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引：本文是斯图亚特·霍尔教授于2000年10月19日在位于密尔顿·凯恩斯的开放大学瓦尔顿·霍尔校园所做的帕维斯讲座的手抄本。这次讲座是在Runnymede Trust委员会题为《多种族英国的未来》的报告发表一周后举办的。这份报告成为英国新闻报道的头版。斯图亚特·霍尔服务于Runnymede Trust委员会，参与起草了这个报告。开放大学社会学教授、帕维斯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托尼·本尼特，主持了这次讲座及讨论。这次讲座通过网络已被广为传播到各国的听众，包括美国、墨西哥和澳大利亚。

艺术的阴谋》是鲍德里亚发表于1996年的一篇短文，宣称：当代艺术不再是通过表现空洞而反抗空洞的艺术，而是彻底沦为了空洞的艺术，当代艺术已经变成了艺术家内部的秘密交易，仅靠哄骗迷惑不解的大众度日，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作为一种想象现代社会的未来图景的文学形式，科幻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历来是科幻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指出，科幻小说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着紧密联系，因此科幻想象力的上限必然受制于作者所经历与了解的社会生活。

在我看来，费孝通《江村经济》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延续到了今天，还值得继续揭示。江村是千万个农村的一种类型，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有着中国农村的基本特质和共性。尽管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但随之变迁的江村依旧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失语的蓝外套你一定见过她们。在城市的每一栋大厦、写字楼；每一个商城、每一家饭店都有她们的存在。而你从未认识她们。哪怕她已经和你的共

在寻找资本主义的另类实践计划时，直面文化与情感的政治至关重要。借助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y)与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以香港的经验为例，本文尝试指出，资本主义并非是由私有产权和利伯维尔场主导的经济系统，也非建基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而是一个由各种特定的意义和情绪构成的情感-象征秩序(affective-symbolicorder) ，支撑着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各类垄断践行。而在当代香港的情感-象征秩序中，不断(再)生产和(再)传播的意义和情绪，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的空洞能指和犬儒感觉所构成的恐惧和苦闷。

流动是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态。不管是第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但流动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本文将基于近年的相关调查来揭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特征，并就这种流动于其自身的意义做一些初步分析和思考。

这次论坛主要关心的是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自然和我们对文化研究现有知识框架的不满有关。

2015年10月19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了第十二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这期论坛的主题是“文化研究的政治理念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孟登迎和谢俊作为论坛主要发言人就“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和与会学者展开了讨论。

资本主义并非是由私有产权和利伯维尔场主导的经济系统，也非建基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而是一个由各种特定的意义和情绪构成的情感-象征秩序 ，支撑着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各类垄断践行。

本文系李陀为小说《波动》所作的序言。首先作者认为，《波动》的叙事速度不同于当时的作品，这种畅快的节奏在今天仍然弥足珍贵；作者还认为，小说中理想主义的“小资”与今天的消费主义“新小资”有所不同，逐渐掌握现今文化领导权的新兴小资产阶级正在形成自己的扩张性文化，因而有必要关注当下的小资写作。

影片《雪国列车》透过一列火车书写了资本主义等级体制的末世寓言。在这部深刻结合当下现实的列车里，有钱人活在前卡，锦衣玉食纸醉金迷，而穷人在列车的尾端，吃着蟑螂做成的蛋白片，过着集中营似的非人生活。

在这网络时代，你对网络有多少膜拜？又如何机不离手地活跃于各大小社交媒体？你认为它无远弗届，力量强大；当人人都说信息科技正改变世界的同时，你又可曾停一停，心里出现哪怕是一丝对网络的质疑？

所以，请允许我再粗暴一次：一种错误的看法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是因为有一种错误的现实在支持它，如果这种现实不能尽快得到纠正，它就会加剧这两个错误的恶性循环：畸形繁荣的城市将乡村推入破败，乡村的破败又反过来推动城市向更加畸形的方向去繁荣。

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在时钟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是机器的出色代表，也是机器的一个典型符号；即使到了今天，时钟仍然无处不在，为其他机器所不及。

在哈维看来，哈特和奈格里把握住了当下资本主义的某些关键转变，如工厂不再处于斗争的核心，城市和共同性对当下分析的重要意义等。但哈维也提出了批判性质疑，如两位作者消解了阶级的中心地位，而他是坚持阶级中心论的，两位作者过度依赖斯宾诺莎，忽视马克思，过渡强调奇异性、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概念，而忽略马克思的虚拟资本以及马克思自己关于政治主体生产的论述。最后，哈维呼吁更为具体的革命理论，来指导当下的斗争。

本文以1980年代早期三个颇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何士光的《乡场上》为例，试图探究什么是19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1980年代的乡村叙述通过将“饥饿”、“财产”、“尊严”这三个符号组织进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建构起的是一个关于“小生产者的梦想”的乡村故事。这一关于乡村的新的想象不只是在经济层面而言的，还指向政治层面，因为它还包含着某种“正义”的理念，它存在着对生活和世界的一种总体性的构想，所以，19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是饱含能量的

长期以来，政治理论执著于揭开政治体系黑箱、给权力的野马套上缰绳，却忽视了“人民从何而来”这一贯穿现代政治的基本命题。本文讨论了在民族国家、政治国家与共和国这三种国家形态中“人民”的整合方式及其困境，由此揭示了“人民性”的丰富内涵，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本相。人民成为“上帝”的过程，也是历史、文化、美德、民族、国家、教育、革命、阶级和法律相继或者交替被纳入“人民整合术”的过程。政治正当性一旦缺失，只有通过重新整合出人民才能复元。

古巴电影《官僚主义者之死》（La Muerte de un burócrata，1966）的开始段落有这样一组动画：一位模范艺术工人的葬礼上，通过黑白动画闪回，我们看到这位善于搞发明创造的工人艺术家制造了一架繁复的机器，专门用来制造古巴国父与诗人何塞·马蒂的石膏像——他已经将艺术压缩为技术了。这位老工人一不小心，自己掉进了机器炉膛中。经过一道道工序， 机器最终生产出了他本人的石膏像，而此刻正好用作他的墓园遗像；或者说，他成了自己错误的艺术观念的牺牲品。

2014年末，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之一便是《黑镜》（Black Mirror）圣诞特别篇与第三季的开播。迷你剧《黑镜》已由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播出两季，以精巧的结构和高密度的讽刺展开了彼此独立的六个故事。《黑镜圣诞特别篇》则以稍长的篇幅延续着同样的主题。它将背景设置在近未来，再现了一个个经过推演或变形的现实情境，引发观众对自身所处现实的疏离和反思。《黑镜》一经播出，很快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许多人在叹服其制作精良的同时，更是对它准确、有力的批判大加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