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变形记”：从年终茶话会到政治宣讲会
1983-1990：初生之后 形式内容的不断创新
一张白纸上，创造力往往会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同样，初生的春晚，如同当时进行不久的改革开放，没有过多包袱与经验的束缚，因此在这个阶段一切都显得新鲜，各种尝试与创新在春晚上轮番上演。例如，在舞台和观众席形式上，最开始是茶话会的布局，台下观众围坐在圆桌上，舞台面积不大，声光电技术也不成熟，舞台上是什么就是什么。中间1985年一度搬到工人体育场里举办，但因实验效果不佳，后来回归演播大厅；1990年的春晚还采用了锦标赛的形式，以一种分组竞争的方式来推动节目的进行。
具体到节目上，80年代的春晚歌舞、相声小品和戏曲几乎瓜分了所有的表演形式。这个时期的语言类节目主要以小人物的身边事为主，比如以陈佩斯朱时茂为代表的小品《吃面条》《烤羊肉串》《胡椒面》《主角与配角》等，以马季、姜昆、牛群、冯巩等为代表说的相声。这些作品当时更多的功能就是博大家开怀大笑。无论小品还是相声，都还保持着较为朴素的面貌，生活气息浓厚。与此同时，歌曲出现巨大的突破：1983年李谷一的《乡恋》使流行歌曲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而1984年张明敏《我的中国心》一夜走红后，春晚对港台和海外华人明星的引入也从此开始。
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春晚政治化不明显，综艺晚会的性质更强，相声小品较少说教功能，歌曲开始“接地气”，主持人更多是报幕员的角色，且兼职居多尚未引人注目。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政治与社会气氛中呈现出来的，这个时代春晚引领了一种开放的风气。
1990-2000：春晚大转型 政治色彩渐浓
1990年的春晚，虽然抓住了80年代春晚的尾巴，且采用了锦标赛的新颖形式，但临近零点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李鹏居然来到了直播现场，并发表新年贺词。国家领导人来到春晚现场，只此一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春晚开始了自身的转型，而政治色彩也渐浓。
这样的转变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到时代背景的重大影响。90年代的中国，整个社会又进入一个急剧转型的新时期：市场经济全面展开，政治与社会逐渐稳定，大踏步地搞建设谋发展成为可能。综合国力的发展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形象逐渐清晰，因此，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也随之铺展开来，而许多小人物的事情也往往放在时代背景中得到升华。投射在春晚上，这台年末的狂欢盛宴势必要集中来展现这种时代大转型下的大事件与小事情。这种展现可以是直接的，最典型的就是用各种歌曲来歌颂党歌颂国家，《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我属于中国》等这些“新红歌”，均在春晚舞台上演唱。当然，这种情况从春晚诞生之日起就有了，《我的中国心》不就是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怀念与热爱吗？只是在90年代，更多的歌曲打上了时代烙印，在现实背景下歌唱党和国家。也因此，男如阎维文、郁钧剑，女如彭丽媛、宋祖英、董文华、张也等人也随之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歌唱家。
相声小品的政治与教化功能也逐渐显现出来。而且这个时期相声和小品在形式和内容上开始变得不再泾渭分明。而随着国家和现实叙事要求的强化，小品的戏剧形式因更能形象表达，在势头上也开始压过相声。那些早期表演喜剧性质更强小品的演员，在90年代中后期的春晚上也开始表演更多掺杂政治与国家叙事的小品，陈佩斯、赵本山、黄宏、宋丹丹、郭达、蔡明等无一例外。而相声的传统形态因为赶不上时代潮流，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始朝小品靠拢。内容上例如1997年侯耀文和石富宽的《京九演义》，在香港回归前说这样一段相声，政治意涵不言而喻；1998年牛群、冯巩的《坐享其成》，名为相声，实际上与小品无异。
主持人的专业化也是这一时期春晚形成的特色。原来那些兼职演员的主持人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专业性的主持人。整个90年代的春晚，无疑是属于赵忠祥和倪萍这对黄金搭档的秀场。赵倪组合将春晚主持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主持人真正开始发挥“主持”的功能，而不再只是一个报幕员式的承上启下的角色。因此，如何表达党和国家层面宏大叙事需要的那些字词句段章，就成为主持人的一个甚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总结下来，党和国家形象与宏大叙事开始全面渗入春晚舞台。无论歌舞，相声小品，还是其他节目类型，无不直接或间接地讲述着、附和着时代大主题。一个盛世中国的景象逐渐在春晚上崛起。
2000-2013：政治宣讲继续 消费娱乐迎头赶上
新世纪以来的春晚，因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公众对市场经济的逐渐适应与认同，使得消费与娱乐逐渐成为民间的主流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春晚的政治宣讲功能并没有消失。
