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文化研究之父”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2015a：223、231）：文化研究从来就不只是一件事情，而应该是“一种能把理论和实践联合起来的实践”和“一种依据形势不断调整并结合形势的行动”；因此，当面对文化研究在全球理论旅行中普遍存在其称之为“学科化、职业化、口技化”等现状时，他强调文化研究应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型构”和“一套充满争论的在地化知识”，其并没有“单纯的源头”。因此，他对当前文化研究在方法和展开方式上的过度同质化表示不满，认为“这种铺天盖地的文本化，会以某种方式把权力和政治构造成仅仅与语言和文本性本身相关的事情”，并由此发出文化研究应该“在地化和介入性”的吁求（斯图亚特·霍尔，2015b）。而在十年前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建议时，霍尔“不假思索地说：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金惠敏，2006）。
    作为霍尔的学生和美国重要的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Grossberg Lawrence）[1]对文化研究“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有着相呼应的认识。在他看来（2000：67-68）：“文化研究拒绝把自身建构为可以自由穿行于历史和政治语境的一种完成并唯一的理论主张，其更应解读为在变化着的历史工程与思想资源中不断重建自身的努力”。因此其“不是一门学科，它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学科找到归宿并使用任何学科的研究对象”，更要研究的应该是“复杂性”及其反复强调“脉络/语境”（context，两词同义，本文采用“脉络”译法，下同），特别是“关键时刻的不同语境”（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刘康，2007；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11；史岩林、张东芹，2011），特别是“地方语境与更大矢量（也许是全球）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关系”（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00：71）。
    正因如此，他建议应该超越文化研究的“欧洲中心论”，“不应盲目学习西方文化研究，而应汲取经验并且书写这些知性、理论性、实证和脉络化实证，把它们融入周遭，并创造出一套亚洲自己的文化研究，即从自己的脉络说话，也向自己的脉络说话”（2010：8）。   
    从这两位代表性文化研究学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其对当前文化研究日益因“普泛化”和“简单化”而丧失活力之现状的批判，同时通过对脉络（语境）和复杂性的强调，回归文化研究的实践传统与在地自觉。
    时至今日，文化研究对“学科”的挑战几乎成为一种共识性特质，然其过多停留于标签层面而缺乏实质推进。如果以脉络化的方式做具体分析，将发现在已经利益化的学科框架内部逆向实践“反学科/跨学科”，且不说举步维艰，所产生的解放性力量也常十分有限。实际上，正如格罗斯伯格所提醒（2007）：学科交叉只是文化研究的手段之一，其最终目标是要对当代社会做出更深刻和全面的理解，从而积极的改变社会。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将方法或技术层面上的“跨学科”前推一步，超越学科框架本身，更好的把握文化研究的独特内涵。下文尝试以脉络自觉和整体视野反思当前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现状和不足，并在随后结合本土实践资源进行回应探讨。
      对文化研究的脉络自觉也常意味着对“本土”与“在地”的重视。通过对内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发掘，有别于对普泛理论的简单移植与抽象同步。但也不应对西方学术话语进行简单排斥与自我隔离，而需要充分意识到当下大陆作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互动的“全球”和“在地”应成为需要同时自觉的双重脉络。
    具体到对中国文化研究在地性的关注，已有不少讨论（陈光兴等，2007；王晓明等，2011）。笔者认为，大陆文化研究“在地性”的不足，不仅缺乏直接针对本土议题的原创性研究，同时也因其无法有效勾连起在地文化中独特的批判资源，无法通过紧贴本土脉络以突破文化研究在其他脉络所形成的分析框架，进而建立起充分的文化自觉与主体性。如何加强在地性？除所处理议题需要更贴近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外，还应努力向下与向内看，回到自己的脉络，既要思考“我们往哪里去”，同时还要反思“我们是谁”和“我们来自哪里”；并将独特的国情现实与文明传统、充满张力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与革命缠绕在一起的各种建设性实践等都作为本土资源而纳入视野。
    然而，在全球化和支配性文化强势主导的当下，依托被主流意识形态过滤和处理过的既定文本去思考“本土”之有效性颇为可疑。正因如此，才需要去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和被掩埋的边缘实践中去发掘新的资源。
