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此次访谈活动的目的是了解身边劳动者的日常工作和对劳动的看法，并呼吁社会尊重劳动。然而，当我们想要呈现劳动尊严的时候，却在访谈中认识到了事情更为复杂的一面。在今天，当我们重新弘扬劳动价值、树立劳动尊严的时候，必须直面现实，一一破题。

徐大姐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既有认同，也有无奈。上海发达的经济和广阔的就业前景令她和一家人能够摆脱过去的贫困，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城市立足；然而长三角地区对于土地建设的不断紧缩政策、城市住房的昂贵，以及孩子上学、高考等一系列更为宏大和庞杂的结构性难题，又让她感到这座城市注定无法成为自己一家人的最后归宿。

这组访谈中的劳动者都从事服务业，除了职位不尽相同之外，他们还有着明显的国营/私营、新/老代际之分。

宿舍楼里的宿管阿姨，处理垃圾的清洁工，食堂里盛饭菜的工作人员，图书馆里有些凶的大爷等等，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在我们的大学生活里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会在课堂上与我们激烈交锋，不会郑重地与我们探讨未来，也不会絮絮叨叨地分享彼此的心事，但我们一旦有需要，他们就会走过来给我们提供服务。静心想一想，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校园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你平时有关注过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吗？

在今天，“劳动节”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放假、娱乐、旅行、宅、促销、逛街……而在所有的这些意味里，恐怕唯独“劳动”的意义无人问津。

我们将两组访谈记录放在了一起。第一组的对象主要是在饭店工作的年轻服务员，以及菜场内外的小商小贩。第二组记录的就是服务员、小商贩眼中“坐办公室”的白领们对劳动的看法。很多时候，他们共享着相同的困扰，但彼此之间却少有交往，文化与身份认同上的差异遮蔽了共同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向上爬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这组访谈的对象是在沿街的空间中出现的各种从事不同工作的劳动者。当被问及对劳动的看法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没什么看法”。“劳动”俨然成为一个陌生的词语。在今天，或许人们更愿意相信“金钱万能”的资本力量，“劳动”及其背后的一系列话语却被人遗忘。

中共中央于2013年年初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之后全国讨论沸沸扬扬，其中的主流意见特别强调推进家庭农场的规模化，提倡土地的大量流转，以为借此可以同时提高劳动和土地生产率。其所用的口号"家庭农场"是来自美国的修辞，背后是对美国农业的想象。本文论证，这是个不符合世界农业经济史所展示的农业现代化经济逻辑的设想，它错误地试图硬套"地多人少"的美国模式于"人多地少"的中国，错误地使用来自机器时代的经济学于农业，亟需改正。

本文作者从小生长在四川农村，在父母的辛勤培养下，读完了大学，然后顺利进入了国企工作。但是为了在城市立足，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不得不从体制内折腾到体制外，但又为了要给家庭提供稳定的支持，他又从体制外折腾到体制内。

城镇化战略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城镇化”，人，指所有人。如果一定要讨论乡愁，那么乡愁也理应成为所有人共通的情感，每个人都有资格为自己的家乡自豪，乡愁不可以是一家一户，或者哪个宗族、哪个阶层独有的玩物。

“80后”青年作家刘卫东（周语）从农村走到城市，他对于自己三十年的成长和中国社会三十年的变化，有着丰富的感受与思考。

一个生长于大凉山的彝族青年讲述自己的读书梦和求学历程。

中国内地镇政府普通科员讲述自己的生存状态。

若我们不考虑建设用地区位因素及不考虑土地财政问题，而将问题简化，则是大量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的结果不只是会破坏土地规...

此次论坛的论文都非常扎实，有非常大的理论建设空间。劳工社会学是社会学中很重要的分支，它不是单纯地研究劳动关系，而是站在工人的立场来研究劳工问题。劳工社会学的宗旨是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这个社会不可以总是中产阶级或者白领，工人阶级在推动社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村委会组织法》开启乡村民主化大门，争议就随之而来。乐观者认为，在不久的未来，“民主的鲜花会开在田野里”。农村会成为恬静祥和的田园诗般的共同体。而也有人观察到，以基层自治和民主选举为价值支撑的《村委会组织法》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遭遇到险象环生的乡村现实，乡村进而蜕变成权力乃至暴力赤裸裸竞逐和角力的斗兽场。

闲话是村庄日常生活的集中体现，是研究村庄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闲话提供了认识和理解村庄日常生活的有效途径。在当下农村，村庄闲话的功能正不断弱化，甚至已经发生异化，村庄正呈现出一番巨变的图景。

不减少农民，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农民没有前途；减少农民增加农民工，会造成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的局面，农民工(工人)没有前途。这就是“中国难题”。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只有这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同步实现农民市民化。

消费者是否愿意改变他们已经习惯的消费和饮食方式？对于多数人，价格仍然是最大的障碍。有机食品的价格通常是传统食品的几倍。但并非所有的花费都能用价格来衡量。如果考虑到农业产品补贴因素，生态破坏，我们因为食用高糖高脂肪食品而付出的健康代价，工业化方式生产的食品就不那么便宜了。

这篇访谈的访问者Robert Browning生于底特律，已在武汉生活近四年，目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习；受访者Alexander Day现任教于美国加州的Occidental College历史系。Browning在美国学习历史时，曾是Day的学生。最近，Day的新作"The Peasant in Postsocialist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Capitalism"出版。值此之际，Browning对Day做了这次简短的访谈，核心话题是Day一直以来关心的中国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