世纪之交的2000年春晚，是一个极好的观察案例，我们可以从开场和零点时分看出。开场第一个节目是章子怡的演唱，这位当时出道不久的影视演员，初登春晚舞台就变得异常耀眼，唱功不行不是重点，重要是她作为一个新世纪来临的消费与娱乐的符号呈现在公众面前；紧接着，冯巩和郭冬临的相声《旧曲新歌》，在天津快板、京韵大鼓的包装下仍在讲述中国世贸谈判、中国女足在世界杯取得好成绩等“大事”。在零点前夕，谢霆锋和董洁这对当时刚过20岁的金童玉女登台演唱，又俘获了不少青年人的心；然而紧接着，又是濮存昕深情的朗诵以迎接零点倒计时。零点过后，赵倪组合再次现身，而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的亲笔题字也被送到现场，表达国家领导人对全国人民的祝福。
就这样，宏大叙事也好，消费娱乐也好，在春晚这同一个时空里就如此无违和感地捏合在一起了。往后的春晚，这种同场秀变得越来越普遍：一边是庄重的国家形象现身，下一个又是某一个流行巨星在舞台上尽情耍动，再下一个小品里可能又充满了市场商业的味道，甚至春晚平台本身也日渐成为一个巨大的赚钱机器。而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化又成为中国一个主流话语。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元素和外国人也加入了春晚队伍。八九十年代相声演员大山因标准的北京话给人深刻的印象；而新世纪，除了西方人，东南亚华人、韩国人、甚至非洲人等也加入进来。整个春晚仿佛成为一个世界人民的大节日。
新世纪以来的春晚，舞台与观众席在变大，声光电效果前所未有地“高大上”，信息通信技术的发达使得春晚能实现所有华人“环球同此凉热”。因为时间与经验的积累，使得春晚从形式到内容逐渐变得稳定下来，程式化的制作由此开始。但也正因如此，每届春晚的个性在逐渐消失，春晚的形式和内容变得“超稳定”，大家对春晚的评价也开始呈现两极分化，但更多的是“骂声”。这种舆论生态延续至今。甚至有人认为，骂春晚成了新世纪以来的“新新年俗”。
从近两年的改革来看，例如大幅减少广告，改造舞台与观众席布局，《我要上春晚》为春晚输送的民间表演者，老脸的逐渐离去，以及表演形式的日益多元化，使得大家对春晚逐渐有了些新期待。但政治宣讲和商业消费在可见的未来仍会继续下去，因为在目前中国这个转型发展阶段，还需要这些东西存在。正如之前三十多年，转型总是需要过程的，“去政治化”的春晚只是时间问题。
春晚如何承载政治符号与意涵？
央视春晚经过三十多年的磨砺，已经演变为一场“高大上”的国家级仪式。在这场仪式中，各种政治元素轮番登台，或直观表达或侧面暗喻，或冲击着或安抚着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大众。这些元素共同承担了春晚作为构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
春晚作为整体而言描绘的家国天下观
最近的一个说法是，央视春晚被定位为一个国家项目。其实，春晚从1983年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操办的。只不过那时候有国家的名头但尚无表征国家的形态。现在当然不同了，春晚从里到外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品牌。
众所周知，家国天下观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政治观念。家庭、国家与天下虽在不同层面，但本质上却是同构的。在这个意义上，春晚这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文化传媒现象在这套政治观念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传统的春节更多的以家庭、村社为单位，大家各自进行各种传统的习俗活动度过春节。也因为如此，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和国族概念或形象出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人们的国家和国族想象是高度分散的。
但春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象。首先，春晚占据了春节这一中国人传统文化中最为神圣最为重要的时间段，这决定了它的节目内容所借此想要表达的既会是传统民俗的，更会充满国家与民族意志。试想，还有什么时间点比在春节讲述这些更为适宜呢？也许在奥运会、在国庆阅兵上也会有这种国家叙事，但这些场合非常难得。而春节年年都有，这个继承传统至今自然而然形成的时间点便成为凝聚全中国人国家和民族想象的绝佳时刻。其次，春晚诞生的1980年代也正逢电视这一大众媒体逐渐普及中国之时。于是一个作为媒介，一个作为讯息，二者合拍，让春晚的影响力在短时间内扩散到全国。
因为电视媒体直播的同步性、共时性和内容呈现的一致性，每个人、每个家庭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区看到的都是同样的表达、同样的内容。虽然每个人从中解读出的东西会不同，但这不要紧，因为春晚通过电视传播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体现国家意志的效用。家家户户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春晚所要表达的国家叙事结构中，无论接受与否，它都已经作为一个既成事实被释放了出来，大众观看春晚的过程也是不断廓清自己对这个国家和民族认识的过程。
再进一步，春晚上时不时出现的海外华人华侨发贺电和拜年视频，更营造了一种“天涯共此时”的氛围：虽然春节以东八区北京时间为准，但在春晚的设计之下，不同时区下不同时间造成的不统一在此消失了。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登上春晚，更给人一种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和谐气氛。于是，全球华人甚至全世界人民在一个时间共同辞旧迎新，这种“天下”的概念和感受不知不觉中也被塑造出来。
国家事件、国家形象 以及国家”幻象”
