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人们的第一反应中，大妈们跳“广场舞”和书店宣称“不打烊”，恐怕是城市里最不搭调的两种文化形态。一个闹腾，一个安静，一个声势浩大、强身健体，一个轻声细语、清新文艺。如果说它们仍有共同点的话，那便是在近几年的社会新闻里，不仅持续露面，且总是收获截然相反的评价。
就拿大妈们的“广场舞”来说，有时它被视为城市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体现群众文艺的超强生命力。于是，“中国大妈在卢浮宫广场跳广场舞”的照片在网上疯传。有时又被视为社会公敌，尤其是周边居民对“广场舞”的噪音忍无可忍，做出五花八门的过激反应时，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往往成为新闻的焦点。
而和实体书店相关的报道，则一再演绎同一个悲情故事——从高调宣布“不打烊”，到无法坚持，再到关张或撤出市区。每当书店宣布“不打烊”时，总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相信“不打烊”书店，体现了城市文化精神的高度。正如李克强总理给三联书店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当一座城市拥有自己的24小时书店时，人们对阅读的热爱得到了保证。指责之声则认为，书店与其将噱头放在“不打烊”之上，不如想想更脚踏实地的经营出路。而当书店倒闭时，人们的意见更是难以统一。实体书店的生存为何越来越难？应该责怪网上书店打折太猛、快递业务太便捷，还是政府支持太乏力？这一类的问题似乎永远得不到正解。
可以看到，“广场舞”和“不打烊”书店，虽不是左右经济民生的大事，却是这座城市无法摆脱的烦心事。因为只有对游客来说，大妈们充满动感的舞蹈和不打烊的书店，才是有趣的“异域”经验。而对终日生活于此的市民来说，欣赏的心情总是和嘈杂的噪音彼此纠缠，市中心某处的通宵书店，总是遥远的点缀而非熟悉的家常。
于是，人们对此抱有更复杂的心情，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而持续制造这一复杂状况的，实际上是当前城市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改造。在近20年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中，公共文化空间的改造处于何种处境？这一处境为今天城市文化生活的展开，带来了什么样的困扰？如果说，正是对城市文化空间改造的疏忽，导致了上述纷乱状况的话，那么应该如何纠正，才能避免这一情况持续恶化？
还是先从“广场舞”谈起。在既有的讨论中，“广场舞”被定位为老一辈人才喜欢的集体娱乐方式，舞者缺乏公德心，是对其扰民的主流解释。然而，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在今天的城市中，商品房开发到哪里，哪里的业主开始入住，那么不出一两年的时间，附近的空地——既可能是社区的花园、道路，也可以是路边的空地、商场门口，便开始聚集起健身娱乐的人群。其中，既有成为众矢之的“广场舞”，也有太极、交谊舞、溜旱冰，还时不时有人拉起横幅，搞一场临时的文艺表演。这些文化活动，只能“因地制宜”地展开。因为想在被充分商品化了的城市空间里，就近找一处公开活动的场地，早已困难重重。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有二。其一，到目前为止，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忽略对公共空间的构想和设计。在这里，公共空间不仅指绿化景观、公用车库，更是指人们能够自由使用、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这一忽略既由开发商自身利益决定，也因现有设计一味模仿西式社区，缺乏对中国人公共活动特性的思考而越发突出。其二，社区之外的城市公共空间，往往被派定为与社区生活相配套的商业、绿化、和交通用途，政府的规划与责任，亦只限定在这几类用途之上。文化的用途，则不在此列。
不过，没有这样的空间，并不意味人们放弃了对公共文化的日常需求。尽管攀升的房价使购房者意愿对城市规划和房产开发难以形成压力，上述忽略很难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得到改善，但是，居民们自行开发、“占领”和改造既有空间的行为，却日益蓬勃。当青年人依据城市空间的法则，在写字楼和居所间疲于奔命的时候，首先出来挑战这一公共文化空间缺失状态的，自然是退休后的老人和放学后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喧闹的“广场舞”正由此而来。
