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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 :乡村让城市更美好
关键词:王晓明 乡村 城市
所以,请允许我再粗暴一次:一种错误的看法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是因为有一种错误的现实在支持它,如果这种现实不能尽快得到纠正,它就会加剧这两个错误的恶性循环:畸形繁荣的城市将乡村推入破败,乡村的破败又反过来推动城市向更加畸形的方向去繁荣。
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怪?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文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的英文口号是“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什么到了中文就变成这样了?当然不是拟稿者语文太差,而是有这么一种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在背后指引:城市是“现代”的先进的,乡村是“前现代”的落后的,把乡村改为城市,就是走向“美好”,应该尽可能快速地提高城市化率,用工业的方式来搞农业,甚至不妨“消灭乡村”…… 看看这些年主流媒体的说法,各地大小官员的做法,就可以知道,这一套理解,正表现了今日中国人在城乡关系这个大问题上的主流的意识。
 
但是,恕我说得粗暴一点: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为了强调这个“错误”,我才反着套用世博会的中文口号:是“乡村”,才让“城市”有了今天这些的“美好”。
 
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可以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优势?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将乡村的几乎所有好东西——物产、资金、人力和人才,持续地收进了城。当然,城市也输给乡村很多东西,但总体来看,长时段来看,这个交换是严重不对等的。不但价格上不对等,用老话讲就是“剪刀差”,更是质量上不对等,比如这些年,城市向农村输送的东西,不良的居多,比如资本逻辑、流行文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城市里的文化本来多种多样,有许多是很好的,可你看今天的乡村,从城里最快地输入其中的,往往是城市文化中那些粗劣的部分;可乡村输入城市的呢?大部分都是好的,当然不良的也有,比如随地吐痰的习惯。说得夸张一点,这些年的城乡交流,很像当年英国人拿鸦片到中国来换白银,其实就是一种掠夺,所以才有学人用这个词来描述:“内部殖民”。这是“乡村让城市更美好”的第一种方式:乡村以自己的被迫的贫瘠,成就了城市的 “现代”繁荣。
 
城市生活的最大优点,就是丰富多样。为什么可以这么丰富?因为城里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在哪里养成了这个“各式各样”的?不好意思,主要就是在乡村。因为幅员广阔,历史悠久,中国各地乡村之间的差别很大,生活在其中的人,体格、相貌、语言、饮食习惯、生活习性、思想感情的倾向等等,都有明显的不同。正是这些农村人从四面八方进了城,城市中才有了各种各样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总是要向城外去吸纳优秀的年轻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要向全世界招生,这是为了扩大择优的范围和基数,光在尽可能多的人中间选,那是不够的,还要在尽可能不一样的人中间选,才能选到最优者。
 
不要小看了中国乡村的各式各样,美国的乡村就不是这样。当年从欧洲坐船去北美的殖民者,是将土著居民赶的赶,杀的杀,消灭得差不多了的。欧洲的农民因此得以大面积地圈地、“开荒”、建农场,但如此形成的美国农村,也很容易千篇一律,缺乏地方特色。虽然各地的自然环境差别很大,但跟国土面积的广阔相比,美国乡村地方特色的薄弱是非常触目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水土”不仅是指自然环境,更指这地方的人与环境长期互动形成的社会生活,你把本地人赶走杀掉,就是从根子上铲除了本地的社会生活,毁掉了将这地方的人养得跟别地的人不一样的可能。这个可能需要长时间才能形成,一旦毁掉了,短时间无法再造。美国乡村今天这样的千篇一律,当然有很多原因:黑人农奴制、高速公路网、大农场式的工业化……,但从源头上讲,欧洲殖民者对土著居民及其生活世界的大规模灭绝,是第一个关键的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今天中国的乡村也像美国的乡村这样千篇一律,农村人继续从四面八方往城里去,但他们之间差别不大,越来越相像,如果这样的话,城市还能继续保持它的丰富和多样吗?
 
这也就是在问,过去靠吸纳城外各种各样的人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生活,能靠这已经存在的丰富多样,在城里继续培养出各式各样的人吗?城市有没有这样的造物的本事:哪怕你们进城的时候彼此差不多,只要在城里住久了,就会变得不一样?
 