春晚既然是描绘中国人家国天下观的，那么就必须有足够的、合适的、印象深刻的政治意象来诠释。这其中，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是国家事件，这在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地在春晚舞台上被表达。90年代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大事无疑是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1997年的春晚上，在临近零点之前的几十分钟内，连续有五个节目都与香港有关。首先是侯耀文、石富宽相声的《京九演义》，以1996年京九铁路的建成为背景来展开，接着由香港女歌星彭羚演唱《天使》，然后是现场专题报道《三趟快车奔香江》，把有关部门的官员都请来现场，然后又是一首群星联唱《公元一九九七》，最后以赵忠祥倪萍的配乐诗朗诵《北京时间》来迎接1997农历新年。这几个节目用同一线索串联起来，以不同形式来展现社会各界对香港回归的期待。到了1999年，那首《七子之歌·澳门》也被小女孩容韵琳唱到了当年春晚。也是从1997年开始，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媒体传播力的提升，国家大事件越来越多的出现，被报道的幅度越来越大，于是春晚就成为国家大事件扎堆展示的不二平台，例如申奥成功，国足打入世界杯，青藏铁路，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神舟飞天，国庆六十周年等等。表现形式遍及歌舞、相声小品、诗朗诵、现场报道、主题活动等等。
细化到当事人，这便是国家事件中的具体形象。这些国家的代表亮相春晚已经是习以为常的规定动作。1997、2001、2005、2009四届春晚都有上一年在奥运会中夺牌的体育健儿献身春晚，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2009年蔡振华率领了60多位奥运健儿在春晚上集体大拜年。而从神舟五号杨利伟开始，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后凯旋的航天员们也无一不在春晚舞台行军礼。当然，每年春晚舞台上还少不了神圣的解放军形象。
除了国家大事和国家形象外，还有一种方式，便是构建出一个政治意象来展现中国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政治观念。在春晚舞台上，有好几次这样的案例。一次是1995年，在现场活动《看看我们的母亲河》中，当时的黄河“渡过”组委会送来一件装置，99个瓶子按照黄河“几字形”摆放在面板上，每个瓶子盛装黄河所在流域的水样，于是以这样一个浓缩的方式，黄河水的全貌在春晚舞台这个空间中被构建出来，被公众“看见”了。显然，这些水样不等于黄河本身，但因为它们在同一天同一时刻同时提取，这种仪式性的过程又让它们实际上代表着黄河。之后，现场又请来了黄河沿岸的9位各族送水人走上舞台，用家乡话来介绍自己，并让居住在源头和入海口的朋友亲切握手。最后还把台湾几位大学生请上来，送给他们一壶黄河水。在这个现场活动中，地域、民族和政治差异统统被化解掉，华夏儿女天下一家，中华民族的情感以这条虚拟的黄河为纽带被完整地构建出来。到了1998年春晚，这一形式更进一步，现场的纪实访谈请海峡两岸同胞共谈黄河水、日月潭水、长江三峡水，最后，这三瓶水共同汇聚到了一个大缸里。
经过了1995年和1998年的经验，在2003年现场活动《国土汇聚》中，这种构建国家意象的实践达到了一个最高峰。与95年春晚一样，现场汇集了内地31个省市区，以及港澳台采集的34箱泥土，在主持人深情并茂的介绍和诗朗诵中，这些泥土被现场34位礼仪小姐倒入了一个青铜鼎。一个大一统的中华大地，就这样被捏合与构建出来。无论江河还是泥土，当它们零散各处时只是自然界的存在，但当它们汇聚到同一时空中时，它们便代表了这个国家，具有了至高无上的神性。
除了在春晚舞台上诠释国家与政治，还有一个窗口，就是春晚片头。
许多人认为春晚片头不过是短短几十秒的一段进场动画，没什么可值得关注的。的确，在我们普遍的印象里，春晚的片头就是一段制作精良的3D动画，用灯笼、年画、鞭炮、剪纸、生肖等传统年俗的形象来呈现，许多时候还会出现复兴路上中央电视台大楼的造型，最后打出“某某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字样。
但有几个年份，春晚片头却花费高成本进行实景拍摄和剪辑。因为是实景，所以充满了现实感。在这其中，一种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被短促而密集地构建出来了。
2000年，因为适逢千禧年，春晚片头抓住时机打破过往常规，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实景拍摄和后期剪辑。片中，出现了一架波音747客机，和一面硕大的印有以“2000”字样组成龙形的红旗。伴随着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和动听的民族乐，这面红旗被飞机带到中国内地的31个省市区，带到港澳台，所到之处一边用镜头展示着各地的风景名胜、风土人情，一面在这面红旗上盖上各自省份简称字的印章。最后，这面盖满了印章的旗帜被带到春晚现场，就这样，一个电视上才能看到的片头与晚会现场又有机结合了起来。
次年2001年，又逢21世纪第一个春节，因此延续了上一年的实景拍摄。只不过，这一次不再全国性地撒网，不再是象征性的展示，而是有代表性地展现了具体的中国人在新年来临时的面貌。有奋战在一线的工人，有赶马车回乡的村民，有大城市里的家庭，有新生的婴儿，有福建土楼里的居民，有驻扎边疆和海洋的士兵，有在火车上回家的旅客，有坚守在交易所大厅的工作人员，有新婚的夫妻，当然还有各个少数民族。这些具体的人共同组成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人的群像，处在这样的历史关口，每个人脸上都露出笑容，每个人用手组成一个框，框里映射着发光的“2001”字样，这代表着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与2000年的宏大叙事不同，2001年用这种片段式剪辑微观地展现了中国各行各业人们的时代精神。不过，虽然表面上是关乎个人与家庭，与国家无关。但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呈现，背后仍凝聚着短片要暗示四个大字：盛世中国。
盛世下的盛装高歌：宋祖英VS彭丽媛
