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问题
 
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
 
 
斯图亚特·霍尔
 
译者：李庆本
 
 
主席，女士们和先生们，老同事们，朋友们，《每日邮报》的政治主编和其他各种伙伴们，再次来到开放大学，我确实非常高兴，尤其是在这样的支持之下。或许你们有的人知道，但我想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帕维斯中心(Pavis Centre)是开放大学已故的一名学生馈赠的结果。这名学生曾在这里的社会学系学习，进修社会学课程，他英年早逝，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开设了这一社会学研究项目，我们每年一次的讲座和出版物就是这一项目中的一部分。一名学生给一个机构提供这么不同寻常的馈赠，这并不是很常见的，所以我想在开场白中对这种极其慷慨的行为表示感谢。
 
我选择了“多元文化问题”这一个题目。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大而又有限制性的题目。自从两年前我加入了Runnymede Trust委员会1讨论多种族英国的未来以来，这个题目就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上星期三，发表了它的研究报告，当时我还没有从一场劫难中完全恢复过来。这一话题如此广泛，几乎涵盖了一切，我不可能在一次讲座中像全程的审判那样面面俱到。事实上，我确实一直在从不同的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题为“多元文化问题”的讲座。今天的这次，我想是第五或第六个版本了，而且每次都能发现这一问题的不同方面。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把问题限定在过去我讲过的东西上。如果你们想问这个题目以外的问题，那也悉听尊便，如果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也希望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我的看法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多元文化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可讨论话题，它具有可分解的潜质，仍然有可探讨的余地。这一看法对你们来说，有可能显得不合时宜。你们确实有理由这样想：“我们早已了解了这一点。”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多年来，“多元文化”这一术语的确业已意味着一个扩散的、非常富有弹性的、模糊的、永远不得要领的领域：一片狼藉，包罗万象却找不出头绪。它涉及到五花八门的政治策略。因此，保守派的文化多元主义把差异性归结到多数人的习惯之中，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使差异性隶属于市民的普遍要求，多元论者的多元文化主义把差异性圈进各个社区联合起来的社会秩序中。商业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异国情调的“他者”视阈中开发和消费差异性，社团的多元文化主义则是以利益为中心来经营差异性。与此相应，多元文化主义就有了各种不同的敌人。保守派以文化完整和民族纯洁为借口来反对它，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见证了这一点。2自由派以个人自主和个体自由为理由来反对它。左派常常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将文化置于经济优先地位、瓦解了反对不公正和剥削的联合阵线，并据此来进行论辩。现代主义者则反对它的多元特殊主义而肯定西方价值的普世性。近几个月，多元文化主义遭到了新一轮的猛烈攻击。在一片批评浪潮中，新闻记者Yasmin Alibai-Brown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已不再为我们今天的人们提供一个共同叙事;它不再向年轻人言说，不会受到年轻人的青睐、确认，与年轻人所感知的世界相去甚远。她说，我们需要共同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与此同时，为了一个不同于多元文化主义所创造和服务的世界，我们需要重新武装自己。这意味着，争论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发现，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Alibai-Brown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题为《多元文化主义之后》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更激进的是，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布尔迪诺(Pierre Bourdieu)和他的同事Loic Wacquant最近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只是美国社会和大学特有的事情，但它却以一种非历史的形态影响到全世界。Slavoj Zizek(他可能是最后一位忠实的基督徒黑格尔式辩证法的信徒)，坚持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种族主义，是多民族国家首都的文化逻辑。随着这一最新动向(同时也是启示录式的、还原式的和陈腐的新动向)的出现，车轮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大圈。
 
然而，我想说，多元文化主义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事实上所要关心的。这个术语指的是应对文化差异和现代社会异质性的不同策略。问题是，多元文化主义中的“主义”已经将它转变为一个单一的政治信条，使之简单化，并把它固定到一个接合的情境中。由此，它把多元文化情境的异质性特征简化为一条枯燥无味的信条。好，我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转向那些潜在的情景及其所遭遇的问题，既有实践上的，也有理论上的。在我的意识中，多元文化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正视许多不同社会的未来问题——而这些社会是由在这个世界等级秩序中具有不同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经验和地位的人们所构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差异性不会主动消失。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和文化的同质性是无言的，不能指望它为行为、实践、政策和解释提供固有的共同视阈。然而，尽管如此，如果可能的话，这样的社会却有一种坚强意志，可以一起建立一种共同的正义生活。所以，这个问题可以简而言之为：差异中的相同性是如何被想象和建构的?关注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关注多元文化问题(multicultural question)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如果说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是向少数种族的人群和社团发言的话，那么，多元文化问题，在我看来，则关心社会总体的性质，并由此表达每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这个问题，我一直试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界定它。它需要关注一系列与差异性有关的问题。既要发掘出某些凸现的普世价值的潜在要求，又要发掘出自足自给的社会、各种独特的社会的潜在要求，其关键因素是一种以递增的或夸张的速度释放在这个世界的能量，这种能量似乎可以决定甚至撼动所有现存的整体性。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差异的游戏”(the play of difference)。我们可以在地区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层面上找到这种差异的游戏的踪迹，它也存在于社会内部的许多不同的场所。在地区层面上，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在这一国家中的所谓少数民族社区。在这里，据我们所知，“社区”(community)这个术语是非常不明确的。其模型是一种面对面关系的理想表现，据说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话，有时它可以界定一个单一村落的特征。它包含着一个和多个结合紧密、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并清楚地标明其外在界限的团体。对于所谓的少数民族社区而言，这个模型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别，这是一目了然的。当然也存在着密集重叠和交叉的变量。如：居住;位置;共享的地域和原初的文化背景;共同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在按照有权使用货物、财富和机会而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真实的和象征性的地位的相同性。我认为，正是这许多重叠的和交叉的变量，为共享的社区提供了现实因素。然而在这一语境下，“社区”这一术语还反映了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的某种共享的自我理解：一种强烈的团队意识;由共同的语言、宗教活动、历史、社会习惯、关系惯例(尤其是那些保存在家庭框架中的)所组成的紧密联系。在此，我们或许可以想到Brixton、Tottenham 、Moss Side 、Handsworth 、Toxteth 的加勒比黑人社区，或者Southhall、Tower Hamlets、Bradford、Balshall Heath、Chapeltown的亚裔社区。3现在，从另一方面，这些重叠的变量拒绝、坚决地拒绝被合并到永久分裂的社会范围之中。这些所谓的社区没有一个是种族隔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亚裔社区和加勒比黑人社区内部在阶级、性别和民族路线、社会态度和生活方式方面，尤其是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具有高度的区别性，并且变得越来越如此。这些不是惰性的社会变量，它们会主动地反映当代形势、内在关系和未来方向。
 
