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我将在西南大学乡村建设学院的演讲记录整理成文，反套2011年上海世博会的中文口号，题为“乡村让城市更美好”。在文章的结尾，我提出一个设想：以“城乡结合度”这个新的指标，取代“城市化率”，来衡量中国——和其他类似地区——的社会进步。
    这里就想进一步说明，这“城乡结合度”大致是什么意思。
      这是体现了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被动卷入以“西式现代化”[1] 为标准的全球化、几经颠簸之后，势必形成的一种重新构想社会进步的冲动。
    “类似中国这样”的意思是：
    一，幅员广大，历史悠久，文化的累积比较丰厚，有富于韧性的社会和精神传统，走老路的惯性也比较大。这样的社会，不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无论多么强劲——一下子打散，即便有心改弦易辙，全盘X化，大轮廓还是会长期维持，变形缓慢。
    二，较晚展开全面的西式现代化，走不了安全地消灭旧式乡村的“发展”之路：这样的道路，只属于那些相对占得全球化的先机、能将自己的“发展”成本转嫁给后来者的社会，即便“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其农业和乡村的现代转型，一定程度上也是靠了台湾和韩国殖民地的贡献才完成的。像中国这样体量甚大、卷入较迟的社会，没有条件如此学样。[2]
    三，因此，在承受西式全球化的社会代价方面，负担尤重。越是在较晚的阶段卷入其中，要承受的全球化成本，就越不可能只是来自社会内部，而是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来自那些占先机者的转嫁。例如这三十年的中国大陆，无论“世界工厂”式的社会和生态损害，还是城市化对广大乡村的持续抽血和区别利用，都不只是本土因素作祟的结果，而是同时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剧烈调整的深刻影响。
    倘若上述概括大体不错，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早晚得明白一个事实：不能照着那些西式全球化的占先机者的“发展”图景，来构想我们自己的社会进步，即便那图景甚多可取之处，也只有局部参考的意义，何况其根本处的幼稚和短视，[3] 已经暴露得如此分明。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官民的主流意见，一直是将城市看成先进之地、视乡村为落后景象的，因此，一波波推进城市化、撑大城市吞咽乡村的胃口，成为实际上的国策。即便这几年有所调整，开始“……新农村建设”了，目前看到的情形，也多是一排排楼房、大街和商铺，依然变相在造城镇。电视和文告里，衮衮诸公宣传城镇化宏图的时候，更是屡屡引欧美日韩为前例，一点都不掩饰其师法“西洋”的思路。
    可是，中国大陆的实际国情，不断地戳破这张宏图。乡村太大、农民太多了，城市的大嘴撑到裂了，也只能吞下一小部分乡村，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工——他们可是决心离开乡村、要当城里人的——依然被户籍制度和楼价政策挡在城外，即便有一些退而求其次，返回县城和乡镇圆进城之梦，却因为当地难以充分就业，还是得掉头往大城市去博生计：依然进退两难。城市独大的局面一旦形成，乡村的萧条便不可阻挡，[4] 城市仗着独大之势造出的那点繁荣，又远不能抵消乡村萧条的冲击，这结果，就是在大都市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同时，整个社会在结构上头重脚轻、日渐失衡。倘说在那些占了全球化先机的地方，社会有可能以城市吃掉乡村的方式求取发展，[5] 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地方也如法炮制，却多半要酿就深广的社会危机，尽管也能演出局部的繁荣。
    事情很清楚了，我们只能从脚下的实况出发，来构想自己的社会进步的图景：并非只有城市才美好，城市更不可能吃掉乡村，在中国这样的大地上，城乡必须共存，只有在这个共存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较为平衡、可以持续的进步之势。
      可是，在今天这个西式全球化已经大体完成的世界上，“城乡共存”从哪里入手？几乎所有东西都在加速度地互相关联、渗透和融和，“共存”不可能再以你我隔离、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展开，甚至都不大可能继续你是你、我是我，界限分明了。最近二十年，类似美国、南非的种族隔离那样等级森严的阶层和地域分隔，又在从全球到地方的各级层面，近乎肆无忌惮地重新膨胀，不仅簇生于物质空间，也同步弥漫于精神空间。[6] 说得粗糙一点，“地球村”式的“文明”的弱肉强食似乎难以为继，以邻为壑式的野蛮正在卷土重来。
