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论坛
 
前言
 
刘奕德（Petrus Liu），波士顿大学
罗丽莎（Lisa Rofel），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
 
    这个论坛缘起于2017年9月15至17日在北京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中国与全球南方：性别与性的核心角色”。这个研讨会是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的罗丽莎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的黄盈盈教授共同发起的。在头一年2016于圣塔克鲁兹举办的研讨会上，来自各国的学者、社会运动者和非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反思中国崛起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在北京的这次会议则进一步针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发展与深化。在“中国走出去”的政策下，中国日益变成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中最大的发起方，在拉丁美洲、非洲、中欧以及东欧均有投资。诚然，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互动受到来自多方面、多角度的广泛关注与研究。然而，在这些讨论里，关于性别与性的议题却常常被忽视。这次研讨会则将视角投射到这一议题上。这两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可以集合一群研究者一起思考，当我们讨论中国在南南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为什么要关注性与性别？ 来自中国、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多位专家学者聚集于此，他们关注的议题除了性别与性问题，还包括了安全、移民、环境、经济以及社会等议题。借次研讨会，各位专家学者得以协同合作。
    2017年7月，恰逢此次研讨会前夕，电影《战狼2》横空出世。这部电影获得了近9亿美元的票房，一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获得最高票房的电影，并跻身世界电影史总票房的前五十名。由动作明星吴京自编自导自演的这部电影，激起了一大波关于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公共讨论。电影中关于非洲的想像和再现既有其新颖的一面，也有其老套的一面。而它的走红也进而激发了对中国如何重构其全球南方地位所应进行的严肃讨论，尤其是这种重构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性别化与性化的表征与影像来实现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些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文化层面时，这些对这部电影的严肃讨论就显得尤合时宜。研讨会的与会者均意识到参与并介入这些关于中国在非洲叙事的建构的重要性，并决定发起这样的一个电影批评论坛。这次论坛基于与会者对蔡一平女士在研讨会上关于《战狼2》文章的回应。在此要感谢郭漪舟对英文评论的翻译，以及凯利・鲁巴伊（Kali Rubaii）所做的沟通协调工作。关于中国在全球南方日益重要的影响在文化生产上的体现，我们将自此开始持续的关注。
 

 
刘奕德（Petrus Liu）
波士顿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学系以及妇女／性别／性研究系副教授
 
作为一部续集电影，《战狼2》延续前集的爱国英雄主旋律，描述战狼中队队员冷锋卷入非洲某国动乱的故事。冷锋在故事开始将不法拆迁队头踢成重伤后，被开除军籍并被判监禁。出狱后，他前往非洲寻找失踪的未婚妻，却刚好碰上当地反政府分子的武装变动。冷锋与他的干儿子吞都（Tundu）本来已经逃离撤退到中国海军舰船上，但是在吞都和中国大使的要求下，冷锋又回到当地去找吞都的母亲以及一位在非洲研究拉曼拉病毒药物的陈博士。冷锋顺利地找到吞都的母亲，但是陈博士在冷锋到达时已被杀害，他便带着另一位医生瑞秋·史密斯（Rachel Smith）以及陈博士的非洲女儿帕夏（Pasha）一起离开，但他不知道其实帕夏其实并非陈博士的女儿，而是身上拥有拉曼拉病毒抗体的唯一生存者。冷锋及帕夏因此被雇佣军首领“老爹”还有他的队伍追杀，但是在工厂得到了老板卓亦凡还有退役老兵何建国的协助，一起击退了反政府分子的攻击。这时候，冷锋被发现感染了拉曼拉病毒，但是被瑞秋用陈博士研发的药物治好。冷锋最后杀死“老爹”，解救了工厂的员工，并带领他们撤离到到中国海军的舰船上。

在电影尾声前的高潮中，剧中的白人反面角色“老爹”告诉主角冷锋，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种族：强者和弱者。这个对话始于“老爹”指着被扣押的非洲裔俘虏，问冷锋是否愿意为他们而死。冷锋则说他是“为他们而生的”。“老爹”就告诉他：“这个世界只有强者和弱者；你们这种劣等民族永远属于弱者；你必须习惯”。 就在此时，本来已经被打倒在地上的冷锋突然站起来说：“那他妈是以前”(“that’s fucking history”) ，并随即将他的对手打成肉酱。

《战狼2》这个电影对观众提出的核心思考问题即时是如冷锋所说：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由“北京共识”指导的全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我们以前熟悉的那一套中国受尽西方列强侮辱与压迫的历史，还能不能用来解释今天的世界秩序，还是已经成为“他妈的过去”？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反而成为了在非洲出现的一种新兴帝国主义力量？ 如果“老爹”说的没错，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强者和弱者的零和博弈，那么中国在哪一方呢？ 更简单地说，如果这个世界只能从黑白二元对立来理解，那么黄种人是黑还是白呢？

不管我们把它看成纯粹的意淫，还是当今中国外交政策的如实反应，《战狼2》都毫不含糊地将今天的中国置于强者的一方。在电影的叙事中，中国人不仅仅是“荣誉白人”(honorary whites) ，而是代替了白人成为新的主人种族（master race），扮演着将一个所谓的“非洲”从内战、政变、饥荒和致命病毒中拯救出来的新一代救世主。当他们逃离反叛军时，女主角瑞秋提议美国海军基地是最安全的避难所。冷锋对此嗤之以鼻（我们可以想象他再加一个“那他妈是以前”），坚持中国大使馆才是最安全的。整部电影中，中国在各个方面，无论是军事、外交、技术、经济还是科技，都远远优越于包括欧美的其他势力。找到拉曼拉病毒治疗方法的陈博士是中国人。最后让大家转危为安的不是暴力与机枪，而是代表中国外交国力的国旗。其他任何势力，无论是非洲人还是欧洲人，都想和中国交好。而那些对中国不敬的，则被干净利落地碾压和惩罚了。