所有这些社区事实上都是种族混杂的，少数民族人口与富有的白人一起生活在临界状态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根植于与另外的所谓主流社会的关系之中，并被这种关系所牵制。所谓传统的生活方式，当它依然发挥重要性的时候，只要条件允许，就会与主流社会生活的全部范围发生广泛的日常相互作用，传统生活方式也就会随之不间断地起作用。跟过去的习惯看法恰恰相反，这些社区并非沉浸在不变的大写的“传统”之中。在此，传统与移民经验的关系都在不停的修正和改变中。我想说这个传统包括宗教传统。传统都是愈加不定的，不会完全消失。传统会在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甚至每个人自身都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民族和语言群体之间，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之间，现在都有相当多的变化，既有义务上的变化，也有习惯上的变化;而且，所谓的少数民族的阶级地位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当地乃至整个社会的宗教信仰内部、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发生变化。有的人坚持维护以一种强化的形态出现的文化的和宗教的活动。也就是说，当外部的影响加剧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更像他们原初的自己。其他的某些人表示要继续效忠那些抽象信念，但据调查，这些抽象的信念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是非常微弱了，尤其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人中。例如，许多妇女维护她们父辈的权利，以尊重和实践她们固有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她们也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她们本人在教育、婚姻、社会关系、择业上的权利应该由公共规范来管辖，或者应该由家长来维护。每一个家庭，我要引用Bhikhu Parekh的一句话，“都已经变成了征服性的和暴发性的斗争的平台”。恰如常态。
 
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我们意识到可见的、实际出现的差异性在播散方面是越来越混杂的，与此同时也受到每一个社会圈子介入深度的影响，受到如下事实的影响：这一播散本身也是在全社会中被建构和成型的。现在，这种阵发性的、易变的结合，事实上更接近于所谓多元文化差异的真实特征——它无论是好还是坏，在英国社会生活和政治话语的许多地方都可以被指认出来。在我看来，无论是设想还是制定政策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逻辑错误，因为这意味着，这一独特的离散矩阵在一方面或者只是一种继承传统文化遗产的表面伪装，另一方面或者是向全面继承(传统)缓慢而不可避免的转变。我认为，这两种情况在纯粹意义上都没有发生，而且我也敢肯定，它们也不可能发生。毋宁说，它们是虚构出来的。而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他们喜欢把事情都放在盒子里，以便他们可以测量和计算。它们是一种不确定的构架：我们可以称之为世界性的社区(cosmopolitan communities)，尽管这一称谓在修辞上明显是矛盾的。它们对英国社会和公众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将英国的一个又一个城市的面貌(当然并不是一帆风顺地)改造成为多元文化的大都会。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大都会能够在相互影响和适应的形势下保持其纯粹性，尽管它们希望如此，并尽了很大的努力。也没有任何一个大都市同化到无影无踪的地步。它们都是变革中的社区。
 
需要做一些说明的是，同类的情况也发生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可以这样叫，并加上引号。真实的情况并不是一目了然的，它似乎总出现在社会的边缘，却不知是如何进入主流的，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人们所有的感知，这就是许多要点之一。英国主流社会种族文化的同质性已经被不间断的、经常是非法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被迫的或者被动的所谓自由移民搞得五花八门，恰如北美、欧洲和太平洋的最发达的社会中的情况。移民是全球化带来的负效应，或者至少是负效应之一，是不被人们承认的软肋。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切都在变化中——资本、货物、精英、现金——只有人力资源被假定是原地不动的。但在我看来，移民只是使英国社会众繁复杂多变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它干扰和破坏了英国历史上许多的殖民地，并瓦解了所谓的文化同质性。移民确实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它只是众多因素之一(当然，不幸的是，尽管它是被人们通常挑选出来，当作一切事物看上去并非是静止不动的并且还是可确认的原因)。
 
