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重庆大学潘家恩和张振两位老师的文章《文化研究的城乡实践——第三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述评》。该文整理自2015年12月在重庆大学举办的第三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会议内容，它全面地记录了此次会议的概况，也是当今中国文化研究学界面貌的整体呈现。本次会议议题涉及城乡关系、文化生产机制以及工人群体的历史与现状等等，并最终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提出了重新认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推送此文，一方面旨在力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寻求思想在交流中的新的可能；另一方面希望以公开的态度打开以上议题，引发争鸣，当代文化研究网愿意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平台。
2015年12月4日至7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热风学术》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在重庆大学举行。该论坛是由《热风学术》发起的系列学术活动，于每年12月份第一个周末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乡村与城市：文化的力道”，共有来自美国加州大学Santa Cruz分校、韩国协成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台湾交通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等海内外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从事城乡文化的一线实践者60多人参加。
参会人员合影
一、 文化研究的城乡视野
《乡村与城市》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奠基人之一雷蒙德·威廉斯的经典著作，本届论坛选择同一主题，既是向开拓者致敬，更是希望通过对学科传统的回归，将城乡关系问题进一步引入文化研究，再次激活那充满张力和可能性的文化研究。
回到学科缘起，“二战”以来诞生的文化研究一直有着关注并介入实践的传统。如果说40多年前的威廉斯在“左右开弓”中打开了英国的城乡论述，那么对于有着更为广大乡村及更为剧烈城镇化势能的中国来说，文化研究何为？当现实“三农”日益被壁垒森严的学科所自以为是的垄断与遮蔽时，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传统如何在整体视野与实践互动中重获力道？
文化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在大陆学界展开教研与实践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意识到：文化研究应与中国大陆特定的现实国情和知识传统形成积极回应与互动关系。唯有如此，其才不至于成为一种飘在空中和无法对现实社会状况产生真正作用的舶来理论。
而对于中国大陆来说，重要的“本土性”体现应该是城乡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三农”问题。现代以来，由各种力量所催生并主导的城乡关系，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对于乡村和城市之关系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想象，一再显现出其强大的规范、重塑甚至于改造社会的能力。当前，随着新一轮城镇化的迅速展开，此种文化的辨认和想象力道，同样不可或缺。这意味着，对关注中国当代文化问题、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人而言，无论是重新描述、分析和命名迅速变动中的城乡关系，还是评价和反思文化在既有城乡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基本方式，都已成为横在眼前、需齐心协力且跨界推动方能完成的重要任务。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进一步确立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本土意识与城乡视野，已经成为摆在文化研究面前的一项重要议题。
但遗憾的是，相对于中国庞大、复杂而严峻的“三农”问题与国情现实来说，当前华语世界文化研究与批评多以城市为主要对象与场域，与“三农”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对与农民相关文学作品的文本研究，而较少有更广视角与系统的研究。如王晓明所指：“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基本上还是盯着‘都市’，以至于文化研究几乎可以等同于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界对今日乡村现实的隔膜，由此造成的种种幻觉，都显得非常触目”[1]。针对此状况，进一步推动“乡村与城市”的整体视野，正是加强文化研究之国情自觉与在地化问题意识的一种努力。这既是本届论坛的初衷和源起，也是会议期间参与者的普遍感受。
威廉斯及其名著《乡村与城市》
本届论坛共分为五场研讨，主题分别为“城乡文化的媒介重构”、“文化生产机制中的城乡主体”、“城乡文化的再造”、“在而不属：当代工人的历史与现状”和“再思城乡：‘异数’的意义”，从不同角度切入对“乡村与城市”的思考与讨论。
1、大众媒介与城乡文化