虽然这部电影将中国想象和表现为世界的新领袖，用来支撑这种想象的叙事却仅仅是挪用了旧时欧洲的殖民历史。的确，将中国打造成欠发达地区的新救世主的做法，几乎未加更改地延续了许多旧时的叙事，譬如“白种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 、“文明使命”，尤其是“白种人的罪恶感”。让人侧目的是，中国毫不费力地就将自己置身于老套的欧洲式叙事和一个陌生的历史语境中。就像瑞秋说的：“十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非洲是现代文明的摇篮，可是当自诩文明的人们再次来到非洲，带来的却是苦难”。这种把非洲塑造成文明发展停滞不前并的区域的想法并不新鲜，新鲜的是瑞秋所谓的“文明的人”现在包括了“韩国人、冰岛人、斯拉夫人、美国人，还有中国人”，来自亚洲的投资者名列其中。跟这些文明国家不一样，电影中的非洲被塑造成既无历史也无能动性。片中出现的那些非洲名称和地方要不就是无关紧要，要不就是纯属虚构，或者二者皆是。而那些非洲裔的角色要不就没什么对话，要不就仅仅只是负责搞笑。和强大的，崛起的中国相比，非洲不过就是个陪衬，一个危险与诱惑并存的机会之地。

在几百年的屈辱史后，中国急于在国内和国际观众面前大施拳脚。在“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标语的驱使下，这部电影诉诸了一种最简单粗暴的民族主义想象。在打出演职员表之前的定格画面里，电影还将这个故事的寓意直白地讲出来，生怕你闹不明白。在一本中国护照的左边，字幕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 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许多影评已将这部电影视为中国版的“白人救世主”叙事，或是复苏的民族主义的体现。但是也许还有一个议题仍需考察，它就是在何种程度上，这种民族主义想象是通过同样问题重重的性别常规范式得到维持和强化的。换句话说，不仅“非洲”被当作中国现代性话语必要的陪衬，一种对“女人”的特定呈现也被拿来作为男人的陪衬，这些均用于强化这一关于中国崛起的想象。因此，除了将这部大片视为反映了中国对新世界秩序中自身地位的焦虑，我们还应将它视作一次对性别与性的常规范式的再协商。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身兼导演、主角和剧作者的吴京提到他拍这部电影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推广宣传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是要改善中国的男性气质文化。吴京认为中国还没有提供一个“像汤姆·克鲁斯和史泰龙”这样的“爷们儿”让观众去认同。他抱怨中国的电影业被来自日韩的女性化的“脸长的花样少男”占领了。他说他选择军事题材就是为了“拍一部要让男人看了，更想做真男人的电影，要让女人看了，就更喜欢纯爷们儿的电影”。在数次采访中，吴京都用手势模仿那些在他看来“娘”的中国男演员，并说因为他的电影，他们现在都想要做硬汉了。据他所说，《战狼2》无异于一场中国的性别文化革命。相对于那些体现了“东洋风”商业化影响的“花美男”，他所希望呈现的是中国的“汤姆·克鲁斯或史泰龙”之类的角色，以恢复了中国传统的阳刚之美。当然，和亚洲邻国相比，这种阳刚之美更近似于欧美风格。吴京的观点实际上暗示了，在成为受尊重的现代国家之前，中国必须先重新定义它的性别文化。为此，它必须先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想象成对欧美文化的延续。

在电影里，冷锋先是通过与非洲本地人比试喝酒来彰显他的阳刚气。如果说好莱坞电影通常将中国人塑造成为阴柔的，“种族阉割的”(racially castrated, David Eng）传统亚裔形象，《战狼2》则完全拒绝了这种形象。这部电影同时将黑人男性塑造得超级阳刚和性欲旺盛，如此这般，在打架和喝酒上都更胜一筹的中国男人就显得愈发阳刚了。这种将种族与性别范畴视作互相补充的最佳例子，来自于电影通过“妇女与儿童优先”的原则来化解种族区隔的问题。在联合国的救援直升机抵达前，一位指挥官命令难民依据种族来站队，并声称只有中国人可以被疏散，且管理层优先。一位中国男性表示抗议，说他的非洲老婆嫁给了他，因此也该被视作中国人。冷锋这时介入，并下达了一个不同的命令：直升机将会优先疏散妇女和儿童，而男人，无论是非洲男人还是中国男人，都将步行撤离。他的同事们满怀笑意地赞成他的“妇女儿童优先”原则。电影的背景乐也变换成赞赏的调调。当之后瑞秋拒绝跟随直升机离开时，冷锋直接用一个“新娘抱”抱起她，将她扔进飞机，并说“别给我添乱”。由此我们有了两个可以互为参考的情境。在第一个例子里，那个中国男人的抗议提出了一种带有挑战意味的对“中国性”的解读，这种“中国性”体现了种族范畴的复杂性。而在第二个例子中，瑞秋的抗议则显示了个体的身份通常超越了性别的社会含义，有时甚至与之相左。只不过冷锋明显反对救援计划中的种族隔离，却对瑞秋抗议男女有别置之不理。在冷锋回绝种族隔离的命令中，女人被幼儿化了（“妇女和儿童优先”），而儿童则被去性化了。我们可别忘了，冷锋救出的为数不多的有名字的非洲人的确恰恰是妇女与儿童（吞都，他的妈妈，和帕夏）。如此这般，一个阴柔化的、幼儿化的，以及种族上低人一等的非洲形象被塑造出来了。这个非洲时时刻刻处于危机之中，亟待中国英雄的拯救。这一关于中国崛起的侵略主义性的想象倚仗于对性别所进行的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管控。这种复杂性显示了在关于中国崛起的讲述中，性别和性并非毫不相关，而是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向在荣（Xiang Zairong）
波茨坦大学德国研究基金会资助“少数世界主义”联合博士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
 
 对于任何一个对人类的愚蠢及其无耻炫耀有着应有的鄙视的人，观看《战狼2》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这部电影充斥着以正义或邪恶之名吸引眼球的杀戮。过头到简直被有毒的大男子主义贯穿始终。它讲述的是所谓“拯救非洲”的老套故事，这个所谓“非洲”通常都被扁平化为一幅硝烟弥漫、病乱肆虐、贫穷当道的可怖画面，最多时不时添加点自然风光和在其中漫步的狮子猛兽为佐。除了这次轮到一个中国男人承担通常由白人男性完成的使命，这部电影的每一个场景几乎都照搬了好莱坞英雄电影的惯用套路。
   