要详细地说明英国社会文化的多变性，远远超出本文的能力范围。我只能满足于指出几条主要的原因：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经济和军事地位长时期的相对衰退;意义深远的帝国终结——它曾长时间深深缠绕着民族的文化认同、它的自我意识和它本身的伟大形象;日益增长的所谓的国家内部的民族情感和本土情感——国家从来不是单一民族的，而一直是多民族的——意识到这一点，减缓了目前衰退的过程;由老工业化经济的衰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所有价值观念、就业、利益群体和经验所引发的社会巨变;所谓的新经济内在固有的不平衡和矛盾所导致的不完整的结果;英国各处出现的与其他地方一样的相对腐败现象，人们也可以认为是与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民族国家相联系的权威行为所导致的腐败现象——这种权威行为也是与由国家政策所限制的所谓新经济相联系的，在这里，国家可以制定关于本国人口的再分配政策、税务政策等等，像往常一样;民族文化和相应的影响的增强，或者国家政府之下和之上(超地区的和全球的)影响力的增强。所有这一切，目前都还不能详细说明，但它们都是多极化的众多形态，在最近几年，这些形态接踵而至。可以说，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发生在20世纪末的事情。直到那个时候，民族文化的流行定义还认为英国确实是一个由漂泊精神和气体紧密地联合起来的小岛国，我们可以将此称为不列颠精神(Britishness)，它均匀地遍布整个岛，从the Outer Hebride 到多佛尔的白崖(the White Cliffs)，从沃斯到奥马。最近，保守党议员Gerald Howarth说我们提交的报告是“6%对94%的侮辱”。我注意到，这个94%应该是同质的，在这些问题上是一个绝对的统一体，它与6%的区别并没有用种族和种族划分这样的概念来加以说明。现在，在这一框架中否认自大举外侵以来所建立的殖民地的历史长期稳定性，当然是愚蠢的：或多或少有一个共同语言——有人会说是少而不是多——但确实有或多或少的共同语言和统治的共同框架(但苏格兰人不会马上同意)。这些事情业已建立了人们大体上可以称之为的共同一致和互惠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不均衡的。然而，如果再次不计较其中的细节，我会认为所谓的英国社会，与它在流行的历史神话中的形象比起来，一直是更加富于变化的，在内在本质上更加分化，与其本身的关系上更加矛盾。
 
英国当然是一个政治实体，但它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请允许我引用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的话来说，从时间上来看，“男人(而不是女人)的国家生活大部分是想象的。”(这是怎样的一个想象!)也就是说，它依赖于它所表征的和想象的。正是通过民族文化——它不是一类事物，而是一种社会表征体系，而不是原初状态——并通过它的表征形式，才产生了所谓的民族身份的身份证明(身份意味着身份证明，或者说需要证明)。也就是说，赢得，有时相应地也会失去。所谓的公民民族主义的自由派观点是不允许任何文化特殊主义公开践踏公民身份的现世的普遍形式的。回顾一下，这种观点是很不恰当的。这种观点需要从根本上补充一下，需要认识到，他们所说的英国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实体，而且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那个不列颠精神，如同所有的民族话语一样，都深深地扎根于一整套密集而复杂的文化的含义、符号和映像中，并有选择性地被编织到流行的民族叙事之中。充斥在不列颠精神中的只有这一点。从另一方面讲，它只是一个带有特定社会内涵的空洞能指。我认为，民族故事的流行版本系统性地夸大了民族的统一和同质。它也系统性地低估了(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民族、地区、本土、阶级、性别和语言固有的深刻的差异性。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民族话语并不反映业已存在的统一体，这些话语建构一种统一体，是从这种统一体所遭遇的许多差异性中来建构一种统一体。其许多复杂而相互冲突的方面被简化为一个简单演变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本质的、持久的、联合的和胜利的统一。例如，几乎图腾的每一个条纹都构成了英格兰或不列颠巨大成就——其中大多数的确是英格兰的，恰如你将看到的那样——在巨大的成就中，我们可以列出议会主权、言论自由(或者至少在议会上能够自由报告)、公民权的扩充、奴隶制的结束、停止雇用童工、为保护工作条件而结社的权利、国家医疗服务、福利：其中的每一项都是一类英国人跟另一类英国人激烈斗争的产物。只有通过回顾，拂去尘埃之后，它们才会毫无漏洞地被重新编制于不列颠精神上升期的故事演变之中，然后又毫不费力地在不列颠精神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每日邮件》用6页的篇幅讨论那些批评我们报告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委托约翰逊(Paul Johnson)写了一篇题为《英国人赞》的历史散文。这篇文章的开头用了一幅英国杰出人物形象的照片。我注意到照片中没有黑人或亚裔人。我大吃了一惊!(笑)照片中也没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之后的人;苏格兰人只有查里斯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查里斯一世的画像与克伦威尔的画像联在一起，这样，神圣的君主权利和议会权利就可以达到双方均衡，并成为同一时刻中的事情，而这正是我们英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正如Norman Davies曾经指出的：“英国应该是固定的和永久的，英国人可能意识不到自从1066年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最后，让我们回到全球化层面上的差异性问题。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的主要趋势是趋于文化的同质化。它并不是必然的，但绝大多数人们似乎都能感觉到全球化在全世界的文化领域中所引发的全面推动力。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全球化在不同社会之内和之间还具有不同的效果。从这一角度，全球化——有人会认为它将改变一切，而有人则会认为它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业已存在的一种体制在形式上的更新和现代化。无论怎样，都是你的视角——全球化就是不能被当作是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过程;不能认为，全球化的影响力就像命运一样无法抵抗和改变，只能服从。也就是说，它并非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向托尼·布莱尔所描述的那样。毋宁说，它是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化过程。也就是说，它必然是一种支配性结构，它具有某种重要驱动力和全面的导向，但它不能在自己的轨迹中控制、同时又影响所有的事情。作为一种意料之外的效果，它确实能产生附带的形式和浮现反向趋势，这些形式和趋势依旧是片断化的、分散的，但它不可能加以综合，不会想方设法地去同质化——也就是说，积极依附于其更大的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顺从差异的体系，而不是消除所有差异的同义反复。如果我们考虑到全球化的局限性在哪里和怎样出现，考虑到抵抗力和抵抗战略在哪里会发展起来，这一观点就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全球化的同质化趋势，还有一个趋势，我想称之为“差异性的次增值”(subaltern proliferation of difference)。从文化上说，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似乎看上去更加像是——全球化文化的美国化，与此同时，附带产生的差异性也在明显增加;也就是说，美国的文化、经济和高科技的垂直面似乎不断地被横向切割，并被横向联系略微偏移了，产生了这样一种意识：世界是由许多不同的本土组成的，计算全球化的垂直面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尽管这些本土区域差异性不会立即依附于对全球化的选择或立即依附于世界可能会变成的图像)。在这一模型中，古典启蒙式的二元论(它不断地重复出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这个领域)，被我所称之为的一系列本国现代性所置换。例如，大家可以想一想，西方电视大餐试图填满印度和中国的胃口，这样的方式不得不被迫从战术上退却——而不是相反，那太乐观了。它只有通过本地电视产业的本土化才能发展。尽管它们的本土化当然要与大媒体公司的技术和全球规则相接轨，但由于所提供的形象是当地的，本地产业的运转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因而它们的本土化使得形象范围变得复杂化了。有人把这一点看成是缓慢西方化的过程，其他人则认为这是这些地区的人们的确试图进入现代化的方式——也就是说，获得高科技的丰硕果实——却想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在全球语境下，本土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斗争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最终解决，甚至也不能完全得到解释。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下使用了延异(differance)这个概念，而不是差异(difference)概念。他说，延异是无格式的移动，并产生了这些差异效果。延异这个概念最重要的东西是，它不是二元的，在绝对相同的东西和绝对不同的东西之间，并没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的形式，它是“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交织，拒绝分离地进入固定的二元中的另一方。”延异使一个系统具有如下特征：在这里，每一个概念和意义必须在一个链条上或系统中得以描述，在这个链条或系统之内，每一个概念和意义指向他者，凭借着差异的系统作用指向其他概念和意义。在此意义上的意义没有起源，也没有最终的目的地，它永远处于过程和转换之中，沿着一个谱系在方位上被定义。它的政治价值不能被提炼;也就是说，它不能从不断建构它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的作用中得以提取，它只能在与那些像往常一样在那一时刻界定文化范围的其他能量的关系中得以界定。
 