实体书店的窘境，很大一部分也由此出现。若对小区周边的店铺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其中十之五六是房产中介，十之三四是饭店、小超市、理发店，余下的可能是家居用品、宠物、服装、银行等等。它们轮番倒闭，不断变幻着招牌，但再怎么变，都不会有书店登场。至于学校周围的书店数量，也大多是一个鸭蛋。然而，对比一下三十年前新华书店在城市中的分布，便可知道，状况并非从来如此。当时新华书店的布局，基本可以做到，只要人们愿意走路，那么在步行范围之内就能逛到书店。相比之下，在这一轮城市空间改造的过程中，实体书店网络的破坏与萎缩，被视为昂贵租金和网络冲击下的必然结果，成了无需讨论的“事实”。如此论述者恰恰忘记了，实际的生活空间越是不提供阅读路径的多项选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阅读习惯就越是脆弱，越是受制于压倒一切的互联网。阅读也就此沦为游荡在城市里的另一番乡愁。
至此，无论是“广场舞”还是“不打烊”书店，不过是人们追求公共文化生活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在城市生活中，公共文化空间的改造、其与社区建设、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与交通、生活设施、商业和居住同等重要的议题；既需要政府负责的规划、认真的建设，也需要社会的共同争取与积极维护。
当前，在高速发展的大城市中，正是这一规划和维护的阙如，使得一味商品化的城市空间、公共文化空间阙如的实际状况，以及人们对公共文化的强烈需求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既表现为，当人们对公共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总是遭遇空间匮乏的窘境时，越来越多的资本闻风而动，加紧经营“文化地标”和艺术中心，乘势填补这一不足。对资本来说，这样的填补显然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将人们对公共文化的共同需求，替换为区隔等级的品位序列，以便兜售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和成套的生活方式。在这一替换中，文化沦为可供明码标价的私享物。于是，莫奈的画展也好，赖声川的话剧也罢，或是那些貌似激昂的双年展，在资本“贡献”的空间里，往往成为那一枚被中产阶级骄傲地别在胸前的小徽章。此时的文化，若说还有公共的属性，恐怕也只是作为商品的流通性而已。同时，这也表现为，地方政府在各类批评之下，加大对文化的投入，但实际操作却只是将现有的少数几处文化空间重金保护起来。不管是重金扶植的知名书店、剧院，还是重点投资建设文化场馆，乍看之下，都是对公共文化空间的重视和推广。殊不知，只要不改变多年来中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构造规律，那么越是如此投入，文化空间的不均衡状况就越是严重。越是只有进“城”才能分享公共文化，这一类公共文化就越是和大多数人无关，其独立于政府或资本的自我维持的力量，也就越孱弱。最后，人们对由此类空间匮乏所导致的城市文化形态，缺乏足够的理解，常常被表面现象和即刻反应牵着鼻子走。对“广场舞”的批评和对“不打烊”书店的褒扬，总是被“文明”、“素质”一类的标签，误导为不同代际或阶层间的争吵；比如，跳“广场舞”是没有素质的表现，“不打烊”书店是装“小资”的场所等等。沿着这一类讨论的思路，人们将不无惊讶地发现，城市中不断涌现的各类文化形态，非但无力凝聚人心，反而具有了某种分裂的力量，一再将人们区分为彼此歧视、互为他者的群体。
这一状况提示我们，无论是对既有的公共文化展开厚此薄彼的投资，还是孰高孰低的议论，都已不是建设今天中国城市文化的理想路径。要把握和建设今天的城市文化，首先需要面对的正是“广场舞”、“不打烊”书店这些在空间匮乏的现实处境中倔强生长起来的城市公共文化形态，仔细辨认和体会由此呈现的人们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和现实焦虑。在这些鲜活但不无缺憾的城市文化形态中，既蕴藏着对城市公共文化展开自我理解和自我修正的重要线索，也孕育着重新定义“城市文化”的重大能量。
毕竟，日常的公共生活和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广义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狭义的文化得以更生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对“文化”的一个进步性的理解。如何将这一理解，与今天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切实匹配，使城市文化获得空间上的保障，恐怕正是当前建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让城市生活真正美好起来的无法绕开的重要一步。
2014/4/29
罗小茗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