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产与环境结合的农产品、创造与消费者更密切的巿场、承传农业知识、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可是，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模式正面对多种威胁。国际家庭农业年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向政策制订者游说，为这种模式的农业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条件。（来源于吕新雨微博）

对一个城市而言，每一个异质的空间都可以生产出不同的社会连带与社会认同，蕴含多样的文化创造，丰富城市的灵魂与生活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空间反叛/占领行动就是一种民主实践：民众由下而上地参与公共生活，介入公共空间的集体书写与意义创造，而不是被政治权力与资本所控制——一如我们早已贫困的民主体制。因此，重新占领/反叛我们的城市空间，就是重新占领我们的民主。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社会实践。参加此次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每个人的亲人朋友里都有农民工。 “可以理解却无法感知”，真实表达了身体经验的缺乏。这样的传统纽带，能起到更有力量的联合作用么？答案依然是不确定的：“我知道，我终于要再一次和她们的命运分道扬镳。从此，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彼此要面对的都是从来不会跟我们对话的残酷生活。” “最了解底层农民工的是工厂里那些从底层奋斗出来的线长、组长，可他们恰恰是对普工最凶的人。”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人们的精神情感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从爱祖国到爱城市，城市的多样性空间让身份的界定变得模糊，但毋庸置疑的是，新的共同体正慢慢形成与浮现。一方面，那些看不见的社群就在我们身边逐渐成熟且坚固；而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撕裂和分化。如果说一座城市可以有其自身的灵魂，那么这个灵魂或许已经开始人格分裂，患上了只有现代才会造就的精神疾病，而如何改善和治愈它，或许是比物质进步更亟需解决的难题。

食物消费与农业发展模式息息相关，而食物消费也与食物的安全密不可分。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这样的交汇将同时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的降低和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如何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保障农民利益、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重大的挑战！

我们国家的发展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发展，学习西方是否可以破解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环境破坏与污染；低端加工业过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面对这些社会发展的缺陷时，中国的土地成为问题的核心。若是一味让农民放弃土地；一味让农村城镇化，那么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小农的消失，也是中国最后发展基石的消失，更是中国经济软着陆的保护垫的消失。

在《摩登时代》戏谑滑稽的表象下，隐藏着卓别林对现代都市以及现代性的深刻观察与批判。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在现代空间来回穿梭，在他的眼中，无论是摩登都市、摩登工厂还是摩登监狱，都渐渐剥去了其现代的外壳，展现出荒诞、讽刺的一面。我们的生活似乎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然而那个时代所遗留下的问题却仿佛从未解决。

由于我们惧怕了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就不顾一切地拥抱自由，而失去了对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的判断力。因为对中国现状的不满，所以我们中国人，从大学生到打工者都在做美国梦。这样的毒害是：我们不是立足现实，而只是追逐蜃楼。

本文以对成都市城乡统筹实践的调研为基础，深入讨论了以土地为媒介、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主要政策工具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并分析了成都模式的利弊。同时，文章提出并论证了更具有操作性和普遍意义的以规划为媒介、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政策手段的新型城乡统筹模式。

本文以对成都市城乡统筹实践的调研为基础，深入讨论了以土地为媒介、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主要政策工具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并分析了成都模式的利弊。同时，文章提出并论证了更具有操作性和普遍意义的以规划为媒介、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政策手段的新型城乡统筹模式。

一面是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一面则是各种“城市病”的接踵而至，随着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财富和文化崛起，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去城市化”群体行动正在日益兴起。思乡爱乡，皆应从回归故乡做起，而如何回归和建设新时代的乡村，则是我们思考和探索的又一起点。

此文目的：通过考察韩国的城市景观是如何转型的，来探究新自由主义在韩国当代时空经验中的支配地位。 讨论的焦点：“项目融资”的兴起，它对韩国当代空间构建的影响，尤其是新“景观”类型的出现。

作者从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的不同主体（农户、农业合作社、企业、城镇居民等）出发，联系中国不同地区的农产品特征和农业生产方式特征，分析了中国农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采用不同发展路径的可能性。

离开了20世纪的政党政治、工人组织、民族运动、武装斗争、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建国运动，我们无法解释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在当代条件下，上述政治进程的各项要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用说民族运动、武装斗争、工农联盟，即便是形式尚存的政党政治也不包含丝毫有助于上述政治过程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在从自在到自为的目的论框架中讨论新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不是新工人群体缺乏阶级意识，而是产生这种阶级意识的政治过程终止了。

近年来，针对地方政府的巨额土地财政及其弊端，社会各界兴起了一股否定土地财政的舆论，提出让利于民，由农民自主进行城市化。但问题是，这样并不能让所有农民都得到好处，而只能让极少数人的一夜暴富，形成一个新的食利阶层。同时，地方政府也将因此而无法继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待土地财政，应该尽量完善，而不是彻底否定。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已经兴建了超过城市四倍以上总楼地板面积的房子。这些房子多数存在着形式主义的问题，如同美杜莎的眼睛一样让人无力抗拒。什么才是抵御诱惑，战胜魔咒的珀尔修斯之盾？如何让现代的专业知识同传统民间智慧相互接合，解决70%人类居住的难题？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以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目标的综合发展，开创了一种"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中，农民被有效的组织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共同致富、集体发声”的综合发展之路。杨团总结和分析了蒲韩乡村社区的建设状况和宝贵经验，并针对其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在“三农”问题日渐尖锐的今天，永济模式卓有成效的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出路和希望。

编者按：本文有三个启发点，一是揭示劳动研究范式的西方产业关系理论根源，把“面具”轻轻摘下（可另见本站南迪一文）；二是提出劳资矛盾中的建构性动力，并非只有破坏性一面，与后马克思拉克劳流派暗合；三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列斐伏尔）重提中国传统的协商“基因/明因”（另见“圆桌”刘大任一文）。劳动意味着什么，学理vs.民间，可另见本站最新快评进行对读。谢谢围观~

本文编辑了全球农业研究机构的顶尖科学家和相关行业代表的意见，确认了当前全球农业至为重要的100个问题，以此促进农业研究与政策之间的对话与了解，用可靠的科学证据为决策者的规划和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同时，本文的研究尺度把与农业相关的空间（全球的和区域的）、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维度的因素包含在内，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研究和实践亦有一定的启示。

一提起上海这座城市，人们会自然地想到里弄建筑。作为非文物保护单位和非优秀历史建筑的里弄是否存在保护的价值？该如何合理保护与利用？面对城市的建设，经济的发展，上海的里弄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