延异策略依然不能开辟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形式或者保存原初完整无缺的生活旧有形式。现在，让大家普遍认识到这一点，这绝对是正确的和现实的。在霍米·巴巴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时间疆界”中，这些延异策略得到了最好的体现。有意思的是，我们越来越多的主流社会也在少数民族的时间疆界中运转。然而，对于延异而言，最重要的是它阻止任何系统固定化为完全封闭的和完成的整体。毋宁说，它出现在缝隙之中，而正是这些缝隙构成了抵抗的、改变和干涉的、转换的政治场所。
 
我在此前所说的广为传播的一套本国现代性的可能性就位于这些裂缝之内——你们现在能够理解我的意思，我们讨论的是从不拒绝现代性的社会，但这样的社会不相信现代性总会像寄给他们包裹的形式自动出现。从文化上看，这一秩序策略不能在前沿阻止西方化的科技现代性浪潮。但是，按照我的理解，他们会继续从下层偏转或转换现代性规则，采用这种办法，他们就可以建构我想称之为的“一种新型的本土主义”(a new kind of lacalism)——这种本土主义不具有自足自给的特殊性，可以这样说，它出现于全球范围之内(不是全球化的简单反映)。
 
这一本土主义不仅仅是将要死去的过去的残余。它是一种崭新的东西：是全球化带来的影子。它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全面冲击下总是被搁置在一边的东西。它反过来会打扰和扰乱那些看上去是全球化的文化殖民的东西。它就是哲学家所称之为的全球化的“外部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也就是说，任何身份认同总会把一些东西留在外部。确实，要知道一个东西是什么，就要知道它不是什么，所以任何东西都是从外部构成的，这个外部就是它包括不了的东西，或者它不包括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在全球化的所谓全景渴望的中心发现了特殊的和特定的差异性转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讲，本土没有固定的超历史的品性。本土并不总是表现为传统的惯例，或家长制的权力形式，或者每个人从一开始就做的东西。本土用不同的接合时间来抵制这一冲击。它没有固定的政治碑铭：有时它是进步的，有时它是自然发生的，有时它是批判性的，有时它是革命性的。本土没有固定的政治品格，所以你也就可以像往常那样甩给它一套政治包裹。它出现在许多场所——最有意义的场所之一是从边缘到中心的移民，无论这种移民是有计划和无计划的，是自由的还是强迫的。事实上，即使是在现代化工程的中心地带，我们都将继续生活在不同的时间安排中：个人时间、家庭时间、工作时间、社交时间、非社交时间、欧洲时间、欧洲以外的时间。我们都会占用不止一个这样的时间。
 
我一直试图用一种粗线条总结性和总体性的方式来描述差异性在全球不同层面、不同方式的持续播散。它对不同的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想强调这种影响效果的不平衡性和未完成性。在最后，我想做的是简要检验政治理论和社会实践的两种含义。差异性的播散就是把这两种含义带给了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社会。
 