      作家韩少功对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有句切中要害的批评：“缺少政治经济学的临门一脚”（转引自戴锦华，2015：37）。该问题在“后冷战”时代尤其突出，虽然看似锋芒不减，但越来越难以有效把握当前世界的复杂状况，特别是金融帝国主义所造成的深刻影响，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效果与能动作用也日益减弱。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不同角度的反思（赵斌，2001；孙晓忠，2008；刘小新，2011）。 笔者认为：一方面，文化研究绝非只是对文化与符号展开的研究，也不是面面俱到的拾遗补缺，其开启的应是一种整体性的分析视野，而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中的重要面向，既有利于对复杂历史与社会现实展开更有深度的讨论，也有助于挑战主流认识框架下彼此割裂且封闭的定型化论述；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之一，即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难以应对“二战”以后的全球现实。可以说，简单回到或加入原来那样的“政治经济学”视野，仍然无助于文化研究自身困境的真正解决。因此需要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想象和推动某种新的政治经济学视野。
    如果对当前大陆文化研究以整体视野和脉络自觉展开进一步分析，与政治经济学视野同时消失的还包括“历史纵深感”（戴锦华，2012：180）。虽然当代题材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但“历史化”和“语境化”却是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刘康，2008），且历史的呈现问题才是文化研究一贯的工作方法（雷启立，2007）。故只有充分历史化，文化研究才名副其实。当然，此处的“历史化”主要从研究取向和视野上，强调当下实践与历史脉络的有机联结，而非取材上的厚古薄今。
    以上对政治经济学视野和历史纵深的强调，希望从横向和纵向上拓展文化研究的批判空间，并通过对平面静态常见做法的拒绝和调整，回归文化研究的整体性视野。
      “二战”后诞生的文化研究一直有着关注并介入实践的传统。数位文化研究开创者都与广义社会运动联系紧密，以此为理论创新的基础经历。因此，其所开创的学科传统包括着对实践的独特理解及以理论介入实践的特别路径。文化研究之所以强调实践介入，因为它“不仅企图扣紧社会现实的脉动，更希望能介入社会的脉动”（陈光兴，1999：18）。并且这种直接介入实践还有助于发现并创造出真正的新文化，既包括“批判性分析”，也包括“促进性介入”（王晓明，2000、2012）。
    因此，这种实践不应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实务”，而是一种有效连接行动与思想的媒介，其实践性建基于对历史脉络的充分自觉，通过重新界定概念和增设参数等方法，挑战主流认识框架及其所产生的各种限定，为现实实践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相比伯明翰学派的传统，当前大陆文化研究则“缺乏对具体、广泛社会实践的关注，缺乏将理论、经验方式与现实场域结合起来的技术性处理的意识和能力” （黄卓越，2014：83）。我们看到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等文化研究奠基人聚焦英国工人，而“农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无疑与“工人”对于英国的重要性相当。相对于中国如此庞大、复杂而严峻的“三农”问题与国情现实，当前大陆文化研究主要以城市为对象和场域，与“三农”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对与农民相关文学作品的文本研究，较少有更广视角或系统化的研究。
    这种匮乏不仅包括题材和关注度上的失衡，更可理解为现有研究的“城乡视野”不足。比如说，我们并非呼吁更多对“农民形象”或“乡土处境”的关注，事实上，该层面上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其仍多为“对象化”、“问题化”和“刻板化”下的产物。相对而言，我们更需要脉络化于复杂的历史现实，既受全球资本主义进程深刻影响又不乏反抗，丰富立体的中国“三农”（农民、农村、农业）。基于此，我们既需要将文化研究的视域扩展至“三农”及延伸议题（比如农民工、留守状况、乡村建设……），更需要进一步形成文化研究的城乡视野，并以此展开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理解和对当下社会实践的批判性介入。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论“文化研究”》的开篇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2004：1）。正是其所强调的“开放性”与“实践性”，鼓励笔者以本土脉络中的乡村建设实践为例，讨论文化研究的脉络自觉、整体视野与本土资源。
    关于乡村建设，此处做简略介绍：其孕生于清末民初危机深重的中国社会，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由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倡导推动，以建设复兴乡村并解决农民问题为主旨、以底层和乡土社会为主要空间的建设性社会改良实践。它不仅由乡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所涉及主体、方式、内容十分多样，既有外来知识分子以“救济乡村”为出发点的“异地实践”，也有由乡土社会自发、本地良绅主导、兼顾以“乡村自救”与“社会建设”为目的之“在地行动”。该实践的代表性人物包括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教育家或实业家，但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有1000多处（郑大华，2000：456）。