春晚，歌舞类节目一直占据着大头。2014年春晚因为语言类节目进一步缩水，歌舞类竟然占到了42个里的28个。有人戏称，春晚就是歌舞当中插播相声小品杂技魔术。因为歌舞节目繁多，所以能连续上春晚独唱的人必定是德高望重之辈，是春晚这个国家级舞台要塑造的主流国家形象。而能在春晚上独唱超过20届的，唯独二人：宋祖英与彭丽媛。
这两人，都是中国顶级的民族歌唱家。我们知道，歌曲是表达情感最为浓烈最为直接的表演形式之一。这两位歌唱家在春晚上罕见的独唱经历，将主流话语和思想演绎为颇具美感的艺术形式。她们有相当多的共同点，例如都是盛装出席，都拥有政治身份，所唱歌曲基本都是主旋律，当然也都深受大众的喜爱。但不同的是，她们所唱歌曲的内容各有侧重，她们各自对歌曲的呈现方式略有不同。
先来看看宋祖英。她在1990年春晚以一首《小背篓》一夜走红，此后23年春晚零缺席。这首歌是以宋祖英自己的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背景，是一首地道的表达乡愁的民歌。初登春晚舞台的宋祖英尚未涉足政治气息浓厚的主旋律歌曲，这在之后多年都是如此。例如1995年的《辣妹子》，仍是一首以家乡风土人情为背景的民歌，广为传唱。
随着春晚经验的积累，宋祖英逐渐开始转型进入主流话语的演唱，标志性的歌曲便是1998年的《好日子》。从歌词来看，这首歌放在春节唱非常应景，而结尾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升华了这首歌的主题，即每个老百姓处在中国的盛世和平时代，日子过的有滋有味。而新世纪以来，宋祖英完全成为了国家主流思想的叙事人，与想要达到政治宣讲效果的春晚融为一体，这从曲名就能窥知一二：《越来越好》《风景这边独好》《美丽的心情》《五福临门》《和谐乐章》等。宋祖英的歌政治意象常常不直接出场，往往是从一个微观或中观的角度切入，但这不妨碍它们都是主旋律，因为支撑词曲背后的意象均是党和国家。
再来看彭丽媛。从1986年到2007年，除1990和1994年，彭丽媛上了20届春晚。与宋祖英不同的是，1986年彭丽媛初登春晚舞台就唱了《我的祖国》，之后历届春晚，彭丽媛的大部分歌曲均直接与主流意象对接，例如《我们是黄河泰山》《在中国大地上》《我属于中国》《江山颂》《世纪风雨》《江山》等等。2004年的歌曲《江山》，是一首明确歌颂党的群众路线的歌曲。“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彭丽媛在演唱的同时，背后的大屏幕播放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中共领导人的影像资料。这首《江山》在2004年春晚演唱后，又在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群众游行时，作为胡锦涛的巨幅画像和继往开来方阵的出场旋律，赞颂科学发展观。因而，这首歌也被认为是既《东方红》《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后，又一首歌颂党中央的代表曲目。
而到了2007年，彭丽媛在演唱又一首歌颂党和国家的歌曲《报答》时，背后大屏幕再次播放中共历届领导人到各地视察的影像，而且这次不但时间更长，还加上了除胡锦涛之外的其他八位政治局常委。这应该是至今春晚现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场”最多的一次了。
宋祖英和彭丽媛，她们都是民族歌唱家，不过前者唱法偏流行，后者偏美声。前者偏欢快，后者偏庄重。她们各有特色，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了春晚舞台上高歌咏叹、以歌言政的奇观。两人在春晚同台高歌多达16届，而2014年春晚是两人自1986年以来的首次同时缺席。
春晚小品：政治、娱乐和大众消费
每年春晚节目单公布后，首先引人关注的不是别的，而是语言类节目有多少。2014年春晚的节目单甫一公布，大家纷纷吐槽语言类节目太少，春晚沦为演唱会。
小品作为从春晚舞台走出的戏剧形式，在春晚的历史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原因在于，小品的原初功能在于让大家轻松发笑，在春节这个团圆的日子里热热闹闹、忘却烦恼。这也正是春晚本来想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因此，春晚小品演员的知名度和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直接决定了一台春晚的水平。
小品作为话剧的变种，天生有着强大的叙事能力，这是歌舞等形式无法比拟的。小品所反映的，无不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加工。随着时代变迁，这又与现实生活中的出现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相互勾连起来。因为春晚本身也在嬗变，小品又在不断创造着一套符合春晚的叙事结构和话语体系。
春晚小品已走过30年。这段时间里，无数的演员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总有几个人长期占据春晚舞台，久而久之成为了春晚小品的灵魂人物。以下要解读的这几位人物，在2014年全部缺席。他们的作品也是观察春晚小品意涵的极好样本。很难想象，没有他们的春晚，小品将向何处去？
陈佩斯朱时茂：从小人物“破事”到砸烂洋奴思维
1984年，陈朱二人合作表演《吃面条》，从此，真正意义上的小品诞生了。之后，陈朱二人又在春晚合作了九个小品，分别是《拍电影》《烤羊肉串》《胡椒面》《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姐夫与小舅子》《大变活人》《宇宙体操选拔赛》《王爷与邮差》。
就是没怎么看过他们小品的人，但从名字也能看出，他们的大部分作品与主流话语没多大关系，演的都是小人物的命运，用朱时茂在《主角与配角》中揶揄陈佩斯的一句话，“像你这样的形象是吧，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啊、地痞流氓啊，不用演，往那儿一戳，就行了”。这基本上总结了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形象。用一句掉书袋的话来说，陈朱二人的表演在绝大部分时间是反春晚话语体制的，是真正源于民间的幽默。