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差异性和等同性的张力。社会正义、终止种族暴力和种族歧视;更广泛的社会平等、保证每个人作为公民固有的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对平等的承诺为所有这一切工程奠定了基础。我们应该立即注意到——平等所祈求的发生频率是赋予性的，而平等思想也是相当不明确的。支持普遍性公民权利的自由派理论家根据国民民族主义和个体自主性原则，不相信在主流公众生活中有任何意义上的差异性。差异性应该保留在私人领域。他们认为在这些时间内，可能有差异性。我却认为他们将现在的公众范围和现在的私人范围严格地区分开来，是太过勇敢了。然而，他们提出的平等——平等的机会、平等的竞争、平等的所谓游戏领域(我要是再听到“政府的联合办公”这个术语就好了——它属于词典语言，真的应该被抛弃)……这就是他们脑子里的那种平等，平坦的游戏场所的平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才能等等。我们都将在不同的地方结束，但那是游戏。当然，这是平等的负面版本，它来自古典自由主义的保留剧目——不管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它承诺结束强制，进入社会竞争，否则，大家会认识到没有更广泛的社会或集体责任。像这类自由主义话语的普遍性，现在似乎已变成了，它从没有在紧要关头为特殊群体带来社会正义;或者意识到集体不平等的持久力量;甚至承认，作为人类，我们是要对话的——也就是说，我们都内在地依赖于其他的人和“他者”——我们不仅仅是民族的可数原子，而且也还总是被嵌入在不同的特殊关系和生活形式中，在这里，他们具有自己真正的权利、要求和需要。
 
种族主义是这样的一种特殊主义，他们顽固地拒绝屈从适应权利、正义和“美好生活”的负面效应。这是因为种族主义所建构的差异性是在比公民权、平等、个体自主性的礼仪性运作更深的层次上运作的。种族主义远非像过去那样有一个平台，它在当代世界中形式已经从根本上扩展了，这就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对于有色皮肤或反犹太主义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我们现在必须在种族主义递增的形式中再加上文化差异、种族暴力和清洗、宗教偏见，这些形式自冷战结束和种族化冲突以来就已经存在了。这意味着，我们以愤世嫉俗的智慧所定义的种族正义和社会平等的反种族的老黄历不仅仍起作用，而且还被迫得以加强。现在它的要求比以往更强烈，这是因为抵制种族压迫、种族不公正和种族暴力的问题被多元文化社会中的新要求弄得更加复杂了，不是消极地消除不利的方面，而是积极地对作为社会基础的差异性进行确认，这种差异性也成为政府运作社会行为的积极目标和作为政治目标而传递的积极目标。事实上，多元文化转型，作为我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状况，是可以和种族主义共存的。在多元文化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并没有内在必然的矛盾：两者都可以兴旺发达。自庆祝风潮号客轮(Windrush)4到达英国的那一刻，英国就已经祝贺自己成为跨越国境线的多元文化社会了。而在这种庆贺声中，斯蒂芬·劳文思(Stephen Lawrence)案件5的调查也开始展开了。这两件事能够互相抵消吗?一点也不能。两者都存在，两者都是真实的，两者都可以在一个社会中发现。
 
除了由主流多数94%的一致意见联合起来的这个社会之外，我愿意对多元文化问题大体地做一个估计，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组主要是年轻人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他们离了多元文化就不可能理解现代生活。他们就是不会理解现代都会中人们在种族和文化上是同质的：他们是赞成多元文化的。另一组的人们注意到多元文化已经发生，但认为你对此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大部分都从大都市中心迁移出来，他们认为只要他们不去东南部或大城市，多元文化就会远离他们，肯定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们。第三组是对多元文化充满敌意的人们。他们认为多元文化破坏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不属于所谓的主流自由社会，而多元文化却要为这一社会背书。他们中的少数人已完全武装起来，时刻准备向多元文化捅刀子，把它扔进泰晤士河，或把它弃置到他们路过的大街上。这就是目前由多元文化转型所带来的真实情况。多元文化不是某种自始自终都被当作“大事情”的一致和同质的联合体。我们就不必再说得太多了。
 
由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少数族裔当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主张。我认为，这种新主张是针对真正普遍的种族正义的，是针对主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平等结果的，还有就是针对承认差异的。
 
目前，如何把平等、正义与对差异的确认结合起来，以便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超越和压制另一个——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在此，我的观点只能抛砖引玉，只能告诉你这是多元文化问题带给我们的真正的政治课题。这确实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双重要求——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不可能的要求——在这种双重要求中，差异性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增加了，它把多样性放在了一致性的日程表上，而没有取代它。请大家注意，试图把一致性和差异性放在政策的同一范围中来争论和协商，这是多么难办的事情。这在我们原有的政治词汇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我愿意说，如果政治逻辑不进行改变的话，它不会告诉我们任何事情。
 
当然，在现代性的中心地带走向更大的文化差异性，我们必须当心，避免我们只是简单地颠倒一下种族隔绝的形式，而仍然又重新进入这种形式中。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种族(单数)和它与社区的归属关系必须用另一种术语来描述，而这种术语也要经常反复地涂改：它不再具有它所宣称要表达的含义。我们都是用文化词汇来定位自己的：没有这些词汇，我们作为文化主体所说的话是不可能被理解的。我们都来自于某地，都要从某个地方言说，都有进入现代性的不同路线，我们都是被“定位”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最现代的也能追寻到它的文化认同的痕迹，没有文化认同也就没有现代性。然而，普世主义批评家非常正确地提醒我们，在现代后期，我们趋向于援引好几种碎片状的旧有的文化种族语言。社会不会被整齐地分化为有差异的特殊文化——每一种对应一个社区，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也不只是那些文化实体中的一种——一种单一的内在一致的文化赋予生活以形态和意义。坚持这种观点不是对文化的否定。我们确实经常使用过分单纯化的从属概念。有时我们会被我们的从属物所言说，当我们极力想从这些从属物中解脱的时候，当我们与它们反目为仇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从根本上反对它们的时候。就像与父母的关系一样，文化传统既在他们养育支持我们的时候，也在我们为了独立生存而断绝与他们的关系的时候塑造着我们。除此之外，尽管我们不能总是意识到它，但我们总是会有这样的从属物：这些从属物是那些不同于我们却与我们共享我们的世界的人们所共有的。主张单纯的差异性只有在实施明显种族隔离政策的社会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其最终逻辑是种族隔离的逻辑。
 
