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科幻与现实
 
 
作为一种想象现代社会的未来图景的文学形式，科幻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历来是科幻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1]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指出，科幻小说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着紧密联系，因此科幻想象力的上限必然受制于作者所经历与了解的社会生活。[2]
 
在2012年一个访谈中，当被问及如何看待“科幻与现实”的关系时，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回答道：“我本身对现实不是太感兴趣，对用科幻来隐喻反映现实也不感兴趣。我并不想把科幻作为批判现实的工具……我比较倾向于……把现实作为一个想象力的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我其实是从科幻来，回到科幻去……”[3]在2014年新年自述中，他继续谈到：“中国作家缺的是想象力和更广的知识。我们的文学是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传统，我们的文学理念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认为文学就是反映现实，反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理念之下，作家把描写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现实层面。”[4]
 
从上面两个表述看，刘慈欣坚持“为科幻而科幻”的“硬科幻”写作理念，反对把科幻作为批判或反映现实的工具。然而，奇怪的是，就在同一个访谈中，他却明确表达对托尔斯泰式的文学“现实感”的欣赏，并认同科幻文学是一个国家社会状况（包括经济、政治状况）的敏感指针的说法。[5]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似乎自相矛盾，不过，如果阅读刘慈欣的更多作品和访谈，可以发现上述两个看法其实一以贯之，因为反对科幻文学成为“批判现实主义”工具，与从“现实感”出发用科学理论和知识想象人类未来并不矛盾。由此出发，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刘慈欣对科幻与现实的关系论述。
 
首先，科幻小说与现实主义的观察“现实”的视角不同。在科幻中，人类整体和一个世界常常作为主要文学形象出场。“人物形象”并不必然是科幻的核心要素，而当代文学常常被表述成一种“人学”。以“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中心的“批判现实主义”关注的“现实”，并不等同于科学视角关注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观以及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现实”。[6]传统文学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现实变化可能并不敏感，而科幻文学则恰恰相反：当下已经进入未来。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科学技术缔造的奇迹正在被创造出来，身处其中的普通中国人不可能对身边发生的这些奇迹一无所感，这是工业化和科技发展的“时代精神”。[7]刘慈欣曾说，从北京到太原的高铁有全国最长的铁路隧道，可没什么人知道，也没什么人关注：人们对（科学）奇迹已经麻木了。[8]与此同时，“抛弃了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却抱怨自己被前者抛弃”。[9]
 
其次，科幻的存在不是为了描写现实，而是为了科学幻想。在这个意义上，非要让科幻反映现实，就等于让飞机降落在公路上，与汽车一起行驶和遵守交通规则。刘慈欣曾说，如果科幻是一种能飞进来的文学，人们为什么偏偏喜欢让他在地上爬行呢？[10]在中篇小说《乡村教师》中，刘慈欣用神奇的科学幻想将沉重的现实与空灵的宇宙联系起来。[11]在一个类似《平凡的世界》般写实的贫穷落后的小山村里，李老师用尽最后一口力气给学生们讲完牛顿三大定律，就永远闭上眼睛。这时候，“中国科幻史上最离奇最不可思议的意境”发生了：一场延续了两万年、跨越大半个银河系的战争波及到地球，李老师的学生们被选为决定地球命运的“文明测试者”……[12]
 
最后，正如刘慈欣总结的，从科幻世界看现实，能使我们对现实有更真切、更深刻的认识。想象和思考人类文明在不远的将来甚至更远的未来会变得怎样，是更好还是更坏，是科幻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看，[13]关于未来的科幻思想实验与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历史研究类似，[14]都源于对各种版本的历史决定论的怀疑，也都基于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进步主义或悲观主义的拒绝：反事实的历史研究从现在思考过去的人思考过和可以探索的可能结果——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未来，[15]而科幻是基于当下思考未来可能性的思想实验——我们的未来决定于我们当下酝酿的各种可能。[16]正如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超出当时大多数见多识广之人的预料结果，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许往往超出当代主流精英的合理想象。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却容易习惯性地认为当下的文明及其“进程”是唯一的，不会再有别的选择。而科幻却为人们创造种种不同于“当下现实”的文明进程，通过虚拟历史让人们能够跳出“当下现实”的纠结和束缚，体会到许多深藏在现实之下的东西。
 
总之，关于未来的科幻是当下正在酝酿的诸多历史可能性之一。通过科幻，我们穿越到未来，又穿越回来，对当下的处境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从文明存亡和人类未来的思想维度出发，我们得以理解刘慈欣所说的“科幻文学是唯一现实的文学”。[17]
 
本文讨论的《三体》三部曲，是刘慈欣最富想象力的一次科幻思想实验，不仅让众多读者如痴如狂，而且不少人还基于“黑暗森林”状态的“宇宙社会学”提出宇宙文明的各种理论假设，其中包括严肃的学术研究。[18]
 