主题为“城乡文化的媒介重构”的研讨围绕“城乡”与“媒介”率先展开。秦红雨（西南大学）指出：当下乡村视觉空间日益城市化、消费化和个体化，需要根本性的文化反思和空间重构。沙垚（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华县皮影戏为例，分析了政府、知识分子、资本的力量如何介入，并一同建构了当代皮影戏的新繁荣。方玲玲（浙江大学）通过分析地铁空间指出，地铁空间中人群的人际互动与媒介传播具有注意力分散、停留时间短暂、传统纸媒接触有限等特征，而适应这一特征的新媒体社交功能的逐渐强大，抢占了大量的媒介接触时间。张宗艺（重庆大学）把目光投向“新中产”群体：曾经都市白领所表征的阶级身份不再有效，陷于困境的他们以种种文化想象重新缝合自己的“中产梦”，但是这种想象与行动上的“突围”既有效同时也有限。蒋磊（海南大学）从“解分化”（dedifferentiation）概念入手对城乡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认为伴随着中国的新发展与进入“消费社会”，“乡村—城市”的对立结构愈益被其它身份对立结构所取代，所谓“城乡文化”这一主题，已无法涵盖当下中国的文化大融合与大分流的现象。
通过本场讨论，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所不在的“媒介”力量已深度介入城乡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与再生产之中，并直接形塑着我们对于城乡文化的理解和想象。
2、文化生产与城乡主体
除媒介外，历史与现实中多元主体与各种力量都在广泛参与着城乡文化的生产，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立体讨论。
在随后进行的“文化生产机制中的城乡主体”研讨中，陈高争（四川大学）从清末民初农学知识生产问题入手，认为晚清西学输入、尤其是甲午海战失败之后，士人渐渐产生一种“事事不如人”的感情变化，采西法的程度开始和富强的时间及程度联系到一起，“农学”即为此种情势下的产物。张华（重庆大学）希望与当代乡村建设的一般研究展开对话，认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应溯源至李大钊1919年《青年与农村》一文发表之时。因为这一时期正是一战结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该历史背景赋予乡建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和历史含义，创造着一种新的文明和文化，同时其还开启着一种新的民间视野。李静（赣南师范学院）对小说《问苍茫》进行了细致的文本解读，将小说中工人背后的全球生产格局、微观层面的“工厂政体”等问题进行重绘，从而探讨了当代状况下“新工人”崛起的难题与挑战。高寒凝（北京大学）通过对“二次元”漫画《为龙》与《那兔》的解读指出，该类型漫画通过提供一种解决“趣缘认同”与“国族认同”间冲突的有效路径，释放了二次元爱好者们的民族主义情感，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新媒介的流行文化外壳。刘海军（重庆大学）探讨了年轻人“北上广情结”的客观与主观原因，并对《北京文学》关于“北上广热”的文化观察进行了分析与反思。黄灯（广东金融学院）以自己的家庭为例，认为通过原生家庭情感维系所实现的城乡互助，随着共同记忆的瓦解而越来越脆弱。如何建构可持续的回馈乡村模式，既是现有城乡体制所面临的根本挑战，也对当下知识分子找到切实可行的介入并回馈乡村路径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方面是历史的回溯与扣联，另一方面是结合现实案例的当代分析与介入尝试。在历史与当代的呼应中，我们看到城乡文化生产中的不同主体在矛盾与困境中所进行的“突围”探索，以及其所开启的新视野和引发的新议题。
3、文化再造与行知互动
如果说上一场研讨呈现出历史与现实中各种不同主体所进行的“突围”努力，我们如何以此为资源，促进一种新文化的想象、思考与实践？
在围绕“城乡文化的再造”而展开的专题讨论中，朱丽丽（南京大学）以社交网络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形塑为中心，对既有研究与本土语境下的观点主张进行梳理，并提出有待进一步深化的研究问题与难点所在。孟登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把目光投向“乡建青年”，一方面从历史角度对“支农（乡建）青年”的文化实践进行纵向梳理，另一方面提出了该青年群体在推动新文化实践中应引起研究者重视的新特征，并探讨了这些文化实践对新文化再造可能产生的影响。王欣然（上海大学）以装置艺术作品“物尽其用”与源于日本的“断舍离”整理术为分析对象，进而指出：在“断舍离”的年代，人与物的关系呈现出“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特征，后者离不开文化观念悄然改变所产生的“内力”作用——这恰是文化研究可以展开观察反思与实践介入的入口。左楠（破土工作室）介绍了“破土工作室”的文化实践——将学院式批判转化为浅显易懂的大众语言，由此进行左翼思想的大众传播与本土化文化研究，最终指向对新思想的呼唤和希冀。张俊娜（福建农林大学）通过对长期参与的福建莆田汀塘村的乡村建设实践案例分析指出：通过推动成立社区民间组织，能够低成本的促进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利于乡土公共性再造与乡村社会整合。刘映升（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讲述了自己三十年来创办“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的缘起与经历，并介绍了自己在收藏农耕文物、保护巴渝农耕文化的实践探索与困难张力。张书岩（福建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同样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以“从告老还乡到爱我故乡”为题，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退休公务员返乡后所进行的系列文化实践，其如何在接续、弘扬传统耕读文化的过程中，突破一种简单的“乡愁”与“乡恋”。
理论与实践间的互动与张力始终贯穿着本场讨论，学者和实践者们以不同的方式殊途同归于这一基本命题：只有回到真正的“现实”之中，让“行-知”形成有效互动，理论和思想才可能保持真正的力道。
