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商品经济比自然经济多了两个字——“交换”，其重要前提是“剩余”的产生，那么，分享经济就给交换增加了一种可能性，交换“闲置”。

继反手摸肚脐、乳下夹笔、锁骨放硬币后，“A4腰”、“iphone6腿”横空出世，网路上又掀起一场身体大挑战，而这些挑战的主角无疑是女性。这场网络狂欢中有人回过神来纳闷：这些“批量生产”的标准是哪里来的，怎么就成了“最新审美标准”了呢？

在国际背景上，中国的大跃进与古巴的“革命攻势”，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和挑战，二者都旨在寻求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形式。或者在保守一点的意义上来说，是希望通过和平年代的继续革命，确保已经达到的觉悟水平不至下降，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好准备。有趣的是，卡斯特罗在发起这场运动时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或启发。

在今天这种商业化的媒体环境里，能抓住读者的新闻产品需要具备2个要素：1 新闻的ATM（Audience, Time, Money）；2 媒介奇观。其后果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议程会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在今天这样一个媒介发达和媒介化民主的时代，政府要做出顺应民意的样子，必须跟着媒体制造的议程和媒体制造的民意走。最终，媒介化现实带来了今日新闻暴政——凡是今天媒体上刊载的头条新闻将变成政府和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

本文发表于《视界》第13辑，原有编者按略如下：这是一篇风格明快的论辩文章，论争的主题是秦晖先生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论述，真正关注的焦点则是当代中国日趋严峻的“三农”问题。秦晖先生的立场非常清楚：用“美国式道路”（这是中国应当走的道路）对抗“普鲁士道路”（这是中国错误地走上的道路）。吕新雨首先质疑的是，秦晖先生在什么意义上歪曲了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论述。但她的文章最有价值的部分却是恢复“美国式道路”的历史本来面

关于制造业升级需要“匠人精神”，而职校是明明培养“匠人”的地方，现在却是在批量生产工厂的“螺丝钉”。匠人精神不仅是做一名技术精湛的工人，更是做一名有意识、能团结的工人，成为正在的工人力量。但如今的职业教育，离这正社会主义的“匠人教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15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向每位清华新生赠送了一套《平凡的世界》，希望他们在阅读中领悟和思考“人生的奋斗，理想的追求”。一时间，路遥的这部广受读者喜爱，却不为批评家青睐的名著引起了文化界和教育界的高度关注。清华同学们的读书心得后汇集出版，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解志熙为之作导读。

如果我们忘了奠定现代国家之基础的并不是作为自由自觉的政治主体的人，而首先是人的纯粹生命，即本身在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中被授予主权原则的纯粹的出生，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在19和20世纪现代国家的“民族的”和生命政治的发展与使命。这里包含的假设是，出生(birth)直接成为民族(nation)，以至于这两个术语不可分割。权利仅在人是公民的即刻消失的基础(他必定从未如此显现过)的程度上属于人(或源自人)。

商场的原意本来正是培育社区连结，只要政府与地产商在规划时，摆脱小店街舖公共空间无经济价值，或者与商场你死我亡的想法，打开密封的商场，尝试与社区共生，商场不必然是无情巨兽。在香港这个以大中小商场串连起来的独特城市，如何将商场改造得更可爱，将会是政府、地产商以至市民的一门必修课。

这篇文章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1980年代，那儿流淌着人民群众中蓬勃互动生成的社会主义文化气息，让人心安，让人温暖。但这种生活文化状态很少进入80年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叙述，也没有留下充分的文本材料，由于缺乏观念和经典文本的支持，作者尝试通过对生活记忆的书写，召唤出那个年代的气味和颜色。在这篇文章中，印象与反思叠合在一起，启示我们今天去做进一步的考察：1980年代早期沉淀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中的那种“文化本能”，是在怎样一段历史运动中、经由怎样的机制而创生出来的？

其实，对人类肤色的审美标准不只关乎“美与不美”，它更与近代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话语，文化殖民，经济发展等复杂因素有关。如果将肤色审美放入这个框架来讨论，我们不仅容易理解风行亚洲的美白观念，也不难明白西方近些年兴起的美黑风潮。

如今甚嚣尘上的“民主”、“自由”、“正义”或“公民”话语，如果只有民粹、自私与妒恨的内核的话，那将使台湾陷于永劫之地。而台湾人民果能自救于断碎眠梦，那势将对应该同样陷于“像一场眠梦”的高度压缩的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时空有所裨益。这是台湾真正能输出的“未来经验”，而杨渡已经开始有所反省了。

（一）古巴正处于十字路口。在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五十五年之后，当年的革命元老相继去世，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将如何前进依旧不很

近日，当红网络节目《奇葩说》在讨论“交朋友要不要讲究门当户对”时，主持人高晓松认为反对“交朋友门当户对”的史航想要当圣母、当白左。白左（白人左翼）在网络上已经成了嘲讽的词汇，用来讽刺那些对“弱势群体”充满同情、满口追求多元平等的“圣母”们。世界被白左玩坏了之类的话语层出不穷。无论是欧洲难民还是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这些都成了白左们玩坏欧美社会的罪证。为什么白左今天成为了众人讨伐的对象？白左现象又反映了今天左翼政治什么样的处境呢？

在当今国内文化保护运动中，如何界定需要保护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由谁来界定？是我们（学者抑或政府）还是他们（实践者）？界定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既是运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人类学（民俗学）需要思考的深层理论问题。于实践者而言，生活场域的所有文化，无论新的还是旧的，都具有同等价值，包括外部界定者认为的所谓无用或糟粕的东西。

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身体的发展与人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有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与塑造，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因此，身体也是一种话语的形式。本文主要是借助布迪厄“身体”的理论，进而分析“韩流”现象对中国女性身体的塑造。

鲁迅这一“莱谟斯”式的新构图当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与传统势力、现实状况以及自身意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渐成形的。从他那部以反思“辛亥革命”而著称的《阿Q正传》，选择为一个中国农村社会最底层的流浪雇农“做正传”，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构图成形的痕迹。

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一篇在1980年代影响巨大的文章，本文与李泽厚的这篇著名论文展开对话，试图反思80年代以来主流的启蒙思潮，并打捞更具中国感觉的革命经验。与李文弃“革命”而取“救亡”的做法相反，贺文将“救亡”的命题置换为“革命”。文章认为，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在于对五四精英那种狭窄的启蒙观的超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互动方式，他们对于工农等社会群体并非单向的启蒙，而是通过对其心理、情感与意识的感知与理解，尽可能地召唤出广大

在香港旅游旺区——九龙尖沙咀弥敦道的黄金地段，夹杂在耀眼夺目的高档酒店和商场之间，有一栋楼似乎很不协调——破旧、杂乱、拥挤、摇摇欲坠，却容纳了来自120多个国家的商人、劳工和游客，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亚洲最能体现全球一体化的地方”。导演王家卫也曾以其为背景拍摄了著名电影《重庆森林》。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IP）一词大概是中国现在最热门的词汇之一: 于妈又被指抄袭了，非诚勿扰屹立多年突然发现自己侵权了， "IP电影 " 2015年如火如荼席卷了半壁江山，小说作者和电影编剧也纷纷开始官司缠身，评论界一片指责版权保护不力模仿之风盛行，以致原创乏力作品扎堆；各大产业报告一片叹息专利保护不够，以致模仿盛行创新难见。近日，一条以反盗版为名严打高校周边复印店的新闻更是令高校同学们大惊失色，议论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