好，绕了这么长的弯子之后，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自由、个体选择和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最终必须胜过每个人的特殊性吗?它比要确认的身份认同更强烈、更重大、具有更大的包含性吗?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主张。我认为并不必然是这样的。例如，一个人内在的生存权——它不是从外部施加影响和附着上的，而是从内部内在地赋予的一种真实性——这是现代个体性的中心概念。好，它当然是过去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所渴望的，并发掘出来的。就其当代的最新形式而言，它也一直是许多受排斥的社会斗争的结果。但人们也需要认识到，这种意义上的所有人们对内在的生存权的这种需要和权利，这种意义上的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以后不可能只是被限定在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部分理由是在西方得以发展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再是排他性的西方的。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普世价值。例如在人权话语的形式上(尽管这一话语还有许多问题)，它同样关乎在全球化系统外围进行斗争的第三世界工人们，同样关乎在发展中国家起来反对妇女角色的父权制概念的妇女们，同样关乎受到迫害威胁的政治异议人士——对于他们而言，人权与在所谓失重的经济中的西方消费者一样都是同样重要的。(尽管“石油问题”出来之后，西方经济不再那样失重了[笑]!6)
 
在这一意义上，自相矛盾的是，文化隶属是每个人都享有的事情，但每个人的享有方式却又是不同的。这就是马克思曾经所说的具体的普遍性。确切地说，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必然会有不止一个群体之间的交流和争议。因而，必须有一些共同框架，可以在其中协调不同的观点、信仰和利益的尖锐冲突。这种框架也不能是简单地由一个群体就可以代表大多数和全体的框架——这是过去欧洲中心主义同化作用的框架。一个群体或共同体特定的和特殊的差异性，不能在无视所有其他人所确认的特殊价值观念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得以确认。从哲学上讲，延异逻辑意味着意义和身份总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被建构的。一个特殊的身份不能只由它的肯定方面所定义。所有的身份术语都依赖于找出它们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定义它们是什么，要依赖于它们不是什么。正像拉康(Ernesto Laclau)所说的，我不能在不分语境的境况下来确认一个不同的身份，也不能在进行区分的过程中和只是在这一术语本身的那部分语境中来确认一个不同的身份。我是在现实的语境中确认它的存在的，以便界定一个特殊的术语为什么不同于另一个。每一个身份都基于其排他性，在这一意义上，都必然是一个有效的权力。必须有一些外在于身份的东西，而那个外在的东西又是被这个系统的所有其他术语所建构的，它的缺席和缺失构成了它的在场。我是一个主体，恰好是由于我不能成为绝对意识，是由于与我相异的东西在社会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在面对我，构成我。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个特定的身份认同，按照它的他者的看法都是绝对有缺陷的。这就意味着，就我是由与我相关的那些他者的缺失而构成的而言，普遍性是我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问题在于，这一看法似乎为旧有的自由派普遍主义通过后门的暗中复归提供了托词。
 
最后，当我们跑不动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能量的地方——与差异性的那些复杂问题进行斗争的能量——我们接触到了普世价值的工具包，满怀希望它能提供栖息地来解决我们的困难。这提示我们，欧洲帝国主义必须打着普遍文明化的旗号出现，而其他文化的抵制也必须被装扮成特殊性和特殊主义的一部分。这确实就是启蒙理性的真实情况。你们知道，要从一个有效充分的理由中得出它的逻辑结论，启蒙是是做不到的。这是非常不高明的、混合的福柯式的权力游戏，并与那些把他们自己打扮为普遍性本身的人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范式中，古典自由主义者和西方普世主义者的普遍主义在差异性的每个支点上都是矛盾的。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如果这一“他者”是我们事实上正在探讨的差异性的部分，那么，涵盖着这一“他者”的任何主张或结论都不会出自普世价值所在的外部空间——永恒的普世价值自宇宙诞生之日起就流走了——他们只能出自某些特定的文化或机构。普遍性只能出自特殊性，不是某些潜在原则在解释特殊性，而是一种未完成的视阈把你的特殊性与我的特殊性缝合在一起。这就是使我对世界的看法推广而使它不充分的东西，因为我必须把你的看法考虑进去。也就是说，普遍化是与不同于你的东西进行协商谈判的过程。为什么这一过程是未完成的呢?因为它不能充斥一种特定不变的历史内容。一种特定的文化或一个特定的身份，考虑到那些不同于自己的他者的时候，必须认识到自己本身的不足，必须在满足所有要求的视阈之内和在协调困难的视阈之内(不同生活方式之间有许多困难)扩展视阈。其内容是不可预知的。拉康认为它是一个视阈或行为。
 
事实是，理论上的把戏是不会认识到特殊与普遍、差异与平等要求的。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躺在那里像等着我们那样去从现有的政治词汇中获取。这是个两难抉择，这是个双关谜语，这是多元文化问题。在多重影响所有社会的多元文化的中心，需要我们超越现存的政治话语的传统界限，在它们现存的备好的答案之外去思考。它进而说明，我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及其他人之间的喋喋不休、毫无结果的争论上，而应该放在为差异和身份的亲密接触寻找一种新形式上，应该将现今政治理论认为是不可测量的东西，如具有差异性的自由和平等、善和权利，放在同一个平台聚拢起来。
 
 
 
 
问题，评论和讨论
 
格伦海姆·汤姆森：斯图亚特，在你讲座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术语：宽容。它没有进入到你的词汇或词典中。我想知道为什么。在你看来，是完全由于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个德行而造成的吗?还是有其他的理由?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在你所谈论的语境中考虑宽容可能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话题。我的意思是，宽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培养人们由蓄意的非差异性走向差异性。我觉得对于宽容的思考方式，在你谈论问题的语境中，是一个具有无限潜能和吸引人的题目。但我的整个问题是：宽容这个概念在你的讲座中发生了什么?
 