4、 当代工人：共识与张力
如果保持实践自觉，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实践命题之一即“新工人”问题。在主题为“在而不属：当代工人的历史与现状”专题研讨中，孙贺（台湾交通大学）通过对首钢退休职工和家属的工作生活景观进行访谈，进而指出：受访者们差异化的景观感受较多，一致性的感受较少，性别、年龄、阶层身份的差异以及居住空间形态的改变，构成了产生景观感受差异的主要因素。吕途（北京工友之家）以“90后”工友侯国安的故事切入思考新工人的文化重塑问题，进而指出新工人群体成为新工人阶级的前提应是在思想上认同、在情感上信任并在民主基础上形成团结和组织。全桂荣（苏州星星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通过讲述自己的打工经历，详细阐述了自己开展新工人服务工作的缘起、服务工作的主要内容及当下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崔柯（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新工人艺术团创作歌曲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分析：以群体而不是个体为抒情主体，通过对“劳动”的自豪感与歌颂来直面现实困境并力图寻找突破的契机，在迷失中反思现实进而歌唱出一种新的战斗精神；而这样的艺术探索与现实实践，也正是恩格斯所称赞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秦晓宇（纪录片《我的诗篇》导演）带来了对农民工诗歌的细致分析，指出方兴未艾的农民工诗歌正是一个新阶级趋于形成的文化表征。高明（上海大学）分析了《我的诗篇》及其预映式中关于阶级叙述的“去政治化”倾向，以及大资本将其作为自身文化资本的吸纳与征用，并指出了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再政治化”的困难与意义，如何从日常生活与文化入手，结合政治经济视野与实践维度展开设想。蔡博（上海戏剧学院）则认为，在纪录片《我的诗篇》中，工人生存现状与精神困顿的“历史性/结构性”追问被切断，工人诗歌被化约为一种审美对象，被吸纳且转换为中产阶级的文化审美；而该片“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表达过程则反映出互联网时代资本力量强势且细密的渗透，以及在此主导下工人言说的深层困境。
本场讨论是两天论坛中气氛最热烈的一场，在求异存同的思辨追问中，参会学者和实践者展开了热烈的碰撞。其中既有对“新中产”与“新工人”协作联合的期待，也有对“阶级论述”的重申与回归。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如果暂时搁置“新中产”与“新工人”是否能够联合的问题，那么联合之后会怎样？其实际上带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20世纪中国革命史，如何设想未来中国和未来世界？
5、 重思“异数”与差异自觉
联系上一场关于“新工人”议题的研讨，对被遮蔽或“放逐”维度（如“阶级”）的召唤不应构成对其他维度的新遮蔽。主题为“再思城乡：‘异数’的意义”的研讨，正是希望从“异数”切入，带出可能被忽略和遮蔽的新“低音”，以保持文化研究的理论敏感与差异自觉。胡疆锋（首都师范大学）以曾发挥积极的文化引领作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例，指出其六十多年来的兴衰荣辱与曲折变迁，兵团叙事作品中的情感结构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兵团文化正进入了漫长而艰难的转型期。谷李（西南政法大学）重读张贤亮《灵与肉》，从“抚摸”的意向切入主人公的感受结构，认为小说中的“劳动”是在主人公的感受结构基础上被选择，并为后者服务的。但以往评论多忽视了这一点，从而高估了小说中“劳动”对主人公角色的转变性作用。汪荣（海南大学）在民族问题与城乡问题的双重视野中思考少数民族打工文学所呈现出的少数民族民众的生活世界、情感纠葛和认同困境，而民族问题与城乡问题的论述，最终可能转化为尊严政治的讨论。代启福（重庆大学）以彝人“偷”矿的民族志书写为例，试图呈现所谓“偷”事实上是在资本的逻辑观念下，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排演与发明过程能动地创造了一套地方“采矿”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实践。实际上，资源开发中出现的“偷矿”问题事实上是政治经济学层面一种权力对另外一种权力的支配，其支配伪装的手段往往以发展为名,企业在惩罚“偷矿”人的同时，也进一步为自身操控地方资源提供了合法性基础。郑圣勋（重庆大学）以在贵州苗族农村中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指出：一些乡村的少数民族同性恋者，被迫成为了双重命题（民族与性别）里的少数，导致了社会对这个少数群体的视野失焦与“污名”；而对此的研究，目的就在于为这些社会边缘主体的联线政治提供新的地基。
正如汪晖指出的：“在今天，对任何权力的分析都必须置于一个权力网络的关系之中，从任何一个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都是可疑的[2]”。对“异数”的再现与自觉，让我们看到现实状况中矛盾张力的多维与复杂，其提醒我们必须同时“左右开弓”，以鲁迅所言的“横站”式精神来推进不随波逐流或非此即彼的研究实践。
本次论坛围绕“城乡”与“文化”展开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从中也产生了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追问的问题。
1、新工人、阶级与异数
“城市留不下、乡村回不去”，处于城乡夹缝之中的新工人群体，意味深长的表征出当下中国城乡关系的各种问题与可能。关于新工人议题的讨论，作为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既有对社会主义时期工人传统的回溯，也有对当下新工人状况及其艺术实践的探讨，还有对关注工人状况文化作品（纪录片《我的诗篇》）的案例剖析与立体聚焦。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以下问题：
