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无疑是人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从年初，阿拉伯诸国以要求恢复“人类的尊严”为基调的市民起义掀起了新市民革命的浪潮。这波革命浪潮超越了各个国家的政治变革，具有从根本上动摇欧美在中东的霸权秩序甚至“反恐战争”体制的性质。因此，针对这波革命浪潮的反革命组织立刻明里暗里地开始活动起来。这种国际干涉从公然镇压市民起义转变成一种策略，即借助市民起义将内乱导向推翻现有政权、实现不同国家的“体制转换”（regime change），迅速陷入复杂的局面。正是在这样紧迫的时候，日本发生了三一一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堆爆炸的残酷事故。人们面对“福岛”的反应并没有止于这一事件，而是把和中东的市民起义共振共鸣的世界各地的市民起义一下子扩大并深化成为全球现象的导火索。以反核为主调，围绕贫困、贫富差距、失业、歧视、人权侵害、人性侮辱、社会不公正、政治腐败和功能不全、压制、战乱、环境破坏、传染病等问题的是非、废除、遏止，政治自由、自我决定权、确保自治独立等多种问题，关系到“人类的尊严和自由－安全－公正”的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爆发。
    在这种形势下，我接受了为“人类安全保障与东北亚”为主题的系列演讲会做一回演讲的邀请。在此，我将演讲题目定为“反恐战争与核事故”。在有着“核恐怖主义”迫切警告和奥巴马总统提出“无核世界”目标的背景下，再次发生重大灾害，不仅招致了乡土－社区丧失和对健康的永久威胁，也给地球环境的放射性污染纪录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些社会生活的日常性因为“反恐战争”这一“战争”概念的转换而完全成为被攻击和监视的对象。核事故让人们特别强烈地意识到跟核武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核能发电所隐藏的威胁，它暴露出了眼下人们所处的真实境地。人们被迫意识到这一事实：伦理性地批判核能利用并摆脱核能成为了人类的课题。这些意识会给时至今日围绕“人类安全保障”的讨论带来新的视角。
    人们原以为这些现象是断裂、相互隔离的，现在人们不约而至地意识到其中的关联性，原本觉得空间时间上分散的个别独立事件现在骤然呈现出不可思议的相互关联性，其意味浮现出脉络性。因此，我在讲演中加了副标题“世界脉络中的东北亚”。世界的“脉络”是贯穿我的讲演的关键词。
   当三一一特别是核事故发生前夕，日本媒体还在纷纷报导阿拉伯革命。真是出乎意料，当三一一和核事故发生之后，他们所有的焦点都投向了同样意想不到的核事故。日本媒体完全没有将这两个事件关联起来。目睹这样的情形，我关注的是这样的现象：三哩岛事故（1979年）、切尔诺贝利事故（1986年）、福岛第一事故（2011年）发生的三个时间点，中东、美国、日本之间的关联具有某种特征（共时性），连接三个时间点的组合的变迁构成了世界史的脉络。
    1979年，中东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沙特阿拉伯的叛乱镇压（麦加事件），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成立，苏联开始军事干涉阿富汗等相继而起的动荡，美国将战略据点移至以色列＝埃及，日本承认伊朗革命政权的干预政策，美国三哩岛事故和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制成立同时发生。1986年，美国策划杀害卡扎菲针对利比亚渡洋爆炸作战（杀害失败），日本在东京首脑会议上支持轰炸利比亚，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战的发达国家结盟达成一致，苏联乌克兰车诺比事故发生在轰炸利比亚的十天后，东京首脑会议开幕一周前，首脑会议期间放射性物质还在扩散。2011年，阿拉伯诸国的一系列市民起义（演变成“反恐战争”体制的美国中东管理“1979年体制”因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倒台而被迫面临彻底的重组），美国、以色列利用NATO军队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涉（杀害卡扎菲），以及面向叙利亚内战，欧美媒体以“民主化”的逻辑宣传“阿拉伯之春”；在旁观中东政治变化的日本，与中东反革命愈发活跃的趋势平行发生了福岛第一核电事故，核电出口交易在事故发生后还不断进行，世界性市民革命（muwāṭin）星火燎原。
    2011年伊始，“呼唤中国的茉莉花革命”的消息在网上飞传。此时，中国围绕南沙群岛激化了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对立。1月，日本在河内签订“日－越核能协议”，致力于核能发电出口。看到开罗解放广场的实况视频，让我想起1986年把马科斯政权赶下台的菲律宾民众革命。北朝鲜在宁边开始着手建设核能发电站是在1979年，开始供给电力是在1986年。在此，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中国、北朝鲜、韩国、台湾、菲律宾、越南等地，再重新审视组成上述事件的三个时间的构图的话，就能看到更有意思的具有全球性关联的多重构造。
    国家之间或者跨国性的，又或贯穿社会内外的各个行动主体（actor）之间的霸权作用、统治－被统治、阳奉阴违的统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连锁效应、歧视化－团结化的民族现象（ethnicity）、统和－对决－分离－扩散等社会运动。此外，还有因果、归结理由、作用效果等维度。我们所遇见的现象仅仅从这些维度是难以诠释尽的，我们还会遇到具有共时性（synchronicity）和脉络关联性（contextuality）的现象。荣格使用共时性（同时发生的偶然现象）的基础即一元世界（Unus Mundus）的观察方法，此外，量子力学中有非局域（non-locality）特性（即事象超越时空相互影响）等概念。这些概念很艰深，尽管如此，为了能够看清“世界的相互关联方式”，我们也不得已要采用这些概念。“亚太研究”追问的“场”到底是什么？阐述“东北亚的未来”应该同什么样的扩展方式和深度相关起来展望？我们面临着这种“原始论”式的课题。
 

 
 
    请看分发数据（上图），上下为“人类的安全保障”和“新市民革命”，左右为“反恐战争”和“大震灾－核灾害”，周围分散着各种各样的词汇。因此很容易形成以纵轴和横轴分成固定的四个象限的印象，但并非如此。只是根据题目设定的主旨，面对刺痛人心的现实时，觉得这几部分是重要的视角，就偶然选择了这四种要素。思考过程中想到其它视角也可以放到这里。新的视角可以不断加到这里，组成并不规则的形状，即使可能会像伞状的联名签署。四角形变为圆形也没有关系，可以从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思考。分散的小项也是如此。这个“问题一览表”是表征知觉世界的某种曼陀罗。或者说，把分散的小项比作莱布尼茨所说的单子2，可以喻为任意的单子一览。也可以说，每个小项分别是映出宇宙全貌的镜子。因此，任意选择的小项一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被替换，会变形。即使这样也完全没有关系，粒子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波动着的。这个曼陀罗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的写照也没有关系。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反映永久的贯穿历史的规律呢？这是关于捕捉瞬间图像时今后被拷问的问题。