毫无疑问，《三体》系列的绝大部分科学和思想概念、人名、地名包含着丰富的隐喻、暗示和象征，每本书的任何一个主要情节和关键人物都可能而且已经存在许多不同的解读，而且每种解读都有一定的道理和依据。从左派到右派，从强国派到自由派，从新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科学崇拜到生态主义，从男权主义到女权主义，从影射历史到创造未来，可以说，《三体》文本构成了一个神奇的场域，其中的解读路径包含几乎所有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潮。形形色色的批评和解读让刘慈欣感慨：“科幻文学和批评似不在同星球。”[19]其实，《三体》的解读困境正如《死神永生》云天明为人类创作的三个童话面临的解释困境：谁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三个童话，然而云天明通过童话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或许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作者之死”的尴尬境遇，[20]刘慈欣如此描述云天明故事的解读困境：
 
 
“各个政治实体和利益集团的影子开始在解读工作中显现……都在按照自己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解读故事，把情报解读变成了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一时间。故事像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致使解读工作变了味。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也更加政治化和功利化，令所有人灰心丧气。”[21]
 
在《死神永生》的文本中，刘慈欣提供了云天明故事的成功解读模式：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双层隐喻是指故事中的隐喻不是直接指向情报信息，而是指向另一个更简单的事物，而这个事物则以较易解读的方式隐喻情报信息。[22]而人们陷入困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按单层隐喻的习惯性思维解读故事，认为故事情节直接隐喻情报信息。二维隐喻是用于解决文字语言所产生的信息不确定性的问题。在一个双层隐喻完成后，附加一个单层隐喻，用来固定双层隐喻的含义。[23]含义坐标单独拿出来看是没有意义的，但与双层隐喻结合，就解决了文学语言含义模糊的问题。
 
按照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的解读方式，解读《三体》首先避免将具体情节和人物解读为历史或现实事件或人物的简单影射。比如，认为《三体》系列是一部“批评西奴（带路党）的文学隐喻”说法，可能紧紧抓住前两部的某些关键情节和人物，不能很好地囊括第三部的故事设定和矛盾冲突。[24]又如，认为《三体》的主旨是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民族主义竞争的解读，或许低估了大刘的思想野心，忘记了大刘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双重反思。[25]再如，认为《三体》系列是为“独裁统治和道德丧失”辩护的“科学加社会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26]似乎忘了《三体II：黑暗森林》（以下简称《黑暗森林》）中刘慈欣借罗辑之口说“人性的解放必然带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27]因此刘慈欣对科学与道德的关系的思考，肯定比简单对错是非更为复杂。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误读（尽管不可避免），也为了更好理解《三体》的科学幻想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本文也采取类似于双层隐喻和二维隐喻的解读方式。首先，《三体》三部曲“双层隐喻”，力求用同一个标准和理论使用方式阐释《三体》三部曲的整体结构。其次是，《三体》每一部各自的“双层隐喻”，尊重三部曲的文本自身的叙事方式，力求更为深入地从《三体》的故事背景设定推导和想象特定的叙事结构。第三，以刘慈欣解读刘慈欣的“二维隐喻”，从《三体》的创作札记以及刘慈欣的科幻研究和其他作品的线索和坐标，锚定《三体》基本情节和人物的所代表特定立场和价值观。
 
让我们从在《三体I》的《后记》开始。刘慈欣在此交代了创作《三体》系列的初衷：“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为什么人类至今没有发现其他智慧文明？相对于有道德的人类文明，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完全可能存在，那么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宇宙中生存？”[28]《后记》中所谓零道德的宇宙文明，并不是说三体人为代表的宇宙文明没有一套文明内部的是非标准或价值观，而是说三体文明与当下人类文明在道德观上是异质的，甚至两者存在着生死存亡的残酷斗争。面对三体人的入侵，是坚持现有的道德标准，还是生存第一？这些由科学幻想驱动的人类道德命题构成了《三体》系列的主线。
 
