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昀:陆家嘴的背面——一种劳动者的生活地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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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昀:陆家嘴的背面——一种劳动者的生活地
关键词:陆家嘴 劳动者
陆家嘴是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但陆家嘴的实体并不全是高大上的所在。楼越高,阴影面积越大。人们来到奠定外滩天际线的高楼之上,俯身下望,脚下的楼房清晰而整齐,仿佛超市货架的商品。而那些在近处地面上忙碌着、生活着的人,藏在楼房的阴影之中,隐匿于观景者视线之外。

  

陆家嘴是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但陆家嘴的实体并不全是高大上的所在。楼越高,阴影面积越大。人们来到奠定外滩天际线的高楼之上,俯身下望,脚下的楼房清晰而整齐,仿佛超市货架的商品。而那些在近处地面上忙碌着、生活着的人,藏在楼房的阴影之中,隐匿于观景者视线之外。
 
高楼之下总有阴影,但恰恰是阴影形塑了光明。陆家嘴高楼近处地面工作的人中,必然有人从事低端服务业,这些是白领和高楼不可或缺的:运送货物、保管仓库、物业清洁、餐饮休闲、房屋中介、建筑装修,等等;他们多是追随老乡而来的中青年人,生活与陆家嘴白领存在时差,前者在后者下班之后,才开始逐渐进入工作的高潮,并在天亮之后入睡。
 
楼的高度对应着人们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强度。这些服务的价值不难认识——无论是在发现空调坏了需要找人修的时候,还是从萨斯基娅·萨森提炼的“全球城市”概念中。但我们或许难以想象他们的另一重身份——这些人在另一个链条上,也担当了强有力的消费者角色。他们在为城市提供服务之后,自己也需要回家,吃吃喝喝洗洗睡睡,接受城市里的服务。
 
在城市的黑夜里,他们走不了太远。就在这些高楼的阴影覆盖下,他们以自己的作息节律与行为方式,生产并塑造着自己的空间,与原先住在这里的老上海人的起居模式产生冲突,让这一部分的上海变得更加难以辨认:不过,这些空间混在一起,却界限清晰。 

 

一、上港小区

 
靠近陆家嘴金融区,东昌路、商城路、浦东大道等地铁站附近,分布着许多陆续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小区,由于租金便宜、且离工作地近,这里成为不少打工者进入城市的第一站。
 
上港小区位于陆家嘴,交通便利。人们在此抬眼就能看到三座标志性建筑。
 
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陆家嘴地区尚属黄浦。在这个意义上,这里依稀便是另一个外滩,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对岸一样,这里长年吸纳着从四面八方投奔到上海的外来者——从早年建设浦东的工人,到如今的餐饮小妹。
 
上港小区就是人们的落脚地之一。它是浦东建设期间最早建起的居住区之一,陆续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
 
“不同年代,房屋的格局质量也不一样。五十年代,整个国家比较自信,建起的楼很规整。六七十年代是动乱时期,房子也见缝插针,间距比较小,格局奇特。八十年代的房子,与之前又不一样。我这里的房子记录了历史。”上港居委会主任赵子正说。他五岁随父母住到上港小区,心理上早已是社区共同体的一员。

 
 
上港小区四面分别是浦东大道、即墨路、招远路、南泉北路。不同年代的房屋排列格局有所不同。
 
上港即上海港务局,后来在市场化浪潮中改制为公司,经历了股份制改革后,名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经济年代,乃至九十年代之前,这里住着原上海港务局、上海仪表厂、上海海洋局等几个单位的职工。最早一批是港务局系统的职工,住在五十年代建成的房子里,据说以干部为多。虽然楼房多为一梯六户、一梯八户,需要三四户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但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能住到这样的小区,已然是幸福的事情。
 
当年单位对职工的照顾,体现为老居民身上的自豪与自律。在几排五十年代的房子中间,仍能体会若干年前集体主义的温暖。几位坐着聊天的老妈妈,听到我问去往居委会的路,便热情爽朗地比划指点,直到确认我能找到地方才互道再会。
 
挂着“崂山菜市场”牌子的地方,如今被当作仓库使用。真正的菜场在左侧的底楼,菜场外面有一些小贩自发摆摊。
 
穿过一道旋转门,走入六七十年代的社区空间中,眼前就变成了菜场、摊贩和排挡,还有排成几排的助动车。这里的“崂山菜市场”,可能是上海唯一建在小区当中的菜场。赵子正从小就领略了这个菜场下雨天的泥泞,却并不知道这个菜场为何规划在这里,如今由于职责所在,必须处理各种难题。
 