    数十年后，当中国因“崛起”而重新成为世界焦点，虽然与民国时期岌岌可危的没落帝国形象完全相反，新世纪乡村建设却再次出发并持续至今，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学生、知识分子、一般市民等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其中，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发展出包括“青年下乡、教育支农”，“农民合作、改善治理”，“农业生态、城乡融合”，“工友互助、尊严劳动”，“社会参与、文化复兴”在内的当代乡村建设五大体系（潘家恩、张兰英、钟芳，2014）。
    虽然乡村建设在文化研究正式提出之前即已发生，但其在内涵上却与文化研究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不仅可以作为文化研究的本土议题进行讨论，还可为文化研究的本土化提供富有启示的思想资源。
    首先，作为贯穿近代中国并持续至今且成规模的社会实践，乡村建设可为文化研究的在地化提供充满实感和张力的各种现实案例，并有助于我们思考近代中国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如果采用整体性视野，中国乡村建设可理解为一部由民众民间自发推动并见招拆招的“建设史”，其与主流的“革命史”和“现代化史”既平行又缠绕。面对“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这一互为因果的压迫性现实，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农民和各种社会积极力量结合起来，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约束下，摸索实践对“三农”更为有利的新可能。乡村建设同时也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无论在历史还是当代，都直接面对着以“都市化、工业化、去农化”为表现形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自觉于中国在资源条件和文明形态上的独特性，以及“弱势者”（农民、乡土、自然环境）更多承担发展代价的客观现实，因此而对各种形式的主流论述展开反思。实际上，这两个层面的实践都在现实中真实且广泛的存在着，但却较少进入研究视野。
    其次，文化研究强调复杂性，并常通过对遮蔽面向的发掘而推进思考。乡村建设作为一种从底层民众和“三生”（生计、生活、生态）出发的建设性实践，内在包含着对精英视角与强者逻辑的拒绝。其在相对不利的外部环境与优先机制[2]压力下，强调文化的深远意义并以之为自觉；在以“人”为器的乱世之中将“人”的发展作为目标本身；在普遍性中思考特殊性……。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该系列思考与实践充满着许多富有启示力的维度，比如乡村的位置、建设的意义、国情的自觉、生态的限制等。
    再次，除鲁迅这位“两岸华语文化研究所认可的重要本土资源”（陈光兴等，2007）外，如果我们保持足够的脉络自觉，丰富的中国近代历史理应能够提供更多对文化研究有启示的思想者或实践者。比如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漱溟，其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思考与充分自觉，并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推陈出新，无疑可为中国本土文化研究提供生动鲜活的思想资源。除这些思想家外，笔者更希望指出：许多乡村建设普通实践者的行动与思考、情感与变化、经验与张力也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新素材。我们还将发现：近代中国不仅存在着“文化自觉”的传统和脉络，同样有着不逊色于西方世界的“有机知识分子”群体——成千上万的“乡建实践者”集体告别书斋、大学讲坛和舒适的大都市，长期扎根乡土，并在此过程中进行着批判性的思考与“接地气”的知识生产。
    不仅乡村建设可以为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换个角度看，也可以通过文化研究的独特视野，更好的理解“三农”问题和乡村建设实践，进一步思考乡村建设在近代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双重脉络下的意义、动力和张力。
        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十分不满的指出：“只有成功者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都被忘记。”（2001：5），这既基于他对“多从统治者角度”之主流研究的批判，也是其独特视野的体现：“需要把各种平民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因为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2001：11-13）。笔者认为：这种“解救”既非简单的“道德姿态”，也不是对“多数”的迷信与崇拜，而是对平民文化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以“成王败寇”为导向之“胜利者历史观”的拒绝与警惕。进一步说，更有生命力的文化研究应该内在于本土脉络。下文以乡村建设为例，从“问题意识”、“经验处理”和“脉络分析”这三个角度讨论其对文化研究的启示，同时也以文化研究为视野尝试发掘“乡村建设”的丰富内涵。