这就要看城市变迁的趋势了。在古代,世界各地的城市也跟人一样,差别是很大的。即使秦代以后、崇尚一统的中国,同是皇宫所在的都城,西安与临安的基本格局,依然很不一样。但是,进入所谓的“现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我是上海人,比较熟悉上海周边的城市: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南京、扬州,它们本来都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可现在,它们——特别是它们的中心城区——差不多都是一个模样。不但江南如此,其他地方,比如重庆沙坪坝的三峡广场,也是毫无特色,除了地面的高低不平,跟其他大城市的商业区都差不多。
 
不止在中国大陆,两百年来全世界城市的“发展”,都程度不同地陷在这样的趋同之势当中,原来各式各样的cities,逐渐被一种以伦敦和纽约为蓝本的Urban模式所同化。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Urbanization)不只是消灭乡村,它同时也消灭其他非西式的城市。
 
如果我们的城市变迁陷在这样的长期趋势里跳不出来,那对我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楚了:如果城市越来越相似,城里的生活越来越趋同,在城市中出生、长期生活的人,彼此就会越来越像。今天城市街上的年轻人,看上去就已经是越来越像了:身高、胖瘦、发型、穿衣,差不多都戴着眼镜。比外形的相像慢一点的,是内心的相像。记得1980年代,就有美国人写文章,说全美国的人都去超市,捧着一模一样的大牛皮纸袋,把一大堆食物塞进汽车、搬回家、再塞进冰箱——他觉得这很恐怖,这么搞久了,会不会让美国人的脑子不知不觉像牛皮纸袋那样相似起来?不要说这是危言耸听,今天的城市生活,确实有极大的部分,正在促使人往这个方向变化,只不过还没有达到这作者担心的程度而已。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城市生活中已有的丰富多样,因为城市本身的逐渐趋同而持续减弱的时候,单靠城市本身,是没有力量转化来自城外的千篇一律的。今天的城市生活之所以还能这么丰富,就因为城外的多样还在许多地方继续存在,还没有被“发展”和“全球化”消灭光。
 
这就是“乡村让城市更美好”的第二种形式了:乡村以自己的各式各样的单调,合在一起,给了城市发展丰富多样的基础。
 
 
上面说的,应该都是常识。可是,为什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样一种只要稍微想想就觉得可疑的教条,会成为今天中国人看待城乡关系的主流观念呢?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实感。也许今天有些北京人,受了雾霾的折磨,会觉得城市生活很可怕,但其他地方的人,包括多数的北京人,还是觉得巴黎的街景比孟加拉国的乡村漂亮吧?沙坪坝的三峡广场,也确实比綦江县的乡下更吸引年轻人。城市繁华,乡村破败,这是当前中国大陆最普遍的景象,而且似乎没有什么力量,挡得住这种景象的蔓延:正是这样的生活实感,雄辩地教育我们:城市是美好的,因为乡村那么丑陋。
 
所以,请允许我再粗暴一次:一种错误的看法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是因为有一种错误的现实在支持它,如果这种现实不能尽快得到纠正,它就会加剧这两个错误的恶性循环:畸形繁荣的城市将乡村推入破败,乡村的破败又反过来推动城市向更加畸形的方向去繁荣。
 
可是,你凭什么说这样的现实——繁荣的城市消灭贫瘠的乡村——是错误的?
 
且不提那些说起来话很长的道理,只问一点:今天的“北上广深”之所以如此繁华,是不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巨无霸一共也就四个?韩国、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地方的城市化率之所以能这么高,是不是也因为亚洲的大部分地方还是乡村、小城镇、看不到一座摩天大厦?
 
在中国,每一天都有若干个乡村消失不见;更有上百个城市的政府,将辖区规划为“国际大都市”,准备容纳20亿人(另一个统计更吓人:43亿人)!不说这些计划全部实现,打个对折,实现50%,中国会怎么样?如果城市化不只是覆盖西欧、北美和少数东亚地区,而是如现在已经形成很大势头的新趋势所显示的那样,将南美、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也打个折,80%吧——地方,统统都搞成urban, 地球和人类又会怎么样?
 
