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文明中，机器源自何方？显然，不止一个来源。我们的机器文明代表了种种习惯、思想、生活模式的一个汇聚体，也包括技术器械；虽然部分技术器械在开始时与其参与创造的文明正好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在世界的总图景中，新的秩序第一次露了面：在机器出现的最开始的700年内，时空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次变革触及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思维的定量方法用来研究大自然，其第一步就是有规律地测量时间；而新的、与机械关联的时间概念部分出自寺院的规程。一些学者认为世界的秩序是上帝制定的，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德强调了这种信念作为现代物理基础之一的重要性。但是，在这种信念的后面，还有教会机构本身的秩序在起作用。
 
 
古代社会的技术，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发展到西西里和科尔多瓦（Cordova，西班牙的城市——译者注）。萨莱诺（Salerno，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译者注）在中世纪科学和医学方面是领先的。但是，在罗马帝国解体，社会经过长期迷惘和血腥残杀之后，人们对于秩序和权力的需求，首先表现在西方的寺院中，而不是对弱者的军事统治。寺院大墙之内是圣殿，在秩序面前，惊恐、怀疑、反复无常乱无章法等都没有存在的余地。与世俗生活中反复无常和飘忽不定相反，这里是铁的规程。圣徒本尼迪克特在每天的祈祷中加入了周而复始的“7”；在公元7世纪，教皇萨比尼阿纳斯（Sabinianus）的训令要求，寺院的时钟每24小时敲7次。这些每天准确规定的时刻被称为规范时间，也即规定的祈祷时间。于是人们必须要有办法标明这些时刻，每天重复无误。
 
 
根据现已否定的一个传说，用落锤制成的第一个机械时钟是由名叫格波特（Gerbert）的僧侣发明的，他后来在公元10世纪末，成为教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二世。这钟现在看来大概不过是古时传下来的一座水钟，也许像水轮那样，是直接从罗马人的时代留下来的；也许先传到阿拉伯人那里，转而又传回到了西方。不管怎么说，这个传说所讲述的情况是有的，只是事实可能略有出入。但凡传说，都是如此。寺院是生活有规律的地方，因此按钟点打钟，或按时提醒敲钟人的仪器可以说是这种生活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一直等到公元13世纪城市有了按时安排生活的需要时才出现机械时钟，那么，对于寺院来说，有规律的生活和按时认真安排活动几乎是其第二天性。科尔顿（Coulton）同意桑巴特的看法，圣本尼迪克特的信徒们及其严格的工作秩序，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初奠基人。他们的教规肯定能减少人们对工作的诅咒，而教徒们生气勃勃的工程活动甚至使当时激烈的战争也黯然失色。当时有4万处寺院遵循圣本尼迪克特教规，如果我们说，这些寺院用机械的方法使人们的活动有了一个共同的脉搏和节奏，这与事实不会相差很多；因为，时钟不仅可以告诉人们时间，也可以协调人们的活动。
 
 
基督徒定时祈祷和礼拜使灵魂得到永恒的祝福。这是否就是基督教的集体需求，使得人们感到要养成遵守时间和按时办事的习惯？（而资本主义文明竟然充分利用了这些习惯！）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虽有嘲弄意味，却是人们必须接受的。不管怎么说，到了公元13世纪，我们已有了机械时钟的不容置疑的记录；巴黎的海因里希·冯，维克（Heinrich von Wyck ）在1370年建造了一座设计精良的“现代”时钟，其间钟楼也出现了。如果说公元14世纪之前的时钟并无面板和指针，并未将时间的进程转变为空间的运动，那么这些新出现的时钟至少可以按小时发出声音。天上的云彩可使日晷无法工作；寒冷的冬夜会将水钟冻结起来；而机械时钟不管寒来暑往或白天黑夜，都能按小时告诉人们时间。这种仪器很快传出了寺院，按时传送的钟声使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律性。钟楼上的大钟几乎可以说是标志了都市的存在。从遵守时间到按时服务到按时记账再到按时分配。在这个进程之中，永生和来世逐渐淡出了人类活动的度量标准和兴趣中心了.
 
 
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在时钟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是机器的出色代表，也是机器的一个典型符号；即使到了今天，时钟仍然无处不在，为其他机器所不及。在现代技术的发轫阶段出现了精确而自动的机器，这种完美的技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努力才被推广普及到工业活动的各个领域。在时钟出现之前，曾有一些动力推动的机器，如水磨。还有各种各样的自动机器，使庙宇中的信徒惊讶，或让哈里发（caliph，穆斯林领袖）喜爱。我们可以在希罗（Hero）和阿尔·贾扎里（AI―Jazari）的著作的插图中看到这些机器。但是，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崭新的机器，它们使用的动力，或者动力的传递方式，很有特点，可以使其能量的流动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保持均匀，从而建立有规律的生产过程，并生产出标准的产品。我们如果要求消耗确定量的能量，做到标准化、自动化，准确控制时间直到生产出最终产品，就这几方面来说，时钟在现代技术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它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都是带头的，它所达到的完美是其他机器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时钟也是其他很多不同机器的一种模型，分析臻于完善的时钟的运动、分析它复杂的齿轮结构和传动方式，是这些机器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铁匠们可能锻造了成千上万副盔甲或铁炮；造轮子的工匠可能制造了成千上万个大水轮或齿轮；但他们并没有发明出钟表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特殊部件，也没有达到在生产18世纪的精确计时机器时所达到的测量上的精确性和各部件结合的完美性。
 