在2011年的一个访谈中，面对圈套重重的提问，刘慈欣坦然交代了《三体》系列的创作意图：“《三体》想说的，就是人类目前的道德体系和大灾难来临时人类自救行为之间的矛盾。”[29]在2013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刘慈欣认为《三体》电影改编的主要阻碍不是拍摄技术问题，而在于“主题太复杂，而且偏离主流价值观，这点最糟糕。”[30]可见，刘慈欣对《三体》系列对人类的主流价值观完全具有自觉地反思和批判。《三体》第一部发生在地球上，对人类文明和道德实践绝望的人类精英向三体人发出地球的坐标，第二部上升到两个文明间的碰撞，第三部达到整个宇宙的高度。为了把“把最空灵最疯狂的想象写得像新闻报道一般真实”，[31]刘慈欣从《三体》第一部开始详细描写人类得知三体文明的存在后的一系列道德行为。这里的道德行为包括个人和组织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如叶文洁与地球三体组织希望三体文明降临以拯救地球），更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在遭遇异质外星文明后进行的价值选择和政治决断（如对付三体人的“面壁者”计划，太空舰队计划）。从文化异同的意义上而言，人类与三体的道德冲突，其实是一场文明冲突。[32]而笼罩在文明冲突之上“黑暗森林”理论，用现代学术分析可以视为一种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理论假设。在更广阔和长远的宇宙时空中，人类在《死神永生》中因为坚持现代社会的普世道德，引发未知文明的攻击导致文明和历史终结。在这里，刘慈欣的反思和批评就不仅仅限于特定文明——无论是中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而是着眼于整个现代社会的道德体系在未来可能遭遇的整体性灾难中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从上述基本假定和方法论出发，本文认为，在科学幻想的故事设定之下，《三体》系列的核心问题以道德与生存冲突构成人类与三体的文明冲突，以及文明冲突引发的文明终结和人类未来问题。由此出发，本文基本结构如下：第一节也就是本节，在科幻与现实的视野中引出本文的核心命题。第二节以《三体I》为中心，从汪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出发，讨论地球为何遭遇三体入侵的“文明冲突”问题。第三节以《黑暗森林》为中心，从罗辑代表的英雄叙事视角出发，讨论绝对科技差距下地球文明对抗三体文明的“文明冲突”的均衡威慑逻辑。第四节以《死神永生》为中心，从程心代表的末人叙事视角出发，讨论末人时代的“普世道德”如何导致地球文明和历史的终结。第五节是结论，总结《三体》系列的“文化自觉”意义。
 
 
 
 
文明冲突的知识分子叙事
 
 
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这是《三体》系列基本假定和主要线索。在小说设定中，三体文明的星际迁徙的科学基础是三体问题。[33]距离地球4.2光年的半人马座存在三个恒星，因为万有引力而互相牵引，产生了一种不同于地球的一种生存情境。
 
在三体运动无规律性的支配下，三体文明在恒纪元（适合生存）与乱纪元（不适合生存）的交替中不断毁灭与重生，既发展了比地球文明更先进的科技，也形成了生存第一的道德准则。三体世界本来拥有12颗行星，但在漫长的时间里已有11颗被恒星吞噬，本轮三体文明居住的最后一颗行星将在一百五十至二百万年后被恒星吞噬。因为三体问题不能在数学上精确求解，三体文明的星际迁徙势在必行。正当此时，三体文明收到来自于太阳系的信息，得到地球的坐标。为了防止地球文明在三体舰队到达前发展出超越三体文明的科技，三体人用两个质子锁死地球的基础物理学发展。四个半世纪后三体舰队抵达太阳系之际，就是两个文明的正面冲突之时。
 
基于三体问题的科学幻想，刘慈欣设定了一个异质于地球文明的三体文明，以及三体与地球之间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不过上述的设定只是笔者对《三体I》相关情节的概括和重构，而非小说叙事本身。在小说技巧中，设定是一回事，叙事是则是另一回事。一个能让读者信服的设定，必须通过特定的叙述主体以巧妙的叙事方式加以表述和构建。《三体I》的叙述视角基本来源于科学家汪淼，其他人叙述以及有关三体人信息也是通过汪淼的视角的转述。汪淼的主视角尽管是以时间发展为顺序的线性叙述，然而汪淼的转述，《三体I》的叙述既有叶文洁和其他人物视角在不同时空中的叙述，构成单线顺叙、多线（平行）顺叙与过去式插叙的复线叙述。另一方面，作为小说角色的汪淼并不是《三体I》的最主要角色，三体人或地球三体组织（ETO）的精神领袖叶文洁，甚至是对抗三体的地球人代表——中国警察——史强（大史）在推动故事情节和引出矛盾冲突方面都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汪淼在《三体I》的真正作用是转述真正的（隐藏）叙述人所经历和认识的三体文明世界。从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的科幻文学的定义性特征出发，叙事时空体（时空定位）的“离间”与叙述人的“认知”构成科幻文学的“文本霸权”。[34]三体文明的设定构成了小说的叙述时空体（时空定位），汪淼转述的三体人、ETO以及大史等人才是三体文明的真正叙述人，两者与作者（刘慈欣）以及理想读者所属社会的主流标准完全相左，却在认知上符合科学—唯物主义因果律。
 