两个议题亟待解决：中国的崛起和这一历史语境之中的中国男性气质。这部电影将中国崛起视作男人之间的阳刚比拼：这是老的救世主（白人男性）和新一代救世主（中国男性），亦即中国和西方间的比拼。虽然故事发生在非洲，电影的内核却基本与非洲或非洲人无关。关于第三世界主义的浪漫化想象最多只是在背景中依稀存在。在其之上的则是两个大男子主义者之间漫长而暴力，且充满感官刺激的无聊竞赛。两人的名字很好的反映了这一状况：中国前军人冷锋，或所谓冷酷的刀锋，以及白人雇佣军“老爹”。
   
有评论认为作为新兴的国际势力，中国急需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最好是类似好莱坞英雄这种。这部电影在国内市场的巨大成功也由此归因于它塑造了这样一个有点反常规的中国式的“孤狼”形象。他总是单打独斗，固执己见，就算这部电影要歌颂的似乎还是一个“强大的祖国”。这个祖国不只在内务处处不公，还在外务上几近天真地遵守联合国公约，使得自己的军队无法进入战乱区救援自己的国民。因此电影里颇为天真的“中国特色”个人英雄主义显得十分缺乏想象力。虽然“老爹”被打得半死，他和他的白人至上主义世界观仍然主导着这部电影的逻辑。这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历史学家黄克武曾指出，随着西方现代／殖民力量和资本主义／药理力量的到来，中国历史上理想的男性气质发生了从“文弱书生”到“健美先生”的巨大转变。这个肌肉发达的中国英雄不只全心全意接受，还身体力行地展现了这种殖民者强加的男性气质。他和白人坏蛋之间的对决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这可不是我们希望从一个崛起的中国所看到的。又一个美国式军事主义和新殖民式的帝国主义将只会让这个星球走向彻底毁灭。关于这一点，这部电影倒是毫不含糊地展现了，虽然讽刺的是，这种展现是通过对非洲充满刻板印象的描绘来实现的。
   
让这部电影免于成为又一个典型的殖民主义拯救叙事的，是冷锋任务的目的：不像大部分广受诟病的白人英雄，他不是要去拯救非洲人，而是要救他的中国同胞。然而，临近电影尾声时，当那个身负国旗的英雄高喊着“我是中国人”穿过一个被战乱捣毁的非洲村落时，这个形象所唤起的最多是一阵民族主义的兴奋感。在这日益男性化和军事化的国际政治的血腥启示中，让我们仍然保有一线希望的人物是瑞秋，那个人道主义医生。片中冷锋夺过她的枪说：“你的任务是救人而不是杀人”。我们应该注意到瑞秋这个角色是由一个华裔美国人扮演的，这也许不仅仅是巧合。这部电影的导演（同时也是饰演冷锋的吴京）是不是在她身上看到了除了通过对枪支的阳具式崇拜，联系弥合中美两个世界霸权的希望？
 

 
罗莉莎（Lisa Rofel）
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与新生世界中心联合主任
 
流行文化的成功通常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它并不准备解解的争议。最近风靡中国的电影《战狼2》就是一个例子。这部电影有着中国电影惯常的套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惧艰险为人民，英勇奉献为祖国；第三世界兄弟团结起来匡扶正义；还有中国女性是强有力的，只是没有男性那么强有力罢了。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这些套路离开国门，被用在一个不知名的非洲国家，针对一群不知名的，好像也没啥明确诉求的非洲恐怖分子。我们的孤胆英雄也不再是现役解放军，而是一位因为维护正义行为失当而被开除军籍的前军人。电影的开篇即将这些主题铺陈开来：在一片宽广的不知名水域上，一艘中国大船驶过。这不禁让人想起《河殇》的主题：只有走出国门航向海外，而不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故步自封，中国才会（再一次地）崛起。
   
中国与那个不知名非洲国家的关系是这部电影的主要冲突之一。中国到底是他们平起平坐的第三世界兄弟同盟，还是在全球南方高人一等的上级主管？ 非洲到底是中国的朋友还是需要被管教的原始人？ 似乎它两者皆是。鉴于这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几乎无所作为（当然这是典型的对积弱的非洲国家的修辞法），到底谁是中国的非洲盟友呢？ 那些反对军倒似乎挺看重他们和中国人的关系。但是这也没阻止他们对中国人开枪。
   
另一个相关的争议存在于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之间。这部电影显然是对中国民族美德的歌颂，但那位工厂主决定只救中国人的立场又被另外三个前解放军反对了。他们三个代表着普世性的社会正义：我们必须拯救非洲人，还是从他们自己人手中。同时这些解放军背景的人也代表了中国的力量。为了保护中国人民，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这也就是电影最后一段似乎是有意仅用中文打出的字幕想要传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 不要放弃！ 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这一军国化的民族主义似乎也解决了这些身处非洲的中国人之间潜在的差异与龃龉。当非洲恐怖分子开枪射击时，“我们”共同面对。（没有什么比共同的敌人更能够激发民族主义狂热的了。）
   
当然，性别问题也是冲突之一。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个强悍的女性，一个勇于为他人牺牲的，无畏的女医生。但她同时又一次次被那个孤胆英雄所营救。女性可以很强大，但是她们可没法像男人一样有超能力。而那个孤身奋战的超级英雄，虽然似乎只是想管好自己的事情，却一次次投身到战斗之中，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社会正义？ 还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安危？
   
电影的大背景，即所谓的中国崛起，则被模糊化了。中国在非洲的目的实际上是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觊觎。但是中国出现在这个不具名国家的原因却被电影给省略了。片中许多动作场景都发生在一个中国人经营的工厂里，但是这个工厂到底是造什么的却语焉不详。这个工厂与它的非洲工人的关系也完全没有被提及。
   