      乡村建设作为自觉于乡土社会、草根民众和国情制约的“另类”实践，其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和理想世界的想象、其与主流思潮的各种互动（包括遭遇各种立场和角度的批判）及内在的张力困境，本身就构成我们反思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传统农民大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之复杂状况的绝好症候。然而，我们在进入这场庞杂且多维的现实实践时却有诸多不足。
    虽然乡村建设的核心推动者梁漱溟一直强调“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2005：161-162）。进一步说，乡村建设不仅是一个尝试保障农民生计和改善城乡关系的社会实践，同时也是一种尝试发展新视野的论述实践。但常见的乡村建设论述仍容易“就事论事”，过多从技术层面上进行分析，缺乏微观宏观相结合的整体性视野与脉络化分析，多以“理想化”或“模型化”的乡村建设为讨论对象，并在“革命”或“现代化”论述框架内部展开叙述。因此，对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与内外环境的互动性感知不足，很容易简化乡村建设实践者的主张与思考，而被流畅叙述所抹平的反而多是更具启示性的思想资源，这些都不利于整体性视野的呈现与带出。
    实际上，作为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并同时进行记录、总结与反思的实践，实践者本身也常是研究者，或可理解为一种“实践—研究”者，因不满于一般的削足适履和重重举起轻轻放下，其在一线实践中可能产生出不一样的问题意识。    
    笔者自2000年开始以大学支农社团负责人的身份参与萌芽期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毕业后作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主要推动机构之一）办公室副主任与培训部负责人完整参与该学院发展（2003—2007）。2007年5月，学院因不可抗力转型为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并与由“购米包地”所引发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结合，将工作场域和业务领域拓展到城市与消费者，于2008年3月在北京郊区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随后笔者作为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的执行董事与法人代表（2008—2014），参与国仁中心及小毛驴市民农园的部分工作，同时基于长期参与的一线实践而进行乡村建设的博士论文写作与相关研究。
    在笔者近15年的乡建实践中，有组问题一直萦绕于心，为何乡村建设会成为不同背景、学科、政治立场、经历之“另类”知识分子充满张力的某种殊途同归？面对如此多的困难与曲折，为何乡村建设仍具有不竭的动力与持续的生命力？虽然在负重潜行中常竭尽全力，为何在现实层面上乡建实践者所追求的目标与实际效果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这不仅构成笔者的问题意识、以及进一步推进实践的基本动力，同时也成为某种研究上的脉络自觉，以区别于：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分析坐标，先入为主且简单化的“改良-革命”对立，通过将乡建等同于“改良主义”和不彻底，忽略了现实实践的复杂脉络与内在张力。这既不利于对其中精英视角和权力关系的自觉，也不利于对现实实践所蕴含丰富可能性的发掘，更不利于对乡村建设内在“复杂性”的理解和呈现。
      如何让上述问题意识在具体论述实践中得以体现？在开始本节讨论前，先分享笔者一则有趣故事。当2003年我们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的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始乡建实践时，受到了晏阳初“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1932：221）的启示，虽然我们无法摘下眼镜，但却可以通过穿着上尽可能减少与农民的差别来拉近距离。为实现这一目的，学院工作人员常年也穿着村里买来的布鞋。在一次外出给农民培训时，带着“农民化”原则与自己对农民的想象，我专门穿着这种布鞋。然而到了现场，学员们倒不出所料都是普通农民，但往脚下一看，全都是清一色的皮鞋，我又一次没有“农民化”……。暂不管是否因外出才换装，还是彼时农民购买力提高，如此错位仍然真实的折射出笔者对农民的“定型化”想象。面对急速巨变的现代社会和笼罩城乡的消费文化，现实之中却是“变化的农民”和“不变的我们”，各种“偏见”其实一直都存在，我们如何自觉警惕于对“他者”之静态刻板的想象？何种力量正在左右、建构并拉扯着“他者”的形象与诉求？
    进一步说，现实丰富于想象、经验常大于理论，无论乡村建设的实践反思，还是文化研究的在地化探索，皆不可能“一劳永逸”，其必将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它同时还提醒我们：经历、经验和感受本身就作为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和历史文本及具体案例一样，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乡村建设丰富性的有效媒介。