然而，这样冲破体制的表演，最终仍逃不过被收编入春晚这个话语场构建的主流叙事。在1997年的《宇宙体操选拔赛》中，朱时茂一出场就表示，自己是国际体联的代表，是来为2000年奥运会来选拔优秀体操运动员的，然后教练“陈小二”带领一帮乔装打扮的、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佳绩的国家体操运动员来搅局，接着就是这帮人练双杠失误引发的各种笑料。最后，这些运动员换上运动服重新上场，由陈佩斯再次为大家正式介绍。正如笔者在《春晚如何承载政治符号与意涵？》中提到的，这是国家形象的出场。而之前的所有营造的笑料都是为了这些形象的出场而服务的。于是，陈朱二人在这个小品中，身份由过去的民间草根变成了官员、教练这样的精英阶层，而表演的主体也交给了国家形象，自己只是一个向导，在这个表演中，他们自己缺位，让步于主流叙事。
在次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中，这种主流叙事表现地更为直接和高调。这个小品本身就改编自体制内的著名剧作家阎肃的《万国运动会》。小品讲述满清王朝时代下一位王爷带领一位能跑腿的邮差来万国运动场和各位洋大人比赛跑步，但告诉他跑多快也不能拿第一，因为拿了第一洋人不痛快，老佛爷也绝不会高兴。我们都学过历史，课本告诉我们清政府是西方列强的“在华代理人”，是一伙的。不过，这位邮差似乎不买账，当洋人们都开始跑的时候，陈佩斯扮演的邮差也开始追，在现场绕着舞台一圈，口中振振有词：
“王爷，今天我就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追回来。明个儿，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除去的土地给追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挥起青龙偃月刀，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欺负咱们中国人！”
于是，一个喜剧小品经过这样的处理变成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作品。作为历史上有着百年耻辱的中国，这样的表现手法无疑能极大地调动每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愫。的确，正如陈佩斯小品中一句话，“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呐！”要当人，更要当个独立自主的中国人，这便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题，也无疑是延续至今的主流政治观念。
也许是不太感冒这种主流话语的表达，1998年后陈朱二人再也没有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他们也因版权纠纷遭到央视永久封杀。不过，也因为如此，他们二人在地方春晚和其他平台有了更广阔的施展和实验空间，这无疑是再一次反体制的表现。
赵本山：政治农民开的“国家级玩笑”
1990年的春晚，诞生了日后的两位超级巨星，一位是宋祖英，另一位便是赵本山。在陈朱二人谢幕春晚后，赵本山接棒成为春晚小品的真正霸主。“卖拐三部曲”代表了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的全盛时期。可以说，赵本山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赵本山出身农民阶层，因此从一开始，他的形象、气质和谈吐就几乎没有变过。他代表的是中国亿万的农民，而农民又是乡土中国的最重要组成，乡土中国又是中国的普遍面貌。因此，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无论表演什么，他身份的代表性决定了他的政治性，他是一个活脱的“政治农民”。
赵本山言说政治，这在他许多小品中都能直接找到台词照抄过来。例如《昨天今天明天》里，赵本山扮演的老农黑土拿着小红本念打油诗：
“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
又如在《拜年》里，高秀敏说范伟扮演的县长一年到头干了不少大事，赵本山接茬：“ 大事儿一年干老了，香港回归、三峡治水、十五大召开、江主席访美，这一年把你忙……这也不是他干的啊？”
像这样由赵本山扮演的角色在小品里突然冒出几句国家和国际大事不胜枚举，就不展开。这还只是比较直接和低级的言说政治的方式。比较高级的方法是以自己作为农民身份在小品里诠释农民的当代形象，或与基层官员接触，或与城市人较量。
在《牛大叔提干》里，赵本山扮演的农民因为饭店经理的请求，在剧中顶替一位多次陪吃饭导致住院的基层干部来主持饭局，但因为不适应这套官场作风而与经理发生矛盾。最后，因为客人不来了，这桌饭就这么被浪费了，老赵于心不忍，拿起两个鸡蛋走人。这是在以一位农民的视角来阐释官场腐败。同样，在《三鞭子》中，赵本山扮演的农民与路上陷入大坑的汽车司机和随行的干部发生口角。但最后得知这位干部是来为村里修路的，马上掏出鞭子抽了三下，号召全村村民来抬车。这其实又是在反映干群关系紧张，老百姓普遍不信任干部的现实。但因为春晚所要求的主流叙事，最后得有个正面的结局，于是现实中仍普遍存在的干群矛盾在舞台上被化解了。
而在《红高粱模特队》中，这种农民形象变得更加喜剧化，乡村与城市两套思想观念之间的分歧被夸张地放大。当赵本山对范围扮演的城市来的模特教练说出“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没有普天下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时，这是乡村对城市代表的现代话语的挑战。而最后，赵本山带领自己的乡村模特队在舞台又说又唱又跳时，一个被构造出来的新时代的“三农”呈现在我们面前。毫无疑问，这种三农形象只是局部成立，无法代表复杂的现实。但因为赵本山强大的政治代表性，这种舞台与现实的差异也就被抹平了。