而另一件事则被毫不含糊地挑明了：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正在被中国所取代。这种更迭首先体现在非洲恐怖分子背后的美国雇佣军和这些恐怖分子最终的失败。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建构了一系列的对比：美国煽动恐怖主义，中国解决它；美国遇险就撤，弃国民于不顾，中国不仅保护了国民，还顺带救助了“好的”非洲人民；美国人打架出阴招，中国人则堂堂正正；中国遵守联合国条例，美国则选择无视。在美国雇佣军头子和中国孤胆英雄最后的博弈中——当然中国人赢了，中国英雄对他的对手说：“（你们）那他妈是以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明显了。
   
但是有些问题又被完全无视了：为什么中国军队会驻扎在非洲领海及周边？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一个国际舞台上民族英雄主义的故事要从军事的视角来讲述？ 这种讲述使得军事途径得以视作常态。还有，这些非洲恐怖分子为何而战？ 换做另一个时代，我们也许可以说他们是反叛军或革命者，为了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有点讽刺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被西方描绘为类似的一个无端暴力的煽动者。
   
最后，电影留下了一个未解决的冲突。这一冲突存在于第三世界团结合作的意识形态和对非洲土地、资源和人力的剥削之间，尤其当前者是中国政府自社会主义以来一直坚持的。那么，这一冲突会如何在流行文化和现实生活中进一步地演变呢？
 

 
玛利亚·阿米利亚·比特里（ María Amelia Viteri）
厄瓜多尔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在这部电影里，中国政府用所谓“友谊”的叙事而非更普遍的“国际事务”来巧妙委婉的掩饰其外交策略的殖民内核。这种巧饰贯穿始终。这种叙事强调合作关系而非贫困援助，将自己与西方的“发展”叙事区分开来，后者强调发展，并把贫困视为亟待克服的对发展的阻碍。
   
这个关于跨国“平等互惠”，双边协作的“友谊叙事”提供了一个中国英雄叙事，并进而强化了对非洲的刻板印象：积贫积弱、战乱频发、法制空缺、疾病肆虐。
   
虽然这一友谊叙事遵循着大男子异性恋常规的陈词滥调，我认为这其中仍然有被酷儿化的可能。和《第一滴血》中的蓝波一样，冷锋的异性恋常规符码需要通过他们能吸引有魅力的女性来实现。由Celina Jade 所扮演的，在战乱中勇敢卓越的华裔医生瑞秋，在电影中不仅不被允许开车，在和“老爹”团伙交火后，她连病人都不能照顾了。“老爹”的喽啰们则是清一色的白人，符合外来“美国佬”的形象。虽然他们在电影里被塑造为他者，他们的白人属性并未丧失。也许雅士毕尔·普尔（Jasbir Puar）的“拼装”（assemblage）概念可以激发我们超越关于“协同－抵抗”的二元论。如她所说，种族、性别和性等范畴“不仅仅是主体的特征，还是在不同身体之间的事件、行动和相遇”。
  
《战狼2》暗暗地生动展现了在全球范围内一种结构性不平等的叙事。在这叙事中，关于非洲的想象都是负面而老套的，它被用来当做对“好的殖民者”的理想化想象的土壤。这次，是一个魅力非凡的中国年轻男人在这片土地上大展身手，化险为夷。这种“中非友谊”的论调实在问题重重。这不仅仅是因为在片中一位中国外交官通过强调这一点来避免流血冲突，好像这是一个在宏大历史与全球范围内不争的事实，还因为这种论调掩盖了其背后的的真正主题。
   
这部电影所使用的民族主义元素是共通的，中国国旗在此处和像在《美丽人生》这样的电影中出现的美国国旗是意味相同的。在后面这部电影里，美国不仅救了大屠杀的受害者，还顺带拯救了世界。《战狼2》则逆向地呈现了我们投射到不同群体身上的诸种刻板印象，展现了中国既对内又对外的殖民过程。所谓对外殖民过程，是指中国的｢全球殖民方案”。所谓对内殖民过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对维吾尔人的“驱逐”。对内殖民过程被所谓的“人民反恐战争”正当化了， 这部电影又为此作了辩护。上面提到的维吾尔人是突厥语族内的一支穆斯林少数群体，他们正在被国家以多重形式“驱逐”出去。例如，针对他们的愈发严厉的监控措施，以立法的形式对任何被视作“与穆斯林有关的”东西进行限制——从他们的外形着装到他们所听的音乐。这些监管措施强化了美国式“反恐战争”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与两国国内各自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是互相矛盾的。通过这部电影，我们也得以将这一矛盾摆上台面来进行考察。
 

余爱莎（Aisha Chioma Udochi）
《中国投资》杂志非中关系分析研究员，加纳驻北京大使馆商贸投资研究助理
 
《战狼2》除了提供对非洲狭隘的描绘和充斥着枪声的情节之外，这部两小时又六分钟的电影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窗来一窥中国“伟大复兴”的国家心理。这部顺利通过了广电总局审查的电影详细呈现了一副符合当今中国共产党纲领和迎合国家高层领导人愿景的国家形象。
   
这部电影提供了这样一种“中国想象”：一个梦幻而伟大的中央之国重建了它在国际秩序中应有的核心地位。故事发生在非洲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深受西方影响的地方。代表着中国的主角冷锋通过成功战胜他的死对头“老爹”，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地位。
   
电影完全没有提及如何对导致非洲欠发展状况的不平等权力结构作出改变。反之，它显示了中国的“复兴”是如何从最开始处，就只是关乎于取代，而非抵制造成全球南方现状的白人霸权。电影对“白人拯救者”叙事的沿用恰当体现了这一点。从一开始，它就采纳了西方文学经典的暴力叙事，尤其是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这部电影完全复制了康拉德小说里那个疾病肆虐、战乱频发、失措无助的不知名非洲国家。
   
电影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关于“我们和他们”的母题。当非洲平民向中国使馆寻求庇护时，他们的需求被拒绝了；冷锋那个非裔干儿子差点就上不了中国的救援船；最开始制定救援疏散计划时，片中那个工厂的老板也准备只考虑中国员工。在这些情节中，这一母题清晰可见。中国似乎无意停止用种族和国籍身份划分这个世界的传统。这种“中式和平”无法对这个传统做出改变，唯一的差别只是如今中国人得以从种族歧视中获益。
   