      我很早就提出并论证过“n地域”理论。一个人生活的场所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可变的。“n地域”和“复合认同”是表里关系。举一名男性的例子，请设想下面这样的情况。A驻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因环太平洋工作的机缘，从事着往来于东京－上海－新加坡之间的工作，经常关心与东南亚和东北亚未来相关的信息，经常挂念立志研究非洲而在巴黎留学的女儿，在东京晚上经常去吉祥寺，润润嗓子回家后唱起雷盖的歌。正在过着这样的生活的时候，因三一一前往福岛救援避难的父母和亲戚，之后也安排时间经常去帮助市民做放射能测定，因此结交了来自各地的志愿者朋友，在当地也结交了一些交心的朋友，现在正在考虑今后要怎样活下去。A活在n个地域中，这些地域的背景是由无数个地区形成的一个交织的网络，具体包括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中国－东南亚－南亚－西欧－西非－加勒比海－东日本等地域和这些地域中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生长的大大小小的街道的一个角落（包括高浓度辐射地区），他在这些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空间或飞地组合中不断挑选，并活在其中。
    这个例子不是用近年流行的“全球化”现象就能概括的。因为“n地域”和“复合认同”二者的属性关系到人类文明开展过程中我称之为从7世纪以来的超近代性（super-modernity）的“近代性的原基”。它与商业化（意味着城市化与政治化）深深关联着，需要一个宏观的视野。说到“活在商业中、活在城市中”，女性的地位、作用不可忽视，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现实－意味）是，提到女性－母性时很难像男性A所示的那样形成某种模式。       
    因可比作彩虹的市民革命（muwāṭin）的发生，或者说从全球市民对待福岛核事故的态度可以看出男权主义批判转为超近代性父权的中心课题浮出水面。它自然对“复合认同”有影响，也无疑会为“n地域”的视野带来很大的影响。三一一以后我以再论“n地域”的形式得到重新探讨男权主义在现实中的表现之一──日本殖民主义的机会。
    4月9日，会场设在冲绳县立博物馆－美术馆，举办了研讨会“如恋人般！！《面向东亚》──<合并40-1>来自琉球岛的呼唤”3。在会上，我做了题为“新·市民革命与福岛核灾害”的发言，阐述了对自我决定权和“面向东亚”这一关键词的见解。我得到邀请，参加了纪念川满信一“琉球共和社会宪法C／试案”（《新冲绳文学》1981年六号）发表三十周年，重新讨论废除国家──共和社会视角的会议。琉球弧的民众将自身定位于什么样的地域，越是沉浸在这一苦恼当中就越要透视地域－世界、将自我存在普遍化，并回归重视扎根本土化的大地母亲的母性，这是我所确认的事情。
    此外，6月26日在大阪市中央公会堂举行的“吹田事件五十九年纪念集会”中，我做了题为“思考朝鲜和中东的关联：从世界史的角度，与日本相关联”的讲演。1952年6月的吹田事件是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反战运动－抵抗运动（西村秀树《在大阪进行的朝鲜战争：吹田枚方事件的青春群像》，岩波书店，2004年；金时钟《我的生命和诗》〔第二章〈活在被称为“在日”的日本〉〕，岩波书店，2004年）4。纪念此事件的在日朝鲜人和日本人参加者所面对的问题便是当今东北亚所面临的困境。我在演讲当中回首朝鲜和中东不可思议的平行性－空间共同性的同时，指出因朝鲜战争和巴勒斯坦问题均未得到解决而导致民族分裂－离散－苦难问题更加严重，并讨论了日本社会如何干预了朝鲜－巴勒斯坦两个局面的核心问题。日本为了不去正视自己是朝鲜战争中的重要部分这一事实，便把自己安置在敝帚自珍的“战后”这一封闭式一国主义的虚伪意识里，至今都没有改变。核电和其立身的残酷性显而易见，然而却不被正视。正是这种自我欺骗意识支撑着日本社会男权主义的当下。
    提到上述两件事情，此时此刻，让我想起李静和编辑的《残伤之音：“亚洲－政治－艺术”的未来》（岩波书店，2009年）。这本书是2007年在冲绳宜野湾市佐喜真美术馆举办的研讨会“亚洲－政治－艺术”的成果。当时，美术馆里挂着丸木位里、丸木俊的作品《冲绳战之图》。政治行为具有多种多样、不同体裁的文化表现方式。生者和逝者的心灵感应对政治行为产生抵抗。在这一点上冲绳和朝鲜产生共鸣，将时空片断具有的呼应关系延伸到了外围。
    我认为“生的位移”、“遭遇和交叉”这样的词语真正准确地概括了这里的叙述者和表现者所体现的“n地域”式跃动。《残伤之音》的编者认为，这种跃动＝共振、节奏或许暗示着穿过生和死的交错而持续的母性和构成权力的网络的艺术＝政治进行替换的仪式的场，即新“亚洲”的到来。
    用“n地域”的思路来思考的话，依附于“二元世界”论（东－西欧洲对非欧洲〔亚洲〕等）的东方主义式欧洲中心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这里的日本民族主义具体描述的话如“世界和日本”、“世界史和日本史”，这种叙述方式表面看上去二者和平共存，如同“福在内、鬼在外”5式分栖共存的二分法镶嵌工艺一般，相互依附依存。日本人大喊的“加油日本”也是日本民族主义的体现──无论哪一个最终都会失去立足之地。最小的地域是指个体的立足之地，最大的地域眼下是指地球表层乃至宇宙空间的一部分，中间有多样地域－复合地域和它们的变换、重组、多维度化与时间、空间、主体三个契机（moment）结合而成的超空间（hyper-space），这样的空间数不胜数。但实际上，小学生从家里或学校开始学习“社会”。随着年级升高，“知识水平”也随之提高，其学习方法便是从市町村到都道府县，再扩大至国、世界的级别，采取这种逐次外扩的甜甜圈型的地域学习方法。“地域小区→日本→东北亚和东亚→亚洲→世界”这种外扩同心圆式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成为了社会上通行的观念。加之，把世界分为“犹太（Judea）＝基督教（Christian）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等简单地划分成几个“文明圈”。冲突对抗、世界末日（Armageddon）、对话＝共存等几个关键词引导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方兴未艾。自由自在、无时无刻不在重组挑选自身之“地域”，坚持不懈地思考世界整体的关联方式。这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主体真实存在的生活方式，也是现下正需要的一种生活方式。三一一后，我在冲绳和大阪重新确认了这一点。