当然，这还不是最高级的政治言说方式。在卖拐三部曲中，赵本山言说政治真正达到了最高级。这三部曲，用赵本山自己的台词，就是“卖拐把他忽悠瘸了，卖车把他忽悠捏了”，最后自己被忽悠进去了。赵本山扮演的大忽悠，无疑将中国人瞒和骗的国民劣根性淋漓尽致的演绎出来。像卖拐卖车这样的事，其实天天都在无数次上演，只看媒体肯不肯报罢了。赵本山将这种普遍现象集中在春晚舞台上展现，兜售的是无数笑料和肢体动作，收获的是更多笑声和更稳固的地位，娱乐了大众，“丰收”了自己。在这笔无声的交易之下，台上台下达到了一团和气的效果。但这种瞒和骗在现实生活中仍在继续，甚至在不断地复制赵本山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赵本山揭露了国人的国民性，又放纵了这种国民性。当然，最后赵本山还是妥协了，让自己成为最终的失败者，完成了又一场正义战胜邪恶的主流叙事。
黄宏：煽情动情滥情 一切为主流思想服务
除了陈朱和赵本山外，春晚舞台上另一位不能忽视的小品大腕，非黄宏莫属了。但不幸的是，黄宏始终处在赵本山的阴影之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黄宏自己的军人身份，也决定了他的小品始终绕不开主旋律。无论他扮演什么角色，无论初设的剧情多么接地气，最终总能绕到国家叙事层面。
比如在1999年春晚的小品《打气儿》上，黄宏饰演的下岗工人，面对句号扮演的一位街道办工作人员，在给他的自行车打气儿的同时，来了一段自己在舞台上最拿手的顺口溜：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都能一帆风顺呢，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呀，你就那我来说吧，十八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是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三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领导一跟我谈话，说单位减员要并厂，当时我就表了态，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
这段顺口溜看似轻描淡写地从黄宏口中轻快地蹦出，背后却是极为沉重的社会现实。1998-2003年国企大规模改制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被迫下岗，理由总结为八个字：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这些工人并非都是如今低技能低权利的农民工，许多仍是体制内有一定技术有政治素质的人。黄宏小品里扮演的下岗工人就是他们的一个缩影。他为了国家着想，主动提出下岗，个人的命运在国家大的前途面前都不值一提了。大不了就是像刘欢唱的那样，“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但当数千万的工人的未来命运都这样被无情剥夺时，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追问，这到底是为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还是为了少数人的及时利益。但黄宏在舞台上豪言壮语，将残酷的现实掩盖起来，转而向主流思想表示认同。
这是涉及国家政策和社会现实。除此之外，黄宏的小品还从多个角度在为国家叙事服务。比如，在2000年小品《小站故事》中，黄宏扮演的辛苦一年挣了钱准备回家的农民工，在车站候车，碰到了一位在内地参与修路同样也准备回家过年的台湾同胞。两人因为报纸上台湾9·21大地震的报道和开始的互相不信任发生了矛盾。但当台胞亮明身份，黄宏表示非常抱歉，把之前生气撕碎的报纸拼了起来，在台胞临走之前还把自己的3000块钱误当报纸塞给了台胞。但当发现自己的钱没了也眼看追不回来后，他呼叫道“给台湾人民带好吧”。当然最后，台胞又返回来准备还钱，在两人的一番推搡中，黄宏深情地说：
“大哥，我知道你们不缺钱，还多少是个意思，我们受灾的时候，你们不是也给过钱吗？”“听我说，别人的钱都能收，我们的钱怎么就不能收呢？别忘了咱是一奶同胞啊！”“这点钱，就算我孝敬老娘的，你跟她说，在家乡，她还有个儿子！”
经过这番表态后，海峡两岸的亲情、互助、血浓于水的情感，在春晚除夕之夜，又一次被戏剧地升华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的大一统政治观念，在两人牵手表示向海峡两岸的老娘鞠躬的瞬间，被迅速地建构起来。
这是涉及主流政治观念。而关于政治叙事主体的国家大事，在黄宏小品中当然也不会缺席。2009年小品《黄豆黄》，黄宏又扮演了一位种粮大户，因为不知道把门票塞哪了而错过了现场观看北京奥运会的机会。但为了给身边人做个交待决定自编一个开幕式，还拉上老伴配合表演。当然，最后还是露馅了。这中间引发了各种笑料。显然，这些笑料都是建立在北京奥运这个国家大事之上。最后，当黄宏从奥运礼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时，他似乎要热泪盈眶：
“看到五星红旗我就激动的想流泪。昨天开幕式的现场，当鸟巢的现场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全场9万多观众都挥动手中的红旗啊！鸟巢外面人站着、车停下，广场上红旗一片，全北京全中国，在同一个时间唱响了同一首歌《国歌》。”
黄宏的小品就是这样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在言说着主流话语，言说着政治。尤其当小品将要结束时，往往都想起一阵深情的背景音乐，这种气氛的营造，可能是黄宏小品最大的政治特色了。
相声小品化 冯巩左手谈政治右手谈人民币
许多人想知道登上春晚舞台最多次的是哪位，答案就是：冯巩。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他多次坐在全国政协会议的主席台上，可以说是春晚舞台上政治地位最高的演员之一。自1986年初登春晚至今，冯巩没有落下一届，创造了前无古人的登台纪录。
在传统的印象中，冯巩是和牛群搭档说相声的，这是事实。但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从90年代开始，冯巩无论和谁搭档，他的相声越来越小品化，使用到各种道具，充满各种故事情节，逐渐传统相声的表现形式。从相声到相声剧，再到小品，冯巩完成了自己从“说”到“演”的蜕变。在这个过程中，冯巩一边谈政治，一边谈经济，一边说着国家大事，一边紧跟商业消费潮流。他的作品，处处充满了这样的矛盾统一。