《三体I》为什么选择汪淼作为主要叙述（转述）视角？这是一个“文本形式”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分析”问题，两者的结合构成科幻小说的基本“阅读契约”，即科幻小说的认知拟真性（vraisemblance）和可信性。[35]简言之，选择汪淼作为主要叙述视角，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认可三体文明的真实性。汪淼的三个最基本特征是（1）中国男性；（2）科学家；（3）知识分子。首先，中国男性视角关涉三体文明的观察角度。中国男性是汪淼的基本生理和国族（national）特征，是绝大多数中国科幻文学的基本视角，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科幻的主要读者也是中国男性。[36]其次，科学家视角关涉三体文明的拟真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纳米材料专家既代表着汪淼作为优秀的应用物理学家的职业身份，也意味着汪淼拥有丰富和专业的科学知识，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科学的态度：科学就是他的信仰。最后，知识分子视角关涉三体文明的可信性。在当代话语中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赋予汪淼用科学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理想追求和超越庸俗大众的道德情怀，以及行动上的某种软弱性——特别是与《三体I》的其他主角相比。一方面，在《三体I》的汪淼叙事中三个视角贯穿始终。另一方面随着情节发展和矛盾深化，三个视角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也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三个视角也构成刘慈欣的理想读者的基本特征。
 
在《三体I》开篇，当听闻超自然/科学现象的发生，汪淼的第一反应是捍卫科学共同体的专业性和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他鄙视警察大史的粗俗和不尊重科学，然而当得知他的暗恋对象天才物理学杨冬接触“科学边界”后自杀后，在大史嘲讽自己会懦弱自杀的刺激下，汪淼决定加入“科学边界”以求真相（第1章）。在亲身遭遇胶卷出现“倒计时数字”的超自然现象后，科学家的求真精神让他陷入了不大不小的精神危机，但他仍然试图找出“倒计时”的阴谋制造者（第2-3章）。
 
在开篇阶段，汪淼的三个视角基本是均衡分配的。当然，科学家是他的首要身份/视角。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中，三个互有关系的暗示或证实三体文明存在的事件/线索，差点摧毁汪淼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三体游戏、叶文洁和红岸基地、宇宙闪烁的天文异象。在追寻“倒计时数字”真相的过程中，汪淼从“科学边界”组织获取并登陆《三体》电脑游戏。在这个表面简单却蕴含丰富信息的虚拟游戏中，汪淼开始从人类的角度理解三体世界在恒纪元与乱纪元的无序交替之间的文明演进历程（第4章）。期间，汪淼认识杨冬的母亲，退休天体物理教授叶文洁（第5章）。通过叶文洁一个学生的讲述，汪淼得知她的前半生的不幸经历（第7-9章）。而在叶文洁的叙述中（第13-15章），汪淼得知曾是绝密项目的红岸基地的目标居然是搜索和接触其他宇宙文明。三体游戏让汪淼沉迷，叶文洁的遭遇让他同情，红岸基地让他震撼，但让他崩溃是违反物理学基本常识的宇宙闪烁，这正是科学边界预言的违反物理规律的天文现象（第6章）。遭遇科学信仰崩塌的可怕时刻，汪淼得到暗中保护他的大史的帮助和鼓励（第11章）。在大史的讲述中，科学边界是制造超自然现象的幕后黑手。
 
在《三体》游戏中，汪淼投入了寻找科学边界真相的运动中。这一阶段汪淼既带有科学家的身份，更具知识分子身份。三体文明的高级先进和生存危机与地球文明的落后低级和现世丑恶，考验着汪淼的道德和理想。无论是古代中国文明还是近现代西方文明，都未能拯救三体世界的危机，在谜一样的游戏场景中，汪淼发现三体世界的三颗恒星的基本宇宙结构（第16章），并试图通过三体运动的数学分析破解三体世界危机（第17-18章）。游戏进行到这个阶段，汪淼被邀请加入《三体》资深玩家——都是“社会精英”——的现实聚会（第20章）。组织者、环保运动“明星”潘寒声称三体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并询问如果三体文明进入人类世界，玩家有什么态度？年轻记者、女作家、老哲学家和在读理科博士生都欢迎三体人的降临，他们的理由值得稍微详细陈述：首先是对人类丑恶的绝望，以及人类社会已无力自我完善；其次，按照老哲学家的看法，就像西班牙人的入侵阻止了阿兹特克文明把整个美洲变为美洲前黑暗而血腥的庞大帝国，[37]从而加快了美洲和全人类进入民主和文明时代一样，三体文明的降临对于此刻病入膏肓的人类文明终归是个福音。科学边界开发《三体》游戏的目的，正是集聚对“人类文明”的绝望的社会精英。
 