    地域研究（Area studies）这一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于美国，当时是为了研究德国、日本等敌对国家。到了冷战时期，这一学科成为了为了解苏联、东欧、中东、朝鲜、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等“敌国”而发展的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在日本发展成为包括所有学科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追求比较地域文化性（Geo-cultural）、面向未来的文明战略，也追求为完成这些目标而形成的地域研究网络化，就此作为全球（global）地域研究的地域研究（CHIIKIKENKYU）开始组织起来了。1978年，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中东时，我参加了随访中东文化使团（团长梅棹忠夫），由此参与这些工作的计划，参与了一段时间日本的世界地域研究制度的设计工作。1994年，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成立了地域研究交流中心（Japan Center for Area Studies，缩写JCAS，第一任中心长松原正毅），向世界发出建立学术和高等教育新目标的信息（Itagaki, Yuzo, “Area Studies Must Be the Foundation of New Scholarly Knowledge,” M. Matsubara and J. Campbell [eds.], Japan-USA Area Studies Conference [1995], The Japan Center for Area Studies,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997）。该中心在十余年间积极开展活动，取得了诸多成果，实现了国内大学、研究机构、学会、研究团体等组织的网络化，形成了范围较广的地域研究国际财团。然而发展至此止步，于2005年偃旗息鼓。6在此期间，地域研究不仅成为了科学研究经费的资助对象，甚至被定位成一个专业领域，受到“日本学术会议”第二十期（2006）以后进行的改革之影响，该中心地域研究也进行会员选拔，成为了机构上独立的专业领域。全国各个大学的地域研究－教育体制有了明显的进步，甚至成为了大学改革的一大亮点。
    地域研究在学术世界就这样获得了表面上的“市民权”。但此时，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我开始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原本负责推进地域研究的我却改变心意，斗胆发出“无用的地域研究”的言论，至今已过了十余年。一旦作为学术专业领域在制度上形成框架，其内核就停止在幼儿阶段。随意自称特定地域专家的人异常多了起来。“亚太”地域专家的分类确实存在。这类专家应该以追寻综合性知识为目标。然而并未做到这点却自诩地域专家的人们在做些吹毛求疵的工作，却也毫不感到羞耻。这种现象的出现，难道不是学问的堕落吗？出于这种愤懑，我在2003年发起用“文明志”代替“地域研究”（《日本学术会议文明志》第18期，特别委员会报告“开拓知识的新领域《文明志》的可能性之论证”）7的提议。令人遗憾的是，与我关系甚深的中东研究领域也正在此起彼伏地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很早就开始研究了人工“中东诸国体制”，即欧洲的帝国主义统治所设计建构的“国别”体系。但是研究叙利亚、科威特、也门、利比亚等国家的“国”别专家们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成了只有一国视野的“地域”专家，犹如变成了近视眼，他们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失去大局无法预见大的趋势。
    无视“n地域”令人兴奋的选项与可能性，却只端坐于成形的框架中的“地域”研究者的“专业性”，这是一种专业性。还有另外一种专业性，2011年，我在冲绳和大阪与不惜性命也要进行“地域”探索的生活方式相遇。无从否认，前一种“专业性”与这种专业性相较而言显现出的落差令人头晕目眩。
      当思考“世界脉络中的东北亚时”，并不是基于已编排好的“近代世界”秩序──从“欧洲‘近代’”冲击下展开的近代化直至全球化的现阶段且被视为常识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脉络，而是从与伊斯兰网络化共振的东北亚自身的“近代性”（modernity）──上述的超近代性的观点展开。
    日本帝国战败，“大东亚共荣圈”、“世界新秩序”、“‘近代’的超克”等概念化为虚有之后，对日本人来说，亚洲大陆的范围戏剧性地缩小。人们的关心被限定在日美安保条约中提到的“远东”，其西面最远到达印度。后来，在亚洲足球大赛上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等国家才被划入亚洲范围。
    在这种情形下，对日本而言，伊斯兰的存在犹如在西边朦胧升起的海市蜃楼一般。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很无奈。对普通百姓来说，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止，即使很努力地想了解伊斯兰，但除了童谣《月的沙漠》、改编作品《一千零一夜》8中的这些形象之外，也只有去过欧洲的人士在亚丁湾看到的沙漠景象可以作为参考了（和辻哲郎，《风土》，1935年〔他赴欧二十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川周明指出回教是亚洲最大的主要宗教。大川周明的判断以及20世纪三○年代后期的回教研究盛况（大日本伊斯兰教协会、回教圈研究所、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外务省回教班、太平洋协会等），都因战争失败同士兵们的梦想一起随之破碎。因此，锡兰岛流刑犯人埃及民族运动指挥者艾哈迈德·阿拉比拜访新岛襄，福岛安正前往中东、中亚、西伯利亚骑马旅行，鞑靼人领导者易卜拉欣·艾布拉希德（Abdürreşid İbrahim）9的合作者大原武庆的亚细亚议会和东亚同文会活动、日本人穆斯林先驱者阿马土有贺文八郎支持辛亥革命（也同北一辉合作），在济南清真寺入伊斯兰教，成为第二位日本人朝圣者努尔拉·穆罕默德田中逸平（第一位是小丸〔omaru〕山冈光太郎）。这些先驱者们的事迹被人们完全遗忘（小村不二男，《日本伊斯兰教史》，日本伊斯兰教友好联盟，1988年；杉田英明《日本人的中东发现：逆远近法中的比较文化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克利斯多夫．斯皮尔曼〔Christopher Szpilman〕10〈从河野广中相关文书看上海时代北一辉的行动：以有贺八郎的书信和电报为中心〉，《九州岛产业大学国家文化部纪要》第31号，2005年，见http://ci.nii.ac.jp/naid/110006178856）。
    “神向所有的民族都派遣了使者”（《古兰经》16章36节）。田中逸平通过这一启示，确信“天御中主神便是アルラホ”（アルラホ是阿拉伯语的“神”〔Allāh〕在日语中的发音，为了使它能夠在世界上通用，田中煞费苦心钻研出这一谐音）（《伊斯蘭巡禮白雲遊記》，1925年）。日本受欧洲宗教分类法的毒害，将一神教和多神教相互对峙、严加区分，分成狭隘的一神教和宽容的多神教，而庆幸日本是多神教的论调一枝独秀。但是有人认为神道也有一神教的要素。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强调被造物即宇宙万物（山川草木、森罗万象）之中充满着神的象征。在《古兰经》中，“神的象征”一词频繁出现达三百多次，被反复列举，说明了神的象征的数量之多。