总体来看,当初人类从游牧状态转变为农耕状态,是成功的,人口非但没有灭绝,还大量增加了。现在,另一个同样巨大的转变已经启动:从大部分是农耕和乡村的状态,转变为主要是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状态。这个转变还没有完成,地球上的大部分地方,目前还是非都市的,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如果这个转变竟然完成了,人类的状况会怎样。不过,以人类现有的知识来说,似乎凶多吉少。1970年,“罗马俱乐部报告”就说得很清楚:“增长”是有“限度”的。2013年,奥巴马更警告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领导人:你们不能走美国式的“发展”道路,那需要五个地球……
 
这话说得太霸道,一定引人这么想:你们占了先机,凭什么不许我们跟着来?你说地球上只能有一个美国,只能有几亿人过这样大手大脚、宽敞奢侈的美国式生活,那为什么不能将这个“美国”搬到长江流域来呢?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太疯狂,如今遍布全球的所谓“国际竞争”,不就是在争这个吗?以前大家糊涂,以为经济发展了,全球人都可以住大房子、买奔驰车,今天都看清楚了,地球养不起这样的“发展”,滔滔江海,只有一条诺亚方舟,不把别人挤下去,自己在船上一定坐不稳!
 
可以说,这个在两三百年里蔓延全球、似乎已经不可阻挡的“国际竞争”,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个“错误的现实”的精髓,为什么要“国际大都市”?这就是“国际竞争力”啊!难怪去年一份欧洲学者的研究报告说,全球都市扩张的速度,现在是“发展中国家”跑得最快。这一方面加剧人类内部争夺资源的冲突,飞机大炮轮番出场;另一方面又加剧人类跟整个地球的冲突,这个后果更不堪设想。用“错误”来形容这个现实,还是委婉的修辞,要准确来说,那就是“愚蠢”。都市越来越“繁荣”,乡村越来越破败,年轻人在乡村待不下去,只能蜂拥往城里去:明知这样的事情,在大范围里不可持续,却还吭哧吭哧把这个趋势往大里搞,这不是愚蠢,又是什么呢?真以为可以像好莱坞电影渲染的那样,统统移民去火星?
 
 
所幸的是,我们的生活并不只有这愚蠢的一面。随着都市的肆意膨胀,批评的声音也日渐响亮。雾霾生活的暗无天日,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怀疑城市化的前景。上海每天产生的垃圾有两三万吨,凡是知道这个数字的市民,都会吃一惊:这可怎么办?我在上海大学开一门有关城市化的讨论课,修课的都是一年级新生,我问他们:你们毕业以后,是想生活在大城市?小城市?还是乡村?如果不考虑收入,大部分人都举手去小城市和乡村,几乎没有选择大城市的,只有将“收入”加进来考虑以后,大多数人才改变选择,要留在大城市。显然,这些年轻人是把大城市主要看作一个谋生之地,而非自己真正喜欢、适合生活的地方。这种对“谋生”和“生活”的清楚的区分,是否正包含了反思城市化的更广泛的可能?
 
虽然跟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相比,中国人对城市化的反思,总体来说,还是处在起步阶段,笼统说得不少,实际做的却不多,但是,若干大致的方向已经显示出来,其中突出的一个,就是要把乡村重新带入城市:非但不再顺着城市化的旧轨道,在城市生活中尽可能扫除乡村的痕迹,而且反过来,要将这生活的至少一部分,重新“乡村化”。
 
比方说,越来越多的市民和建筑师不再追求住宅的都市样式(例如按照豪华宾馆和商店的样式来装修),开始讲究自然通风、空间开放,多用木制品,在阳台和屋顶种植绿色植物,重视小区的绿地养护…… 这当然只是鸡毛蒜皮,改变不了大局,但其中体现的对于乡村式生活空间的、可能多半并不清楚自觉的向往,却值得注意。素食主义、“慢食”运动、对棉麻织物和宽大衣式的推崇,种种“健康生活”的新风气,也至少有一部分,是依据了过去的乡村生活;至于“慢生活”和“弹性时间工作”,更都有一层涵义,是要重返乡民的时间模式,摆脱“朝九晚五”、精准到分钟的都市时间模式的束缚。这些年首先在南美和欧洲逐渐兴起的新的经济概念,例如“社会经济”、“共享经济”和“共同之地”(Commons),都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引发回响,我就不止一次听到,年轻的朋友们三五成群,认真讨论去乡村创建新型的生活集体。当然,商家的借此投机之势,远比这样的讨论铺展得更快,但换一个角度看,这可能也从反面显示了一种趋势:“乡村”重新进入城市,已经不只是“思想”层面的事了。
 