然而，电影中最明显展现出中国对超越盈格鲁撒克逊国家，实现“富国强兵”的热切渴望的，是冷锋和“老爹”的最终对决。让冷锋最终怒不可遏并因此爆发而得以击败他的白人死对头的，仅仅是因为一句“你们这种劣等民族永远属于弱者”。在这个既粗暴又有些滑稽的片段中，正在失势的力量和那曾经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碰撞在一起，体现了一种社会达尔文式政治观。
   
从根本出发，这部电影始终是一个关于国力的故事，触动着中国本土观众的民族主义心弦。它希望传达中国崛起的正面意义，以及它的崛起如何使得世界获益。对于外部人士来说，遗留下来的问题则是，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全球南方的持续衰退是不是同时发生？ 《战狼2》让旁观者倾向认为中国通过海外基础建设投资和实验性的军事化训练来实现的对“富强”的追求也许真是以它所资助的国家的失序混乱为前提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的“中国梦”的实现和它所谓的“承先启后，继往来开”遮盖了它让人害怕的真相。这个真相就是，这种叙事正是基于“代理人战争”和对非汉语人口地区的系统性剥削来进行讲述的。
   
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初，当美国最初确立霸主地位时，利益上的根本冲突是它之所为能成为帝国的关键因素。在美西战争中，美国对西班牙的征战被描绘为一场对腐朽的帝国霸权与它对人权的侵犯的高贵讨伐。当战争在1898年结束时，西班牙最终战败，美国则获得了它正式或非正式的殖民地，包括了加勒比海的古巴和波多黎各，以及太平洋沿岸的关岛、夏威夷和菲律宾群岛。这场胜利让美国人对自己的骄傲、前景和权力有了新想法，而这些新想法又明目张胆地以种种压迫性方式，在菲律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付诸实践。美国会变成它自身力图摧毁的那个怪物吗？ 这一忧惧萦绕不去，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国内就此问题展开的争论。情况在1915年发生了转变，是年，巴拿马运河竣工，这一壮举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人类能改造自然的有力证明。自此，美国人坚信，由于美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先进性和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在道德上有义务去提升那些“后发社会”，也就是那些非白人聚居的、不说英语的社会。
   
从帝国主义的历史脉络着眼，不难发现，20世纪之美国与今日之中国有一种对应关系。中国海军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秀肌肉”之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只会增强人们对上述对应关系的联想：中国与它的竞争对手美国越来越像，两者会成为同一种霸权。在这一背景下，《战狼2》想必令全球南方的各个国家芒刺在背。全球南方国家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依附于“中国的全球领导力”虽然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能动性，但是其最好的前景也是相当贫瘠的。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更合乎现实的预期是：经济上的褫夺和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这两者素来就是帝国主义野心的一体两面——不仅存在于过去，如今依然会持续下去，而它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尽管现状如此地不如人意、缺乏公正，可是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全球南方在面对中国的“战狼叙事”时依然可以做出选择：要么附和它（从而加强了这种叙事），要么质疑它。全球南方的各国公民应该牢记：尽管处于世界的边缘位置会导致种种可怕的后果，但是，被整编进“汉文化圈”同样会有种种危险的影响，因而，全球南方必须对此进行最严格的审视，甚至也许应该加以抵制。

 
 

 
蔡一平
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的执委会委员。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地区公民社会咨询小组成员。
   
《战狼2》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影片，奉献了一款新鲜出炉的中国“超级英雄”——退伍的中国特种兵冷锋。上一次银幕上的中国超级英雄形象好像还得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李连杰出演的电影《少林寺》中的武僧。三十多年前，那位超级英雄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把中国武术的热潮带到了全世界。这位冷锋也是百分之百中国制造，他的沙场却在异国他乡。他骁勇善战一身正气，报效祖国解人危难。解救的对象不仅包括自己的同胞，也包括异国的平民百姓。这样的一个国际主义超级英雄，理应像那些好莱坞的超级英雄一样，跨越国界引起共鸣才是。但是它似乎只是在中国获得追捧和票房成功，在海外却遭到冷遇，沦为内销专供。这“内热外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先说说它在国内的“热”。《战狼2》的成功似乎再一次印证了这样的说法：一个文化商品的成功，往往基于对刻板印象的重复和加强，或者迎合了受众的期待和想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片为观众提供了多重的满足。
   
首先，影片中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超级英雄”冷锋的背后，站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大的中国形象。不管是高举国旗穿越交战区，大使馆迅速组织撤侨，军舰集结待发，民间资本投资办厂，当地人对中国人的信任和友好，以及最后画蛇添足地在屏幕上打出中国护照上并不存在的那些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 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都在撩拨中国观众的自豪感、安全感、舒适感，甚至有能力拯救别人的优越感。难怪那些很久不进电影院的人都为此片贡献了票房，并认为物有所值。该片在影评网站上的评分之高说明了观众的满意程度。
   
其次，影片成功地满足了观众对性别、种族、殖民主义、国际关系的各种刻板印象和想象。这部电影中所有在非洲的中国人都是男的——退役的特种兵、中国投资者、工厂工人、商贩、来援救中国人的军队和外交官。影片中的非洲是战乱、贫困、无序和原始的。当然，这样的非洲不适合中国女性。影片中的非洲人民是：管中国超级英雄叫“干爸爸”的儿童，被救援的母亲和工人，还有无能的政府和残暴的叛军。当然以国际舞台为背景的影片中怎么能少得了美国人的形象呢？ 而剧中唯一出场的美国人就是女主角，一位华裔的美国医生。说实话这位美国女性的价值观和行为都是相当正面的，只不过她不得不依赖中国英雄的保护。另一些被提及却从未出场的美国人就是据说很厉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使馆的电话留言机了。留言里说“使馆已经关闭”。影片耐人寻味地折射出中美错综复杂的关系——看似女主角离不开男主角的保护。但是男女主角必须联手才能战胜困难，在男主角染上致命传染病的时刻，是女主角拯救了他。至于电影中的其他白种人，不外乎是种族主义者和为了金钱和利益不择手段的暴徒。有趣的是，残忍凶暴的反派雇佣兵中有一位骁勇的女战士。这是否暗示着女性要与男性在平起平坐的最终下场，不过是充当炮灰或者重回男性的羽翼下接受保护？
   