    而情感的在场和对经验的正视，恰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与独到之处。若以雷德蒙·威廉斯为例，有学者认为“经验是威廉斯文化理论中一个核心的范畴”（罗钢、刘象愚，2000：8）。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就十分直接的呈现着自己身为“乡二代”的切身经历——出身于威尔第边境乡村的工人阶级家庭，现在依然生活在村子里，书中不仅隐约可见作者对祖父及家乡的记忆与理解，还直接表露出其对当时主流城乡论述所产生的包括纳闷、愤怒、不平等在内的真情实感。
    这其实可以理解为文化研究的情感与经验面向，它“摈弃了过去那种不偏不倚超然的研究态度，不但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的局限性，相反将自己的个人经验变成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宝贵材料”（罗钢、孟登迎，2002）。实际上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化研究所提倡的“脉络化”和“复杂化”真正展开，并内在激发出研究者进一步的实践动力。不仅文化研究在此方面体现着“开放性”，即使强调严谨和史料的历史学者，也可以将情感经验视为研究创新的内在动力，而不只是“客观、中立”的干扰因素。比如，黄宗智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学术生涯时，惊讶的发现（2015）：“感情，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和动力，其实比理性的认识起到更根本的作用”。与这种“感情”有机连接的正是“经验”（黄宗智，2016）。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乡村建设实践来说，存在着两个层面的经验需要处理：
    宏观上看，乡村建设在百年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事实存在与隐现交错本来就是 “中国经验”之一种，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的曲折形成与复杂意涵；微观上看，其包括“实践—研究”者在具体实践中的经验体验与情感认知，不仅涉及个人和感性层面，同时联系着普遍的情感结构与客观现实。这两个层面相互联系且不可分割，后者的单薄既是前者无法进入主流视野的症候，也进一步强化了主流逻辑对前者的放逐与遮蔽。
    而“在场”则是多重的，不仅指“实践—研究”者作为当事人的经历在场，同时强调其情感、立场与生命历程的在场，以及各种现实限定、坐标框架、历史传统与主流逻辑的在场。可以说，经验的“在场”就是文化研究的脉络自觉。
    为努力达成以上目标，摆脱对“文本研究”的过度依赖，笔者在相关书写中[3]，尝试带入更多不被主流论述所重视的“在场”经验，努力让隐藏在字里行间和文本背后的实践者及时“现身”，以此强调人的能动性和文本内外之联带感，发掘“溢出”文本的复杂面向，推动更有实感的反思。它们既可能是故事与经历，也可能是由之引发的困惑与反思，以及包括不甘、无奈、兴奋、苦恼、尴尬、纠结等在内的复杂情感。如此处理，一方面希望对常见“主客体二分”的“对象化”书写进行反思，把书写者的事实在场、情感影响与话语权力作为脉络之一，将“经验”历史化和脉络化，进而打破“行动-研究”的割裂，在经验与时代、自我和他者的密切结合与互动中，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对话；另一方面，希望这些“拖泥带水”的“次文本”能补充并构成乡村建设的完整脉络，同时也以之为叙述展开的新动力，拓展出理解实践的多元化途径。
      基于新的问题意识及对包括经验、情感等面向的融合与自觉。笔者尝试“跳出乡建看乡建”，在整体性视野中让零散微观的个案行动回到宏观脉络，并发掘微观实践内部的复杂性，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对“三农”和“乡建”的刻板建构，重新思考乡村建设的意义价值与内在张力，在脉络自觉与整体视野中发掘乡村建设的丰富性。
    首先，以“百年乡建”为新的分析框架。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同名运动的对比或拼接，希望融合起历史与当代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乡村建设实践，在强调差异与复杂性的同时突显不同实践间的内在关联与呼应，因为隐而不断、老树新芽本是中国乡村建设的重要特点。这种处理既强化历史实践的当代意义，也易使讨论更加脉络化，提示我们乡村建设并不抽象存在于历史人物与故纸堆中，同样内在于当下中国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
    其次，对乡村建设的脉络背景进行梳理讨论。通过在激进内部理解改良和在改良脉络中反思激进，呈现乡村建设对于乡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内在特性。笔者认为：中国在遭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侵略、瓜分、凌辱、压迫的过程中，由于受外部冲击和直接侵略产生了资源外流、生存危机与竞争焦虑，进而引发包括“自强”和“自救”在内的复杂实践与各种不期然的客观效果。如果以“三农”为视角看，在强势国家主导的全球资本化秩序下，部分国人从各层面所进行的“激进”努力，常以“内生性”工业化的方式将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代价和成本，制度化地转嫁于中国乡土社会，不断地产生着中国式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甚至形成乡村的致贫、致乱和致害效应。正是这种偏离本土、乡土与国情脉络的“百年激进”及相应的单一化社会共识，对乡村现实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整体性导致“百年乡村破坏”。然而，广大乡土社会和弱势群体也要生存和“活着”，如何生存？它不能简单依靠对抗或反对。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内在着“激进性”，其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更为其在实践中日益显现的矛盾与困境埋下伏笔（具体论证详见：潘家恩、温铁军，2016）。
