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侵袭家园，群众为何缺乏抗灾的积极性？
                                      王磊光
 
    今年夏天，大雨从南落到北，灾情并不亚于1998年。我的家乡湖北黄冈即是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但与1998年不同且引起较大议论的一种情况是：98年，干部、群众和解放军齐上阵，同心协力抗击洪灾；近20年后的今天，却只有干部和解放军在奋力抗洪，群众宁可去抢鱼，在一旁观望，也不主动参与到抗洪的大军之中。
    干部抗洪而群众积极性不高，这在公务员队伍中引起了很多不愉快的情绪，乃至极大的愤慨。然而，出于组织观念，对于群众的是非绝大部分干部不敢妄议，抱怨之情多半只能在干部之间以及与亲朋好友私下聊天时表达出来。敢于把自己的想法和情绪通过媒体展示出来的到底是极少数，比如最近在微信公号流传较广的一篇——湖北应城机关干部邓文明先生所写的《防汛过后的一些反思》：
    “98洪水与今年98+洪水，我都经历过，我来比较一下，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农民父母兄弟姐们呢？他们在干什么？98年，他们肩驼人扛土石，啃冷馒头，喝江水，无怨无悔，水一退，回去迅速自救，自己车水，排涝抗旱。”
    但是今年呢？“我亲身经历：这次湖区抢险，为了群众家园财产、人身安全，转移，疏散，发干粮，饮料。党员干部苦口婆心，他们问一句；‘除了发吃的，还有补助没有，多少钱一天？先给钱。’我们民政一个刚参加工作姓徐的小伙子，整整一天，没有吃饭喝水，讨开水喝，群众打麻将没有倒开水！”“大堤上，都是村干部搭棚子轮流值守，我们查岗，问怎么不派群众来换班啊，村干部苦笑，他们首先要130元一天，现钱，我们付不起。再说也不敢叫，怕说增加农民负担乱摊派，多么无奈！”
    邓文明所说的情况，与我同多位参与抗洪抢险的党员干部交流的情况是一致的。一位领导给我发来微信，里面就有这样的话：“现在不比当年大集体，在家多是老弱又病残，复灾一靠机械二要钱，群众各自只管自家园，干部急得团团转，吃饭睡觉都叫难。”
    遗憾的是，大约因为被一种较为强烈的情绪所支配，邓文明的反思并没有从结果走向原因。
    其实，群众不愿参与救灾的情况并非只在今天才出现，在近些年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显露迹象，本次只不过是一次“集中爆发”而已。今年2与22日，“澎湃新闻”发表笔者的文章《城乡之间，被撕扯的一代》，其中一节“谁来保护家乡的安全”，就写到这样一件事情：
    “有村子山林着火，村委会架上大喇叭喊人救火，承诺给钱，竟无人上前。倒是人人都出来观火，都在叹息。”
     我随后写道：“不要单单责怪看客冷漠。一来，基层组织在平日里并没有与群众建立精神联系，到关键时刻怎可能动员大家参与救灾？二来，留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面对汪洋大火，有心也无力。”
    以上提及的两个原因，对于解释群众为何宁当看客也不参与救灾，也许依然是有效的。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群众不参与救灾，并不等于不自救，而只是不去参与保护公共水利工程、抢修公共交通等，也包括不听从干部的号召去救助别人。在1998年，虽然打工潮已形成，但是农村毕竟还留有较大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而2016年的中国，完完全全是“大国空村”了，留守在家基本是妇女、老人和孩子，除了保卫自家的房屋、水塘、责任田之外，恐怕真的没有力量去保卫水库、河堤等。比如我老家，田地垮塌不少，几位叔叔和堂哥家的房屋背后的山崩塌了，泥土填满水沟平了窗户，村干部也只是来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救灾的事情还真得只能靠自己。
再说干部与群众的联系。自2006年免除农业税之后，农民与村委会以及政府机关的联系陡然松弛；尤其是在维稳思维的指导之下，从县到乡到村，对群众的唯一要求就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有什么问题就用钱来解决，“对上负责”成了它们的最高宗旨，至于真正的民生问题却是不大关心的。农村也主要是依赖打工经济来维持运转，农民的生活与村委会和地方政府关系不大。情感淡漠了，人心涣散了，在大灾来临之时，又如何能将群众动员起来？
然而现在看来，以上两点原因还是不够的，或者说还并不深入。
    许多干部之所以抱怨，背后其实基于这样一种心理：“我”在为你奉献，为你服务，为你守护家园，而你却置身事外！ 素质差！劣根性！……