    因此，今天强调城乡共存，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前瞻的城乡关系，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纠正目前这种强弱悬殊、荣损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互通有无、彼此受益就满足了，它更必须是开放的、互为参照、互相进入、甚至互为你我的，是要互相贡纳各自的优长，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携手创造新的互助大同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城乡共存的关键，是能否创造良性的城乡结合。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城乡各有怎样的优长和短劣呢？
    先说城市的优长：首先是人来人往、五方杂处，哪一天城市嫌贫爱富、设卡拒人了，它的一大半诱人之处，都会随之萎缩；[7] 其次是地处要津、八方辐辏，虽然这并非全因自然，有许多——而且越来越多——是人为造就，[8] 但交通枢纽的位置一旦确立，就会收获各种有形无形的惯性汇聚，为上述的人来人往，奠定空间和物质基础；再就是文化和精神蕴积，和与之配合的各种建筑、机构和人身条件，尽管这些年日趋浇薄，它们还是能大体维持着，合力赋予城市一颗相对开阔的灵魂。至于另外那些一望而知的好处：公共资源的集中、服务业的发达、升官发财的空间大、警察脸上的凶气少…… 其实都并非专属于城市，而是来自政府配置资源时的偏向，或者资本持续投注的视线，一旦这些转向别处，它们都会紧跟而去，一天都不肯多留的。
    再说乡村，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天灾人祸，今日中国的乡村，至少其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趋于荒敝，乏善可陈。不过，乡村的两个从过去承继而来的基本形态，却因此得到保留：其一，大量的村落依然卧于山河田野之间，保持着深嵌于自然世界的归属感，至少不会如玻璃墙面的都市高楼那样，令人以为可以完全存活于人造世界；其二，若干在长期自耕农式的生活中养成的精神遗传：从容而模糊的时间感、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对熟人群体的亲近习惯，以及对许多“界限”的缺乏敏感…… 也以日趋破碎的形态，继续存活于乡人的言行举止中。
    在西式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这样的乡村，与其他“前现代”的社会类型一样，当然是缺乏竞争力的，它的许多年代悠久的内容，也因此凸显贫瘠和狭隘，甚至拽着另一些本身并不如此的内容，一并承受萎亡之运。所以，今天来讲乡村的优长，势必有一部分，是并非指向现实，而取自过去的状况的。不过，随着西式现代化的破绽日益深巨，事情的另外一面也明显起来：“现代”极可能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偶然状况，许多“前现代”状况对未来的意义，多半比“现代”更为长远。因此，我们看乡村的眼光也在改变，越来越能从实存的乡村，从那些换了二十年前一定嗤之以鼻的“落后”景况中，发现别样的涵义。即如上述乡村的两个基本形态，是否就明显蕴含了可供救治城市病的多样的药素，完全当得起优长之称？
    不用说，上述这些概述多半粗糙主观，一定有许多远较我精当的描述，能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城乡各自的优长。我所以勉力这么做，只是想强调，所谓“良性的城乡结合”，是真正的——而非一般想当然的——城乡优长的结合，因为今天实际存在的城乡关系，总体上几乎相反，不是优长与优长融汇，而是短劣与短劣沆瀣。
    即以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居空间为例：绝大多数已经城市化的空间，都一心要将原有的乡村因素消灭干净，用水泥覆盖地面，将天空越收越窄，居民日益习惯于四面墙壁，以小单位计算时间…… 虽然在雾霾等等的教育下，知道城市有病、甚至开始眺望乡村了，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从乡村把大树挖进城来，或者节假日去“农家乐”一回，城市对乡村优长的理解和学习，依然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非常多的乡村虽然远离城市，依然——而且越来越深刻地——受制于城市里形成的主流规矩，地里的出产继续卖不出好价钱，被城市赶出来的污染企业，却蜂拥到山野间来扎营，除了脑残的电视节目和粗陋的消费趣味，别的真正有意思的城市文化，乡村人几乎接触不到。