 
时钟还是一种有能源驱动的机件，其“产品”是分和秒；就其本质而言，它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了，帮助人们建立这样一种信念：即存在一个独立的、数学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这是科学的专门领域。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里，并不很容易找到这种信念的基础。一年365天的长度并不是均匀的；我们不仅看到白天黑夜的长度总在改变，而且会发现，如果我们从东方到西方稍作旅行，天文时间就会相差好几分钟。就人的机体而言，机械时间更显得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人类生活有其自己的特殊规律，脉搏、呼吸都与人的情绪和人的活动有关，每小时都在变化；对于长达几天的时间间隔，人们往往并不用日历加以测量，而是用其间发生的一些事件来度量。牧羊人用母羊生小羊的时间来度量；农民度量时间用的是播种和收成。如果说生物的生长有其自身的时间尺度和规律，制约生长的不仅是物质和运动，还有生长的发展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演化历史。机械时间展开来是一连串数学上孤立的时刻；而有机体的时间，柏格森（Bergson）称为时段，其效果是累积的。在一定的意义下，机械时间可以像时钟的指针或动画的一个个画面那样，向前或向后走。而有机体的时间只能朝一个方向运动，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死亡这样一个周期。已经死亡的过去，是对于尚未出生的将来而言的，我们面对的总是现在。
 
 
根据桑戴克（Thorndike）的说法，在公元1345年左右，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将一小时划分成60分钟、将一分钟划分成60秒的做法。正是这种将时间划分的抽象框架，愈来愈成为人们行动和思考的参考点。为了在这方面达到所需的精度，天文学观察进一步注意天体的规则的、固定不变的运动。据传，早在16世纪，一个名叫彼特·汉莱因（PeterHenlein）的纽伦堡的年轻机械师，“用一些小的铁的部件，造出了多齿轮的表”；到16世纪末，在英国和荷兰，已出现了小型的家用时钟。就像汽车和飞机一样，有钱人首先使用，并将其普及。方面是因为只有他们才买得起；另一方面因为这些新的资产阶级最早发现时间的重要性，用后来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要“像钟表那样有规律”，这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因此，拥有一块表，从长远说来，即为成功的象征。文明节奏的加快，要求更大的动力；更大的动力进一步加快了节奏。
 
 
在寺院中首先形成的有规律的准时的生活模式，对人类来说，并非是生而有之的，而现在，西方人的生活已完全为时钟所左右，已成为其“第二天性”，他们视守时为一种天性。而在已经繁荣的东方文明社会，很多人的时间观念较为薄弱：印度人对时间不甚关心，他们甚至于没有对年的严格计数。对于苏俄，仅到了工业化过程的中其社会上才要求使用钟表，宣传准时的好处。到了18世纪中叶，首先在日内瓦，然后在美国，开始生产便宜的标准化的钟表，使得守时的概念得到普及。这是建立把生产和运输有机结合起来的系统的必要条件。
 
 
守时，曾是专门由音乐来完成的任务：例如用工场的歌曲，水手的号子来表示上工、开饭、下工、一起用力等需要协调的事件，于是其被赋予了工业价值。但是，机械时钟的效果更具普遍性，更为严格：它管理一天的安排，从何时起床，到何时休息。我们可以将一天看作是一段段抽象的时间，在冬夜，不必跟着鸡鸭归窝而上床睡觉：人们发明了蜡烛、煤油灯、安全灯、煤气灯、电灯等，在一天的任何时刻，都可以活动。这样，人们不再将时间看作是一系列的经历，而是看成多少小时、分钟、秒，这样就开始有了增加时间和节约时间的习惯。时间有了封闭的空间的特点：它可以分割，可以充满；通过省力的器具，时间还可以扩大。
 
 
抽象的时间成了新的显示存在的媒体。它调节有机体本身的功能：何时吃饭，不必等肚子饿，而是让钟表来告诉我们；何时睡眠，不必等困了，而是由钟表来加以确定。随着钟表的更广泛的应用，人们对时间的意识就变得更普遍化了：时时间与有机体的时间系列分开来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很容易地在其想像中恢复古罗马马文明的光辉：对历史的崇拜首先出现在每天的宗教仪式上，最后抽象成为专门的教规。到了17世纪，报刊杂志出现了：甚至人们的衣着也以威尼斯为时尚的中心，每年都改变新的样式，而非几十年不变了。
 
 
通过将一天发生的事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协调人们彼此的行动，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这一点不应被低估：这种提高不能简单地用功率的单位“马力”来衡量。我们可以想像，要是今天没有了时间的协调，整个社会将很快遭到破坏，直至崩溃。现代工业体制没有煤、铁和蒸汽固然不行；但如果没有钟表更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