在宣布三体问题数学不可解，三体文明必须在宇宙中寻找新的家园之后（第21章），《三体》游戏的精英玩家迎来真正的聚会（第22章）。原来误导和暗杀科学家、在大众面前妖魔化科学的幕后黑手就是这些社会精英，他们自称为地球三体组织（ETO），口号是“消灭人类暴政！世界属于三体！”。[38]更让汪淼震惊的是三体组织的领袖居然是叶文洁。原来当年在红岸基地，正是绝望的叶文洁向三体人发出地球坐标（第23-24章）。虽然这次三体组织聚会被政府军警镇压了（第25章），然而三体组织内部发展和分裂成遍布和渗透全球的降临派、拯救派和幸存派（第26-29章）最让汪淼震惊的是，“竟然有这么多人对人类文明彻底绝望，憎恨和背叛自己的物种，甚至将消灭包括自己和子孙在内的人类作为最高理想”。[39]汪淼发现，地球三体叛军成员多来自高级知识阶层，也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精英。这些“精神贵族”对人类的负面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他们已经站在人类之外思考问题。三体文明的存在让这群社会精英有了背叛和拯救的对象。也正是在现代人类文明是否值得完善和捍卫的根本问题上，同为社会精英的汪淼与背叛人类的三体叛军拉开了距离。
 
作为社会精英的一员，汪淼对地球三体组织，特别是拯救派的态度值得玩味。首先，汪淼不可能认同或加入幸存派。幸存派“都来自较低社会阶层”，他们的目的是直接为三体侵略者服务，以让四个半世纪后的子孙存活。其次，汪淼同样不可能认同或加入降临派。降临派首领是亿万富翁伊文斯，他们建立了与三体文明直接联系的“第二红岸基地”，希望三体文明降临以惩罚甚至灭绝沉迷在现代科技和文明中的人类。作为一位优秀的应用物理学家（而非理论物理学家），汪淼对现代科技和文明的态度显然没有降临派那么负面和激进。对于降临派的重要的思想来源——绝对环保主义和物种平等主义，他的态度恐怕更接近叶文洁的态度：“这只是一个理想，不现实。……人类只要生存下去，这种平等就不可能实现。”[40]因此，当降临派灭绝人类的目的暴露之后，在针对藏有降临派与三体文明交流信息的“审判日”号巨轮的军事行动中，汪淼积极贡献了他研发的纳米材料“飞刃”。不过，得知“飞刃”攻击巨轮很有可能“伤及无辜”时，知识分子汪淼的声音颤抖了，不过他还是听从了行动指挥官常思伟的劝慰：“教授……这不是你们要考虑的事情，我们要取得的信息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存亡，会有人做出最后决定的。”[41]在攻击行动即将展开的时刻，汪淼有一瞬间的虚弱，并涌起对行动策划者大史的憎恨，然而行动本身让他的虚弱和憎恨“转瞬即逝”，并决定最终站在大史那边。
 
如果说汪淼对幸存派和拯救派都不感冒的话，那么他对叶文洁和拯救派的态度则更为复杂和微妙。拯救派以叶文洁精神领袖，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对现代文明和人类道德产生失望乃至绝望之情，希望通过拯救危机中的三体世界进而引入更高级和先进的三体文明拯救和规制人类文明。毋庸置疑，《三体I》乃至整个三部曲中，叶文洁或许是最为复杂和最难评价的一个人物。正如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指出的，叶文洁才是《三体I》的主人公。她是地球三体叛军的精神领袖，又是一位典型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比汪淼更具“道德反思”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分子。因此，如何理解和评价叶文洁对人类的“背叛”，是分析《三体I》“虚拟历史”的首要问题，也是理解三体与地球的文明冲突的关键因素。
 
理解叶文洁（以及拯救派）的道德逻辑，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只有借助人类之外的力量。”[42]对人类道德的失望，源于叶文洁的个人遭遇以及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反思。在读研究生时，在文革武斗的“疯狂时代”，叶文洁亲眼目睹父亲从大学教授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然后被曾经的得意门生、亲密家人迫害致死的惨状。叶父一句评论在旧中国追求科学之困难的话似乎成为叶文洁的座右铭：“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43]在下放大兴安岭接受劳动改造时期，在记者白沐霖的启发下，叶文洁开始反思经济和科技发展对大自然的损害，对“人类的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随后她听到亲妹妹惨死于武斗的消息，还遭遇共同上书讨论环境问题白记者的出卖。面临调查组成员要求她指控与父亲有交往的“两弹一星”科学家的威逼利诱，叶文洁选择了拒绝，代价是进入与世隔绝的红岸基地。进入基地后的叶文洁对人类的罪恶和疯狂彻底绝望。当八年前的太阳反射电波信号收到来自三体文明某位“和平主义者”的“不要回答”的回复和警告，叶文洁毫不犹豫地向三体文明发出邀请信息：“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44]
 