     问题是：党员干部在第一时间就奔赴抗洪前线，究竟是出于个人的奉献精神还是另有原因？抗洪，受苦受累不说，还要冒生命危险，其中所包含的奉献精神当然不容否认，但，谁都知道，这也并非党员干部走上抗洪前线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国家干部”的“邓文明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人而存在，他们更是整个国家机器上的一颗颗螺丝钉。洪水来临之时，无论他们是否每个人真的具有奉献精神，都得在一声号令之下第一时间赶往抗洪第一线。所以，如果干部的愤慨是基于他们自认为自己素质高、有奉献精神，而群众却是落后愚昧的这个想法，那么我要说：这种抱怨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为什么无法像组织党员干部那样组织群众去抗洪？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国家政策的脉络中。
    在2006年免除农业税之前，国家的权力一直下沉到村，下沉到村里的每个小组，一旦要开路修渠整河道，有力出力，无力就要出钱。所以才有了1998年万众一心抗洪赈灾的感人历史。但现在呢，国家权力下沉到乡镇，再往下就只是下沉到村委会的三五个负责人（小村三个，大村五个）的头上，就再也无法下沉了。而一切问题都可以用钱来解决，“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也就不再成为各级大大小小的干部操心的事情了。更何况，村干部也并非国家公务员，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国家对农村投入巨额建设资金的背景之下，跑项目自然就成了村干部的主要兴趣所在，至于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倒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所以近十年来，农民基本是处于“个人自治”的状态的。平日里没有对于农民的组织，在关键时刻又如何能将他们动员？（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此并非强调要通过传统的层级权力传递来管理和组织老百姓，而只是想明确一个基本态度：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要确保国家的秩序和安全，把群众组织起来始终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至于在新的时期采用什么方式来组织群众，那也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
    要看到，国家在免除农业税的同时，也在事实上免除了农民的一切“徭役”。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在无形之中把“免除徭役”转换成了“免除一切责任和义务”，所以凡是涉及公共事务，需要群众参与的，政府部门和村委会都是通过给钱来雇佣劳力。
    政府的一切的行动都以“搞经济”中心，也主要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如此一来，干部省事是省事了，却败坏了制度，惯坏了群众，养成了坏风气。恰如有驻村干部给我发来的信息：“现在的群众，做一点事就要钱；有一点小问题就找政府。干部到农户家里统计灾情，农民便以为是送钱上门来了。”于是也便有了邓文明文章中那充满愤怒的句子：“防洪法第一条：任何公民都有参加防汛抢险的义务，一句空话执行不了……”
    所以，干部救灾群众不救灾，虽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党群之间隔膜、人心涣散等原因密切相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干部的行动有法律、制度和纪律保障，而群众的行动，虽有制度规定，但制度要么落后于具体的时期，要么名存实亡。
    那么，有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需要我们去面对：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构干部和群众的密切关系，让基层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真正具备能够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力量；二是如何建立和落实具体的制度和政策，让民众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在第二个问题里，与建立制度并行的，就不能不涉及对于群众的“公民教育”的问题。老百姓对公共事业的“责任”，是不能不讲条件地就全部免除的。因为公共事务不仅是国家的事情，也与每一位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每个人的“分内之事”。尤其是当大灾难发生，国家的救援往往是远水接不了近火，大型机械也常常无法靠近，这时候就需要农民自己发动起来拯救家园。
    有先哲说：“做好分内之事不应该受到奖励，因为这是我们的义务。”
                             
     说明：本文的思考受到罗田残联理事长周国文先生的诸多启发，在此致谢！
 
                                                               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