我们曾经不满于乡村式的“熟人社会”,还因此将1950-80年代在单位制度下形成的城市式“熟人社会”,与它混为一谈。有人去探访朋友,敲门,无人应答,他刚要走,隔壁大妈出来说:“他在家的,你继续敲!”这个一度广泛流行的笑话,清楚显示了我们当时对都市式陌生人社会的热烈拥抱。可在这一方面,现在也有相反的动向了。两年前,日本的社会学家做了一个实验,针对东京地铁里很多年轻上班族不让座的情况,他们找了一批年长者,每天准时进地铁,站到若干不让座的年轻上班族面前(上班族总是在固定时间坐地铁,不难锁定目标),这样面对面几天以后,就有点面熟,于是点头、打招呼,再过几天呢,就更面熟,有点像半个熟人了:就从这个时候起,让座率明显提高了…… 这是不是打开了一扇重新看待“熟人社会”的窗户?人与人之间陌生和疏离得过了头,自然就要往相反的方向重新相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类似的“相认”更是广泛,许多地方,例如加拿大、巴西和德国,都有这样的城市规划,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设立降低交通和消费总量的明确目标,非但不再吹嘘如何如何扩大消费,而且要在譬如10年之内,把城市的交通和消费总量都降下来!城市不能只是再一味耗费自然资源了,人与自然必须重新相处。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都是表现了城市人的一个新趋势:重新向乡村学习。不是用乡村式的符号来哄慰自己,而是要从乡村生活中汲取灵感,来改造城市式的生活。这当然并非全新的思路,90年前,章士钊就提出了“农国”的概念,主张以“农”的精神来发展工业,建设一个反帝国主义的、以本地民生为重、而非一味去国际商战中牟利的新社会。借他这个思路来说上述的趋势,那就是:用乡村的精神,再造城市。
 
这其实是今天全世界很多人不约而同在做的事情:重新定义“城市化”,它不再只是一边倒地吞噬乡村,而是主动向乡村学习,通过对乡村式的良性社会因素的深刻领会,不断地自我更新。当然,这里说的“乡村式”,大概多数都不是采自现实的乡村,而是在乡村曾经存在、可能存在、甚至只是经有形无形的历史遗迹的激发而在我们的想象中存在的。因此,它们开启的绝非对旧途的回返,而是对新路的勘探: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类似“农国”这样的构想,才真正富于创新的意味。
 
今天,全球也罢,中国也罢,都是城市主导的。一旦城市人真正懂得,对于社会和城市的未来,乡村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它绝非只是一块可以被无情踏过去的垫脚石,而更是一个值得仔细观摩的参考,一个创造新世界的灵感的基础,目前这种饮鸩止渴、自伐腿足的城市化大潮,就可能改弦易辙。一面向乡村学习,一面也反哺乡村,不仅在人力和资金方面向乡村偿还积债,更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各个途径,向乡村输入城市式的丰富和多元,创造新型的乡村世界:这样的城乡间的良性互动,应该也就可以逐步展开。
 
到这一步,我们用以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就不会再是目前这种灭绝乡村的“城市化率”,而是譬如“城乡结合度”这样的新指标。在不同的地方,“城乡结合度”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一律,要有不同的数量比例,其中的差别还可能很大,但就原则而言,我是相信,城乡平衡结合的程度,势将构成一项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的指标。不用说,“乡村让城市更美好”的第三种方式,也就在这里了。
 
这是不是太天真了?我当然知道,在许许多多时候,历史并不是照着“理当如何”的方向走的,统治阶级,或者在既成格局中得了好处的势力,明知道这么走下去要出事,但为了私利而一意孤行,最后弄得不可收拾,千千万万老百姓为之遭殃、陪葬的事情,那是太多了。不过,这样的一意孤行也是需要条件的,其中关键的一项,就是得把大家的脑子搞乱,糊里糊涂、甚至心甘情愿跟着潮流走。这个做不到,他再怎么“一意”,也很难“孤行”到底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尽可能拓宽视野、放开喉咙,大家一起来讨论类似城乡关系这样的大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大问题上,社会能够形成多样、丰富、理性、富于远见的讨论,中国才有未来,人类也才有未来。1918年,鲁迅在一封信里说:中国就算灭亡也没关系,因为这可以警醒其他地方的人:你要是像中国这样瞎搞,你也会灭亡!现在看起来,他还是乐观了一点,以为一国的灭亡只是这国人自己的事,他没能想到,中国这条船如此庞大,它要是沉了,至少周边的很多船,是要跟着没顶的。所以,中国人今天怎么思考和处理城乡关系这一类大问题,不只对中国很重要,也对人类很重要。
 
 
 
2016年3月  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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