作为叶文洁的后辈，汪淼同情叶文洁的个人和家庭在文革期间的不幸遭遇，理解叶文洁对现代科学和道德批判的出发点，钦佩叶文洁为了理想勇于牺牲的精神。或许因为汪淼身上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气息，并具有三体组织所警惕和需要的纳米技术，叶文洁从汪淼第一次拜访开始就主动帮助和引导汪淼接触和理解她的经历，并吸纳汪淼加入“拯救派”的聚会。当军队“镇压”三体叛军聚会并逮捕叶文洁后，她似乎如释重负，并透露更多的三体信息，原来她一直承受着道德和良心的煎熬。她交待的第一个道德煎熬是在红岸基地谋杀了政委雷志成和工程师、她的丈夫杨卫宁，目的是为了隐藏三体文明的信息。之所以毫不犹豫实施谋杀，是因为当时她自认为找到了能够为之献身的事业，因此哪怕是全人类为此付出巨大牺牲也是值得的，于是付出两条人命的代价也是理所当然的（第26章）。她的第二个道德煎熬是改革开放后人性是否改变。改开初期在老乡家生产小孩的美好记忆，老乡们的淳朴和尊重让她绝望冰封的心有所解冻，平反落实政策、尊重科学的改革时代让她从山村返回母校执教。然而回城后母亲的自私和冷漠，打死父亲的红卫兵（返城知青）的拒绝忏悔，让坚持道德理想主义的叶文洁失去了对人性最后的信心。她不再怀疑自己的背叛，立志将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类世界”（第27章）。四年后，当“同志”伊文思建立起地球三体组织和第二红岸基地时，叶文洁坚定地承接下了最高统帅的担子。
 
叶文洁和拯救派之所以相信三体文明能够拯救人类，是因为她坚信一个科学（更为）昌明的文明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克拉克第三定律提出：“在任何一项足够先进的技术和魔法之间，我们无法作出区分。”[45]三体人的科学技术，在拯救派眼里就是神一样的魔法，就是超出他们理解范畴的未知力量。正因为如此，三体人才被地球三体组织顶礼膜拜，成了能够拯救世界的神。叶文洁的“科学=文明=道德”信念逻辑构成《三体I》最大的伦理学问题：一个社会道德和文明程度与其科学发展水平有必然联系吗？在我看来，叶文洁的命题可能是当代文学贡献给中国历史和现代文明的最有意义的提问之一。作为知识分子的叶文洁的心灵史，与1840年以来“落后文明遭遇先进文明”的不少中国“西化派”知识分子何其相似。[46]更有意思的是，叶文洁和拯救派对三体文明的真正了解非常有限。与三体文明有着最多交流的降临派首领伊文斯，牢牢控制有关三体文明的真实信息。拯救派主导和制作的三体游戏中的场景，是他们根据三体世界的少量信息结合地球的实际情况创造的，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三体世界的实际情况不得而知。这个虚拟现实的神奇游戏却让如此之多对当代社会不满的人类精英把三体文明当做上帝一样膜拜。
 
汪淼的视角记录了被捕后叶文洁反思自己的心路历程。叶文洁的理想是借助三体文明改造人类，然而地球三体组织建立之后，整个运动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化：降临派要借助三体力量毁灭人类，拯救派把三体文明当神来崇拜，幸存派希望向三体人出卖同胞来苟且偷生。正如叶文洁自承的，“我点燃了火，却控制不了它”。[47]实践的异化，让叶文洁无可奈何，从“审判号”获得的三体文明的真相更让叶文洁明白，原来她美好幻想中的三体世界拥有的其实是一个比人类文明的“普世标准”更为野蛮和集权、为了生存空间可以毫不犹豫毁灭其他文明的文明。不仅如此，三体文明与人类接触伊始就制定两个毁灭人类科学发展的计划。第一个计划代号“染色”，即利用科技发展产生的环境问题制造公众对科学的恐惧和厌恶。第二个计划代号“神迹”，通过制造科学逻辑无法解释虚假宇宙，使得人类崇拜三体文明，放弃科学思维，从而导致科学体系的崩溃。为了锁死地球科技发展，三体向地球发射两个特殊的质子。正是质子干扰了地球加速器的运作，制造诸如宇宙背景辐射闪烁那样的超越当代物理学解释的“神迹”，害死了叶文洁女儿杨冬这样的优秀理论物理学家（杨冬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无法接受母亲对人类的背叛）。
 