这部影片的大多数中国观众们大概一辈子也去不了非洲。这部电影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表明，中国人对关于中国和非洲、中国与世界的想象／形象非常认同和满意。因为这些想象／形象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主流媒体中关于国家、性别、种族、殖民化的历史、地缘政治等等刻板印象完美契合。 
   
其实，那些走出影院的中国观众们不应该忘记一个问题：为什么冷锋会来到非洲？ 为什么这个在海外建功立业并且受到政府官员和军队首长鼓励和信任的前特种兵，在他的故乡是一个有案底的刑满释放人员？ 他为什么会身陷囹圄？ 两个小时惊心动魄的电影之后，开头冷锋怒打强迫拆迁队头头的那一幕，沉浸在兴奋和满足中的观众们估计早已记不起来了。但是，走出电影院之后，导致冷锋入狱的那些现实矛盾仍然是他们要面对的日常。这时候他们所期待的“超级英雄”又会在哪里？ 中国式的超级英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罕见，有男人也有女人，那便是武侠。他们往往生逢乱世锄暴安良。当下，武侠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而超级英雄，即便在银幕上，恐怕也只能在海外诞生。
 

 
保罗·阿玛尔（Paul Amar）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国际研究系教授
     
在解读《战狼2》这部重要电影时，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电影里的矛盾以及道德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上，而不考虑那些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因素。我的解读基于如下假设：任何一部像《战狼2》这样的高票房电影，它势必要为林林总总的快感、解读和社会性创造空间。而这些反响均既越出了作者的意图，也越出了国家锚定电影意涵的种种尝试。
在评论这部电影时，我的关注点是两种紧张关系。第一种紧张关系处于以下两者之间，其一是创造关于“家庭”概念的诸种另类性别和种族概念，其二是巩固一种带有去性意味的“道德体面”概念。而在那些涉及入侵非洲某国的雇佣兵和暴徒的主要情节中，可以发现第二种紧张关系：一方面是对军事主义、西方的合法性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对统一化武装力量的欢迎。

中国式“世界大家庭”新模式：随着电影剧情的展开，中非关系被呈现为一种友爱的、无血缘关系的家庭动力学。男主角冷锋收养了一位在街头叫卖的非洲男孩吞都。他的生母内莎（Nessa）是被雇佣军占领的中国玩具制造厂里的一位娴熟工人。吞都则把冷锋叫作“我的干爹”。

从这一角度来说，吞都这一形象将整个非洲低幼化了。观众会问：电影里关于“复兴”的俗套论调一定需要将非洲低幼化吗？ 但另一方面，吞都这个角色（他看起来只有13岁）既宣示了某种主体能动性，也引发了矛盾的观感。因为吞都坚持不愿意抛下妈妈内莎独自离开，冷锋才变得“男人起来”。的确，这部影片赋予冷锋的救援任务多重动机，包括为了为了对杀害他的军人女友的雇佣军进行复仇，和为了拯救代表医学人道主义伦理的陈博士。但是推动电影情节的情感驱动力，仍然是情感上对高尚道德的致敬和对非洲角色的大爱的迫切需求。在这里，一个新的、融合的中非“世界家庭”想象所具有的力量和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这种想象实是在白人霸权之后出现的新的关节点，它联结人道资本主义控制下全球体系。

拉曼拉病毒肆虐造成的紧迫状况贡献了电影情节的紧张感。冷锋在浸入隔离区后，和感染者有了接触，结果自己也染上了病毒。这一情节强调了电影对跨越边界的情迷关系的关注，也凸显了这位“战狼”的身体其实是脆弱的。这个情节同时也重现了人道主义生物医学的霸主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对女性身体和非洲裔身体，还有主角光环的依赖。

冷锋的英雄主义男子气和他身体及情感的完整性是靠瑞秋博士和帕夏的努力，以及她们来自于军事训练之外的智慧来维系的。她们同时也展现了一组“干妈／干女儿”的家庭组合。在这种幻想形式中，对知识的获取和对边界的破坏或模糊被结合在一起。这种边界破坏不只存在于种族和认识论之间，甚至还包括了对伦理边界的侵犯。而这种组合则被奉为对一种新形式的类家庭亲密关系的赎回。

驱动情节发展的最后一个“另类亲属”维度则是冷锋和他的小弟，小范，之间被情欲化了的兄弟情义。小范是一个长相俊俏的年轻军人。作为一个自私的“被宠坏的富家子”，小范体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虚荣和他们对非洲狭隘的认知。跟瑞秋博士相比，小范反而更频繁地扮演者遇险女子的角色，被冷锋一次次地拯救。
雇佣军和暴徒：表现邪恶的雇佣军和暴徒行为的情节驱动着影片中大多数的大戏和动作场景。这些情节既批判了某一特定的黩武主义和流氓利己主义，也对它们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追捧。

在电影开篇，紧跟在索马里海盗场景之后，观众被随即带回到中国，看到一个开发商在便衣中国暴徒的帮助下欺压一群中国老百姓。警察则在“保护”这个开发商和他的暴徒行为。冷锋和一群穿着正规军服的解放军碰巧将一位战友的骨灰带回家乡。而他的母亲恰巧就是被驱逐的居民之一，正在抹泪哭泣。冷锋十分同情这位悲伤的母亲，拔刀相助。他把那群暴徒打了个半死，还为了这群百姓与开发商和警方针锋相对。因为这个原因，他被移交军事法庭，还被开除了军籍。不过在他被遣散之前，一位身着军服的将军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还告诉冷锋他做的很对，并叮嘱他要继续承担军人应负的伟大职责。 这个奸商联合暴徒欺压群众，英雄冷锋拔刀相助的开篇着实让人有些意外，它巧妙地让电影对中国的发展资本，流氓暴徒和警察之间的狼狈为奸做了批判。电影还暗示了军方其实暗中支持反抗强权和民心团结。许多人注意到的电影里的“大中国主义”和爱国主义被这些来自国内的紧张关系给分化了。