首先是“两种新穷人”（“新工人”与“新中产”）[3]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从社会生产的角度考察，“新中产”与“新工人”事实上处于相似的结构性位置之中，两者间应当或有可能进行“联合”，以抵御共同的“敌人”。但也有学者认为，“新中产”的境况远好于“新工人”，而且“新中产”正有意无意的参与建构当代社会的等级性文化区隔体系，展现出对新工人和工农大众不同程度的文化排斥，两者间“联合”的可能性非常小。与其想象“联合”，更应该重新召唤“阶级论述”的出现。而“阶级论述”在当今学术话语中的缺席，本身正是当下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但另一方面，呼应“再思城乡：‘异数’的意义”研讨中的“差异自觉”，当我们重新召唤“阶级论述”，同时不应该忘记对“阶级论述”展开反思。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的“遗产”当然需要重新发现和继承，特别在当下这一“工农主体”被普遍弱化且“阶级分化”被巧妙置换的语境下。但是其巨大“债务”与教训问题同样需予以严肃对待与反省直面，如何自觉避免强大的“单一论述”对其他维度可能形成的新遮蔽[4]将是更大的挑战。
2、新工农的主体性何以可能？
论坛另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是，尽管参与者已经在努力拓展文化研究的城乡视野与实践自觉，但在回应与讨论工农和城乡问题时，仍然难以避免将工人与农民“他者化”，常常不自觉的滑向“底层书写”式的“代言”，而实际上“代言者”与“被代言者”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隔膜与距离。其中，工人、农民依然无法逃脱被“他者化”、“对象化”的命运。如何充分意识并自觉于这一普遍状况，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并探索的方向。
3、回到“现实”，介入“实践”
论坛最后的“圆桌讨论”中，来自北京工友之家的孙恒从实践出发，尖锐指出当下理论生产存在着“脱离现实”倾向：
当工人迷茫的时候，有没有理论家、思想家站出来，跟工人一起讨论，或
者指明一个方向、道路？没有。……我有一个朴素的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看法：理论，应该是来自实践的，然后又能够回到实践，可是今天我发现我们的理论远远地滞后于我们的实践。我觉得所谓的理论工作者，是脱离了，甚至是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生活。他们从来不会走到社会当中去，不会走向农民，走向工人。
作为对类似批评的回应，会议中有不少学者展开了自我反思：当下的社会生活正面临越来越明显的整体性“危机”，曾经有效和“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话语裂隙频现，如何及时有效的与现实实践互动，发展出能够对社会进行及时有力的分析与批判的新理论或新思想？
如果有必要，它们来自哪里？其可能来源于其他区域（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富有启发性的实践资源或理论视野，也可能内在于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这一大规模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与教训反思。而强调“实践”，意味着让理论、知识和思想的出发点重新回归“现实”，促使学术生产最为重要的问题意识直接植根于激荡燃烧的“大时代”，而非逻辑内部的派生与自洽。
进一步说，只有当与实践充分互动时，“现实”才会向我们展示出巨大的丰富性：与主流社会和强势话语同时存在的，既有在张力与困境中不懈努力的探索实践者，也有充满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草根民众——广大“草根”与更为宽广的乡土社会融为一体，顽强坚韧的存在着，可能性和建设性一直辩证无声地存在其间。“现实”不仅是“黑白”二色的二元对立，而包括两色间广阔的“灰色地带”，并且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回到“现实”且介入“实践”，即意味着对理论的修正、促进与再生产，并努力打破“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先行者”间的相互隔膜，希望在思考上“求异存同”以求走的更远，在行动上“求同存异”从而多元包容。
[1]_王晓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见王晓明、朱善杰编《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
[2]_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5月。
[3]_参见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和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4]_例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所折射出延安时期在“阶级解放”下被压抑的“妇女解放”，参见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原创版》，1998年第7期；冷嘉：《冷嘉：大风雨中的漂泊者——从1942年的“三八节有感”说起》，《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再如1953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著名论争所折射出的“国家”与“阶级”的多维和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