讨论了叶文洁的科学—文明—道德逻辑，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为什么汪淼做出了与叶文洁不同的选择。汪淼与叶文洁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对待“科学”与“文明”的态度，而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不同。三体系列中最有意思的设定之一，就是三体与人类文明都是科学文明，两个文明中的科学家都是本文明中的精英。由此出发，汪淼与叶文洁的区别其实两个科学家在不同时代的经历导致的区别。年轻时代叶文洁在经历不幸的个人遭遇，她的科学事业追求也遭遇挫折，这让她凝固和放大了自己的苦难，不仅把个体不幸当做人类整体罪恶的结果，而且将科学发展破坏自然环境的副作用当做科学本身的罪恶，于是她不仅放弃了在人类社会中发展科学的追求，更将人类文明视为罪恶本身。当遭遇科学更加发达的三体文明，叶文洁便把人类科学—文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三体文明的拯救之上。相比叶文洁父女坎坷的个人和科学生涯，汪淼年纪轻轻就成为中科院院士、国家纳米中心首席科学家，并与贤惠的妻子和6岁的儿子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成长于更加和平稳定的年代（应该是在改革开放后接受大学教育），虽然具有较为强烈的传统知识分子情怀，然而他没有在文革年代留下的“伤痕”，也没有面对强势文明而对本文明自卑的“河殇”情结。他对科学发展和本文明更有信心。作为坚信依靠人类文明自己的力量能够发展科学技术，改善本文明缺陷的社会精英，汪淼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和捍卫这个时代。就像《三体I》中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专注研究三体问题、与现实世界自我隔绝的魏成博士所言，力图发现《三体》游戏和科学“神迹”真相的汪淼是个“有责任心的好人”。[48]汪淼的根本信念是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造福。在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意义上，汪淼理解和分享了叶文洁的基本价值观。然而，汪淼的科学能力、责任心和道德感并没有帮助他成功破解三体文明和地球三体组织联手制造的 “神迹”，在“倒计时数字”和“宇宙背景辐射闪烁”迷惑和摧毁之下，坚信科学世界观的汪淼毫无抵抗和还手之力。
 
保护和帮助汪淼不成为下一个杨冬或叶文洁的是大史。从粗鄙无文的野蛮警察到击败地球三体组织的关键主将，大史在汪淼眼中的形象经历了从低到高的上升过程。两人的关系也从相互鄙视发展成为并肩合作的好战友。在汪淼的科学世界观崩塌的时刻，是暗中保护汪淼的大史的一句“邪乎到家必有鬼”让他从崩溃中回到日常生活。大史通过自己的示范告诉汪淼：人比神鬼重要，生活比科学重要，现世比永生重要。大史“天塌下来照常生活”的现世生活态度，也让把科学视为终结和超越信仰的汪淼深有触动和反思，让他投入钻研《三体》游戏的同时保持对“三体神”的清醒距离。此外，面对挑战现有科学的神秘乱象，坚持斗争和反抗的大史给了汪淼破解谜团的关键线索：搞垮科学研究和误导科学家的背后必然存在一个后台组织。是大史让汪淼挣脱“为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怪圈，开始思考科学及文明的敌人问题。
 
《三体I》的高潮是科学家汪淼与警察大史联手战胜了反叛人类的地球三体组织，这是区分叶文洁与汪淼新老两代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关键。汪淼与大史合作具有非常强烈的文化—政治意味，既是科学家与大众的文化结合，也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共同对抗异质文明的政治合作。或许刘慈欣选择“汪淼”作为《三体I》主人公的名字的时候，他已经预设作为个体的顶尖科学家汪淼在三体危机面前不过是惊涛骇浪中的三点水滴那样无力。作为个体的水滴唯有融入人类整体的汪洋大海，才能获得真正的价值和力量。
 
《三体I》接近尾声之际，人类收到三体文明发给人类的傲慢宣言：“你们是虫子！”[49]赤裸裸的蔑视背后是三体文明远超人类世界的科学技术实力。汪淼和天才物理学家丁仪再次陷入颓废和崩溃的境地。这一次，仍然是大史用生活中的智慧让两位科学家振作和清醒：“是地球人与三体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呢，还是蝗虫与咱们人的技术水平差距大？”[50]虫子与人类的技术差距，远大于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的技术差距。然而在人类的有限历史中，人类从来为真正战胜过不起眼的虫子。面对科技差距，虫子之于人类的尊严，恰如人类文明之于三体文明的尊严。
 
在《三体I》的结尾，汪淼、丁仪乃至叶文洁都获得了新的“道德自觉”：他们也认识到，一个科技发达文明不等于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思维容易局限于少数人的道德准则和实践，而把个人或少数人遭遇的邪恶当成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罪恶，因此知识分子需要在文化上与人民大众相互理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获得新的“政治自觉”：面对“先进”与“落后”的文明冲突，“落后文明”的真正问题不在于科学技术的差距，而在于“落后文明”对本文明的历史和传统有无信心，以及有无决心和能力反抗追赶“先进文明”。[51]
 