当电影随着冷锋来到非洲时，对暴徒的批判转变为对外国雇佣军的全面讨伐。我们看到了雇佣军无论是在为武装化“红巾军”叛乱卖命还是随后针对他们时，都在“耍流氓”。电影探索了非洲军事力量的私有化以及冲突的升级。它还揭示了西方介入势力愈演愈烈的野蛮和无赖特性。白人雇佣军团体因此成为中非种种另类亲密关系中的反常“他者”。电影中的雇佣军操着来自美国、俄罗斯和南非的不同口音。这意味着这些雇佣军把反殖民抵抗的象征给夺走并撕毁了。他们在多次针对非洲和中国平民的袭击中对无人机的使用也具有非常适当和及时的参考意义。

《战狼2》对雇佣军的全面胜利在对“老爹”的野蛮爆头中达到高潮。在这个场景里，所谓的“复兴”几乎取得了全面胜利。这一计划以改良过的全球视野下的中非家庭和英勇无畏的中国军队为模板建构了一种新式的人道主义。这些复兴模式完全优于西方版本的21世纪全球化范式。后者是由极端的暴力、雇佣军模式、私掠虏获和无人机式管控构成的。不过，鉴于《战狼2》的导演兼主演从海外视角来呼应国内开放商的贪婪无量和商业管理上的外围操作，并由此对暴徒行为、短视和阶级特权都有所批判，电影中的大中国主义还是比较温和的。
 
 

 
王智明
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
 
在中国电影史上，军事电影并不少见，而且往往与国家意识型态相关。从中国第一部军事电影《南征北战》，经2008年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与最佳男主角的《集结号》，到最近以小鲜肉为主打的主旋律大片《建军大业》，我们可以看到军事电影如何再现新中国的血肉之躯与历史灵魂，并且试图在商业与政治之间打出一条好评又好赚的康庄大道。但是仅仅从军事电影与商业操作的角度，并不足以说明《战狼2》获得欢迎的程度，也无法充份解释它的时代意义，更不能清楚指陈交织其后的多重脉络与意识型态。诚然，《战狼》系列的成功与中国崛起的态势紧密相关，但是其意义并不止于崛起的再现。相反的，它更大程度反映了崛起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和困境，因而需要这样的电影来进行意识型态的缝合。尤其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及电视剧往往担负着意识型态的教化功能：电影与电视不仅仅是娱乐，更是国家意识型态再生产的场域，并且具有协助国家政策推动的功能。于是《战狼》系列的成功，其意义或许不在于取得多大的票房，或是反映了影视娱乐产业的技术进步，而在于它所肩负的意识型态功能。因此，本文的工作就在于爬梳理解《战狼2》的阅读脉络，以厘清其之于中国崛起的意义。
 
表意的脉络：《太阳的后裔》与《人民的名义》

虽然《战狼2》在角色和故事上是前一集的延续，但是在取材与选角上，呈现了三组相关却不相同的意象：维和部队、忠党爱民以及坦克勇士。熟悉这三组意象的读者自然会对电影中刻意的并置感到莞尔，乃至不安的违和，但是电影借由大量的感官冲击与老调的叙事桥段来掩盖内部的矛盾，以编织出一部超韩赶美的动作大戏。追过韩剧《太阳的后裔》的读者，大概可以立即感受联合国维和部队所暗示的人道精神与浪漫情景：相较于脱下军装的主角冷锋，卓亦凡的装束与出场时的卖弄，几乎就是对宋仲基的谐仿和嘲讽，而援非的美籍华裔医生瑞秋则在装扮与演技上形成宋慧乔的翻版，类似的长发与俏皮，同样的认真与天真。《战狼2》当然不愿成为山寨版的韩剧，冷锋的硬汉角色也显然是对韩版花美男英雄的批评；更重要的是，除役军人冷锋作为佣兵的可能以及他只身挽救撤侨行动的英勇，同时也是对联合国多年维和部队与人道救援无效的严正批评。相较于电影中瑞秋致电美国大使馆无效，联合国直升机的救援失败，冷锋那股不分你我、勇往直前的博爱与倔强，暗示着崛起中国将肩负起人道救援的神圣使命，但它未必会通过联合国的形式。对照《太阳的后裔》里的多边协调，冷锋的孤狼行动，一如我们熟悉的蓝波，或许意味着一种直朴的单边主义；唯一的差别是，蓝波背后只有战争的创伤，而冷锋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支持。

《战狼2》里有两个配角特别抢眼，一是扮演退伍军人、工厂保安何建国的吴刚，另一是扮演解放军少将、撤侨编队指挥官张志勇的丁海峰。这两者分别在今年火红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饰演主角：一个是市委书记李达康，一个是公安局长赵东来。这两组角色的叠合与转译或许不是《战狼2》剧组的刻意安排，但是却造成了非常有意思的意识型态效果：保安局长成为解放军少将，在不淮介入友邦内战与进入他国交战区的命令下，丁海峰表现了忠党爱民、临危不乱的态度，在不违背政策的前题下成为冷锋的后盾；同样的，在《人民的名义》里为党、为人民、为改革开放的事业打先锋的吴刚，也在《战狼2》当中走到了撤侨护民的最前线。尤其，吴刚和冷锋一样，都有过军职，这就使到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为实质与贴近的表现：不只是国家作为人民的后盾，而是国家就在人民之间，领导、保护着人民，即令人民早已放弃了中国国籍，另谋出路。因此，虽然吴刚和丁海峰只是电影里的配角，忠党爱民的意识型态却在他们的双重身份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在这个意义上，冷锋不是孤狼，而是有后备支援的战狼。
 
历史的换喻：“站在坦克前的男人”

