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现在应是到了，人们要反思到底是城市让人的生活更美好，还是乡村让人的生活更美好的时候了。至少应到了，不应再是举全社会人与资本之力，一味地扶持和无限地“喂养”大城市畸形发展下去的时候了。而发现“小地方”的意义，才会有未来。

越是这样的时刻，越应该警惕那些以深刻冷静之名，将由“魏则西之死”而引发的民意和民气，刻意分化的上述舆论。无论此类文章的主观意志如何，其客观效果，都是通过“深刻”和“冷静”，把事情彻底“搞复杂”，在几番腾挪转移之后，终于使得民气再而衰，三而竭，一无用处。

今天，传统的 "工人 "和 "农民 "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也许，是时候问问谁才是中国真正的劳动人民了。本文原题《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转载时删去了注释。

陆家嘴是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但陆家嘴的实体并不全是高大上的所在。楼越高，阴影面积越大。人们来到奠定外滩天际线的高楼之上，俯身下望，脚下的楼房清晰而整齐，仿佛超市货架的商品。而那些在近处地面上忙碌着、生活着的人，藏在楼房的阴影之中，隐匿于观景者视线之外。

在21世纪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之后，我们已经太习惯于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纪录，从一开始的一年一破一点点过渡到一季一破甚至一月一破;习惯于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总量在冲破百亿元门槛后高歌猛进，向着千亿元的“钱”程，向着赶超好莱坞的愿景，不断吹响着进击的号角。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小镇青年”这个模糊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和讨论中。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也成了这场票房饕餮的一个注脚，被认定是中国电影的新观众和新增量，是他们的持续进场支撑起了票房长久的坚挺不泄。

当代中国农村陷入困境是不争的事实。出路到底是重新走集体经济的道路，还是建立美国式的农场，亦或是维持小农经济？多少年来，争论从未停止，今日尤甚。旷新年认为，大农场和小农经济都是“皇帝的新衣”。人类有着天然的协作观念、合作精神、合作需要和协作能力，中国农民也不例外。对于农村合作化，应当重新评价其成败得失，尤其应与20世纪中国的国家工业化联系起来看待。 ——《三农何以危机?》后记

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特别是节假日的公共场所，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这种在人群中的孤独让我变得敏感起来。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我变成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压碎，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拥挤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中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 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首要的问题，不是去了解我们以前无知的事情，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就像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相反，我的意见是，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视作一个这样的人，即可以打造出另一个世界的人，而这个世界将与现在这个令他们水深火热的世界截然不同。

赵刚老师清醒地认识到台社“历史的无关”的知识状况，以及与“土左”形成断裂的“洋左”作风导致“台社以社会运动取代革命，以改革取代解放，以西方等同于普世，以政治正确等同于激进，以中国等同于东方专制或革命堕落或极权体制，左翼传统中的反帝、反殖，与第三世界，在其的话语中虽然并没有完全缺席，但其所联系的思想资源基本上更接近后殖民，而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传统”。

本文探讨琼 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的问世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着力勾勒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在中国大陆和欧美的中国历史研究界相互关联而又截然不同的学术发展轨迹。在英语学术界,斯科特的文章标志着重大的概念上的转变,推动此后的研究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引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走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究。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论述,帮助催生和组织了英美中国历史研究界有影响的新研究成果

在众多和女性有关的话（ji）语（tang）里，我们经常听到“女人应该自由地做自己”。经常，这类话语会被打上“女权”的标记。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自由做自己”才被认为是女权的？这样的口号真的通向正义么？如何才能建立一种更加进步的女权主义？

三十年间，曾作为我国政治主体的那个阶级似乎已经被主流话语淡忘，它所指涉的那些人们也被驱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容易辨认的只有社会存在着

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5月21号一期，刊登了该社记者Ta-Nehisi Coates的一篇长文，题为“The Case for Reparations”（关于赔偿）。由此，作者提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财富不均，是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和制度造成的，黑人是这一过程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有权利有理由要求赔偿。

纽约华裔警察 Peter Liang （梁彼得）成为第一位因射杀未持有枪械且未犯法的非裔人士而被法律惩处的警察，至于其他白人警察都未被大陪审团要求起诉。梁警员的判刑结果引起华裔社群的愤怒。许多人把他叫“替罪羊”及声称警察系统有双重标准，也在2月份举办了三次盛大游行。强调白人免责，等同于说白人杀黑人不用负责，所以华裔人杀黑人也不需要负责。华人的诉求可以理解是多年来受到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产物，但这种族群争斗，并不只更加撕裂亚裔与非裔历史以来的紧张种族关系，还加强了白人优越主义的逻辑

这两天，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牛仔裤”刷屏了。在这篇题为《你穿的每一条牛仔裤都在毁灭我们的未来》的文章中，作者基于德国纪录片《牛仔裤的代价》，科普了生产一条牛仔裤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对流水线工人造成的身体伤害。事实上，我们不是第一次被“科普”类似的商业流水线背后的罪恶链条。可是，屡试不爽地是，在短暂的喧嚣之后，我们脆弱的同情心和自我反省一定会无数次让步于廉价的消费需求，重回“买买买”的怪圈。

记得八十年代初，当我还是一名文学青年时，买过一本《台湾小说选》，里面就选有陈映真的著名小说《将军族》和《夜行货车》，其中，《夜行货车》还被改编成电影，在大陆放映过。但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大陆的许多读者和中文系学生熟悉的是余光中、李敖、柏杨、龙应台以及早已迁居美国的白先勇、聂华苓这些作家，比起作品曾经在大陆风行一时，并且至今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群，在公众心目中几近文化英雄的李敖和柏杨等人来说，陈映真的影响则大不如从前，寂寞多了，甚至对于一般的读者和社会公众来说，压根

中国的建筑工人，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着最低最难要的工资。他们为城市的繁荣献出了青春、健康甚至生命。然而为了争取一点血汗钱，他们甚至需要爬上高楼寻求自杀以引起关注。到底是谁在欺负这些建设中国的劳动者们？又是谁在逼迫他们以死抗争？

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是根据西方的情况发展起来的，而各学科也假定这些概念和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地方。但欧博文指出很多概念并不能很好地应用到其他情境，中国的经验证据就很容易“击破”它们的普遍性。此外, 欧博文指出中国研究变得越发空洞，这主要是由于课题专门化以及学科专门化 。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发起“奴性赋权”广告试图出售女性专用的产品。它们的广告视频展现的是真实的性别问题，但它们假装一个产品可以帮助女性解决这些问题。广告背后的动机是卖商品赚钱，但广告增加了商品销量的同时，它们向观众传递的信息也十分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