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的“蓝外套”
 
你一定见过她们。
 
在城市的每一栋大厦、写字楼；每一个商城、每一家饭店都有她们的存在。
而你从未认识她们。
 
哪怕她已经和你的共同工作了很多年。
 
除非，突然洒了水、摔碎了东西；除非，你发现洗手池上竟然有个不可容忍的黑点。你和同伴会第一时间想到，“唉。保洁呢。快去叫保洁！”“这保洁，人去哪儿了？！”
 
无论她在村里叫翠花还是云英；在城市里她只有一个名字，叫“那个保洁”。
 
我们经常这样称呼她。她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她多大？我不知道。
 
她一年四季都是一件蓝色的外套。所有的保洁都穿一样的蓝外套。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蓝外套”们会坐到一起。她们跟我们一个食堂。还好，我工作的地方没有在吃饭上限制她们。她们可以先去吃。而我知道，隔壁单位，是要员工们先吃完，保洁们才可以去吃的。
 
但我们吃饭会有意地与她们拉开时间差，同事说，“咱们晚点去吧！不要撞上那片蓝色的海洋！”她们通常十一点半吃饭。我们十一点四十五去。总是在去食堂的路上擦肩而过，从来没有在一起吃过饭。
 
然而有一次，“蓝外套”们竟然没有走。食堂一下子坐满了。座位紧张，我们邀请一位中年领导跟我们一起坐。她放下碗筷，很生气的说，“你看，那些人还不走！必须要跟保洁公司的人说一下！她们一开餐就来吃了！我们并没有！她们盛了一次又一次！都吃光了，我们吃什么！必须要告诉她们领班！让她们赶快走！”
 
在层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中，蓝外套们不仅失语，而且没有尊严。可能在很多人心中，她们只是一个自动吸尘器一般的存在吧？
 
 
 
错过婚姻的女工，年老之后如何自处？
 
我认识我们这一层的“蓝外套”。一是因为我调整了工作岗位，从一层搬到了三层。不久，发现她也到了三层。于是感觉在新岗位上多了一个熟人。
 
二是因为这个“蓝外套‘太勤奋了。每一次走出办公室都能看到她。擦厕所、擦水房、擦楼梯、擦墙，甚至要踩梯子擦天花板。
 
而她太瘦小了。一米五的个子，戴一副玻璃眼镜，看人的时候，总是仰着头笑。如果擦地时有人经过，她会靠墙角站住，说一句，“路面滑，小心一点”。
 
这一层大概只有三四十个员工。而且对外业务不多，所以整层楼都很安静、整洁。我对她说，“你不用擦那么多遍！我们这里不脏的！”
 
她说，“不行，不干活我难受。人老歇着干嘛呢？还不如干活。”她把每一个犄角旮旯都擦得特别干净。
 
有一天早上打水，一个同事说，“吆，你太能干了！谁娶了你真是福气呀！” 她笑笑。同事一边洗杯子一边问，“你结婚了吗？”她说，“没有，我就没找。”
 
我有点惊讶，她的面相确实不像一个成熟而沧桑的母亲。我对工作已经很懈怠了。相比之下，觉得她的勤奋非常可敬，便有了跟她聊天的欲望。
 
有一天看到她在水房里洗拖布，水哗啦哗啦地响。我说，“在忙？”
 
她回过头来看看我。“嗯，还可以。”
 
“你是哪里人呢？”
 
“山西长治的。”
 
“哦，那不远。你多久回一次家？”
 
“一年一次。每年只有清明节回家，回去上坟。我妈妈不是不在了吗，只有我爸爸在家。”
 
“你爸爸多大？”
 
“六十三岁。”
 
“哦，那还行。”
 
“不行也得行。没办法，我们那个地方是山区，实在太穷了。种地根本都不行。只能出来打工赚点钱。”
 
