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体报道，河北衡水馆陶县一中青年教师赵鹏不堪重负，于4月27日晚在办公室自杀。赵鹏在遗书中给出了自杀的原因：“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这或者还不是自杀的全部原因，但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作为高三班主任，张鹏每日每月每年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早晨5点40分起床，6点10分与学生一起上操，到晚上10点多学生就寝后，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每月学生放假休息一天，而老师要在这一天把月考的试卷判完；每年寒暑假只能休息10天左右；整个高中阶段，“各种模拟考试、会考、月考、周考、小测验要有100多场” ，“到了高三，所有的科目都有周练，月考更是雷打不动”。这样几乎把时间利用到极限的作息安排把教师和学生都变成了超负荷运转的机器，何以如此，答案自然是为了高考升学率。但是，高考升学率还不是这样做的最终目的，生学率很大程度上又是学校创优争先、谋取利益、领导追求政绩的工具。本来，为了追求升学率而把师生当做被管制的奴隶，剥夺师生的主体地位，这是对教育目标的背离和教育的异化，而再把升学率作为学校、领导牟利的工具，则是教育的双重异化。
 

在这种双重异化的教育体制下，对教师严格控制的同时还会给以利益的诱惑，也就是说，班级升学率与教师的经济利益挂钩，推行量化管理。这样做的前提是把人预设为利益驱动的理性动物，不信任人的更高的精神境界。这种人格预设一旦变为普遍的人格现实，个人在工作付出不能得到相应利益回报的时候，就会对自己的工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换句话说，这种人格预设一旦变为人格现实，个人就丧失了在经济困顿中挣扎奋斗的精神力量与精神支撑，工作伦理纽带变得单一而脆弱。正是教育体制的这种人格预设及其向现实的转化，加重了张鹏的精神痛苦。
 

的确，作为一名高中教师，张鹏的工作付出与经济回报相差太远。在生活成本高涨的今天，张鹏每月1450元的收入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以这微薄的收入自然难以支撑沉重的生活负担——养孩子、还房贷、还借款；而刚刚得而复失的500元交通补助，几乎就是孩子每月的奶粉钱。或许会有人说，以张鹏这样的收入水平，不该买房子。但是，当今房子不仅是生活的必须品，而且还是人的“尊严”的象征，当今消费主义主导的流行观念里定义尊严的是财产。而学校教育并未对此有何反思，而且学校教育就是要为学生将来获得这种“尊严”作准备。
 

报道中称，张鹏自杀前有两个期待没有实现，一是作为学校福利给老师们发笔记本电脑，另一个是县长来学校视察。前者是期待付出的辛苦能够得到补偿；后者是把改变困顿处境的希望寄托在领导重视和行政权力干预之上。后者说明，不管有多么详尽的教育法规条文，实际的情况是，在教育体制内部没有自我改进、革新现状的能力，只有上级行政权力与领导意志才是唯一的指望。这从反面表明行政权力凌驾于整个教育体制之上的事实。而这种指望的落空加重了张鹏的绝望，张鹏遗书中说唯一不放心的是儿子以后怎么活，求学校帮助照顾。这说明他确信自己活着已经不能解决孩子生活的问题，死了倒有可能。
 

教育的双重异化、教育体制预设的精神人格、教育对于财产定义尊严的无反思、行政权力凌驾于教育体制之上，构成当今教育体制的四宗罪。从张鹏艰难的生活历程来看，罪还有三宗：张鹏的艰难生活从上学时就已开始，读三年大学的学费是27000元，付不起，只能借债；大学毕业马上又面临就业的艰难，万般无奈之下张鹏来到馆陶县一中，产业化之后的高等教育奉行的是花钱买知识，买了知识是否能找到工作，那是你自己的事；张鹏生前还在为增加收入而努力评中级职称，而评职称需要在学术期刊上花钱发表论文，中小学评职称也必须发论文的量化管理规定的确为学术期刊带来了好生意。

张鹏的自杀令人痛惜，但愿他辛勤哺育的学生将来不再生活在这样的重压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