    伊斯兰信仰的核心是神的唯一性（万有归一、数字1、多即一、多元主义的普遍主义、只信奉神）。这一思想于7世纪在西亚确立。位于亚洲东部的唐朝和新罗出现了佛教华严思想（华严思想由继承了印度那伽阏剌树那〔中国称为龙树〕源流的杜顺、智俨、法藏和义湘、元晓这些人而来）。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多即一”思考平行展开的共时性现象。这对日本佛教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东大寺大佛（遍照的毗卢遮那佛，密教的大日如来佛）是其象征。公元前14世纪埃及的阿肯那顿王和纳菲尔蒂蒂王妃信奉阿吞神“光的宗教”11以来出现了人类对一神教的探究。9世纪初，空海在京城长安应该与景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相遇，同时也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相遇。耶稣会16世纪开始在日本布教，为使日本人理解基督教的神，他们一开始把神称为“大日”来传授。
    伊斯兰教万有归一思想通过法学（可作为全球规范）和泛神论神秘主12（加深灵性的修行道与宗教团体、居民和同业者的集合轴）发挥社会统合的力量和全球化的威力。另一方面，华严哲学几乎误入空洞理论的思辨之中，失去了活力。但是，从唐朝末期到宋、元、明朝，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通过陆路、海路来到中国居住，将中国社会卷入伊斯兰教的网络化之中，一改都市特性，促进开发长江以南地区，使中国社会与文化面貌焕然一新。宋代以后，这种变化尤为明显，以内藤湖南和桑原隲蔵以及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京都大学历史学家们很有先见地将这个时期称为“近世”（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后来，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沟口雄三将此时期称为“中国独有的近代”。我认为沟口之所以提出“中国独有的近代”，是因为感应到了伊斯兰教网络化的进程。13
    道教在中国十分活跃。另一方面，儒教也有新的发展，出现了性理学（也称理学、宋学、朱子学）。我是呼应20世纪八○年代沟口的研究（《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李卓吾》，集英社，1985年；《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才提出了上述的假设。相关的先行研究也早已出现，如川村狂堂的《儒教来源于回教》（1918年），田中逸平的《回儒融通考》（1928年），陈子怡的《宋理学来源于回教》（《师大月刊》第6期〔文学院专号〕，1933年）等。
    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者松元光太郎响应我提倡的学说，从人类学的立场进行了重要的开拓性研究，但未完成就过世了，遗憾之极。松元重新探讨了田阪兴道在《中国回教的传入与弘通》（东洋文库，1964年〔田阪于五七年逝世〕）中的结论。1059年传说北宋时代宋学开祖周敦颐邂逅蒲宗孟，二人意气相投，促膝长谈整整三天三夜。松元论证了蒲宗孟是穆斯林。之后周敦颐娶了蒲宗孟的妹妹，松元试图证明周敦颐名义上可能改信了伊斯兰教，周敦颐接触道教新动向可能是通过了蒲宗孟。此外，松元还想关注程颐、程颢兄弟（二程）和南宋宋学大成者朱熹（朱子）居住的地方周围都是穆斯林这一点。宋学以阴阳五行说和老庄教义和华严哲学等传统思想资源为精神食粮而成立，尽管如此，也不能忽视伊斯兰教带来的冲击。
    只从中华思想的角度理解“回儒”（用中文概念解释伊斯兰的中国穆斯林学者）是有问题的。重新认识性理学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或许可以重新理解中华文明。宏观上可以说这是桑原隲蔵从1923年开始进行的作业（宋元改朝换代时关注穆斯林作用的《蒲寿庚事迹》）。
    中国研究总是把伊斯兰当做外来要素“边境、塞外”来看待。这个趋势与印度研究者将印度教作为印度固有物而对伊斯兰教敬而远之，在东南亚研究中正面研究伊斯兰的研究也很少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欧洲－东方学中毒症。无视伊斯兰教网络就看不到在印度半岛和中亚发生的从佛教徒转向穆斯林的变化过程（保阪俊司（修订版）《印度佛教为何消失：从伊斯兰史料考察》，北树出版，2004年）。伊斯兰教不怎么进行传教活动，它的网络化并不意味着穆斯林团体的形成、发展。这是狭隘意义上的“伊斯兰化”理解。在朝鲜，从加入伊斯兰教网络的高丽时代开始产生了朝鲜独有的“近代”。在印度半岛设定、操纵印度教和穆斯林对立，最终将印度、巴基斯坦引向分离的英帝国主义可以说对印度半岛形成自己独有的近代性进行了搅乱破坏工作。
    伊斯兰教信仰告白的前半段是“神之外不存在神”，这是有条件的无神论。它的立场是在被造宇宙中不存在神，神是不为人类所知的。这种合理主义催生出观察并研究作为“神的标志”的万象万物的个物－个人的个别性、差异性、平等性、多样性的科学的同时，奠定了个人主义的基础。“多”回归到终极的“一”。这种万有归一的信念和逻辑引导出彻底的普遍主义、人类主义、全球主义。生活在都市中＝生活在商业中＝生活在政治中，这样的生活方式被伦理化了。7世纪在世界上首次制定法规，禁止扼杀女婴（拉长间隔），保证两性平等和规范性别差异，保证女性财产继承权和在法庭做证人的权利。由此奠定了自由－平等－互爱的理念、对自然的受托责任观念、公正安全的价值、网络和伙伴关系的社会形成原理、公共性、基于法制和社会契约的统治的正当性、多种宗教的市民共和国、知识社会、全球主义、对弱者少数者的保护尊重、福利社会和信托财团的基础。我把以上现象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超近代性的原点。我试图俯瞰、展望从7世纪到现在，再到将来，跨越长时段的历史时间的近代性的多支流的“多即一”性开展过程。
    然而，与伊斯兰世界相邻的西欧在直接受到来自于伊斯兰网络渗透的压迫时，开始了它的近代化进程。不论是西欧，还是相较而言与伊斯兰世界有着间接性关系的日本，社会－文化上都存在异常现象。这些现象甚至被称为近代性的肿瘤病变，这个肿瘤增长、转移，大力扭曲、阻碍了世界超近代性的开展进程。而我们所处的当下即是脱离常规轨道发展了四百年的世界，我们正面临着市民革命所预言的变革。从世界史来看，在西欧与日本出现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的变异有以下几种：封建制、嫡长子继承的意识形态、军事化大量生产型－单一型14产业资本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体现在欧洲基督教对伊斯兰的排斥、对犹太人的歧视，体现在吉田神道视佛教为花和果实、视儒教为枝叶、视神道为根本的学说与国学等）、与农本主义式土地所有观念结合的国家、殖民主义－人种主义－军国主义、区别对待宗教分离（世俗主义－“政教分离”等）与宗教狂热（神国－圣战－正义之战）等。西欧异类的、独特的二元对立式二分法和排中律式思考与还原论，将从伊斯兰法（sharīá）中学习的国民国家以及国际法运用到欧洲主权国家的“国际社会”秩序，将自身例外的社会发展模式典型化－理论化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思想，这些做法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很快就被接受并适应了。从20世纪末以来，在近代化病变的延长线上，美－英推行的第二次“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掩盖敌视伊斯兰，标榜世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反恐战争”，这种趋势威不可挡。
    综上所述，“世界脉络中的东北亚”以及“东北亚的未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把对伊斯兰以及中东的观察视角束之高阁的话，便无法谈及大局。
