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财政资源，通过项目制度向农村供给公共品。项目制度使得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方式从“制度外”转向“制度内”，并且强化了公共品供给的自上而下决策体制。自上而下决策体制使得农民的公共品需求表达功能缺失，利益协调功能和监督功能受阻，进而加剧了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项目制度优化路径是改革资源输入方式激活基层组织，建立自下而上决策机制，化解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难题。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当前中国农业问题的一些看法，刚才柯校长在这里很精锐的点出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随

当时 在城里工作就是做工人,这是他们认为的最好的 事情。做工人和做农民的区别就是和生产资料结 合的方式不一样。在城市里做工人可以有全面的 保障,而在农村做农民的保障则仅限于生产队里, 是部分的保障。所以,当时城乡关系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类比成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那么,改革开放之 后我们的城乡关系是怎样的?城市为什么有这么 大的吸引力?城市成了消费的中心。以消费为基础的现代性,改变了原有的城乡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包工制——其固有特征、运行逻 辑、兴盛原因——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这一视角重 述空间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地方性实践,探索城市空间生产的制度逻辑。

治理型干旱，不是真的干旱，也不是无法将水抽到田里，而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无力　　近年来，在田野调查中常会发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以下简称土地确权）工作，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在农村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用

周其仁教授在最近一系列演讲中发表了关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城市化战略的若干有趣观点，以下简单评论周其仁教授的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观点。

农村合作社运动正盛行中国，然而这种盛行背后却已存在诸多争议。有些人质疑是否应该提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些人则批评现今大部分合作社都是“假”合作社；还有些人提出应以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综合性农民协会作为仿效对象。这些争论既关乎农村合作社，但又不局限于农村合作社，实际上涉及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之争。

原编按 贵为财政部长，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楼部长的这番言论明显违背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楼部长开出的药方，不但不能让中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而会陷入更全面的危机。

如果《迷失与崛起》的写作目的是希望引起社会对新工人群体更多的关注，那么，《文化与命运》是通过进一步的思考，期待读者从新工人群体的命运和其中一部分人的实践中获得启示，介入现实，发出如下的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发展是真正的进步？什么样的文化是良性的，可以推动当代中国乃至人类走向美好的明天？

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曲折。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当首推从“农民”到“市民”转化过程的长期性。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不是一种静态存在，而是游走于城乡之间，以“兼业”的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即便是那些具有进城意愿的农民工也因无法以“在地化”的身份进入城市而长期徘徊在城市之外，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在地化，便成为其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

农业三产化阶段的制度创新2015年1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了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强调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广东乌坎事件被认为是近年来最具有典型性的村民维权事件。这一维权事件折射出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场景的影像，成为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现状的缩影

30多年来，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城市化到底是如何导致今天中国人看上去成了一种好像和过去的乡村社会的人所不同的社会物种的？在既有的城市生活的逻辑中，我们的未来可能是什么？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其实只是少数人的奇迹，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谁在付出代价?为了谁的发展?”。

印度经济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目标是推进印度经济市场化。改革确实带来了较快增长，但如今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放缓。近日，英国

艺术可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可以去重塑这个事实。只有你通过拍电影这样一个动作，你才能够突破自我精神的一种局限。重塑现实，重新来理解事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重新结构事实。

理解城市扩张、土地开发和土地财政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是文章的主要研究目的。以西部某一个城市的某区为例，文章从对该区的税收和财政情况的分析发现，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及其带动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兴盛是城市扩张的核心内容，而这些也构成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支柱，因而大兴土木现象的背后是政府的土地财政。然而，土地财政并不会必然地促进地方政府将收入大量用于公共服务。从长远来看，这三者之间的过密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高龄农民工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原因，也许暂时难以从根源上化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作为。第一代农民工是必然要回到农

1979年到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 8%，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 7%上升到12 3%，而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28 2%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