斯图亚特·霍尔：是的，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不是我认为它是不相干的，尤其是在你所说的那个意义上。我猜，说它是一个折衷的术语更接近我的立场，因为硬要别人领情的态度已经包含在宽容中：“是的，好，你可以呆在周围，我同意不会被你打扰。”但这跟平等对话、跟文化之间的对话并非是一回事。因为这种对话是要求双方都有权来界定他们共同存在的空间是什么样子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在二元形式中培养大家由非差异性走向差异性，我不认为这不是个重要因素。站在这一传统的立场上，我不会用“共同体”这个术语，我也不会用“种族主义”这个术语，而且宽容是我们社会中正在被抹去的许多词汇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这些词汇承担着历史包袱，现在已经不能用在它们本身的场所中了。另一方面，没有它们，你也不能思考未来。所以，每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必须首先承担解构的过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宽容必须属于这种混合物。我发现它并不能很容易地被合并到它的变化的形式中，因为它似乎承担着什么，我想是从被排斥者的观点出发承担着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排斥者总是感觉到宽容不能表达平等的关系、平等的认知，可以这么说。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用它的原因。就我们谈论协商而言，协商必须得在我们愿意与我们不认可的那些人进行争论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因而你必须容忍所有那些对话必定引发的不安和颤栗。
 
问题：我只想问你，斯图亚特，在一个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似乎变得非常不稳定和解构的世界中，而且这个世界常常破坏我们所遵守的许多原则，在这样的世界中，你仍然相信真的有一种可以引发差异和平等的可能性吗?我对这种可能性一致表示怀疑。可能你会对此比较乐观。
 
斯图亚特·霍尔：理智上的乐观，意愿上的悲观。不可否认，它越来越困难，而且这种困难现在出现在更大的范围内;你知道，当一个人谈论全球化力量的时候，就好像全球化力量要占据一个人意识的全部过程似的。排除了一些零星的不能承担太多的行为等等，你是不能想象一个人对全球化的态度的。我想这是由于我从不相信可以从混乱中找出简单而理想的选择。我想我们永远是在混乱中工作。我们是在为混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而工作。所以当事情似乎进展得不很顺利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诧异。我只是想，这就是生活所具有的方式。如果你真是想，在一个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和互相依赖的世界中，解读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或更加边缘化的价值观念和德行，并将这些价值观和德行放回到中产阶级那里，那么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规划。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进行斗争、进行组织，而且更困难的是，它必须对我们所承担的种族包袱和政治包袱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是最难的部分。它将不会从我们老想到的世界中进行建构，因为它不能从我们老想到的现存的世界中进行建构，因为它在我们的眼前是在变化的。
 
当然，现在，人们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解读变化，例如说：“总体思想是完全无关的。”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除非你回到对你眼前的这个实际上充满各种矛盾的世界的复杂描述中去，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能获得一个有基础的、有立场的相关联的种族或政治种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对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事情进行简单直接的描述开始我的讲座。并且，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可以开始说：“谁会被引到这一点上，而不是思考问题的现存方式?”所以，它是缓和的、有保留的乐观主义。它不是连续改进的，不是必胜主义者。我们还没有走到历史的终点。历史总是一个开放的视阈，虽然它不会马上向自由和总体变化开放，但它却从没有关闭，否则那就不是历史。在现存的主要机构中、在实践中、在企业中、在权力结构中等等，必然有没有考虑到的随时发生的可能性。有些外部构成因素被放在了背后，而我们则必须从外部构成因素着手来理解将自身呈现为完成的结构。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一直谈论历史达到终结。西方世界的人们一直如此傲慢，以至于认为西方以外的世界的历史已经终结。好，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不得不说历史并没有终结。
 
约翰·克拉克：我要问的问题跟你刚才谈的问题有关，但要回到你所描述的对多元文化的三种态度：赞成的态度、退出的态度和否定的态度。我的问题是，有关这三部分的政治运动会是什么样子的?更确切地说，存在着这样一个要一再退出都市、并表示“对此不想知道得太多”的群体的政治学吗?存在着要朝着积极方向重新动员他们的政治学吗?或者，如果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世代相传的——我甚至不太清楚我该怎样表述这个问题的最后部分——或许我就只好等死吗?[大笑]
 
斯图亚特·霍尔：这是对大学振兴充满希望的观点、例证[大笑]。死亡不会太久就会来临。不，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是一个差异化(不同问题不同对待)的策略。这是首要的事情。第二件事是，将能够促进进步的一些短期措施结合起来，将它们落到实处，并加以深化，使它们成为长久的措施;与此同时，用一种不会太疏离和破坏人们自身意识的方式，和不会太疏离和破坏他们必须放弃的历史意识的方式，来具体实施这些措施。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同时得到这两件事情。自相矛盾的是，就那些对多元文化充满最深敌意的人而言，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能跟他们换位思考，至少，我们要理解他们为什么是这种反应。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也是人，他们没有其他隶属社会的方式，除非他们有一种想象的英国性(Englishness)。多元文化主义甚至能使这种英国性也远离他们。
 