      日本政府在国际政治、国际机构中率先提出“人类安全保障”的理念，即不光要考虑国家安全，还应该考虑个人的安全保护问题和能力强化问题（外务省《人類安全保障》手册15；《安全保障當今的課題：人類安全保障委員會報告書》，朝日新聞社，2003年〔Commission on Human Security, Human Security Now, New York, 2003〕）。在联合国“人类开发”概念中，这个构思尚处在萌芽阶段，1998年由小渕恵三首相发布为联合国“人类安全保障基金”的设立筹款，最终设立了以绪方贞子和阿玛蒂亚·森为共同议长的“人类安全保障委员会”，开拓了将告别“恐怖和匮乏”和“人类生存－生活－尊严”作为21世纪国际政治议题之路。此外，还成立了以挪威、加拿大为首的“人类安全保障网络”机构。日本外交积极提倡人类安全保障的主动性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出于压力，20世纪90年代，在海湾战争、苏联解体、地域纷争激化的状况下，美国要求日本军事介入，做出“国际贡献”。另外还有一方面的压力，即在泡沫经济崩溃和亚洲金融危机之下，日本外交强调开发合作－支持解决纷争－预防外交，企图保持平衡状态。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日本参与到“反恐战争”中，正在形成途中的这一理念更是被束之高阁了。
    本来作为“人类安全保障”国际合作项目，同非政府组织（NGO）一起需要面对的重点项目是贫困、环境破坏、纷争、地雷、难民、麻药、艾滋等传染病症等的威胁。然而核灾害才是人类最大的危机。经过福岛一号反应堆复合事故这一全球的、全人类层面上的威胁之后，“从国家安全到人类安全”的范式转换＝“人类安全保障”问题应该超越内外之界限，成为一重性问题、划时代的课题。但是，日本政府方面没有任何动向要将此次事故作为“人类安全保障”问题来处理。政府将原因归于天灾，更不必说东京电力被免责。于是，我们看到的尽是轻视生命、懈怠预防和避难的紧急措施、隐瞒消息的现象。官方发布“没有直接危险”的言论便是他们采取的恐慌对策，显然，官方是在继续编造核电安全的神话。在广岛、长崎对原子弹受害者进行的非人道的调查数据收集，“军事－和平”核能利用二分法操作，这些无论哪一个都是重大的伦理性债务。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隐瞒了这些事实，继续推进核产业。IAEA和ICRP的见解和所持标准是在过去制定的，已经难以适用于现状。以这些过去制定的标准使自身权威化，欲强行推进，显然是一种反科学的倾向。应该做的是，集结全世界的智慧和力量，以建立长期研究“福岛经历”的人类工程为目标。可是日本却执着于“加油日本”这种民族主义式的国内“复兴”言论，这是于内于外都缺乏反省加害者意识的厚颜无耻的岛国根性。
    此外更加令人吃惊的是（1）东日本大地震时看待国外多国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的视角，（2）从“核能文艺复兴”到“告别核电”的政策性转变以及其内容。
    （1）外务省网站和日本媒体明确报道日本感谢多数国家在地震中不遗余力地进行的紧急支持。但其中只格外突出地高度评价了美国展开的包括出动核航母至福岛县海域的友情作战和以色列军医疗队在宫城县南三陆町进行的医疗活动。这二者都可以视为是在放射能污染周边地域进行的兼带军事演习的活动。尤其是后者，在灾区开展活动的时间和以色列军攻击加沙的时间正好吻合。16这次攻击是继两年前受到国际舆论严厉批判的“铸铅”（cast lead）行动展开的。表面上是给受地震和海啸攻击的日本受灾者施以人道援助，而真正目的是为了转移在加沙进行的屠杀、迫害巴勒斯坦人而带来的国际性批判。
    （2）民主党菅直人政权提出的“新成长战略”的亮点“推进海外成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的支柱便是核电出口。其目的为了再利用核燃料，再度将焦点放在核能上。殊不知此举前途一片黑暗。正当日本沉浸在新兴国家竞相抢订单、正在与他们进行交涉协议时，发生了福岛事故。在国内主张告别核电，而在国外继续买卖，出现了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主张告别核电的日本社会的气数，以及成堆的核废弃物的最终处理、无心打理的废弃炉、强化研究体制的必要性等问题几乎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另一方面，高歌人类安全保障的日本吸收合并美国的领军大型公司，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超群的核电制造业（provender）17（世界十家核电生产商中除AREVA〔法〕、AtomstoryExport〔俄〕、Candu〔加拿大〕、KEPCO〔韩〕四家以外，其余六家均是日本企业或者是一个系列的，分别是三菱重工、东芝、GE日立核能、日立GE核能、西屋电气〔东芝子公司〕、ATMEA〔三菱重工和AREVA合并〕）。面对对人类而言史无前例的大事故，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日本社会真的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漂泊的日本”，且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综上所述，安全保障上最严重的问题是日本的脆弱性－不安定性已完全暴露于世人面前。核电站可能会丧失全部电源，而这将会导致国土－资源的丧失，以及生命受到威胁。福岛事故的发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国家安全保障原有的思考方式就等于瓦解了。成为致命性要害的五十九座核能反应堆被除去外壳，赤裸裸地面朝大海露出内核。在福岛事故发生的半年前，有人利用恶意软件Stuxnet蠕虫病毒攻击了伊朗核设施的控制系统，企图使其停止运行。上述事件的发生，说明了所谓自卫队的防卫能力只不过是安慰人的话。不只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是核电站林立。在东北亚，国家的－人类的安全保障都已化作空文。日本宪法前文中写道：“以爱好和平的全体公民的公正和信义来维护我们的安全与生存。”然而，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这一决议只剩下默默祷告的分了。
    此外，还应该关注世界上对日本的核开发（在日本只称为“核能利用”）所持的疑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保障措施和监察等。在现行的国际核管理体制下，以美国为主导的举动被视为具有核扩散的危机。其中一个问题在于美印核合作。然而最大的两个问题是：（1）众所周知，以色列既不否定也不肯定核武装的暧昧政策受到拥护。（2）在加盟NPT的非核国当中，唯独允许日本供应核物质、使用后的核燃料进行再处理和高浓缩铀的海上运输、钸储备足以制造核武器18。这是国际核管理体制惊人的不公正之处。关于以色列的核问题以及揭露以色列核机密的莫迪凯·瓦努努问题，全世界都三缄其口。日本拥有四十六吨（2009年末）回收，这个量被认为是相当于长崎原子弹足足四千倍的分量，它是导致东北亚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自1953年末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提出的“和平利用核能”（atom for peace）构想以来，以及2010年日本政府确认日美密约存在之后，大多数日本人一直被核武器生产和核能发电一体化的隐蔽性所欺骗，被“守护日本的核保护伞－美国”这样的神话所欺骗，天真地对和平利用核能深信不疑，忘记了日美核能协议这件事，转向告别核电，将希望只寄托于梦想。作为原子弹被爆国，对外宣传“核过敏”，背后却反过来利用核能的愚民政策，带来了自我暗示性的、处于闭塞的视野下的“漂泊”。
