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号主等网络红人作为新型大众人格的表达力量，某种程度上替代以往明星在广告中的地位。个人在公众号中以多变的形象和灵活的修辞策略加强说服效果。自恋者以不容抗拒的自信迫使粉丝听命，谦卑者用自我贬损的姿态取悦读者，专业人物则通过看似理性的手段展开劝说。公众号主和转发者共同参与广告商品代言，类似口碑传播，却比以往的人际传播范围更广。个人公众号通过与读者建立情感关系增强说服力，而当它成为广告平台时，这种情感的投入就转化成具备市场回报潜力的物质逻辑。

游戏逻辑是网络文学对电子游戏预设规则的借用，也是网民以低成本幻想改变世界的游戏态度的体现，它在网文中表现为金手指、穿越、爱情最大等。网民通过点击和主动传播参与热文制作，将表达自身态度的游戏逻辑拓展到多种媒介视野中，进而影响多个社会阶层。当前网络小说虽是大众文化工业的的一部分，但网民低成本的人气支持使其具备表达底层态度的抵抗性质。这是网络文学抵抗话语权威、形成自我力量的策略。

“无论什么口号主张理论政策和制度，只要是将人的卑小正当化的，我都反对。当然，身为文化研究的学人，我得全力去做的一件事，就是从社会再生产和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的角度，尽可能讲清楚，是怎样的制度、文化、历史和国际因素，合力将我们治得日渐卑小的。”

总体而言，住房问题实在不是一个以实用的技术性分析可以把握的对象。人文和非实用的社会科学的开阔视野，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心理、国际交往和城乡关系等多种角度展开的探讨，这些视野和探讨的持续的互动——只有做到了这些，我们才可能比较充分地理解，什么是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

今天强调城乡共存，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前瞻的城乡关系，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纠正目前这种强弱悬殊、荣损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互通有无、彼此受益就满足了，它更必须是开放的、互为参照、互相进入、甚至互为你我的，是要互相贡纳各自的优长，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携手创造新的互助大同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城乡共存的关键，是能否创造良性的城乡结合。

因为受过社会学训练，我一开始下乡就明白了“次优选择”的道理，我的原则是：能跟农民吃饭，就不要只说说话就走；能在农民家住一晚上，就不要只待一个下午就走；能让农民高兴一小时就一小时，开心一下午就一下午。我喜欢这种乡村里的事情，住到农民家里，让农民因为你的到来而开心，这种踏实的感觉很好。后来有很多的记者和学者批评我，你干的那些事到底能持久多长时间？我感到他们提问题的方式与我干事的方式和想法接不上茬子。

1970年代末期以来，以皮影戏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并非急转而下地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吊诡的是，皮影戏等民间文艺实践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恰恰是1980年代中期生产队的解体。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

2013年10月，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合作主办了“东亚与乌托邦”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主要从历史角度探索东亚地区发展的内在思想脉络，并且尝试对思想脉络当中进步的、理想的和指向未来的那些面向进行解释。

本文旨在考察臺灣戰後「以農之名」所發起的社會運動，透過比較不同時期農運的原因及訴求來呈現當前農運的意義。本文指出，隨著現代性的演變，農運的關注焦點逐漸從階級轉為環境；從原本對農民生產要素的保障及農業生產利益的分配，轉而關注整體國民的糧食安全及地球的環境存續。

所有这些，最终拼凑成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的东西，它强力地吞噬了那些“失败者”的真实生活状况——不仅是“失败者”的生活状况，就是那些尚处于拼斗当中，还没有完全失败的“中等社会阶层”的真实生活状况也照样要被吞噬掉。“成功者——盛世”成了对于现实所有苦难的最终解答，但这种解答不是因为直面了现实的苦难，而是把所有苦难都变成为“成功者——盛世”这一逻辑的不和谐音符或者说余数而轻轻抹去。

帝国、话语与文明等级破土：您的著作一直非常关注近代史中的帝国形成的话语问题。为什么您会开始关注到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个问题对今天

可是今天，在这些“大多数”的文化观念中，当只重视脑力劳动及劳动者而轻视体力劳动及劳动者，只看得上有钱人的劳动而看不起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的劳动，只盯着远方和高处而对身边与自己紧密相关或休戚与共的劳动者视而不见、或即使见了也不屑一顾或置之不理，只关注也只看见一些富豪榜上的人并教育或引导年轻一代把这些人看做成功人士甚至人生中的唯一偶像、而浑然不觉且还有些想当然的时候，不得不说，已不再是这个社会的劳动观念出了问题那么简单的事了，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已经病得不轻。

90年代初的数年之间，私人汽车从百姓攻击特权的靶子一变而成为百姓可以像音响一样为之发烧的欲望对象，引起无数争论、妄想、兴奋和躁动。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种“汽车热”现象的兴起、变化及走向的分析，展示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巨变，各种跨文化意识形态的交错重叠，以及轿车消费 梦想者对跨国企业集团权势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的可能的盲视。

90年代初的数年之间，私人汽车从百姓攻击特权的靶子一变而成为百姓可以像音响一样为之发烧的欲望对象，引起无数争论、妄想、兴奋和躁动。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种“汽车热”现象的兴起、变化及走向的分析，展示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价值观念的巨变，各种跨文化意识形态的交错重叠，以及轿车消费 梦想者对跨国企业集团权势及其在中国的影响的可能的盲视。

本文希望描述生活方式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力量和符号策略。通过详细考察一个家居装修类节目《交换空间》，分析其所塑造和推广的社会身份、社会想象、审美追求和阶层认同，笔者希望能够对处于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霸权阴影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供更细致入微的、辩证的解释。

随着中国大陆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下社会经济三十余年的超高速发展，中国大陆一方面越来越深地卷入这个世界，一方面在百余年积弱之后开始初臻富强之境。但深入世界，渐臻富强，也给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知识界带来很多新的思想课题。本文核心关注便在从如何深入展开自我—他者关系的思考角度，对当下中国大陆有关中国—世界的一些观念、感觉状态做分析，以打开新的思想、实践空间。

中国社会在1990年代以后经历了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阶段之后，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重新政治化的趋势，亲右翼态度的出现就是表现之一。然而，这种重新政治化并非回到1978年之前，也不是回到1945年或更早之前，而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实践在以青年人为主的群体中产生的政治化反应，它基本是自发产生的，也因此有着混沌的面孔。

越是战争爆发的非常时刻，爱国主张就越容易被人接受。政府也会通过媒体来培养民众在战时所需要的爱国之心。一般来说，在商业主义的影响下，媒体会去“倾听读者的声音”。因此，报纸不会一味地倒向政府，从而无视舆论。但在战争爆发前，一旦舆论倾向于开战，媒体就会基于商业主义的本能去迎合舆论，导致其很难与主流趋势进行对抗。

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其功能在民族形象的建构中体现尤为明显。查特吉通过分析历史的教化装置——尤其是教科书中插图的选取方式，他称之为“想象性的时代错乱”，解开了潜藏在民族偶像这一非历史化的神圣性生产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结构。本文为《政治社会的世系——后殖民民主研究》（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 Studies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y）【印】帕沙·查特吉著 王行坤、王原译，第二部分“大众理性”之第七章。

关于农民工进城买房的讨论早已不是一天两天。左左右右，推墙或五毛，经济学家们给出不同解析，但是有谁看过听过工人自己的声音？最近，合肥一名工人却用自己的生命给出了一个答案：她想买房，但这个想法，却最终把她逼向了绝路。这个世道，让建房子的人有房子却成了空想，这是什么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