《战狼2》里最激情和壮烈的场面，大概就是冷锋站在坦克前与之搏斗那场戏了。但“站在坦克前的男人”（The Tank Man）大概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最为经典、最为西方记得的画面，只是那个画面的场景不在非洲，在中国。我不确定中国观众是如何理解和经验《战狼2》里的这个场景，也不确定他们脑海里是否会浮现另一个“站在坦克前的男人”的身影，但是记得也好，忘记也罢，《战狼2》里的冷锋都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喻，将不畏强权的精神从天安门广场上移转到一个不知名的非洲角落，将历史的现场变成一次华丽的演出，也将强权暴力的身体从中共转化为来自一群西方、动机不明的雇佣兵身上。这个历史的换喻或许是《战狼2》里最为重要的行动，不只直接将冷锋的身体植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史叙事里，更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史期待转化为对祖国的正面支持。“站在坦克前的男人”不只是消失了，而是完全被置换了，一如改革开放后的种种弊端也在习总书记拨乱反正的反腐大业中扫除殆尽；在民富之前，民主再次成为泡影；在小康均富、强国复兴的梦想下，中国走入了消费泡沫、言论管制的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寡言豪强的冷锋可以说是新时代的中国身体：他不善言说、不搞浪漫，但极度的忠心与激昂。他不是潇洒优容的绅士间谍，也不是一心复仇的孔武勇士，而是严肃纪律却不失个性的中国军人。他可以面对坦克，不惧辗压，因为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国家。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战狼2》高度英雄化的叙事后面，正是巍然崛起的中国，而这个中国面对两大挑战：一是西方的恶意威胁，二是国际秩序对中国的要求。恶意威胁自不待言，因为来自西方的威胁恰恰是《战狼》系列电影的起点：“辱我中华，虽远必征”是《战狼1》结尾的箴言，也是新时代中国对人民的承诺。国际秩序的想像则展现为中国自律的要求，然而这个自律的要求正在随着国际局势的转变逐渐松动。中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恰恰在撤侨的行动中有所改动：一方面当侨民生命成为核心利益与国家任务时，解放军或明或暗即可介入，即令电影里的中国在内战非洲中依然自制，不轻易靠边，但是冷锋的行动清楚表明了中国非但不会受制于人，而且更倾向先发制人。另一方面，实际支撑中国单边主义行动的，不是核心利益的修辞，而是建立在中非友好历史上的人道关怀。这也是《战狼2》中的“中国特色”：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强大了，可以接纳非洲难民，更是因为中国是非洲的朋友， 第三世界连带的万隆精神仍然指引着中非关系的发展。国际秩序的松动，在这个意义上，是以第三世界连带为起点：中国在非洲，将不同于西方在非洲。然而，恰恰是在这点上，《战狼2》的表现是令人垢病：不论是对非洲发展现况的再现，还是对非洲人民的再现，《战狼2》都没有超越好莱坞的水平。

于是乎，在十九大顺利召开的这个时点上回顾，《战狼2》或许不只是恰巧出现在“新时代”的开端，它也象征着新时代的挑战与任务。问题是：我们能够像冷锋的非洲义子吞都那样相信冷锋、信赖中国吗？ 这是冷锋的命题，也是我们的质疑。
 
 
作者简介：
 
保罗·阿玛尔（Paul Amar）: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国际研究系教授，政治学与人类学家。在女性主义研究、社会学、比较文学、中东研究和拉丁美洲与伊比利亚研究等系所均有任教。现担任国际研究系研究生与博士生项目主任。在开始其学术生涯前，曾在开罗从事新闻报道，在里约热内卢组织政治改革与性权利运动，并曾在联合国担任冲突解决与经济发展专家顾问。出版著作包括：《开罗大同主义》（2006）、《治安警务的新型种族使命》（2010）、《救助全球南方》（2011）、《来自阿拉伯之春》（2013）、以及《中东与巴西》（2014）。其著作《安全群岛》曾获美国政治科学协会解释法分部的2014年最佳图书称号“查尔斯泰勒奖“。 
 
玛利亚·阿米利亚·比特里（María Amelia Viteri）: 美国华盛顿美国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专攻种族、性别和社会正义。现就任于厄瓜多尔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人类学系，任职副教授，专攻全球化、性别、性与移民研究。
 
蔡一平（Cai Yiping）:“新世纪妇女发展选择”（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with Women for a New Era, DAWN）的执委会委员。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地区公民社会咨询小组成员。曾就任于媒体、妇女研究机构和国际妇女NGO组织。多年来进行社会性别与媒体、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国际妇女运动等议题的研究、监测、培训和倡导。
 
刘奕德（Petrus Liu）: 波士顿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学系以及妇女／性别／性研究系副教授。他的著作包括 《国族之外：武侠小说发展史与后殖民主义》以及《两个中国的酷儿马克思主义》。他现在的研究专注于中国冷战时期的文化史。
 
罗丽莎（Lisa Rofel）: 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与新生世界中心联合主任。就中国议题出版了多部专着与论文，包括《欲望中国：新自由主义、性、与公共文化的实验》（杜克大学出版社），以及近期与西尔维娅·柳迫（Sylvia Yanagisako）合著的民族志，《翻译制造：关于中意全球时尚的协作民族志》（杜克大学出版社）。
 
余爱莎 (Aisha Chioma Udochi): 《中国投资》杂志非中关系分析研究员，加纳驻北京大使馆商贸投资研究助理。曾获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与国际商务学士学位，英国亚非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硕士。目前正在攻读哈佛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专攻非洲研究。于今年创建了《道非》非中研究资料库。目前正在对以英语与法语为母语的西非外交官进行个案研究。因其八年普通话学习经验，在非洲2.0协作平台中国分部担任理事会成员。该机构致力于面向在中国的黑人留学生，学者和专业人员群体传播相关的知识与经验。
 
王智明（Chih-ming Wang）: 现任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清华大学人社院学士班与交通大学社文所合聘副教授，以及《文化研究》主编。研究兴趣为情感理论与离散诗学。目前为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研究院访问研究员。著有《跨太平洋表述与扣连：留学运动与亚裔美国的重塑》（2013）；并编有《脆弱的归属：亚洲的情感与民族主义》（2017，与Daniel PS Goh合编）。
 
向在荣（Xiang Zairong）: 波茨坦大学德国研究基金会资助“少数世界主义”联合博士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批评理论特别是酷儿理论的去殖民化与中国及拉美文化中的酷儿世界主义。毕业于佩皮尼昂大学与图宾根大学联合比较文学博士，曾为柏林ICI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专着《酷儿远古之道：一种去殖民探索》即将由纽约刺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