    “反恐战争”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即CBRNE〔化学、生物、放射线、核武器和高性能炸药〕）的扩散，格外明显地被解释成是与“核恐怖主义”危机做斗争。比起在电影和推理小说中虚拟的抱着核炸弹的恐怖分子潜入纽约的情景，实际上，“核恐怖主义”的现实性威胁在其他方面。1981年，以色列空军轰炸、破坏了伊拉克即将启动的原子炉，这一作战行为震惊了世界。为此，联合国安理会起草了487号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但是2007年以色列攻击、破坏了叙利亚的疑似核设施。大家都认为北朝鲜参与了该设施的建设。最近NPT加盟国伊朗声称进行铀浓缩计划是为了和平利用。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和欧盟（EU）开始指责伊朗的该计划，从2006年开始，安理会决议加强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色列和美国反复重申，应该尽快攻击伊朗核设施。对此，伊朗采取对抗措施。与此同时，支持伊朗对抗的上海合作组织的俄罗斯和中国也被卷入其中，国际局势变得异常紧张。自然不用说，这些与利比亚、叙利亚、黎巴嫩局势密切相关，也和拉丁美洲、非洲、印度半岛、中亚的局势密切息息相关，甚至有可能会引发牵涉中东在内的核战争。很明显，在这样的国际危机当中，以中国、北朝鲜、冲绳为首的东北亚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011年5月，IAEA宣称2007年被以色列空军炸毁的叙利亚疑似设施很可能是核开发基地。翌年6月，新闻报导巴基斯坦核弹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在1998年为北朝鲜提供核技术信息时，北朝鲜方面以大额现金和宝石贿赂巴基斯坦军方首脑。新闻像是终于弄清了真相似的大肆报导交易过程，在这个时间点进行这样的信息操控。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在中东蠢蠢欲动，试图发动战争的暗涌。
      今后再度探讨第一节中的“当下的2011”时，“反恐战争”体制的结构、意义的变化无疑成为需要不断反复再讨论的关键点，且需要回到反恐战争的原点去讨论。
    2011年6月，在华盛顿DC举行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SCC、外交防卫阁僚会面、通称2＋2〔two plus two〕）中，为配合美军重组而讨论了美军及自卫队的功能统合等问题。根据《屋良觉书》（1971年）规定，禁止将冲绳县管理之下的下地岛飞行跑道（紧邻宫古岛的要冲）用于军用。因此，自卫队想使用该跑道的愿望始终未能达成。据说，日本方面在此次会议中提出将其作为亚太地区发生灾害时进行国际救援活动的据点。表面上看，这是以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为契机而产生的结果。但实质上，是在去年9月钓鱼岛中国渔船冲突事件发生后为两国紧张激化的关系寻找了一个突破口。
    吉布提位于非洲角落，隔着曼德海峡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也门相望。2011年7月7日（本演讲的前天），那里举行了1945年以来日本首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设立典礼。日本为了对付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派遣了海上自卫队P-3C哨戒机航空队，所以开设了该基地。日本在两年来一直借用美军基地，而现在结束借用美国基地，借用吉布提政府提供的土地建立了日本自己的基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舰队越过日英同盟中约定好共同防卫的印度洋，向地中海出动，以马耳他岛为根据地，进行运输活动和应对潜水艇的作战。在九一一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海上自卫队在2001到2010年期间在印度洋展开了燃料补给和护卫活动，而并未设立单独基地。吉布提基地的完成是日本参加“反恐战争”划时代的标志。
    但是日本社会对“反恐战争”的普遍认识几乎是事不关己，缺乏身在其中的“战中”感觉，其关心程度也只停留在下面几项片断性印象上。美国九一一、爱国者法（patriot）、“日美同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自卫队派遣、机场安检（security）、阿布格莱布监狱囚犯虐待、在马德里－伦敦－巴厘岛等地的恐怖事件、人体炸弹（human bomb）、“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卢克索游客屠杀、吉尔吉斯日本人矿山技师诱拐、在伊拉克射杀日本人外交官、在阿富汗伊藤和也诱拐被杀等）、关塔那摩监狱、萨达姆．侯赛因判决、石油和燃气海上运输航路（sea-lane）安全、（小）布什和小泉时代、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日朝平壤宣言、北朝鲜导弹实验和核实验、伊朗核开发问题、以色列攻击封锁加沙、奥巴马的“change”、美国海军特殊部队在巴基斯坦展开的杀害本拉登作战和水葬、“保钓”（还我钓鱼岛即钓鱼台）运动和反日游行等。
   “反恐战争”到底是什么？在洞悉其涵义、构造以及趋向的基础上，笔者举出下面八个重要特征。（1）意识到欧洲中心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以及伦理性危机的“对抗”（reactive）战略；（2）是否站在既定的国际秩序的立场上，以此为定性的基准，将“恐怖主义vs. 反恐”程序化的对决主义式二分法；（3）以大灾难（catastrophe）的演出为杠杆试图打开霸权性世界秩序瓶颈的社会工程学－心理操作式危机管理（恐怖主义的战争化和战争的恐怖主义化）；（4）将欧洲特有的犹太人歧视和伊斯兰敌视利用到极致来消费它的全球战略（拥护“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在全世界凌辱挑拨穆斯林）；（5）瞄准对象并非国家而是民间运动，毫无畏惧地攻击和监视市民生活的军事和警察一体化（戒严化）和民营化（战争承包商的比重增大）；（6）于内于外都坚决实行根据“突发事态”（emergence）设定的超国际法规的先发制人的预防战争（含“人道介入”在内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主动出击唤起了抵抗的恐怖主义化）和以“公安”的名目进行的明显的人权侵害；（7）以战争为目的，却举着“民主化”的旗子，消灭恐怖主义之外，还对“恐怖主义支持国”（恶势力与无赖国家）进行“体制变革”（regime change）（代行或掠夺革命权力）；（8）与其说是根除恐怖主义和胜利的喜悦，还不如说是一场从“与恐怖主义做斗争”而受挫、产生龃龉、陷入困境的过程当中获利、中饱私囊，不知持续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步，没有规定结局也无法规定的永久战争。19
