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粗壮的庄稼汉在村口干仗,热闹程度惊动了三条街。吵架的原因,听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地基跟前排水沟的深浅问题看法不一致。
村委会通过上级拨款、村民集资的方式,硬化每条街。在施工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繁复且琐碎。于是,最后的解决方式就诉诸争吵甚至暴力。
曾有一些研究乡村的学者提出中国乡村社会自人民公社解体后,便处于“政治真空”时期。这其实是不了解乡村。
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政治。比如,笔者家乡的修路问题。
村民甲和乙是邻居,甲的房子处在排水的上方,乙处于下方。为了便于排水,施工的方案是,路边排水口的水平,处于上游的水平最高,下游的稍微低一些,这样依次类推,排水沟实际是一个由高到低的斜面。
方案计划起来简单,然而到具体施工的时候,排水沟的深浅问题,还是困扰着每家每户。这种涉及到“门前利益”的时候,村民更是锱铢必较。
于是,具体施工时,处在排水沟下方的村民,开始抱怨自家门前的排水沟太低,水都积存在自家门前了,进而,羡慕处在上方的村民。一些强悍的村民,甚至把硬化好的排水沟,重新再施工垫高,这就又使得上方的村民不乐意。所以双方开始争吵干仗。一些平时要好的邻居,反目成仇;一些原本就是仇人的邻居,相互之间怨恨和误解更深了。
施工队面对各行其是的村民,左右为难,谁都不敢得罪。于是,整个工程进度被无限延期。
这就是笔者家乡硬化路面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而且还是冰山一角。
村委会去哪儿了?按说发生这种情况,村委会应该极力协调,而且对于施工方案,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不能随便更改,更不能厚此薄彼。
但实际情况是,村委会连救火队的资格都不具备了,村民各行其是,不把它当回事儿;它也自知毫无威信,于是只能以和稀泥的角色出现。
如此一来,村民们更是抱怨异常。一些老年人,开始怀念大集体时代的生产大队,那个时候,大队说话不但一言九鼎,村民之间,也会以集体的利益为前提,行事说话不像现在这般自私散漫。
村民的怀念不无道理,分田到户后,个人利益渐渐高于一切。随着乡村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去地位,乡村渐渐成了学者口中的“政治真空”地带。
其实,随着国家退出乡村,乡村并没有远离政治,只不过村民关心的对象从国家和集体的大事,转化成了村民身边的柴米油盐,或者是家家门前的那道排水沟。
强力的国家权力从乡村退出后,村委会的政治权威日渐丧失。但村委会的强弱,也跟村子的整体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富裕的村子,其村委会相对强势一些,因为在具体的利益分配上,村委会还起着协调作用。而那些贫困村,其村委会就比较弱势,一方面是村里没有利益可行分配,另一方面,贫困的村子,外出务工的村民也更多,没有时间参与乡村事务。
虽然国家退出了乡村舞台,但村民的政治利益诉还存在,涉及到具体的利益分配时,显得尤为突出。
村民的争吵甚至打斗,是政治诉求的体现。但是,在诉求不一致的情况下,人们就要寻求妥协和共识,以便事情能够尽快得到处理和解决。然而在一个乡村,利益具体到个体的时候,问题解决起来反倒更加棘手。排水沟若修不好,直接影响水排出是否顺畅,甚或自己的地基也会受到影响。每个村民的利益诉求都是切身的,谁都不愿意妥协,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现如今,一些城市精英都会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农村衰败,农业文明已死。这些言论是极其不责任的。中国还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乡村死了,这一半的人口,如何安置?说乡村死了,在笔者看来是在推卸责任。毕竟宣判死刑,就不必再对他们负责,至于今后他们的生活以及发展,也就与人无尤了。
不过乡村的问题依旧存在,至少笔者在写作本文的时候,邻居因为排水沟的问题,还僵持不下。村里修路的时候,施工队总是先把村干部家门口的路修好,而且修得最精细,这让村民们颇为不满。除了村干部,村里的富裕家庭、大宗族,也能在乡村政治生态中获得更多收益,至少不会吃亏。
村委会和着稀泥,在遇到真正纠纷的时候不处理,让叫骂和拳头说话。农民们也无暇参与乡村治理,打工的城市留不下来,农村的家只能临时歇脚;不管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农民都没有容身之地。这是他们,作为乡村主人,却不能参与乡村事务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