你们想到过那五个涉嫌谋杀斯蒂芬·劳伦斯的白人男孩吗?你们想到过他们犯罪的可怕性吗?他们没有共同的稳定工作。他们没有共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现在成为警察审讯的对象，为此他们感到被出卖了。他们本来想警察机关至少应该是他们这些理平头的无赖呆的地方。但是，如果警察机关要实行现代化和自由化，那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会到哪里去呢?我在这里所谈的并不是特殊情况，不是几个被控告为谋杀的人，而是处于社会边缘被排斥的人们的普遍状况。这种状况向我们提出了“种族”的问题，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提出了英国衰落的问题，以及如何改变我们受到严重破坏的自身状况的问题。他们要问这样的问题：“在这个地球上，你们希望我们站在何处?”现在，我必须承认，要求我们将这个世界改造得更正义和平等，并将这种思想提供给那些时刻准备激励我们的人，这种要求实在是太离谱了。实际上，除非我们所采取的策略会破坏无权无势、绝望的人们维持他们生活的条件，那么必将会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少数派去追求改革和进步。所以尽管不很容易，但我还是能够知道在那里我将去往何处。我发觉更不容易知道的是我对那些搬出了城市的年纪大一些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的中产阶级该说些什么，因为她们不喜欢变化。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黑人;而是他们不喜欢任何类型的变化。他们想住在乡下，因为他们错误地相信，乡下是一个连续稳定的地方。他们要说：“好，我没有问题了，这里不会有问题，你在我的村子里看不到黑人。”如果不能对我的生命、社会、国家和我所隶属的并给我家园感的文化进行全面的反思，我的确看不到我的生命终结之路。
 
他们也不是不可交流的人。关于斯蒂芬·劳伦斯调查案，我想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谋杀，也不是调查，而是它触及到了那些不会每天面临这类问题的人们的心灵深处，他们没有生活在城市里，不会每天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不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们会说：“他是个值得尊重的男孩，他将来在学术上会有很好的发展，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并一直尽其所能地培养他——如果他不是黑人，他可以成为我的儿子——像这类的事情不能发生。”我想在我们的社会中会有这样的一段时间的：如果捕捉到机会，许多人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去关心反种族主义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不把它仅看成是东南部和别的其他地方的事情。但我认为，这种机会是不会在那一点上、用那种方式被捕捉到的。所有这一切都会有力地抵制我所谈到的任何难事，而它们却不是固定不变的。我认为必须更加策略地思考不同听众提问问题的方式。保守的人们会被诱惑去选择同质化的英国——94%的人会这么想——所以反种族主义的那部分人会趋于认为每个人要么是反种族主义者，要么就是种族主义者。而事实上远非如此。对于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本身并没有一个十分差异的图画，可以理解这些有关教育再造的冗长问题。
 
从墨西哥城经过网上聊天室提问的问题：在这一多元文化叙事中，媒体——既包括像电视、电影这样的非互动的媒体，也包括像因特网这样的互动媒体——会扮演什么角色?
 
斯图亚特·霍尔：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首先，我想谈一下主流媒体。当我说我认为民族话语事实上总是文化表征系统的时候，主流媒体问题就变成了英国及其历史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被表征的问题。好的，你立刻就能看到，媒体，广义上的媒体也包括文学——因为在英语框架中，无论如何，文学是英国形象的主要的和意义深远的载体——它在复制定义什么是英国、什么是英国历史等方面扮演着非常清楚、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在教育系统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况，只可惜我没有时间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我只想谈一点。关于英国的教育体制，我认为，如果是针对全体人口而言，全国课程设置中历史教育是缺失的——即，所谓的本地人口如何深刻地理解社会形成问题，这是缺失的，这种理解一直是非常复杂和混乱的——等于说，我们输掉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争。我看它也不会在即将出现的所谓的公民教育中得到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要大家普遍承认英国的差异性，几乎是不可能的。
 
让我们回到你的问题。媒体不会简单地只复制一个故事。谁要是说它只复制一个故事，那他就完全错了。我们必须说一下我们一直习以为常的东西带给我们的负担。例如当我们说“英国人民认为”、“每个人都认为”、“每个人都支持”的时候，背后的假设是什么?什么是每个人?哪一个每个人?每个人多长时间?正是在这些地方，我觉得媒体拐弯抹角地巩固了这样的观念：有一个一致同意的意见，尽管现代社会在表面上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构成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意义和关键价值。现在，互动媒体是很不一样的，是很有意义的不一样。它们的不一样在于它们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能够向相对小的社团开放，向相对弱势的社会和边缘化的群体开放，向所谓的全球公众开放。当然，这个全球公众并不包括每一个人。我说的不是默多克新闻集团(Murdoch’s News Corporation)所面对的那种大众。在那一层意义上，交流形式是非常灵活的，因为它必须问自己，在全球舞台上，谁会对亚马逊的本地人感兴趣。我是不知道的。没有人感兴趣?这不是真的。互动媒体创造了双向交流的形式，相对来说，它是不可控制的。事实上，老实说，我很吃惊，媒体机关如何能允许它们是不可控制的。从技术上说，可能是因为对它们不容易控制吧。但这确实为所谓的少数族群文化保留了某种发展空间，不至于因它们的大小和在世界重要性方面的边缘化而被支配，相反可以跟外部交流。这也使得人们能够广泛了解到他们特有的问题和斗争，以便在更广阔的平台上来支持他们。环境问题总是出自某地区，却可以成为超国界、超地区的问题，总会牵连到远处想解决或需要解决环境问题的人们。所以，这就会将当地与全球联系起来，而不需要经过国家或地区媒体的通常渠道，因为这些渠道只会将此放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一条消息播出。互动媒体能够越过这些渠道，而跟任何地方的人们直接联系。所以说，小团体是无处不在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新进步。我想英国人肯定还记得公路搬运工使用他们的手机误导大家，导致整个国家的交通中断。这就提醒我们，高科技虽然没有内在的政治内涵，但却可以被用于各种邪恶的目的。不过，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只是意味着，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再仅仅被局限于本土、地区、国家和全球媒体之间那种切块分割的关系之中，人们也可能从上述媒体或频道中歪曲和简化可能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