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言论总能与时俱进给大家提供点话题。在高考填报志愿的当口，以“太蔟”为网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科普作家”孙文俊如下一段“微博体”言论引起了网民注意与热烈讨论：
一位朋友的女儿学文科的，高考分报人大可选个好专业，报北大只能选个差专业。这姑娘不知怎么着了魔，一定要上北大，在家人朋友的苦苦劝说下，最终还是选了报北大历史系。一个文科傻妞就此诞生。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之所以说他是微博体，一是限于字数，对文科做了一个全称判断，有把所有的文科都一棒子打死之嫌；二是用了傻妞、天作孽自作孽这样比较情绪化的语言。极端性和情绪化是该条微博能吸引眼球的重要因素，孙教授确实不亏为一个“科普作家”，对文学手法能够比较灵活的运用，尽管他对文学的理解似乎也就停留在文学能提供点“手法”上。这点文学手法再加上他本人名校教授的身份以及时值填报高考志愿的关键时期，这个帖子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可能意识到文科范围太大，尤其是还包含特别主流对社会影响很大的热门专业，孙教授没多久就多次再发微薄修正自己的言论，说专门针对“文史哲”，而把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等排除在外，认为后面这些专业还是靠谱的（实际上，孙自己就服务于哈工大管理学院），但一面区分，一面还是熟练地使用他的文学手法，更加夸张地说“文史哲是文不聪的渊薮，从那里出来的人多半不具有科学世界观，反科学，爱哲学，挺中医，将贻害社会。”如果说前一次微博“火了”，出于孙的无心为之的话，后面的夸张言辞就多少显得有意经营了。反正文史哲是死老虎，打死老虎过过瘾挺好。借打死老虎的“壮举”正好可以炫耀一下自己那颗信奉“科学主义”的脑袋。实际上，从他的一些言论看，他对文史哲的了解极为狭隘，如他认为文学就是提供点手法、以增加传播效果，以及“老祖宗读了几千年史，最终也没有明智起来”等看法（难道老祖宗明智不明智要由他说了算吗，他凭什么这么看，支撑起他判断的无非是近代以来的强权逻辑以及他在美国习得的那套西方中心主义。这早就为历史研究所反省和舍弃了）都是一推就倒，经不起任何相关专家的驳斥的，而他炒冷饭重发的那篇《不需要哲学的年代》也早就被嘲笑，就算哲学真要终结，也轮不到他这位在美国拿到学位的生物物理学博士来置喙。尤其是他把学了文史哲和支持中医完全同义起来，真是莫名其妙加霸道。之所以敢于这么霸道，就是他对他那套科学主义太相信而至于迷信了，迷信使人目盲。正如自由主义者信奉自由就是一切一样，对任何他们所认为的不自由就大加批判恨不得立刻实施专政独裁甚至消灭。
因为我本人曾经有过文转理的经历，在天热干不了正经事的情况下，一时兴起就跟进看了看热闹。写这篇小文，没有特别想为文史哲这样的文科辩护的意思。即使辩护，也不会找孙教授这样对文史哲认识浅薄的对手。文史哲确实有问题，只不过几乎不是孙教授所看到的这些问题。孙教师只是一面加入功利时代的大合唱，一面在其中贩卖一点他自己所迷信的“科学主义”的私货而已。如果世界按照孙教授这类“科学主义者”的构想来运行，那么肯定是弱肉强食单调乏味而已：高校里取消文史哲，全部只设热门专业。分数高的进好学校的热门专业，分数差的进差学校的热门专业，万一不幸某专业从热门变冷门那赶紧撤销，让该专业学生立刻再转学其他热门。但是都一股脑地学那几个热门专业，热门专业真得能容纳这么多毕业生吗？于是差学校学生按照进化论或者什么其他什么科学理性精神就干脆自我牺牲让那些考进名校的优秀生在自己的尸骨边好好生存创造更加优秀的下一代去……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世界啊，然而根据孙教授的相关言论只能推导出这样的世界。过去我虽然对文史哲的不可或缺有绝对的信念，但始终无法有直接的感知，这次通过孙教授的相关言论，我实实在在体认到了少文史哲这根筋的可怕。
尽管孙教授对文史哲的理解缺根筋，但他的批评却让我有机会“歪楼”反思我所认为的文史哲教育的真正问题，这是我之所以写此小文几乎唯一的目的。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随着1999前后的高校扩招，由于文史哲教育“成本”较低，招生人数大幅增长，那种批量生产的模式最不适宜这些学科的人才培养。而且实际上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也消化不了这么多文史哲专业毕业生，致使文史哲毕业生大幅度“贬值”。对贬值的自我体认，又反过来加深了在校学生对自己专业的不重视，越发不想在专业上有所提升，反而花大量时间去辅修一些热门的第二专业，或者干脆荒废学业去社会兼职。这一恶性循环估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改善。
第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一些院校文史哲专业培养目标的功利性以及对本学科理解的狭隘，学生或者把专业学习作为一门纯粹谋生的技术（实际上作为技术的文史哲就必定是个失败的专业），或者以为懂一些生活品味谈一点风花雪月冒几个哲学词汇就觉得对得起所学专业并因此沾沾自喜。而对本专业有更多学习和理解的学生（硕士、博士），又更多地是那种人云亦云学了几个自由、民主这种词汇动不动就高喊“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的人，他们对具体的情境以及这些概念背后的复杂性毫无分梳，导致所学和实际发生很大的脱节。后果就只是出了一堆堆被戏称为“垃圾”的论文，混了一张张文凭到手，也引来了社会的呲之以鼻。
第三，对文史哲学科建立量化的评审机制是对该学科的最大伤害，这几乎是所有学有建树的人文学者的共识。这也正是因为“科学”对人文学科的压倒性优势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相比较，抬不起头的是后者，而不是相反，人文后面加上科学二字才能稍微挺直腰板。这是显然的事实，而孙教师却故意不看这一点。随着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日益发展，其实正如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面“学问的隔阂”，已不再是斯诺想象中的那种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文学和理科为一方，社会科学以及工科为另一方。强调应用（实用）以及大大压倒了强调学理了。而孙教授应该无法看到这一点，还活在自己放佛“受迫害狂”的想象世界里。
所以说，不是文科不重要，文史哲要摆脱孙教授之流的轻蔑，需要自己做出艰苦的努力，比如说所有的有智慧以及有影响力甚至权力的人文学者和人文科学学习者能不能通力合作思考出一条能够替代论文量化评审模式符合人文学科特点并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再比如在学科人才培养计划中能不能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文化实践当中去并创造出尽可能多地的机会，让学生在文化实践中检验和修正他们所学的知识，让知识能接上“地气”，具备生产性？我提到的这两点其实都需要真正地做起来，在书斋里做知识的搬用工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只有真正的“实践”起来，让文化事业活起来，才能真正改变这个世界越来越单一的思维结构、情感结构以及欲望结构，让孙教授的言论不攻自破。
[注：此文修改版已发表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html2/49639/2012/07/02/82133.shtml ，此处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