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南迪
鉴于中文读者对其实已经蜚声国际多年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了解不多，我觉得有必要先转引一些有关他基本情况的材料①，以便大家对他有基本的掌握。
阿希斯·南迪生于1937年，他开始时是一位社会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之后则开始投身各种不为社会科学及学术研究正式关注的领域。近年，他的研究兴趣集中于对暴力的政治心理学研究，知识、乌托邦，人类的潜能以及未来等课题。
南迪任职于德里的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他还是墨尔本后殖民研究所的杰出学者，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全球科学委员会成员。他的著作包括：《另类科学》、《在心理学的边缘》、《亲密的敌人》（台译：《贴身的损友》）、《板球之道》、《民族主义的非法性》、《野蛮的弗洛依德及其他关于可能的和可恢复的自我的论文》、《通往城市的尴尬之旅》、《国家的浪漫史和热带地区异议的命运》、《时间隧道》、《时间的跋涉》，以及《传统，暴政与乌托邦》。他与人合著了《盲目：哥伦布的五百年和一个民族的创造》；编辑了《科学，霸权与暴力》及《我们欲望的秘密政治》；他还与人合编了《民主的多元宇宙》，《知识与文化的未来》及《鉴别流行文化的特征》。
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南迪的三卷本精选集——《在地流放》、《流放归来》及《一次极受欢迎的流放》，同时还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信条的篝火》。该出版社还出版了两本概述了南迪与其精神世界的书——维纳·拉尔（Vinay Lal）编的《对知识持异议，打开未来：阿希斯·南迪的多重自我和奇异的目的地》，以及拉明·贾汉贝格鲁（Ramin Jahanbegloo）的《谈印度：与阿希斯·南迪的对话》。
南迪通常被当作后殖民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但直接用后殖民理论大家去把握他，会不容易把他和学院后殖民理论人物（比如，霍米·巴巴，接受中的美国问题）相区别。因为要真正面对南迪的丰富性和多方面原创性，就必须注意他是印度当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身份。南迪被称为“印度的良心”、“今天的泰戈尔”。而他所以被如此尊重，当然首先是因为他积极、丰富、有力的各种介入性研究与言论，同时也跟他积极参与各种公民运动有关。多年来，他积极介入包括新德里生态及食物安全中心、公民自由人民联盟、德里文化选择与全球未来委员会、英联邦人权组织、和平与未来跨国基金会、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等在内的各种组织，也曾就宗教及民族暴力撰写非官方报告，并代表南亚的非政府组织监督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国会选举。他曾是亚洲妇女人权委员会下的“发展的受害者”（1994 年）及“种族歧视”（2001 年）妇女法庭的审裁委员。他还是由印度人民环境及人权法庭（2000年）组织的沙达沙洛瓦调水工程公开听证会上的陪审团成员。2008年被英国《前瞻》杂志和美国《外交》杂志评为全球100名最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
从以上简介已可见南迪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但非常遗憾的是，在2010年以前他还只为中文学术界很少人知道。使得这一状况得以改变的，是引起广泛关注的2010年上海双年展“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和2012年上海双年展“变动中的世界，变动中的想象——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两个大型学术思想活动的举办。在这两个大型活动中，南迪都是重点被推介的要角。本文就是根据2012年10月18日我现场回应南迪先生演讲《宗教民族主义中的妖魔与诱惑——维内亚·达摩打·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与南亚世俗化中的驱魔仪式》的第一部分（总共两部分）改写的。当然，因为这发言的第一部分所关涉到的情况在这一年中又有新的发展，因此，我在这次修改、扩写中用了一些新的材料。
不过，相比他这两年在中文学界快速蹿升的知名度，南迪的中文译著出版的还不多，至今还只出版了两种他的个人论文集：《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阿希斯·南迪读本》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和《贴身的损友——有关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台湾“社会研究社”2012年9月版）；他的一些中译论文则散见《 后 / 殖民知识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版）、《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等著作。