附近崂六小区、招远新村的居民也会特地来这里买菜,有不少摊贩在路上卖水果,剥菜;排挡的帐篷傍晚就支了起来,黑暗料理的热闹将持续到深夜。这些难免叨扰楼上的住户。但年长日久,居民也习惯了。何况,原先的上海屋主,早已不适应三到四户人家共用厨卫,多将房屋出租;而外来者落地生根,对卫生间、厨房等没有太多要求,更不在意菜场、油烟这种小事——他们下了夜班,是要吃东西的。
 
从小区的空间格局中,也能看到一些旧日温情。
 
上港小区与崂六小区中间,在南泉北路和崂山路当中,是一条小型的公园绿化。仿佛一条中轴线,是严谨体面的街道;规划者也许考虑到,星期天或平日下班后,两边的居民可以走到这个公共空间,朋友见面散步聊天——就像如今中产小区里居民遛娃遛狗。
  
这条中轴线的一端,是原先的东昌电影院。电影院正对着一个转盘。当时汽车还是稀罕之物,这里却已考虑到用车者的需求,确是一时繁华之所。
  
东昌电影院是一些人共同的记忆,它不太区分阶层。第一批建设浦东的工人,亦在这家电影院,享受了难得的娱乐时光。这些建设者就住在附近,如今头发花白,抱了自己的孙辈,还来这里转悠——他们在附近没啥其他地方可去。
  
“星火日夜”,是东昌电影院旁边24小时零售店的招牌,暗示这里有过热闹的夜生活——人们曾在这里通宵等待购买电影票。2014年底,东昌电影院被宣告关闭,引来一些艺术家的“占领”,成为沪上一次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但无论艺术家如何折腾,星火日夜早已没必要夜间营业了。
  
中轴线另一端,当年是浦东文化馆。里面有溜冰、碰碰车、桌球,还可以放录像、开办舞会、出租录像带,以及“卡拉喔凯”。如今这里是“浦东新舞台”,在大众点评上分数并不高,也有些对不起人们的记忆。
  
在浦东文化馆和东昌电影院之间,面对着中轴线,上港小区楼下,当年有一处“崂山商厦”,已属高档消费场所。赵子正说:“八佰伴之前,这里就是浦东最高档的商店,有上下两层楼。”如今,这里是在浦东随处可见的“家家乐”超市。
 
上港小区另一侧,就是东方医院。附近还有东昌中学、崂山小学等。可谓设施完善。
 
那些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居民亦具有家园意识。赵子正提到,自己小时候和小伙伴在楼里嬉戏,去邻居家串门,从那时起就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这位三十岁出头的居委会主任还说,那时没有专门的物业管理,由居民自己清扫楼道,居委会对补贴公示,一切运转良好,治安状况极佳。他认为,那时有监督有参与有协商,早已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实践着现在所提倡的“居民自治”。
 
在赵子正的记忆中,直至浦东八佰伴建起之前,这个片区一直是区域文化中心,车水马龙;上港小区内部人际关系和谐,生活方便。人们无论看电影还是看病,或者上幼儿园,都毫无压力——尽管买菜并不需要这么近。
 
如今那种热闹已成绝响,而菜场、餐馆愈发兵荒马乱,或许这其中蕴含着另一种生机勃勃,但这种效用是对外的,留给小区的大半是麻烦。城市变化之快,让人过早掌握了遗老遗少的口气。
 

二、老上海,新上海

 
作为原住民之一,赵子正自豪于曾经的业态繁华、邻里融洽;但他如今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却是社区的衰败,以及大量外来人口的冲击。
  
上港小区如今还有一半是本地居民。新一代年轻人不再愿意与人共用卫生间和厨房,即便可以接受这种共用模式,也不能忍受外来打工者的作息颠倒、晚上飘上楼的油烟和喧闹。一些念旧的中老年人,不舍得离开长久生活之地和老邻居,但也开始筹划借掉自家房子,自己再去借一处远点的房子住。
 楼下是大排档。
 
这种干扰必然存在。打工者的作息时间、行为习惯与原住民不同。晚上十点之后,打工者下班回来,迎接他们的是楼下支起的黑暗料理摊子——店主不知从哪里拉了电线,搬来液化气钢瓶。制作料理者也是在此居住的外来者。伴着升腾而起的油烟,大锅里炒出一股浓重的辛辣味。
 