例如，早在1993年春晚，他和牛群搭档表演相声《拍卖》。说是相声，其实还不如说是结合了小品的一次“现场商业活动”。表演中，两人不停地向现场观众拍卖手上的东西，有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跳水运动员高敏的“金牌”、赵本山的帽子、演员巩俐在电影里骑过的驴、时任国足主教练施拉普纳的白头发，最后连冯巩都成了拍卖品。牛群解释说，在这个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名就是品牌，就是经济效应。
在这个充满铜臭味的相声里，一切虚的实的东西都能被人民币衡量了。而国足主教练施拉普纳的出现，无疑又代表了国家，只不过这次请来一位外来者代表。就这样，国家展示与大众消费，政治与经济，集体与个人，就这么被无缝对接起来了。放在西方国家，这可能被认为是不可思议，但中国是个政治和经济不分家的国度，于是这种叙事显得再自然不过，尤其在市场和消费话语逐渐被官方塑造成为主流后，这样的叙事有了更加强有力的合法性。
在之后的历届春晚里，冯巩虽然换了不少搭档，跟郭冬临、朱军、周涛、牛莉、闫学晶等人合作过，但这种双元的叙事结构却贯穿其中。冯巩的这些相声剧也好小品也好，讲的更多是身边鸡毛蒜皮的小事，但经常不经意间将这种叙事结构嵌入。与黄宏一样，冯巩也爱说顺口溜，讲的也不外是大事件的梳理，而且他还格外关心国际大事，例如美国总统换届，他连说了三次；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下台，也逃不过他的调侃。同时，这些小品中鸡毛蒜皮的破事大多数也和直接利益，说直白就是金钱相关，这又展示出市场逻辑对生活的全面渗透，例如2011年的小品《还钱》。
总结下来观察，春晚小品以其得天独厚的叙事能力在舞台上搭建着一套符合春晚的主流话语逻辑，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意涵。政治、娱乐、大众消费在小品里被杂糅在一块，分不清到底是小品是在反映现实，还是在幻化现实。不过，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即没有小品或小品缩水的春晚，它能达到的话语宣教功能将极大地弱化。
春晚主持人：政治与作秀的双重使命
每年的春晚，除了导演和正式节目外，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春晚主持人了。2014春晚主持人在正式出炉前，各媒体的猜测引起了各种乌龙，足见春晚主持人的引人注目。主持人为什么这么重要？
虽然晚会主持人的概念与形式是从春晚走出的，但主持人不是一开始就像今天这样在春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回溯历届春晚，主持人的角色同样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转变。
马季姜昆：春晚主持“临时工”
如果我们分析1980年代的春晚主持人的名单会发现，除了赵忠祥外，他们几乎没有一位是央视内部的职业主持人。看看1983年第一届春晚的主持人，王景愚是哑剧演员，刘晓庆是影视演员，马季和姜昆又是相声演员。马季姜昆们很有意思，经常前一个镜头还在主持，后一个镜头就自己开始表演了。80年代的春晚，主持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兼主持兼表演一路过来。与其说是他们是主持人，不如说是报幕员，因为80年代的春晚主持人的角色工作就是充当两个节目间的承上启下，既不承担叙事任务，也没有多少作秀的成分。主持人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基本没有树立起来，主持人成为一个可有可无，谁都可以来串场混脸熟的角色。马季姜昆们，虽然成为春晚主持人队伍的元老，但却是不折不扣的“临时工”。
赵倪组合：神圣声音和政治修辞的完美呈现
不过到了90年代，春晚主持人却迅速地建立起专业性、权威性，甚至是神圣性。专业性角度而言，90年代的主持人逐渐告别鱼龙混杂的各界代表，开始稳定在央视内部的职业主持人选。从权威性而言，1991年赵忠祥和倪萍第一次搭档主持春晚，并在整个90年代成为春晚主持人史上最为大众印象深刻的一对组合。从赵倪组合开始，春晚的主持人完全脱离了80年代“打酱油”的角色，成为不可忽视的主角与台柱子。可以说，赵倪组合真正建立起来的主持人这一角色应有的内涵。
我们知道，90年代的春晚逐渐建构起来一套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而建构这套叙事需要谁来参与？除了正式节目外，主持人的角色逐渐被发掘与放大。于是，赵忠祥和倪萍因为他们富有特色的声音和主持风格，逐渐成为这套叙事的讲述人。在《春晚如何承载政治符号与意涵》里，笔者曾提到了多种表达国家叙事的意象的方式。在这其中，有许多都是赵忠祥和倪萍在主持。他们就像神父和祭司一样，不但充当了现场的主持角色，还充当了国家意象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桥梁，成为在其中穿针引线，以达到构建国家叙事、宣传主流话语的效果。
来具体看看几段赵倪组合的主持词。1995年的现场活动《看看我们的母亲河》，倪萍满怀深情地说：
春节，确实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盛大的节日了，说起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您一定会想起黄河，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全长5400多公里，她奔流了160万年，但是从古至今，我们谁见过黄河的全貌呢？今年的春节，黄河的度过组委会给我们送来了不同寻常的礼物。大家跟我来看，俗话都说，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您瞧，这九十九个瓶子里装的就是从黄河源头开始直至黄河入海口各个地段的黄河水样。非常有意思的是，您瞧，这源头的水就像天空一样，那么纯净，而到她的中段，这黄黄的颜色就像我们炎黄子孙的黄皮肤，而到她的尾部就像大海一样的蔚蓝，朋友们，我们要知道，这些水样的提取，不容易啊，因为它要在整个黄河的1000多个水文站，在同一天的同一时辰，同时提取。此时此刻，全世界的华夏儿女通过我们的电视屏幕第一次看到黄河水样的全貌，看到我们的母亲河。
