化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和主体自我中空……。当然，大家应该已经意识到，这对话的前提是造就后冷战之后的世界格局的一个全新的因素：“中国崛起”。今日世界的主流的基本逻辑就是逆推逻辑：以成败论英雄。今日的“中国崛起”逆推出一个“只不过”。不错，这几年再度访美，有意识地出席了许多学术会议：不仅是中国学的、也不仅是人文学的，而且是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发现是，在各种会议上，毫不夸张地说，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债主”——美国的中国债主。出现频率如此之高，以致有两三次我“赤膊上阵”——不是要充当“中国代表”，只是感到必须提醒别样的角度和参数。我表达的大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实物经济所创造的“真金白银”必须、也只能全部转换成美国联邦储蓄银行的债券？如果中国转而部分选择欧元，美国会作何反应？——那即是“误中”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的导弹。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债券从必须助力美国股市的供奉，转而显现出债务的意义，中国成了美国的债主？试问何为财富？何为金钱？何谓债主和负债人？
我也在很多地方说过，好像美国学者比中国学者更相信“中国崛起”。一个小小的证据是，2012年的好莱坞大片中有几部没有中国场景和中国形象？我本人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崛起”叙述保持警惕。因为“中国崛起”的证明，不外乎是GDP或中国人参与全球奢华旅游的数据。无需赘言，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我们只要有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富人，就足以创造这些世界视野中的经济奇迹。但即使依照主流逻辑，现代化进程的成功意味将多数人卷入并令其获益。换一个角度看，随着冷战的终结、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改变，已不再是美、苏、西欧、东欧和第三世界，而成了高度发达的“北方”国家和广大、贫穷的“南方”国家，那么，如果说中国在“南方国家”中以所谓“金砖四国”、“新兴国家”的方式开始或已然崛起的话，那么，中国的崛起究竟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和启示？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南方国家几乎唯一的例外，是否存在着别样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曾经，所谓“中国道路”，有着明确而清晰的意义，那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不错，因为中国革命，中国才得以成为具有完整的政治主权的国家；因为中国革命，我们才得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才赢得了加入世界市场的资格。但我也警惕近年来大众文化中“红色历史的回归”，因为其共同的叙事策略，是将中国革命的历史重述为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前史；曾经的告别革命的主流叙述发生了转变，好像中国革命的历史仅仅因中国崛起而重新获得合法性，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再度获得的合法性。其结果是对红色历史的阉割。对我来说，重新叩访六十年代，也是为了展示当代中国的历史不仅是在特定的世界情势下发生，而且与第三世界、与全球六十年代深刻互动。重新提请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参数，也是为了联系着“中国崛起”，提醒多元、多义的中国文化自觉：关于前现代中国历史、文化，关于现代、当代的历史与文化，关于革命，关于未来与别样选择的可能。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几个六十年代的口号。我本人一向厌恶各类口号，但每次回顾六十年代的时候，这几个曾涂鸦在巴黎墙壁上的口号都一次再次地打动我。
其一，是切·格瓦拉的话：“让我还是冒着遭人嘲笑的风险说出来吧，引导着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
其二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为什么要再提这一句？因为人们不断重复的说法是，经历了冷战的大失败之后，世界失去了未来愿景，失去了有效的变革世界的理论，失去了乌托邦想象与冲动，失去了对新的历史主体的命名与建构力量；所以变革无望，未来虚妄。大家也许知道，著名的法国学者、据说也是今天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具有人文通才型的学者阿兰·巴丢近年来出版了一本小红书：《共产主义构想》。照我的理解，此书中，巴丢以丰富的历史事实和复杂的理论语言讲述/重申的，正是1968年的口号：“没有革命的理论，只有革命的实践”：尽管我们还不能有效地命名新的历史主体，还不能勾勒人类的未来，提供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性方案；但是，被压迫者走投无路的抗争将创造全部可能。作为补充的口号，是“让想象力夺权”/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行动一定不要是反应，而是创造”/ Action must not be a reaction, but a creation。
我最后与大家分享的一个、也是我经常用来自勉的口号，是“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Be realistic, demand the impossible。对我，这是六十年代的旗帜，也是六十年代的精神。用我们更熟悉的说法，便是“知其不能为而为之”。如果是为了正义，哪怕为注定失败的事业而战斗。对我，这也是拒绝后冷战的“新自由主义”、“犬儒”逻辑的选择。
重新叩访六十年代，重新叩访六十年代文化，是为了打开历史与文化空间，以便清算历史债务，启动历史遗产。需要重新思考的命题，包括社会主义与自由，也包括个人与社会。因为一边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大量的社会、社会文化空间被霸占、进而被封闭，公共性被取消，而另一边则是我们似乎开始更重视个人的空间、身份与权利。其中的理想模式，年青一代身体力行的模式，是成为“御宅族”，做个宅男和宅女。只需一台电脑、或pad,便可网络生存与自我完满。但我所要提示的是，这份“宅”生存极大地建筑在对社会网络的信赖和依赖之上。大家试想，一旦这一文明的任何环节发生了任何故障，我们如何“宅”下去？而无论是金融海啸的爆发，还是任何或大或小的自然灾难的侵袭，都不断提醒着我们这一文明自身的脆弱。而且这份自我完满，同时也是自我隔绝和自我疏离；且不论其必然结果，是行动能力和真实交流能力的丧失。一个更为通俗或流行的图示，便是Matrix/《黑客帝国》。一个为网络所连接的个人或个体的世界，如何实践其公共性？如何保护其公共性？除了物权或法权，我们如何思考或实践对社会、对群体、对异质性的人群、弱势人群的权益的认同和责任？这是全新的现实，其中我们/人类是否仍可能拥有梦、理想和未来？
叩访六十年代的另一个初衷或朴素的目的，是在于面对审判六十年代的主流姿态，面对历史纵深消失的今日世界，我们已然忘记了，或无从知晓，我们每个人都在享有60年代的反叛、抗争与前赴后继的成果。六十年代已然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要以为诸如青春、青春期、波普艺术、独立艺术、反歧视、对自己身体和性的权力……，是天经地义的，高度自然的，其实不过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短暂、急促、残暴、血腥，又是激情澎湃的历史的创造和发明。对于网络时代的人们，打破历史扁平、封闭的魔障，事实上相当简单：You can google it. So just go to google it.——尽管这远远不够，但却是个便捷的开始。
如果我们还相信人类将拥有未来，如果我们还希望以人类的想象力去创造未来的话，那么 “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这是2012年北京大学《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中的一个章节，也是上海大学青年学者朱善杰给我的演讲命题。承蒙观察网的朋友纪录整理了那次在上大并不成熟充分的演讲刊于网络。不曾预期的是，这份记录稿引发了不少新老朋友的回馈，尤其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潘维教授的赞赏。于是，我逐字修订、有些是重写了这篇演讲稿。再次感谢为上大的两场演讲之一命题的朱善杰先生，感谢王晓明、潘维教授，尤其要感谢观察网的朋友，你们的记录和刊发，迫使我开始系统地整理这一自己潜心十数年的主题。这一次，我希望自己从远方出发，再次抵达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
2013年2月完稿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