租房的打工者,喜欢在这样的棚里吃夜宵,可以喝酒划拳聊天。全家这类便利店无法满足这些需求。正是在这种乐趣中,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对小区的归属感。
 
油烟与灰尘交杂,结成厚密粘腻的网垢。在楼道的昏暗中仔细辨识,竟有些鬼魅之感,仿佛进到大型吸油烟机内部。
 
大排档旁边的楼房,以及其中的电线。
 
上港小区沿南泉北路,也有一些餐饮店——小区四面都被破墙开店。油烟排放到上面的楼房过道上。气味最重的湘菜馆开到最晚,九点多仍然有人吃夜宵;隔壁是德兴面馆,上海的老牌馆子,仍是老的做派,很早做完收摊,与原住民作息一致。其实它晚一点打烊倒是无所谓,毕竟口味清淡,亦无太多油烟可排。但这里连辣肉面的交头都是甜的,生意确实也好不起来,比不了那些小龙虾、烧烤、凉皮。
 
这里半夜回来的人总要吃重口味,无论黑暗料理还是川湘菜馆。原先便住在小区的上海居民,大体上是念旧的中老年人,自然不会去吃那些川湘馆子。而这些馆子知道小区中的老上海人不是他们的顾客,也并不真正十分在意他们的抱怨——社区居委强行令其在后厨安装去油烟的装置,这多少起了一些作用。这些餐馆的主顾,倒是包括那些租住在此的新上海人。对他们而言,既然需要回来吃这些,也不在乎些许混乱,自己不过是回小区睡个觉,工作忙碌也多不在家,油烟干扰不到,两厢正是相得益彰。
 
重口味也是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标志。作为当代中国人大迁徙的标志,这种味道随着中国留学生在外摸爬滚打而走向世界。
  
而上港小区现在通过重口味和外界相连。中午转盘附近聚集了许多外卖助动车,红的蓝的黄的,同属一个平台的小哥,站在树荫下,边等着送餐边聊上几句。许多穿着西装衬衫的白领也来此就餐,那些小龙虾、烧烤,和彭浦新村的炸鸡一样,散发着生猛热闹的吸引力。活跃在上海街头的中介、销售等,饭点路过就吃一顿,图个便宜够味。各色人等汇聚,午间晚间排长队叫号,是常见的景象。
 
毕竟这里是市中心,口味较好就很容易出名。但这个“好”不包括辣肉中的甜味道。社区不同群体生活的时空与口味不能通约。外界的需求愈发激励着辣味横扫一切。
 
外来的消费者并不对老上海居民的困扰负责,餐馆亦没有对“本地”做出贡献。“社区经济”本身暗含共同体的假设,并不完全适用于上港小区的热闹。居住于此的打工者,与特定的商业之间,形成某种“良性”循环,却把老居民排除在外。
 
原先住在此地的居民,失去了决定性的力量。多年前,在一干公共空间,譬如厨卫过道的清洁问题上,老上海居民会身体力行地对刚来上海的打工者进行教育——如果不能遵循这一套逻辑,就难以成为真正的上海人。而现在,因为其消费行为无从约束当下的态势,他们自己被孤立了。
 

三、门与店

 
上港小区大约有四五个出入口。它们是小区与外界联系的表征。随着人口结构改变,以及浦东新的活力地区——八佰伴的兴起,小区的一些门不再被频繁使用。因为,走其他门才是去地铁站、去商场、去写字楼的正确方式。
  
那些原先面对中轴线公共空间(包括东昌电影院)的出入口,逐渐被水果摊、面馆门面所占据。居委会赵子正等人为这些被堵上的门做过努力,也曾联系过城管等部门,但对这种处于小区与公共道路边界的“自发建设”,这些部门亦没有太好的办法。赵子正等人只好一再做工作,让商户做好厨余垃圾处理,不要打扰居民生活。
  
路人只要稍微留心,就能从面馆一旁的众多垃圾桶上辨认出,这里原先就是小区的一个出入口——人们从这里出门,去对面的电影院,或其他什么地方,顺手扔掉垃圾。现在,餐馆和食客用着垃圾桶,倒也是十分顺手。
 
面馆门面占据了出入口,其效果不仅是扩大营业面积,还在后面形成了连接后厨的仓库,摆着泔水桶、厨余垃圾。不花钱就能堆东西,各家自然都想利用。菜场那边的摊贩,也将货车货架堆了过来;面馆隔壁转角处刚好是一家花店,写有“奠”和“發”的花篮,也在这里列队。食肆与居所,谋生与送终,看破红尘又向死而生,均呈现于这个自发形成的空间。
 