此时有别的同事进来打水，我于是走了。
 
即便处在通一个空间里，阶层之间的屏障仍难以逾越。忽视她，看不到她，是正常的；与她长时间的攀谈，才会有人好奇。
 
办公室的同事们在讨论便宜的机票、疯长的学区房和百度外卖的便利。然而我心里始终惦记着她的故事，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可能是另外一个她。农民为了打工进城的故事，并不稀奇；她在与生存的博弈中，错过了婚姻。农村人讲养儿防老，她终究是要回到故乡的。年老之后，她将何以自处？
 
 
 
哭泣的女人
 
 有一天我因为准备会议比平常来得略早了些，她也在。会议室只有我们两人。
 
她告诉我，她住在长椿街附近一个亲戚家里。”我不愿意住宿舍。宿舍可小，好多好多人。”
 
“你来这儿多久了？”
 
“20年。我20岁就到这家公司来工作了。我今年40了。”
 
“那你现在有存款吗？”
 
“有什么存款。我一个月才两千块钱。得省着花。连衣服都舍不得买。”
 
她每周只能休息一天。我说，“你还不如去当小时工。小时工赚的多。你没想过换个工作吗？”
 
“没有。我想这儿起码给交着保险。你说生病了如果没有保险谁能看得起病呢？有医保还看不起呢。”
 
她弟弟也在这里做保洁，在另一层楼。“你弟弟挣多少钱？”
 
“他每个月1900。他们一天七个小时，我一天九个小时，比他们多挣100块钱。他下了班还有个小时工干着。我太瘦了身体不好，白天又累，下了班什么都干不了，就想赶紧回家吃饭睡觉。其实我挺知足的。你看，在这里中午管一顿饭，能吃饱。原来我在酒店工作的时候，就配一点点餐，吃都吃不饱。”
 
她长得白净，耳垂上戴了金色的耳钉，剪了齐刘海。嗯。仔细看看，蛮好看的。她弟弟三十六岁，今年是来北京的第十六年，也没有对象。我说，“你爸爸有没有催你们回去？在老家，起码有个房子住……”
 
她甩了甩手里的抹布说，“唉没办法。回去村里都没人。地里只能种老玉米。一斤老玉米八毛多。这儿起码钱每个月都能到手的，看得见收入。我们那里的男人，回去只能进矿。下了井就上不来，死好多人。还不如在这儿安全。人都说出生决定命运，我们的命运在出生时就注定了。我们那个地方太穷了。实在没有办法。”
 
我说，“你想过成家吗？”
 
她说，“怎么找？去哪儿找？我们天天就是干活。我们这样的，就是进退两难。一出来打工，家里的事个人的事都耽误了；也不可能留在北京扎根。你看我们领班，一放假就出去玩。我们要请个假可难可难了，往死里给你扣钱。我们都不敢回家。我就是瞎活呢。我都不敢往后想。你想了又能怎么样？还不如不去想。活一天算一天吧。”
 
她的眼睛红了。我站起来，想给她一个拥抱。然而，她走开了，拿抹布仔细地擦拭皮座椅。她以为我要走。可能也没什么人给过她真实的拥抱吧。
 
 
 
卑微的女性
 
我想起了自梳女的故事。清末，岭南一带曾经掀起“下南洋”的浪潮。福建、广东等地的农民为生计所迫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打工。其中有一批女工，因为语言不通、文化间隔、经济独立等原因终生未嫁。她们将发髻自行梳起，成为“自梳女”。
 
这些离开中国四五十年的自梳女终于在年老之际回到了家乡。有的住在斋堂，与其他自梳女住在一起；有的寄居在其他亲戚家里；有的独自生活，晚景凄凉。
 
现在的都市女工和当年的自梳女何其相似。她们以女性的果敢和勤劳在陌生的城市独自打拼，而城市回馈给她们的礼物却是难言的孤独和无声的哭泣。
 
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女性是隐忍者和付出者；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独身女工无论从性别意识、阶层身份、家庭结构中都处于全面失语的状态。
 
她们是看不见未来的“隐形人”，她们是有家难归的“飘零者”，她们是被生存剥夺了权利的“母亲”。我希望，社会学者对“女性互助社区”的探索能够成为现实，未来的她们有人相伴，有好的归宿；我更希望，如果愿意，有一天她们仍可成为“母亲”，少一点伤心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