    更糟的是所谓“城乡结合部”，它正在全国各地——从都市边缘到县、镇、甚至许多位处平原的大村中——快速蔓延。虽然是城乡结合度最高的空间，但恕我粗暴言之，却主要是混杂了城乡各自的短劣因素：唯钱是命的价值观、随地吐痰的习惯、急功近利的短视的欲望、对权势的艳羡和畏惧、一味模仿都市的建筑和生活趣味…… 正是这些东西搅在一起，将“城乡结合部”搞成了中国大地上最“脏乱差”的空间。这不奇怪，城市唯我独尊、自觉不自觉地把城外当成垃圾场和排泄区，乡村一无所有、只求攀上城市的边角分一杯羹：城乡不平等的这两种后果搞到一起，要不脏乱差，大概也不可能。从这个角度看，“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也许比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触目对比，更能凸现城乡失衡的不可接受吧。
    因此，容我再说一遍，作为一项社会进步的新指标的“城乡结合度”，恰恰与现在这样的“城乡结合部”相反，是要建设一种平衡互助的城乡关系，遏制其疯长，进而以融汇了城乡各自的真正优长的新空间，完全取代它。
    这并非忽发奇想，至少在整个中国的现代早期，[9] 许多思想家和实践者都有过类似、但气魄和视野远为宽大的思考。譬如章士钊1920年代提出的“农国”论，就明确阐述了一种以“农”为名的建国原则：根据自身条件——而非觊觎他国资源——确定的“发展”图景、为了满足本地人民需求——而非以国际商战牟利——而展开的经济系统、既容纳贫富高低又不断缩小其差别的社会政治……[10] 这样立基于“农”之精神的现代规划，在城乡关系上，势必是谋求平衡互补，不接受小大悬殊的畸形态势的。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哪怕战乱频仍，沿着大体——或部分——类似“农国”的方向展开的各种乡村和社会建设运动，依然东西南北、前赴后继，[11] 给后人留下非常丰富的城乡结合的得失经验，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今天构想新的城乡关系，并非两手空空。和前人奋斗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大是大非，反而更为分明：置身于如此明显的全球危机，身经目睹这么严重的城乡失衡，继续像当年批驳“农国”论的年轻人那样迷信西式的“现代化”，应该是更难了吧？如果这么说大致不错，如何将反思转化为奋斗，实地探索新的城乡结合的道路，就是我们刻不容缓、着力要做的事情了。
      怎么做？我想以崇明为例，稍稍具体地说一点。
    上海是幸运的，尽管150年来，它一直是中国城市化的领头羊，也最早饱尝这狂潮的苦水，[12] 但今天，其他后进者纷纷赶上，有些还超过它，淹得更深、无法回头了，它却还有较大的余地，可以后退一步、转换方向，尝试良性的城乡结合：这余地，主要就是崇明。[13]
    崇明虽是上海的属地，却因其交通不便，[14] 一直保存着阡陌交错、屋树相伴的乡村格局，[15] 沿其西北江岸围垦出来的农田，更是大块展开，近乎一眼望不到边。这长期以来令崇明人自惭的“落后”面貌，如今却成了上海市郊硕果仅存的优长之况：稀疏的人地比例、绿天绿地的植被系统、四通八达的活水网、干净而高氧的空气、活跃自在的鸟群…… [16]
    另一方面，也因为是上海的属地，半个世纪以来，崇明分沾了不少大城市的优长。其中最醒目的，是优良的道路系统，不但路面齐整、纵横相宜，更多有高树夹道、浓荫蔽天，[17] 令散步和行车者心旷神怡。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自我定位：乡土景况并非只是落后之相，它反而可以成为跃入真正的先进之境的难得条件。从市政府对“以生态立岛”的方针的坚持，到岛内外有心人对崇明如何“生态”的各式各样的介入，十几年来，这样的定位逐渐明确，越来越多的崇明人，开始这样谈论江岸对过的“上海”了：“钞票是多的，但空气不好，吃不到好东西……”与其他物质性的辐射相比，[18] 对于这样的乡土自豪感的启发和激励，无疑是都市上海给予崇明的最优良的贡献。
    可以说，在这四季分明的大岛上，城乡各自优长的结合，并非只是未来的理想，已经有一部分，就是现实了。
