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18日至27日，由市民自发的要求民主运动发生在韩国光州。当时掌握军权的全斗焕将军下令武力镇压这次运动，造成大量平民和学生死亡和受伤。今天，光州成了韩国民主运动的象征。按照韩国现行史观的看法，光州民主运动为继承和发展韩国历史上的民众抗争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民主运动是为了反抗军事政府的压迫体制而引起的，在民主运动中，民众走在了历史的前面，通过工人、农民、贫民、学生、宗教人、文化艺术家、知识分子、一般活动家等各个行业和阶层的团结，实现了民众民主力量的飞跃式成长。

论文化大革命【法】路易·阿尔都塞 著吴子枫 译编者按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

城市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当拔地而起的建筑突破天际，城市的边界不断地扩张，车水马龙如同血液般流淌于每一个角落，此时我们所寄居的城市已不再是一个平整的概念，而成为了一种巨大、立体且多元的聚合。现代都市是浮躁、拥挤而又碎片化的，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成为了我们当下焦虑心灵的外在延伸。即使我们终日生活于其中，也并不见得能够真正地融入这一切。

为什么中国在迅速工业化之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数量高达2 7亿之多的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们何处安居？研究者将这些问题聚焦到宿舍劳动体制，指出这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借助这个空间，既能在城市中建立熟人社会的关系网，又能延续社会主义的某种集体主义传统，还能对接资本主义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便于资本对劳动力的管理与控制。换言之，它调动了传统的、日常的、社会主义的种种经验和遗产，使之为全球资本积累服务。也正是宿舍劳动体制，才让中国没有变成“贫民窟帝国”。

摩天大楼可以看作由于人口的增加，资源的紧缩，人们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探索。一个现代城市，好像缺少了摩天大楼，就少了一个地标式的建筑。能称得上“大都市”的，似乎得有那么几座高耸入云的大楼才行，比如纽约的帝国大厦，但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高楼大厦吗？或许是时候该扪心自问：我们对于高度的追求，是因为纯粹出于对于技术和财力的炫耀，还是单纯只是欲望的无限膨胀的一种反射呢？

近、现代非汉语民族地区的历史与运动的形成，与“知识”概念的历史并非毫不相干。从亚洲腹地区域（不妨使用斯文·赫定的命名）考察“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大不列颠咒语的历史内容以及作用，会得到一个作为旁证的脉络，也是理解发生在这些地区的运动与历史的一种线索。

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迅速走红，并点燃今年春节返乡日记的导火索。是谁为这篇文章贡献了点击量？如何看待唱衰农村等质疑？蚌病成珠，撞身取暖，恰恰是在当代农村的种种问题中，孕育了新生的力量。那么，新生何在？对谈者：黄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五一假期把《欢乐颂》给看了大半，满满负能量地走出家门，看到小区大妈在跳广场舞，站在喷水池边看她们用不年轻的腰肢扭出年轻的动作，心里有些感动。她们欢乐地跳啊跳，她们身上的山寨LV显得前所未有的活泼，生活的激情灌注进性冷淡名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欢乐颂》里没有欢乐。

本文借助于白乐晴与白永瑞有关韩国思想状况和东亚视角的讨论，推进如下理论课题：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涵盖了具体的地域，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却涵盖了某些新的视角。历史地考察去中心化的东亚想像的可能性，可以与作为认识论的第三世界理念结合起来认识；分断体制是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中介模式。分断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再生产，是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必要环节；突破分断体制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民众和解运动的内涵，它与去中心化的认识论相结合才有可能开辟新的思考维度。

在戴锦华看来，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存在的意义何在？在花木兰这个经典符号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隐喻？作为女性，怎样实现个体突围、获得真正的幸福？

女工歌手段玉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我不想对着你赞美“母亲”这个词，因为有太多的赞美是在赞美牺牲。我也不想对你说“女性伟大”，那“伟大”正是对女性的束缚。我不想你活在牺牲和束缚当中。

该文聚焦发生于1980年的“潘晓讨论”（人生意义讨论），详尽分析了引爆搅动一代人的大讨论的署名“潘晓”的来信，呈现出这一讨论对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所具有的关键意义。通过重新细腻解析这一讨论的方式，作者试图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大陆和身心感受、精神状态、价值感觉、心理意识方式有关的问题，提供必要的线索。

在平均每日5 7亿用户活跃度的微信中，“十万+”的到来更像是庞大用户基数下的必然产物。微信已成为内地深入广大群众的最佳平台，是继续迎合并发酵全民狂欢和娱乐至死，还是将巨大的平台影响力进一步深入，产生更多深度和有价值的内容，并进一步激发有创造力的互联网文字世界，或许是目前“十万+”文章拥有者和公号平台运营者都必须思考的。

“共享经济”是一个新兴的概念，主打将闲置的空间、额外的劳力、多余的时间这些原先被视为无用的资源，通过网络进行交换，赚取额外收入。有趣的是，共享经济所提供的服务，往往是从前由女性所担负的额外责任。这个现象引发了女性是否能借着共享经济取得自主性的讨论。然而，如果女性只能作为服务者，而不是管理者，就算由无偿的地下经济变成有偿的共享经济，女性的工作权益仍然不受保障。

在戴锦华看来，汪晖和徐冰在国际上分别作为最有声望的中国学者和中国艺术家之一，不仅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几次转折，同时也作为不同意义上的记录者参与了这些转折。他们的言说不仅是站在中国的言说，也是朝向世界的“中国言说”。同时她还指出，随着20世纪的结束，那种针对着现代主义逻辑所展开的乌托邦理想的能量已被耗尽，而事实上尽管存在着距离和混乱，今天所有的思想和艺术的工作都多少与曾经的乌托邦理想有关。

小说《接班人》讲述的是知识青年如何在老一辈的教育下获得政治视野，使平凡的理发师工作变得有意义。这是一篇业余文学爱好者创作的在今天看来并不成功的短篇小说——这一现象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文艺大众化”的要求，即体现为创作对象也体现为创作主体的大众化。这篇作品吊诡之处在于，由于业余作者的身份，小说既无意识地表达了“时代话语”日渐“教条化”的现实状况；同时作品本身又体现出创作者对这套观念性话语的深信不疑。

“强奸文化”是指把性暴力看做是惯常行为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所强调的不是如何制止强奸，而是如何防止被强奸。这一概念最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女性主义者提出，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出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强奸文化”的概念也随之流行开来。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已经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90年前的五四运动，也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然而，翻阅故纸堆，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声音。

弗洛姆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制造出另一种同样变态的性格类型——“市场型性格”。这种人“因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逐渐变得疏离真正的情感、远离真理和信条”。对于市场型性格的人来说，“一切都被转化为商品；不仅东西，还有人本身，人的体力、技能、知识、观点、情感、甚至于微笑。”

袁世凯称帝标志着刚刚建立五年的中华民国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标志着中国有从“共和民主制”向“君主立宪制”倒退的危险，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暴露了“中华民国”作为“远东第一共和国”的内在紧张；同样在这一年，陈独秀用《一九一六年》和《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两篇文章，指出“人民主权”作为克服“宪政危机”的一种构想，必然会引发出更深层次的“启蒙主义”思路。“民国危机”的克服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语境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