不过,这些感慨不属于当事人。用规划师的话来说,这里成了一个消极空间,居委会主任赵子正也为此头痛:不只是餐馆产生的噪声和厨余影响居民生活,小区已进行了雨污分流的硬件改造,而餐馆的泔水却直接顺着地面排到雨水管——如果这个门还存在,这件事可能就不会发生。
 
但封闭也就成了事实。占地为王的生存逻辑,与谦让、规范等品质相比,占了上风。这里的上海老居民也越来越少。晴天的上午,站在这个后院往上看,用长杆子晾出衣服的窗口寥寥无几。
 
这里顺理成章地成为后厨的延伸,以及另一个仓库。
 
小区另一个通向中轴线公共空间的出入口也在变窄。水果摊占据了这个出入口两侧,在时空层面可视为菜场的延伸,但这是小区中自发形成的马路菜场的尽端,并不在正式的菜场的管理范围之中。
  
整个菜场及其延伸部分的运营时间,大致是:“早上起来,四点钟的时候,菜场的车要进来,那是菜篮子工程、米篮子工程的车;从四点钟忙到六七点钟,六七点钟菜场人就很多了,小商贩都要进来。因为这里是天然市场,商贩弄到十点多再走。白天也有一些人在摆摊。到了晚上五点钟,夜市摊点开始摆出来。直到两点结束。两点之后,这里还有一个浦东新区的配菜点开始运作——浦东新区的大排很大一部分就从这里经过,因为是国营单位,不能因其扰民而要求取缔。四点钟这里准时结束,菜场的车又进来了。”
 
这些活动并非刻意服务外来打工者,却显然为外来打工者的生活创造了最基本的便利。
  
水果摊占据小区的这个出入口,也总有人在这里出出进进。但中轴线这一侧的吸引力毕竟是不足的。这里偶尔有老人家坐坐,晒晒太阳。晚上零星有人围着这一小块绿地跑步,跑一圈只需要两三分钟。
 
更多的时候,人们总是从上港小区另一侧的门出入,那才是生活的必经之路——去地铁站,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而上港小区内部的旋转门,或许可理解为对不同年代、不同单位系统进行的区分。菜场和面馆,都在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这一侧。
 

四、弱势群体

 
老去的上海人,和外来的打工者,放到整个城市来看,都是弱势群体。他们因为前后的时代浪潮,在这个叫做上港小区的地方相遇。这里是前者的栖身之所,是后者进入城市的第一站。而他们的需求又截然相反。
  
赵子正自然对此颇为头痛。他在二十多年里,切身见证了小区的变化。他的愿望是,回到原点,让上海作为“本地”的影响力重现,让同在楼里居住的人彼此体谅、行为文明,乃至设计一个让社区激励商户、商户回馈居民的办法。但这些看起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或许,一切源于需要。此处的老居民与新上海人,若并不互相需要,彼此便无从着力。
 
城市总会老去,总会脱离规划者的想象。上港小区在二维平面上看,比现实中更显得拥挤混杂。看到照片的人,会好奇地问,这里是不是城中村?而到了晚上,更有许多奇异的光景,像是城乡结合部。
 
以上港小区为代表的这一地区,毕竟不同于深圳城中村,也不同于北京的六环,尽管它们都是为城市输送低端服务业的地方。粗略概括起来,它比深圳的城中村衰老,且有一层历史的骄傲/包袱;又比北京的六环人性,住在这里不必过早起床,省去很多通勤时间,亦可缓解劳碌艰苦。但如上所述,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五、让我们回到开头

 
需要吸引外来者,提供各种低端服务的,是陆家嘴,乃至整个上海。这些新上海人,努力进入这座城市,他们无法采取有闲阶层的生活方式,只能用力求得生存。他们无法取代现有的浦东天际线,成为这座城市的形象标志,但恰恰是陆家嘴的地基所在。
 
混杂是生机,也是难题。
 
上港小区为外来者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住处和消费品,使得陆家嘴的白领们不必为低端服务业付出更昂贵的成本,这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吸引力(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但如果把上港小区作为“本地”,其得益之处并不多,反而承受着更多矛盾和负担。
 
对这个落脚城市,人们站在某一端看,看到的是往昔的荣耀与衰败;但在另一个角度上,这里是新的,是一个需要我们用全新的方式去理解和对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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