    当然，崇明并非化外之地，这些年席卷全国的各种城乡短劣的沆瀣，在这里也相当触目：经济停滞与流行意识联手作祟，促使青壮年纷纷去上海谋生，一到晚上，许多村镇都是灯光零落，见不到几个年轻人；虽然开始明白蓝天绿野也值钱，多数官民最向往的，恐怕还是旧式的都市化：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购物中心不夜城…… 长期的贫困和闭塞，更造成一种求小利不算大帐的短视和狭隘心态，这表现在行政管理上，就是听任各种蚕食林地、破坏生态的地产项目蜂拥而起，[19] 令人禁不住疑心：它们是如何拿到许可证的？遍布全岛的各式建筑废墟，[20] 则与这些新项目构成尖锐的对比，提醒人们注意：崇明依然有可能被搞成一处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
    城市化是一种近乎不可逆的人为之事，如果搞过了头，或者走歪了，要想原地转身，多半代价太重，社会承受不了。上海幸亏有崇明，那种水泥森林、灭绝乡村式的城市化，还没有吞掉这个岛，它的面积又足够大，如果大家意识到该走一条城乡共存、优长结合、社会均衡进步——而非GDP导向的经济独大——的新道路，那就正可以在崇明试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崇明是上海求取未来的余地之所在。当然，另一个可能同样存在，如果我们继续糊涂、继续短视、继续欣欣然于旧式都市的“繁荣”，那随着隧桥地铁之类的相继开通，用不了多久，崇明就会完全沦为小“上海”：中心区一样光鲜奢华，边缘区一样脏乱差，一样承受城乡失衡的压力，一样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一旦搞到这一步，上海作为一个整体，也就和其他一线城市一样，没什么余地了。
    因此，今天的崇明正站在两叉路口，它的选择，同时意味着决定整个上海的未来。不用说，继续走老路是容易的，把譬如当年“浦东开发”的那一套搬来就行了，事实上，城桥镇的新城就是这么造起来的。开新路就难了，困难一定多多，也无法快速出“政绩”。但是，恰恰是这个难，清楚地提示了应该选择哪一边，我们都知道，下滑容易上行难！
    如果决定走新路，具体怎么走？请容我不避门外汉式的自以为是，列出如下这几条：
    在目前这样的行政集权的体制下，政府怎么做是关键，实际上，崇明之所以还能保持目前这样的绿天绿地，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上海市政府坚持了“以生态立岛”的方针。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将这个还相当空洞的方针，具体化为切实的措施：如何细化宏观规划，明确各部分的具体目标和实施途径？如何安排一个分阶段的长期的财政支持计划？[21] 如何设定与上述宏观规划密切配套的官员考核机制，以此引导官场风气的整体转变？如何在目前许多官员思想和精神水平都比较差这个现实状况下，从岛内外选擢够水平、想作为的官员和非官员来任事？……
    另一个同样迫切要做的，是教育。事情都得人干，这“人”不只是少数精英，也是千千万万百姓：官员和专家不合格，事情当然做不好，但光是这些人合格了，事情也还是很难办。从这个角度看，类似如下的这些事项能否充分展开、长期坚持，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分别针对各类——从官员到村民——人员的不同方式的生态教育、[22] 从基层开始全面展开的聚焦崇明的史地教育、[23] 培养生态建设人才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网、[24] 与海外——尤其那些与大陆类似的地区的——在城乡和社会生态方面走在前面的实践和研究者的广泛交流[25] …… 尤其重要的，是百姓直接参与或发动、他们在其中拥有充分发言权、其参与决策权的程度日益提高的各类集体建设活动，[26] 在某种意义上，这类活动的教育功能，是比一般的课程和讲座更大的。
    再下来，就是都市上海对崇明的反哺了：大学、医院、邮局、影剧院、音乐厅、免费Wifi系统、政府的其他公共服务设施 [27] …… 一旦这些城市生活的优良条件，都逐步充分地落户崇明，“崇明”这个词的涵义就会显著地改变：不再只是一个生态条件尚好的乡村地方的名字，而是开始代表“一座绿天绿地、真正先进的城市”了。
    这一定会促引更多岛外的牟利者跃跃欲试，要趁机来赚一票。这几十年，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改善基础设施，当地百姓却得益不多，反而是各种有钱有权有关系的外来人大获红利：这样的令人痛心切齿的现象，全国各地是太多太多了。实际上，就在崇明，类似的状况也已经不少。因此，上述这些优质生活的硬件建设，必须更明确地服务于新的宗旨：崇明要的是健康、均衡和民主，[28] 是不紧张和有文化，是低消费和高享受，与所谓“做大蛋糕”的许诺相比，公平分享更重要！[29] 只要这样的宗旨能落实为具体的行政规则，只要这些规则能得到严格的执行，那些一心牟利的势力就多半得收敛手脚、另觅他途，各类真正有心于生态建设的人士，包括离乡他居的前崇明人，反而会从各地——大部分自然是城市——持续地移居和返回崇明：这样的有理想、能作为的奋斗者，正是城市所能反哺的最宝贵的乳汁。