倪萍以这样具体、纤细而充满女性感性的解说，达成了建构宏大叙事的效果，同样的情境又出现在了2003年现场活动《国土汇聚》中：
今夜，在这个全球华人共同守岁的夜晚，此刻，我们将把目光投向祖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今年的春节晚会我们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这就是华夏纽带文化工程组委会给我们送来的34箱泥土。这些泥土是采自神州大地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自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采自台湾的阿里山。这34箱泥土是34种味道，34种颜色。朋友，这些泥土就是养育我们千百万年中华大地的土地啊。这尊青铜鼎是著名的美术家韩美林特地为今晚、为此刻而铸造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曾倾心汇制了100克的国土，把它搭载在2002年12月30日升空的“神州四号”上。这些国土在“神州四号”上、在太空中遨游了六天零十八个小时。在一百零八次地飞越了我们的神州大地后，这些从太空回到我们土地的国土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被我们珍藏在这个水晶球里。现在，我们要郑重地把它放在宝鼎的中央。亲爱的朋友们，此时，亿万观众将亲眼见证一个历史的时刻，这就是我们请祖国各地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兄弟姐妹把这34捧国土汇聚到这宝鼎的中央，这就像我们兄弟姐妹的血融汇在一起。我们说中华儿女血脉相通，我们说中华大地山水交融！
与倪萍作为女性的煽情与亲切不同，赵忠祥作为年长的男性代表的则是庄严和权威。还是在《国土汇聚》中，倪萍解说完后，赵忠祥随即现场朗诵一首短诗，气势磅礴：
神州沃土，华夏膏壤。五色交辉，载玄载黄。昆仑珠峰，民族脊梁。血脉灌注，黄河长江。育吾子民，岁吉年祥。厚德载物，礼仪斯张。与时俱进，国运大昌。金瓯一统，再铸辉煌！
在1997年春晚零点到来之前，配乐诗朗诵《北京时间》，赵倪组合再次为我们展现这种强大的叙事功力：
赵忠祥：此刻，改革开放的中国正迎接八面来风。北京时间秒针一动，就是大河上下鼓角连营。
倪萍：啊，中国，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中国。左手一条高速路，右手一条航天城。
赵忠祥：喝令长江改道，走东海，召唤大漠天涯，刮绿风。
倪萍：今夜，让我们趁除夕夜色，向零点集结。踩着本世纪的残雪，倒计时冲刺，向着繁荣。此刻，南中国海的涛声，是如此的清静，又是如此的多情。
赵忠祥：1997，香港归航的汽笛将正点鸣响，中国，将用北京时间的6个月去跨越一百年的时空。
倪萍：你听，你听，北京时间的滴答声里，寒雪下面，青草伸展着小手，溪流欢跳着歌唱。
这节选的一段，还嵌入了对香港回归这一即将到来的大事件万众期盼的情感。伴随着二人身后巨大的时钟表盘，伴随着表盘上转动的秒针和时针分针慢慢重合到零点，又伴随着背景音乐，这一幕无论二人的声音、朗诵的内容和包含的情感，都具有了莫大的神圣性。宏大叙事经过这番处理，拥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整个90年代的春晚舞台，无疑是属于赵倪组合的，他们相得益彰的搭配，他们的发出的声音和说出的政治修辞，让主持人在春晚上的形象立体而丰满。
朱军周涛李咏：宣讲表演插科打诨一个都不能少
进入21世纪，主持人的角色功能又发生变化了。因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逐渐进入了充满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的时代。因此，春晚主持人的表现也开始朝这社会潮流发展的大方向靠拢。
当赵倪组合渐渐老去，朱军，周涛和李咏们，这些后生们接棒成为春晚主持的常客。朱军、周涛还在部分延续赵倪那种宏大叙事的表达，他们二人基本上承担了主流话语的叙述，例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和国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xxx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等等。周涛离开春晚舞台后，董卿接过了这把大旗。而在2014年春晚上，朱军甚至一度身着中山装出来为充满革命气息的《英雄组歌》报幕，有板有眼。
另一方面，在消费和娱乐渐成为民间大众的主流思潮时，主持人中必然需要有符合这样气质的人出现。李咏无疑是绝佳的代表。夸张不羁的发型，轻松搞笑的说话方式，fashion的着装，与现场观众的互动，一切元素都让他成为这个消费与娱乐时代的典型符号。2002年初次主持春晚，李咏就在一个小品里把自己的栏目《幸运52》的答题环节放入其中，在2005年春晚上，他又把《非常6+1》搬上春晚，还现场砸金蛋。2003年春晚，他还曾现场给娃哈哈非常可乐做广告，当然是以间接变魔术方式。但毫无疑问，他成功地把自己身上消费与娱乐的天分移植到春晚舞台，因此，他被大众迅速地接受，成为新世纪以来春晚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为李咏的出现，其他主持人也纷纷开始改善自己的主持方式。于是我们看到，在完成例行的政治任务之外，原来80年代那种兼主持兼表演的方式又回潮了。还以朱军为例，他之前相声演员的经验给了他语言类节目表演的基础，他和冯巩合作演出了不少节目。而其他主持人，像周涛、董卿等，也都纷纷参与到春晚节目的表演中。2012年毕福剑和李思思的加盟，无疑又将春晚主持人的综艺娱乐性进一步加强。
新世纪的春晚主持人，不再像过去那样肩负着较为单一的使命。因为社会的多元化，主持人也在变得越来越全面，又能讲政治，又能说笑话，又能演小品，又能暖人心。而总结起来，春晚主持人在今天，正承载着政治和作秀的双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