    上述八项中的（1）所讲的意识到欧洲中心主义危机的“对抗”指的是如下内容：由于亚洲的抬头与BRICS（巴西－俄－印－中－南美）的发言权增大等原因，美－欧霸权明显衰落，因剧烈的人口移动和信息化（城市化－商业化－政治化的一个侧面）加速全球化进程，网络和伙伴关系的组织原理即万有归一思想原理这一范式转换（因现代物理学、现象学、后结构主义、生命科学、环境科学而产生的物质观、生命观、宇宙观的变化）在不可逆转地进行。在这样的时代状况下，欧洲与它的殖民国家“理念共和国”（militant republic）——美国以及“西方的前哨”（Orientalist outpost）——以色列二者各自所带的殖民主义－人种主义－军国主义正颜厉色地、龇牙咧嘴地面向超近代性，尝试进行不堪一击却“百折不挠”的挑战。
    “反恐战争”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色列国家直面巴勒斯坦抵抗运动。80年代以后，美国趁机掌握主导权，迎来21世纪，新保守派（necon）和福音派（Evangelicals）（基督教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同时牵引了全球化进展。喊着修正轨道的口号而登上大位的奥巴马政权原本也处在“反恐战争”言说的魔咒之下。
    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整体不正义、不公正的结点。欧美社会要“清算”犹太人迫害历史，1948年建立“犹太人国家”以色列，藉此对全世界的犹太人做出“补偿”。但是这个“补偿”并非出于欧美自身的痛楚，而是在牺牲（scapegoat）（流放－离散－屠杀－迫害）巴勒斯坦人的基础上完成的。对这种结构性多维度的犹太人歧视，最为敏锐的批判者当属巴勒斯坦人本身和全世界的穆斯林。
    “反恐战争”背后牵涉着巴勒斯坦问题、不断敌视伊斯兰的问题，从而带有浓烈的以色列国家存立的危机管理战争这样的性格色彩。因此“反恐战争”使穆斯林分裂，骨肉相残，使全世界卷入无边的混乱中，藉此美国社会免责于道义上欠下的不正义的债，将账记在全人类的头上，欲使其共同分担。不得不说，这是欧美中心主义的“自我破产”计划，为了把建造以色列国家后的烂摊子推给全人类，使全世界陷入战争的泥泞中，这是一种生存（survival）战略。
    再进一步分析，1947年至1948年，以美－苏为首欧美建立以色列国家，既用于“反恐战争”又用于“中东和平”，并不考虑这把两用刀的效力能持续到什么地步，只想着将它试用到极限状态。2011年5月，奥巴马总统再次提倡以1967年“六日战争”前一天的边界为前提，以两个国家的方式建立巴勒斯坦国家。这个解决方法的论题并没有追溯至1948年，而是从1967年开始的，这一立场果断将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当做既定事实并坚持到底，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不领美国的良苦用心，予以拒绝跟否定。
    日本社会上形成的观念是被欧美媒体洗脑的结果。在考察以色列国家和其未来问题时，关乎自身的满洲国经验正是有意义的参照项。不思考如何解决殖民主义问题，而一味地记住“‘纷争’要通过对话寻求‘和解’”，只要是“中东和平”不管什么内容都无条件地支持，这就等于忘掉对命令中国人“承认满洲国是铁定的现实”这段历史的反省。美国无差别地将全世界的穆斯林当成“恐怖分子嫌疑人”绑架和拘禁，这种做法遭到越来越强烈的国际批判。正在此时，日本要求美国就绑架问题毅然地对北朝鲜施加压力，由此可见日本真的是个异常的存在。
    以色列国家的未来令人担忧，不论是欧美还是以色列社会，大多数人都清楚这一点。开拓以色列定居点运动极度发展的结果使欧美的人种主义衍生出了攻击性人种主义。世界上的犹太教徒对以色列国家的批判越来越强烈，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那段历史：1948年以前大多数犹太教徒认为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旨在建立人为的犹太人国家，这种狂妄自大是反犹太教的，不仅如此，加剧歧视犹太人－排斥－弃民的殖民者新成员更是反犹太主义的。对参与到“反恐战争”的欧美而言，在任何意义上以色列都是拖累。然而讽刺的是，以色列却在亚洲寻找生路。
    此时，巴勒斯坦问题的不正义被放任不管，混乱持续扩大深化。在朝鲜半岛，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朝鲜（韩）民族分裂依旧持续。这两件事形成平行（parallel）现象，核－导弹问题的交错、中国和以色列关系的深化、在北京无疾而终的从以色列和北朝鲜建交秘密谈判转变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间的奥斯陆协议等，还有上述的因计划对伊战争而引发危机，由此产生的世界性冲击都是属于东北亚自身的问题。
    得意于体现民主主义（democracy）价值的美国和以色列牵头，欧美举着拥护、普及的旗子所推行的“反恐战争”，使得民主主义成为可疑之物。在监视已达到社会化的欧美，民主主义不仅濒临灭亡，“反恐战争”也在世界各地强化独裁统治（autocracy）。将车臣人和维吾尔人等穆斯林列入“反恐战争”范畴的俄罗斯和中国也不例外。这个现象在与以色列组成搭档的埃及为首的伊斯兰世界也在弥漫。不能把“反恐战争”简化为“欧美对伊斯兰”这样的图式。就像在欧美有多种人一样，穆斯林也是多样的。如迎合欧美中心主义为“反恐战争”打头阵的穆斯林权力者，还有到处宣扬被欧美中心主义驯化的“圣战”论和“伊斯兰国家”论为“反恐战争”制造借口的穆斯林即恐怖分子。
    在此，针对世界“反恐体制”卷起的市民革命（muwāṭin）浪潮引起了全球性的共鸣共振（resonance）。阿拉伯市民起义、在中国响应“茉莉花（jasmine）革命”的抗议运动的多发、动摇印度的腐败和核电抗议运动、美国威斯康星州市民占据市政府（劳动运动的新风）、西班牙激进者占据广场、以意大利国民投票事件为首的欧洲各地的反核电运动、日本各地市民告别核电行动等事件遥相呼应。新·市民革命呈现出以下特征：非暴力直接行动、世界变革和自我变革的统和尊重与追求“公正－和平－生命”这一伦理性价值、网络化的组织原理、克服男权主义、追求环境共生、重视修复性正义等。新·市民革命的空间可以视为“n地域”化层次的问题，由此我把它视为暗示着“市民革命时代”开幕的世界史的新时期。其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将来可以把从17世纪至20世纪的所有革命都统一概括为“市民革命”（bourgeois），这一点已经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了。20
    这种转折是有前提的，下面提一下应注意的两点。即（1）2011年的阿拉伯市民起义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始于抗议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1987年以及2000年）。（2）20世纪初，在南非以及印度的圣雄甘地在运动中形成的Satyagraha（非暴力抵抗，梵文原义是“追求真理”，即爱和勇气）成为印度人穆斯林大众合作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引人注目。
    市民革命在最初时期便面对反革命，出现国际化的局面。在巴林，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准备镇压革命。国际性反革命的焦点被置于利比亚内战，充分利用内含于“反恐战争”中的革命伪装（策动“体制变革”〔regime change〕）封杀市民革命，出现赤裸裸地回归到欧美19世纪“殖民地战争”式侵略历史的景象。联合国自不必说，连阿拉伯（诸国）联盟和非洲联盟等地域组织都被策划动员利用起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军事作战伪装成是为了利比亚的“民主化”。利比亚的事态蔓延至叙利亚，如此一个接一个地扩散转移。欧美媒体将埃及和突尼斯革命与利比亚反革命一概而论，制造出“阿拉伯之春”的概念，暗藏了一把破坏市民革命的反革命的利刃。21