    当然，未来的崇明不能只以高质量的大学和医院取胜，它还得有自己的非城市的法宝，其中堪称基础的，是高质量的绿色农业。在生态技术、财政政策、流通渠道和分配模式等多方面进步的合力推动下，尽快使绿色农业覆盖全岛，一面向市场提供真正优质美味——而非如美国式肉鸡那样胖大鲜亮，但营养粗劣、味同嚼蜡——的农产品，一面令务农者获得相等——至多略低——于都市个人收入中位线的回报，[30] 以此形成食物生产的良性循环。必须明白，哪一天乡村人靠务农获得不低于城里人的收入了，哪一天城里人的营养摄入和食品安全才真能有保障。在我看来，崇明是有条件在这一方面做个示范的。
    这其实也就是创设新的经济模式的问题了。目前通行的经济系统，无论外观怎么变，基本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依据日趋单一的标准，[31] 追求持续的增长，以此来组织整个系统的运行。一百多年来，这个资本主义的逻辑逐渐深入人心，如果你说：“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来说，是否增长并非关键”，我们中间有几个人不觉得惊诧？当然，最近这些年情况开始改变，吃多了畸形增长的苦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类似“综合生活质量”这样的新指标，逐渐清晰起来：工作时间、兴趣程度、思维状态、人际关系、生活节奏、人生意义、审美感觉[32] …… 当这些经济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因素开始被意识到、被越来越明确地放到“年收入”旁边一起端详的时候，新的经济模式的创造，就迫在眉睫了。
    不用说，探索新的经济模式，一定同时意味着重新定义什么是“经济”、重新安放“经济”在人生中的位置，新的经济模式，一定是和新的文化相伴而成的。这里没有篇幅展开来讲，只说一句，我们对经济和人生这类更大范围的对象的反思越是展开得比较充分，新的开阔的精神视野和人生理想在社会上越是蓬勃开展，前述那些相对具体的目标就越可能早日达成，譬如，消费者越愿意为优质的农产品多付钱。[33]
    最后列三件具体的须做之事。一是以极大的力度，保护崇明现有的大树。崇明没有山岭，也少天然湖河，地理环境本来是相当一般的，之所以现在让人觉得有乡野风光，主要就是靠了1950-80年代植下的那些树：经过几十年的生长，它们大多高达二三十米、粗过一人环抱。可是，恕我直言，本地官民对这些大树的珍爱之心，经常显得非常稀薄，[34] 大树被成排砍伐的事情，我就目睹了好多次。如此自伤根基的愚蠢状况，绝对不能继续下去了，建议尽快普查现有的大树，登记造册，明确每一棵的养护责任，定期核查，明奖重惩，凡管辖范围内有大树枯毁的，官员一并领监管不力之罚。
    二是刹住地面水泥化的趋势。旧式城市化的恶相之一，就是广铺水泥地面，在利索地消除泥泞的同时，阻隔土地与阳光雨水的互动，造成土壤板结，人绝地气。虽然在目前阶段，因了技术的限制，有些地面——例如交通干道——还是不得不铺水泥，但大量其他类型的地面，如非干道的路面、商业建筑的周围，乃至私宅的院落，明明可以用其他方式消除泥泞的，[35] 现在都一律铺设水泥，人土两伤，[36] 这就不应该了。这样的趋势，在崇明同样明显，单是我居所附近这几个月整治环境，水泥路面的蔓延就相当放肆。我当然知道，浇水泥是又快捷又便宜，弄那些砖来一块一块铺，谁耐烦啊，还贵！可是，我们究竟怎么看待土地？又如何计算得失？如果能懂一点人地互相依存的道理，明白许多无形之事——例如空气和人的视觉感受——远比眼前这点实利更重要，我们何至于不肯多费一点时间精力、多花几块钱？倘说现在还不能指望人人都明白这些道理，政府的理性的政策和行政干预，就是必需的了：绝不能把崇明的建筑地面，都搞成明晃晃的水泥地！
    三是建设覆盖全岛的电动化交通系统。崇明地方大，不能如厦门的鼓浪屿那样禁绝汽车，但像现在这样汽车越开越多，废气弥漫，对生活环境——不只是空气——的破坏又太大：交通的电动化，似乎就是唯一的选项了。崇明的地理空间和国内电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也为此提供了可行的条件。具体怎么做，那是见仁见智，要多方——尤其是本地居民——商议、多番试验和调整才行的，但大的目标和分阶段的时间表，却需要尽早确定，而且现在就着手来做，因为这牵涉到许多方面，并非可以一蹴而就。[37] 但我要说，惟其是一处城区和乡村现在就已深度互嵌的地方，而且是要创造城乡各自优长能全面结合的局面，崇明的电动化交通系统的早日建成，意义就尤其重大，它不但能令本地居民长远受益，更能在“何为真正先进的社会生活”这类关乎大方向的问题上，给全国乃至更大的范围，提供一个鲜明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