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校的大量撤并，减少了政府的教育成本，相应地增加了社会教育成本，加剧了村庄文化衰亡。学生每天在路上奔波，也导致校车的交通事故

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

城市视角强调市民权对农民工城市化的重要性，忽视农村的功能或者简单地认为“农村”不利于城市化。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在农村视角下，发现“农村”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资源支持与保护，农村是城市化的蓄水池与稳定器。该书在农村视角下揭示了农民工城市化的逻辑和新型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以及保护农民工返乡权利的制度安排形成了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拓展了城市化研究。该书偏重从稳定器功能讨论农村与城市化的关联，需要进一步指出和阐发农村的蓄水池功能。

在城市化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从土地中脱离出来,进城务工经商。这些进城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不再依赖土地和其他各种在农村的获利机会。这样就增加了部分不愿意或者无法离开农村的中青年农民从土地或者其他农村获利机会中获取收入的可能,从而在农村形成了一个主要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家庭生活完整、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家庭的新生中农群体,这个中农群体一般占到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在乡村治理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这个新生中农群体也是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所

□民工预备培训学校这个称谓，表面看是对云乡学校教学质量的失望，深层则是对难以通过农村教育改变命运的一种自嘲式抗争□乡土性的挖掘无法

韩国的边缘中国人：从事3D，打工者睡着就不饿了从百年前至今，无数国人带着淘金梦踏上异国他乡，有人美梦成真衣锦还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始

在“统筹城乡”模式带动的城镇化进程中，成都市以政府主导、资本介入的方式推动了农民集中居住(“农民上楼”)与农业的规模经营(“资本下乡”)，不但改变了“三农”的面貌，也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将这种模式放到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政府与企业这三对彼此联系的关系结构中进行考察，并将其与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城镇化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政府、资本、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得失损益和当前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城镇化模式的问题所在，以及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历史必然性。

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旨在用程序化的资金分配及使用方式解决公共服务问题，但在自上而下不同层级的不同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中，项目制的初衷发生扭曲，从而使得项目在基层实践出现较大的效果差异，文章通过对于项目制在基层运作过程的三个阶段分析：项目争取与闪躲、项目落地与实施、项目实效发挥与维护，认为基层组织困境是导致“项目进村”实践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而带来农民被排除在项目运作过程之外、需求无法表达，资源下乡滋生分利秩序，项目实效难以持续发挥等问题。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及城市管理的日益复杂，城管执法中的冲突和暴力时有发生，城管执法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城管执法活动嵌入在特定的执法空间及一定的社会形势和体制环境当中，深受执法空间、社会形势、体制环境所形成的嵌入式执法结构的影响。街头空间是街头政治得以形成的基本场景，体制目标冲突是其体制性因素，多元社会利益结构及社会矛盾是街头政治的深层次根源。在特定的执法结构中，街头政治得以形成，城管执法成为重新界定规则和重新确定利益格局的政治过程。我们需要在把握街头政治

没有哪个国家每天有上亿辆非法交通工具在路面上行驶。为什么发达国家没出现过中国这种摩托车、电动车禁而不止的困境？答案很简单，他们不太需要。在这些国家的大中城市，买不起车或不愿开车的普通市民可以选择公交车、地铁、轻轨等方式出行。从公共交通分担率看，香港89%的市民出行依靠公交，巴黎市中心是60%，伦敦是80%，这在中国无法想象。 以公共交通最发达的北京、上海为例，出行如果选择公交车，由于地面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不要说肉电混合动力车，它甚至赶不上自行车，北京部分路线的公交车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在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并且从不同层面决定着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路向。国家、社会以及个体的三种不同力量及其相互作用，使得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了“规训”、“偏向”与“重塑”三种不同的面相。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实质上始终处于这三种不同力量的结构性张力之中，并最终表现出以城市为本位的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

现在来看，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和未来，有两个现实的可能性：一个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另一个在企业外部，创造合作型的劳动关系，为普通劳动者谋求一条集体发展的道路。

当前国家每年上万亿涉农转移支付，最大的问题是，钱下去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活力仍然没有，相反，农民还形成了越来越普遍且严重的等靠要

据澎湃新闻报道，河南省邓州市刘集镇刘集村80岁五保老人刘孟先，2015年7月6日早晨被发现在村委会斜对面的村面粉厂大门自缢身亡。 从直

许多当代中国人已经感觉不到性别问题的存在，有的人甚至已经在抱怨我们这个社会变得阴盛阳衰了。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性别不平等问

这是一位基层公务员发表在天涯上的帖子。他称想发发牢骚，把憋了很久的烦闷讲出来，主要是讲在基层的困境。讲的问题绝不是个例，而是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

对城乡一体化的现有研究或采用经济学视角，或采用制度学视角，而很少采用机会平等视角。研究认为：不论是经济资源配置还是制度和政策制定，都要视对城乡机会平等的影响如何，来判断其是否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机会平等是城乡一体化的本质属性。当然，机会是复杂、多样的，可以划分为基本生存机会、中层机会和高层机会，与此同时，平等也可以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

【摘要】调查表明，占中国95%的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有农民分化的现象，却没有形成明显的社会阶层。这与广大中国农村存在去阶层分化机制有关

当今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新困境，极大地制约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治理需要多主体的参与、多手段的使用和多机制的建构。首先在制度上理清和区分不同主体的权力、责任和能力，然后才能使得乡村治理行动获得可持续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家、社会组织、村民三者在制度上要建构成合作互补的伙伴关系，才能解决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制度与行动的张力问题，村庄才能得到和谐、稳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有可能实现。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集聚资源发挥办学最大效益，乡镇的普通高中开始合并迁移到县城，乡镇留下的都是初中与小学，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乡镇教育成为最具公共性的事业。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基础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乡镇政府不再设教育管理机构，本乡的中心学校负责各村小及教学点的业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