    再次，对乡村建设的源起动力进行脉络化分析。通过回到一线实践者的经历、思考和行动，并配合时人的观察与评论，初步归纳出“自救与救济”、“疑新与创新”、“发现与再现”、“建设与复兴”这四个层面的乡建源起，其既涉及个体经验也直接联系着社会结构与时代主题。如果说“自救”和“救济”可理解为社会意义上的“自我保护”，是相对意义上“消极”之乡建，那么“疑新/创新”、“发现/再现”与“建设/复兴”则意涵着“积极”之乡建。后者的“积极性”不仅因为其本身的“建设性”，也体现在对被遮蔽之“脑矿”、“农业多功能性”、“社会/生态维度”等的认识与重思，更表现在对日益“捉襟见肘”和“裂隙丛生”之主流幻象的揭示与自觉，并以此展开不限于技术层面的创新性实践。也即，回到历史脉络，乡村建设并非孤立个别的现象，而是充分内在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之中，有着多重的源起与动力。正因如此：一方面，其在现实中差异纷呈、形式多样，充满着复杂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其同时携带着张力，多以“夹缝生存”为常态，并在与主流的各种互动中见招拆招的曲折展开（具体举例详见：潘家恩，2016）。
    以上两组分析已有专文，此处不做详述。只是希望强调：乡村建设不是微观实践与孤立个案，而应充分的脉络化，将其置身于近代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及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之中，并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在内的整体性视野为依托，才能更好的理解其独特意涵——其既不同于对乡土（包括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及相应的思维习惯）进行简单绝对的批判排斥，也非浪漫化的抽象赞美或照单全收，而是回到历史脉络之中，通过对其间蕴含张力的自觉，看到各种力量在实践中的叠加、冲突与互动，并以差异性思考独特性，重新发现底层民众在面对包括乡村破坏在内各种外部限制时的复杂应对[4]，及生态文明新视野中乡土文明对当前不可持续发展的启示意义。
      文化研究有着强调“脉络”与“实践”的传统，面对当前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对本土性议题与思想资源关注不足、整体性视野和历史感缺失等现实困境。除继续那些因全球化与大众文化的兴起而普泛化的符号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外，中国文化研究如何回到自身独特的历史与社会脉络，通过打开边界和纳入本土资源，在近代中国与城乡中国间寻找更多可能的批判资源与抵抗性力量，直面更为丰富且复杂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
    相对于复杂而严峻的“三农”问题与国情现实来说，当前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多以城市为主要对象与场域，以文本和文化现象分析为主要方法，在直接实践与城乡视野上存在不足。基于此，笔者回到自己所长期从事的乡村建设“行动—书写”实践，以“实践—研究”者为视角，尝试打开主流视野所遮蔽的多元空间，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寻找文化研究的本土资源与推进可能。
    文化研究本来就充满实践性，将作为议题和资源的乡村建设引入只是一个举例，同样可以在整体视野和脉络自觉下进一步探讨包括新工人文化、另类生活方式探索等正在进行中的鲜活实践。无论乡村建设、还是文化研究，应该让我们的思考更为丰富，而不是在学科框架内的画地为牢，本文作为一个不成熟的邀请，希望能激发出更有力量和接地气的在地文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光兴，1999，“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思想文综》（第4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         陈光兴等，2007，“文化研究：本土资源与问题意识”，《新闻大学》，第2期。
3.         戴锦华，2012，“坐标·雾障与文化研究”，王晓明、朱善杰编，《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4.         戴锦华，2015，《昨日之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5.         E.P.汤普森，2001，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
6.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2004，“论‘文化研究’”，《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王逢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         何建华、于建嵘，2005，“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3期。
8.         黄宗智，2015，“问题意识与学术研究：五十年的回顾”，《开放时代》，第6期。
9.         黄宗智，2016，“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开放时代》，第1期。