    “反恐战争”带来政治体制恶化并扩散至全球，加之以诱饵、伪装和偷梁换柱的形式的反革命计谋横行的状况下，跟它正面相对时，不仅要跨越两难、三难的困境，还要在每个时间点识别敌我方，在面临预测形势发展趋势的政治性选择时，不论是个人还是网络集团都会无数次地面对手足无措的状况。但在开罗解放广场由市民实现的市民革命的“彩虹”效果，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一定会持续照亮今后的世界变革之路。
    漂泊的日本社会在遭遇苦闷的欧美中心主义和其“反恐战争”的临终之际，又面临市民革命新时代的展开，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究竟会如何定位（position）、选择什么样的使命（mission）呢？广岛、长崎、比基尼，还有福岛经历、让地震国家头疼的放射性废弃物，以及作为臭名昭著的内弁庆22式民族主义蓄势待发的表现的核武装能力，这些现象是多么异常的人类史状况！这些现象与前述的欧洲近代性的病变性扭曲是一样的。从国家成立开始，征讨和俘虏虾夷、“大和”之心和向异国进发即征韩、不断巧取豪夺与令人羞耻的虾夷统治和武士道精神性、持续至19世纪中叶的拥戴征夷大将军的武士权力、之后专注于战争的时代、搭乘战争“特需”的顺风车并追随美国被称为“战后”的时代、贯穿上述要素的殖民主义－人种主义－军国主义性质和它的根基“男权主义”；以“抗日”为根基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民族”，还有处于民族分裂状况的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日本需要对这些负相应责任。
    展望未来，23我认为美国的“美国〔大陆，the Americas〕化”（和中东与生俱有的、命运性的全球主义相比而言，美国大陆的全球主义是后天生成的、后天获得的）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人中有犹太教徒也有十字军的末裔）是必然的。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是复杂交织的区域（应该从n地域的角度来思考东北亚）。日本在东北亚应该寻找令人期待的、具有可行性的共同性。这才是日本应有的未来蓝图。为此，有必要在与全世界息息相关的东北亚内外积极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对话，将日本融入其中。日本社会能否发挥这样开放的想象力是个考验。我认为未来的日本将会成为“全球性‘杂种’化”区域。
      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灾害和核事故灾害发生四个月后我做了一次演讲，与那时相比在2012年末（距三一一发生约二十个月后）我写这个附记时痛感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全世界，“问题”群一直未得到解决，反而持续恶化。然而政治－社会状况和氛围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北朝鲜、俄罗斯、中国、韩国、日本都有新的首脑诞生（俄罗斯和日本是再度登台）。台湾和美国首脑连任，迈入新阶段。利比亚领导者的末路、埃及和法国的变化等现象包括在内，短时期内出现了地球“表面”焕然一新的局面。
    其间，东亚国家之间的领土、领海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美国霸权衰落显而易见，而中国包围网在全球范围内显著强化。另一方面，铀资源大国北朝鲜发展核武装，日本制造出冲绳需要加强自主性的氛围。南苏丹、苏格兰、北部马里（阿扎瓦德）、加泰罗尼亚等国的动向暗示了这样的趋势，即在世界范围内强化地域自我决定权的要求变强烈了。钓鱼岛国有化即是这样的问题。日本政治的变动，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有可能起到打破停滞和胶着状态的作用。因总选举中自民党大获全胜，日本一时之间可能会出现与本稿中的讲演内容不一致的氛围，即便是告别核电问题。回到本稿，必须要举出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值得注意的变化。如联合国表示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又如美国奥巴马政权和以色列之间出现不和谐之音，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越发地孤立无援。这些点也是应该重新讨论的问题。以色列一直在扬言攻击伊朗核设施，混乱的叙利亚、马格里布、西非局势，这些现象如何与东亚的变化相关联，这是本稿今后继续要探讨的问题。
    尽管这段时间的状况和氛围有所变化，但基本上从长远来看，本稿中的讨论内容没有需要更改之处。中国反日运动激化之后不久，我受邀参加2012年10月中旬为期十天的上海双年展的“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亚洲思想论坛）。来自中国、韩国、印度、台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参加了本次论坛，我与他们进行了自由坦率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很多地方让我感觉到我的思考反而得到了一定的验证机会。论坛期间的一个晚上，在外滩美术馆讲堂举行了我与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公开对谈。此次对谈的会场不只座无虚席，而且还有很多人站着听会。张承志访问了加沙和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刚回国，他寄予巴勒斯坦的希望成为了我们话题的开端。张承志将出售自己作品的特制本所得的十万美金运至难民营，分发给营内的贫困家庭。这次对谈给了我一次机会，印证了十五个月前我在成蹊大学的讲演内容。
 
参考书目
板垣雄三[佐野智規訳]、「歐米中心主義の末期症狀　そして日本人の選ぶべき別の道」、『現代思想』（青土社）、2012年12月號　[上海での講演録の一つ]。
 
追记
从本书延期刊行至2013年年中，这期间有了许多新奇的进展。我正好在两年前提到如何把握转瞬即逝的“当下的2011”时提出了曼陀罗风的图像，写到这个图像是否能够反映出永久的历史规律是个拷问（65页）。我感到该拷问终于进入到不断激起知识、政治性兴奋的佳境。一个事态附有多样的侧面、含义、可能性，多角度的交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幻莫测，根据不同场合敌我方位置交替、难分彼此的高度政治化的状态，还有揭开“民主主义”和“民主化”语义上的欺瞒性的市民起义的巨浪。2013年6月至7月，埃及政变时反抗（Tamarod）运动所编织的网络迫切需要通过内发于麦地那宪章（公历622年）的社会契约的市民实践来重新审视政治社会。将它简单地视为军事政变来处理，或认为是从春天转入寒冬的逆转，明明是利用中东伊斯兰主义，却称是为国民和解而做的斡旋，企图加以干涉。如此种种，只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姑息的对抗言辞而已。对包括落伍的“右倾化”日本在内的当今东北亚而言，这个断裂也会成为劝善惩恶的切入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