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象看，返乡书写是围绕社会敏感问题，学者、媒体、大众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一次交流和融汇。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则隐含了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现实，个体经验如何和真实问题对接，写作者如何重建与现实的关联等命题，换言之，在知识和理论重重包裹的学术语境中，返乡书写，是写作主体在问题的刺激和唤醒下，脱下文字的华丽外装，与现实和刺心难题的一次短兵相接。

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脉络，在激进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脉络中反思激进。通过对中国乡村建设脉络背景的梳理及当代乡村建设十五年来的总结反思，以“乡村”为角度，讨论“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村建设”的复杂关系，进而呈现乡村建设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及百年来不同阶段与形式之乡村建设的深层共性。在此基础上，对百年来的三波乡村建设进行初步勾勒与比较分析。

文化研究有着强调“脉络”与“实践”的传统，面对当前大陆文化研究对本土性议题与思想资源关注不足、整体性视野和历史感缺失等现实困境。中国文化研究如何回到自身独特的历史与社会脉络，通过打开边界和纳入本土资源，在近代中国与城乡中国间寻找更多可能的批判资源与抵抗性力量，直面更为丰富且复杂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本文尝试回到笔者所长期从事的乡村建设“行动—书写”实践，以“实践—研究”者为视角，希望打开主流视野所遮蔽的多元空间，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寻找文化研究的本土资源与推进可能。

“德庆模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既不诉诸堆砌式强制性的示范工程，也不依赖巨商豪富，是政府与农户的自主结合；它既不盲目追随工业化，又善用工业化的手段、理念，是农业与工业的创造融汇。这样的发展经验，对有着独特自然资源禀赋和一定农业基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当具有较广泛的借鉴意义。当然，这得取决于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是否真正重视农业，是否真正有决心有能力为农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今天强调城乡共存，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前瞻的城乡关系，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纠正目前这种强弱悬殊、荣损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互通有无、彼此受益就满足了，它更必须是开放的、互为参照、互相进入、甚至互为你我的，是要互相贡纳各自的优长，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携手创造新的互助大同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城乡共存的关键，是能否创造良性的城乡结合。

关于农民工进城买房的讨论早已不是一天两天。左左右右，推墙或五毛，经济学家们给出不同解析，但是有谁看过听过工人自己的声音？最近，合肥一名工人却用自己的生命给出了一个答案：她想买房，但这个想法，却最终把她逼向了绝路。这个世道，让建房子的人有房子却成了空想，这是什么世道？

自从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到户政策执行后，广大的农村地区退变成政治边缘地带，农民们关心的对象也从国家与集体的大事转移到了个体利益之上。仅仅是村里修路这件小事，便能引发村民之间的争吵甚至打斗。

编者按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重庆大学潘家恩和张振两位老师的文章《文化研究的城乡实践——第三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述评》。该文整理自2015

城市究竟是怎样的存在？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当拔地而起的建筑突破天际，城市的边界不断地扩张，车水马龙如同血液般流淌于每一个角落，此时我们所寄居的城市已不再是一个平整的概念，而成为了一种巨大、立体且多元的聚合。现代都市是浮躁、拥挤而又碎片化的，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成为了我们当下焦虑心灵的外在延伸。即使我们终日生活于其中，也并不见得能够真正地融入这一切。

为什么中国在迅速工业化之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数量高达2 7亿之多的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们何处安居？研究者将这些问题聚焦到宿舍劳动体制，指出这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借助这个空间，既能在城市中建立熟人社会的关系网，又能延续社会主义的某种集体主义传统，还能对接资本主义规模化的生产方式，便于资本对劳动力的管理与控制。换言之，它调动了传统的、日常的、社会主义的种种经验和遗产，使之为全球资本积累服务。也正是宿舍劳动体制，才让中国没有变成“贫民窟帝国”。

摩天大楼可以看作由于人口的增加，资源的紧缩，人们对于现代生活的一种探索。一个现代城市，好像缺少了摩天大楼，就少了一个地标式的建筑。能称得上“大都市”的，似乎得有那么几座高耸入云的大楼才行，比如纽约的帝国大厦，但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高楼大厦吗？或许是时候该扪心自问：我们对于高度的追求，是因为纯粹出于对于技术和财力的炫耀，还是单纯只是欲望的无限膨胀的一种反射呢？

2016年春节期间，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迅速走红，并点燃今年春节返乡日记的导火索。是谁为这篇文章贡献了点击量？如何看待唱衰农村等质疑？蚌病成珠，撞身取暖，恰恰是在当代农村的种种问题中，孕育了新生的力量。那么，新生何在？对谈者：黄灯，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也许，现在应是到了，人们要反思到底是城市让人的生活更美好，还是乡村让人的生活更美好的时候了。至少应到了，不应再是举全社会人与资本之力，一味地扶持和无限地“喂养”大城市畸形发展下去的时候了。而发现“小地方”的意义，才会有未来。

陆家嘴是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但陆家嘴的实体并不全是高大上的所在。楼越高，阴影面积越大。人们来到奠定外滩天际线的高楼之上，俯身下望，脚下的楼房清晰而整齐，仿佛超市货架的商品。而那些在近处地面上忙碌着、生活着的人，藏在楼房的阴影之中，隐匿于观景者视线之外。

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特别是节假日的公共场所，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这种在人群中的孤独让我变得敏感起来。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我变成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压碎，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拥挤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中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

中国的建筑工人，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拿着最低最难要的工资。他们为城市的繁荣献出了青春、健康甚至生命。然而为了争取一点血汗钱，他们甚至需要爬上高楼寻求自杀以引起关注。到底是谁在欺负这些建设中国的劳动者们？又是谁在逼迫他们以死抗争？

这两天，空气里好像都弥漫着一股“谈论读书”的浓烈味道——主流媒体和朋友圈都在关注“世界读书日”。此之于设立世界图书日的原始初衷来讲，这样的讨论或许并无不妥，但一旦我们将观察的视角置于平日的大背景下，又忽然觉得这过分的热情是那么的突兀与刺眼。 据官方数据，2015年国民纸质图书和电子书阅读量持续上升。然而透过这些宏观数据，我们还无法感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阅读率的差异。而这对于理解城乡差距，补齐短板才有现实意义。

日常消费生活领域充斥着“虚无之物”；经济生活的“沃尔玛化”剥夺了“消费个性”，甚至休闲也被作为一种产业过度商业化，民众的旅游也遭致麦当劳化。“好生活”的标准竟然是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在物欲横流的城市里，人们更多地体味到“失乐园”。

《五环之歌》用无聊解构意义，用看似无厘头的废话来对抗主流话语体系，这种无风险和低姿态的方式，迎合了人们潜意识里的对抗情绪。就像歌词的最后一句“修到七环怎么办”，也只能回答“你比五环多两环”，这种表达正是对社会现实的无能无力。

2013年6月到12月，笔者进入地处中国西部一个偏远的农业县芥县（化名）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化名）学校，进行为期六个月的驻村研究，2015年8月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后续跟踪。在与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中国学者周潇各自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发现和揭示中国底层村落农家子弟们尴尬的底层再生产微观运转机制和日常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