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2004年，编者注），我写下一首叫田建英的女工的诗歌，她是以捡破烂为生的四川达州人，1991年来广东，1997年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地方捡破烂。我认识她是2003年，她来广东十二年，四十六岁。我有很多旧报纸与书籍，差不多全给她了。她给我说她和她家人的故事，我写了她以及她一家人的故事。那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写《女工记》，只是觉得她和她家人的命运很悲惨，我当时是流水线工人，一天十一个小时班，上半月是夜班，下半月白班，我的工号是：245，装边制开关，拉线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女工，手工装配螺丝、弹弓……
2004年，我在樟木头打工十多年的亲戚因家里有事辞职出厂，回四川老家。半年后再来这边打工，她已三十七岁，在工业区转了一个月，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龄偏大，所有工厂都拒绝招一个中年女工，她在这边有十三年的打工经历，做的都是流水线工种，没有技术含量。像那样的年纪，当时的工厂招普工几乎不考虑，工厂只招18岁到35岁的女工，大部分只招18岁到28岁的女工，她只好选择回家。我送她上车时，看着她过早爬上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看着她走进火车站的背影，我一阵心酸。在她转身的那一刻，我从她身上看到我未来的影子，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流泪。
她上车后把脸贴在窗口时落寞而无奈的眼神时时折磨着我，我写下两首诗，一首便是《三十七岁的女工》，在另外一首《黄麻岭》中我写到“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是的，我注定跟她一样，最后只能带着苍老回家。城市终究是属于别人的，我只是过客，只是南飞的候鸟，注定漂泊不定，没有落脚的地方。我像无脚鸟一样飞着，没有停下的地方。这种过客心理让我对生活充满悲观情绪。我不知道该走向那里？未来在哪里？走在工业区大道，看到一群群年轻女工，她们穿着工衣，看见她们疲倦的面孔。想到她们渐渐老去后，回到北方的情形。我想起我自己，还有拉线上的工友，觉得想写一些故事，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有时候，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特别是节假日的公共场所，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这种在人群中的孤独让我变得敏感起来。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我变成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压碎，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拥挤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中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
生活何尝不是，我们被数字统计，被公共语言简化，被归类、整理、淘汰、统计、省略、忽视……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她们的柴米油盐、喜乐哀伤、悲欢离合……她们是独立的个体，有着一个个具体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
我接触的女工越来越多。比如在横江厦，有很多嫁给香港人，她们曾经是在工厂打工多年的女工，或被包养起来的女孩，我倾听着她们的故事，她们讨论着如何申请到香港长期居住，如何申请到香港的廉租房。这么多年，我学会了倾听，她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孤独，她们的故事无人倾听，她们积聚了太多东西需要表达。
在工业区的市场里，我跟补鞋的、卖包子的、小菜贩们……交流，我租住在她们之中，她们不做生意时，和她们串门交流。这些城中村的邻居们会跟我说起有关她们自己的和她们熟悉的人的故事，她们的婚姻，她们老乡与朋友的生活，她们被没收的人力三轮车，被砸掉的摊子，被掀翻的水果架。我跟随他们一起去蔬菜批发市场批发蔬菜。
2010年，我觉得我应该开始写我整整准备了六年多素材的诗歌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些人物写下去，也不知道她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是小人物的志传，还是小人物原生态的呈现，我有些惶惑。我只是努力地告诉自己，我要将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呈现，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故事，在她们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她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与她之间，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命运，她们曾经那么信任地告诉我她们的故事。
“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这是我在流水线生活中最深的感受，在流水线的时候，我们被简化成四川妹、贵州妹、装边制的、中制的、工号……我在流水线都努力地叫工友的名字，很少用工位或工种、地域叫人，每当人家叫我“装边制的四川妹”，我心里总有些不舒服，我更希望人家叫我的名字，正是有这种感受，我会叫工友的名字，当她们听到我叫她们的名字，她们脸上惊愕了一下，转而很兴奋，然后问道“你知道我的名字啊！”我觉得我跟她们的关系近了很多。我知道我需要写的是她们名字背后的人，而不是她们工位背后的面孔。
我并非想为这些小人物立传，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原本是由这些小人物组成，正是这些小人物支撑起整个世界，她们的故事需要关注。
这些年，有的工友客死异乡，有的跳楼，有的被车撞死，还有一个被狗咬死了，有的在茫茫人海中消逝了，不知死活，也有在异乡改变了命运，她们开工厂，开商铺，做到高级白领……我曾经因为她们的命运流泪，也为成功改变命运而高兴。当我穿过阴暗而低矮的城中村，当我打开铁皮房的门时，当我看到她们坐在门口、拉线上时，当节假日我们一起去公园、街头，当我在车站看到她们背着行李回家时，在医院门口见到她们去做人流手术时，她们失恋时，她们被抢劫时，她们为了讨薪跪在工厂门口时……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有时候，我胆怯，害怕，耻辱，有一段时间，我租住的城中村有很多从事出卖肉体的女工，路过的那些嫖客把我也当作她们中的一员。我曾想到退却，当我经过城中村低矮的巷道被抢劫，当我租住的房间被盗时……我都想过放弃。有一段时间，我因诗歌获得虚名，我感觉我跟她们有了距离，我不自觉地把我跟她们划开，我内心有一种疼痛，我反复地谴责自己，直到有一次，我在一个成功者的办公室见到她对待她下属工友的态度，她的行为让我彻底愤怒了，正是这种愤怒，使我重新找回了自己，我为自己在内心与她们划开感到耻辱。
外界一直在变化着，比如由找工难到招工难的转化，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了一些改变，但是她们在底层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她们依旧用肉体直搏生活，跟她们交流，我无处不感受到压抑之后在她们心里积聚的暴力情绪，这种暴戾的情绪一直折磨着我，而底层与底层的辗轧是那样暴力、血腥、野蛮、赤裸……
她们让我担忧，我在一首叫《底层》的诗歌中有过表达：
贫穷的生活正摧毁坚固的道德与伦理
马低头啃食着寒霜 苦与涩更添
人间的寒冷 在底层 悲伤
已沦为暴唳不幸的人用伤口
测量着大地的深度 黝黑的春天
看见底层人群不断地分裂 他们是
麻木的器具者或者血腥的暴力者
我没有找到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深深的
担忧从我的心间投到马眼 我与马的交谈
就像一副衰老的马皮披上寒冷的树枝
我不希望这些女工沦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愿意她们成为血腥的暴力者，但是现实却不能找到和解这些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积聚的暴力，或者被压抑的暴力会成为一股怎么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扭曲！
本文来源 | 《人民文学》2012年01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