 
 
 
注释：
 
[1] 参见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章和第二卷第四章；韩松：《当代中国科幻的现实焦虑》，《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纽约时报中文网：《中国之现实，比科幻还科幻》，网络链接：http://cn.nytimes.com/books/20130606/cc06scifirealism。本文所有网络链接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6月8日，特此说明。
[2]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96页。
[3] 搜狐读书专访刘慈欣：《我对用科幻隐喻反映现实不感兴趣》，搜狐网，网络链接：http://book.sohu.com/20110720/n314035545.shtml。
[4] 刘慈欣、张东亚：《刘慈欣：未来早已到来》，《中国企业家》2014年第2期。
[5] 搜狐读书专访刘慈欣：《我对用科幻隐喻反映现实不感兴趣》。
[6] 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载《刘慈欣谈科幻》，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第49-50页。
[7] 陈幕雷：《很多莫言，为什么只有一个刘慈欣》，观察者网，网络链接：http://www.guancha.cn/Books/2012_11_17_110033.shtml 。
[8] 罗欢欢：《刘慈欣的美国梦》，《重庆青年报》2013年10月10日。
[9] 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幻给文学的机会》，《刘慈欣谈科幻》，第121页。
[10] 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第51页。
[11] 刘慈欣：《乡村教师：刘慈欣科幻自选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37-368页。
[12] 刘慈欣：《乡村教师：刘慈欣科幻自选集》，第337页。
[13]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以下。
[14] 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0页。
[15] 《三体III：死神永生》（以下简称《死神永生》）第一部开篇就叙述了一个反事实的科幻历史故事：1453年5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对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围城战期间，四维空间碎片一度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险些改变了地球的历史进程。刘慈欣：《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第2-13页。
[16] 《死神永生》贯穿和穿插全文的特殊文体《时间之外的往事》，就是程心在地球文明毁灭和历史终结之后的“未来回忆”。
[17] 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后记》，《刘慈欣谈科幻》，141页。
[18] 例如，穆蕴秋、江晓原：《科学史上关于寻找地外文明的争论——人类应该在宇宙的黑暗森林中呼喊吗？》，《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19] 吴越：《“科幻文学和批评似不在同星球”》，《文汇报》2013年6月3日。
[20] 福柯：《什么是作者？》，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21]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292页。
[22]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302页。
[23] 刘慈欣：《死神永生》，第303页。
[24] 西奴揭秘汇编：《刘慈欣<三体>生动的西奴隐喻》，乌有网刊网刊，网络链接： http://www.wyzxwk.com/Article/zatan/2012/03/288503.html。
[25] 陈新榜：《星空和道德律的平衡——刘慈欣<三体>的终极问题》，《西湖》2011年第6期。
[26] 萧萧树等：《流行文化中的的意识形态之争》，共识者网，网络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40219100863.html。
[27] 刘慈欣：《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35页。
[28] 刘慈欣：《三体》，第330页。
[29] 《刘慈欣：我知道，意外随时可能出现》，《城市画报》2011年第1期。
[30] 罗欢欢：《刘慈欣的美国梦》。
[31] 刘慈欣：《三体》，后记。
[3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33] 三个质量、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可视为质点的天体，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的作用下的运动规律问题。现在已知，三体问题（N体问题）不能精确求解，即无法预测所有三体问题的数学情景，只有若干种特殊情况已研究。以下网址提供了N体问题现有的49中特殊解，Welcome to the choreographies of the N-body problem，http://www.maia.ub.es/dsg/nbody。
[34]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9-40页。
[35]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第41页。
[36] 科幻文学的女性视角，参见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59-77页。
[37] 当然，从历史学研究角度而言，这是一种对美洲文明的误解。参见查尔斯·曼恩：《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胡亦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8] 刘慈欣：《三体》，第329页。
[39] 刘慈欣：《三体》，第330页。
[40] 刘慈欣：《三体》，第232页。
[41] 刘慈欣：《三体》，第255页。
[42] 刘慈欣：《三体》，第70页。
[43] 刘慈欣：《三体》，第62页。
[44] 刘慈欣：《三体》，第205页。
[45] Arthur C. Clarke, Hazards of Prophecy: The Failure of Imagination , in Profiles of the Future: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 (1962).
[46] 这一视角的展开，参见翟文喆：《<三体>其实是一部历史小说》，人人网，网络链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47533971/913415987。
[47] 刘慈欣：《三体》，第244页。
[48] 刘慈欣：《三体》，第296页。
[49] 刘慈欣：《三体》，第292页。
[50] 刘慈欣：《三体》，第296页。
[51] 进言之，文明冲突的实质不在于“科技”或者说“现代化”问题而在于“文化”问题。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