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韩寒携《后会无期》归来，试图通过影片讨论他对于现实的看法，可是，影片的故事叙述与结构似乎都不能支撑他的“现实观”。

张旭东教授答纽约校友群问的这番发言，指明了燕京学堂背后的那盘很大的棋：要设立类似“罗德学者”和“肯尼迪学者”那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项目，要让中国的“燕京学者”和英美站到一起，甚至要以“中国学”这一学科设定超出那两个项目之上。在这个目标之下，全北大的力量都应该为之服务。设立燕京学堂不在中国学，不在文史哲，也不在北大。

气候变暖、冰洋融化？有些家伙就是喜欢耸人听闻！你们早早就发展了，凭什么不让我们发展啊！天天喂野猫？吃饱了撑的！你怎么不去给流浪汉发

这次不能回来参加胡河清先生的文集出版的座谈会，但我非常感激安徽教育出版社，尤其是河清文集的负责编辑何客先生，还有参与文集编纂的张寅

尽管中国的城市贫民绝大部分住在高楼里，看起来有了更为稳定的水电的保障，建筑物也相对牢固，但实际上，这一流动且分散的租住形式却决定了，他们始终无法形成任何社会团结，其与政府或市场的议价能力更是为零。对城市而言，短期看来，政府可以更方便地清查整治，不必担心任何的反抗。长期来看，则无疑于一方面居住贫困在每一幢高楼里积累壮大，而另一方面，政府越是希望它尽快“隐形”，就越是难以形成有效处理这一危机的“安全阀”。

中国人多，学者也多，但真正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实在不多，但我想，

以世界之大，中国人之多，谁都不能保证不出事情。但是，出了事情以后不隐瞒、不推诿，以民众和大局为重，妥善处置，却是各级官员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

打车软件这个事情闹了一年多，可以稍作归纳了。首先，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各方论者举出了一连串原因：技术进步、资本运作、供需失衡、管理粗...

在人们的第一反应中，大妈们跳“广场舞”和书店宣称“不打烊”，恐怕是城市里最不搭调的两种文化形态。一个闹腾，一个安静，一个声势浩大、强身健体，一个轻声细语、清新文艺。如果说它们仍有共同点的话，那便是在近几年的社会新闻里，不仅持续露面，且总是收获截然相反的评价。

屡屡听官员私下里恨恨地骂：中国就是刁民多！从某个角度看，这明显荒谬的刁民论，也有确实的一面：我们的社会中，有太多的事情逼人当刁民了...

在中国，临时工是现象级的。其独特的体制，造就了庞大的临时工群体。这些人往往工作在一线，却拿着比一线正式工要少得多的工资。近年来，“临时工”基本上是给政府的负面新闻埋单的人。出了任何事，临时工就会像救火队员一样勇敢地冲出来，充当罪魁祸首的角色。在法治健全的社会，事故发生后，最先站出来的往往是领导阶层，鞠躬道歉，动辄引咎辞职，这些权高位重的才应该是真正的“临时工”。

《白日焰火》的真正主角是哈尔滨哀默的空间。

封闭的永不停止的列车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隐喻。

马航事件之所以显得荒诞，除了马来西亚方面的拙劣表现，更在于今天的人们对科学能达到的功能确信不疑。

与其说这部电影是文艺和商业的平衡，不如说这是一次类型间的平衡实践，既黑色又小清新，既侦探又反侦探，廖凡最后的舞蹈之所以带来震撼，因为这个“黑色侦探”在那一刻既完成了类型片任务，又摆脱了类型片制约

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与之相伴的对安全的急迫追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而这是和今天人们怎么理解“安全”紧密联系的。

这就是现代人的新年，与逝去的九十年代截然不同。过去新年没有这样的买卖，现在新年变成了这样的买卖。买卖每天都有，现代社会就是买卖，我们都是做买卖的人。未来，如果某次新年里只剩买卖和买卖人，那还要新年干什么呢？

这种“你买我捐”式的广告，为了增加盈利，利用并且扭曲了人们本真的情感。更深刻的是，它掩盖了贫困的真相，它将贫困变得刻板化、简单化，实际阻挡且压制了人们对贫困成因的深入思考！

一个生活在错觉中的人是幸福的，然而当错觉可以掌控人们的生活乃至生死，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灾难。

这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受骗的感觉，但仔细回想一下，并不是欺骗，毕竟私人空间是后来才承诺的，之前既不是叫市场主义，更没有说过私人主义，而一直是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