10.     黄卓越，2014，“追述与反思：伯明翰学派与文化研究”，邹赞编著，《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1.     金惠敏，2006，“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12.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00，“文化研究的流通”，《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刘康，2007，“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3期。
14.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高士柏）、冯应谦、陈韬文，2010，“文化研究之落地生根”，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11期。
15.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史岩林、张东芹，2011，“关于理论与问题的探讨——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的对话”，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6.     雷启立，2007，“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其可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思考”，《文艺理论研究》，第6期。
17.     梁漱溟，2005，“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8.     刘康，2008，“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和理论创新”，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8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     刘小新，2011，“文化研究与台湾批判知识分子的论述实践”，《东南学术》，第5期。
20.     罗钢、刘象愚，2000，“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文化研究读本》，罗钢、刘象愚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     罗钢、孟登迎，2002，“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文艺研究》，第4期。
22.     潘家恩、张兰英、钟芳，2014，“不只建设乡村：当代乡村建设的内容与原则”，《中国图书评论》，第6期。
23.     潘家恩，2016，“从‘救’到‘新’——中国乡村建设的多重源起”，待刊稿
24.     潘家恩、温铁军，2016，“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开放时代》，第4期
25.     史岩林 张东芹，2011，“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全球化——美国格罗斯伯格教授访谈”，《文艺理论研究》，第1期。  
26.     斯图亚特·霍尔，2015a，孟登迎译，“文化研究的兴起与人文学科的危机”，《文化研究》（第2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7.     斯图亚特·霍尔，2015b，孟登迎译，“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上海文化》，第2期。
28.     孙晓忠，2008，“批判的文化研究如何可能”，《枣庄学院学报》，第6期。
29.     王晓明主编，2000，导论，《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30.     王晓明等，2011，“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热风学术》研讨”，孙晓忠编，《巨变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文化研究对话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31.     王晓明，2012，“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王晓明、朱善杰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32.     徐德林，2014，《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3.     晏阳初，1932，“在欢迎来宾会上的讲话”，《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4.     赵斌，2001，“社会分析和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流行文化”，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3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35.     郑大华，2000，《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