2012年底，南迪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时说：“我更愿意说，我不在（西方）那个框架之内。我不是西方教育出来的——没准在他们看来，我的教育背景很糟糕；我关心的问题也未必在西方主流的视野之内。在我的版图上，不仅仅是东方、西方的概念，我更愿意接受亚洲、非洲、欧洲这样的划分；在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第三世界的场面。……我有一种道德责任感，想去了解那些被压迫者内心的想法。”
南迪现在的中文出版物虽然还不多，但我们从中仍可以清楚看到阿希斯·南迪对被忽视的群体与文化（特别是弱势群体与文化）的持续且高度有成效的关注，以及他意图通过活生生的生命存在，特别是那些严重被忽视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来讲述群体和文化问题的努力。
二、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的自我感觉和世界感觉
南迪是一个有魔力的人物。
我一开始读他，就被他深深吸引，为他的独到，为他的广博，为他的犀利，为他恣肆、雄辩又谨严的文笔，为他几十年饱满不衰的活力。这些年来，我们对那些习惯性地被命名为思想、理论的文字开始倦怠，开始敬而远之了，而南迪，是一个再度让我感到思想的魅力的人物。他的笔像带有从不爽约的阿里巴巴魔咒，每次都给我惊喜，为我打开某些问题理解视域，那些我没有能力赋形，甚至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领域。当然，我对南迪的热情，除了由于其思想魅力，也包含着我明确感到，南迪那些看似和中国大陆历史—现实距离很远的分析与论辩，他对第三世界在殖民史和现代性创伤下的发展前途的关注和反思，其实对当下中国大陆非常重要。
比如，中国大陆近年有很多不愉快的国际经验，在对这些经验事件的报道中，常常也包含这些不愉快事件发生地的人们有关这些事件看法的报道。这些事件发生地社会对这些和中国大陆有关事件的评论、理解和心理感觉，有一些中国大陆读者觉得很容易理解，有一些则让中国大陆读者相当困扰。非常有意思但并不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大陆读者表示很理解的国外对中国、中国人的批评，其实也是很多中国大陆人关于中国大陆社会常常会作的那些批评：公德意识不足公共场合高声喧哗啦，不注意公共卫生随地乱丢垃圾啦，土财主暴发户式的消费表现啦，艺术、文化品位低下旅游只知道在标志性景观照相了事啦，等等。相比中国大陆读者对这些中国大陆自身已有的批评方向言论能顺利地理解外，国外另外一些对中国大陆不友好的言论和做法，比如一些在中国大陆人们看来完全是出于莫名情绪特别针对中国大陆人的言语和身体攻击，等等，则不仅让中国大陆读者感觉伤害，而且因百思不能得其解而深感困扰。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南迪当然并无直接涉及，但他能给我们以震动和启示。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一般人还很少拥有国际经验的机会。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卷入这个世界，有机会拥有国际经验的中国大陆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年，中国大陆和世界很多地区的关系可说已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深切程度。而随着中国大陆和世界交往程度的加深，随着中国大陆国际交往经验的多方面展开与积累，特别是随着中国大陆遭遇到越来越多超出它理解准备的不愉快经验，中国大陆最近这几年在媒体上，特别是在网络上，和人们私下日常聚会的谈论中，都已越来越多试图根据中国大陆近年这些国际经验，特别是不愉快的国际经验，给中国所以遭遇这些经验以贯穿解释。
在相当意义上可说，现在是中国大陆在真的深入世界之后不可免的，调整自己先前在国际经验有限情况下拥有的国际感觉、国际理解，形成新的国际感觉、国际理解的关键时期。说现今这个时期关键，不是说立基于中国大陆和世界关系如此深入新状况的新的系统的国际观，会很快发展完成，而是说一旦某些感觉和理解在这个本充满多种可能性的阶段脱颖而出，这些脱颖而出的感觉和理解，包括其中可能很有问题的感觉和理解，便会在接下来处于非常有利位置，参与模塑、范导、定型中国大陆在这个中国—世界关系新阶段，必然要加以调整、重铸的新国际观的内涵与方向，从而极大影响中国大陆的世界感、世界理解。
很多人一定还清楚记得，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最有代表性的世界感是“与国际接轨”。这样讲当然有中国大陆内部的脉络，但仍然反映着其时中国大陆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包含着更乐观、更玫瑰色的想象。即使其后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1999年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使这种玫瑰色蒙上了阴影，但仍不妨碍之前的“与国际接轨”感觉与理解仍在中国大陆时人的有关感觉与理解中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从“与国际接轨”思潮在中国大陆确立起主导霸权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和它的论辩诘抗，但哪怕是2000年前后在中国大陆蔚为风潮的“新左派”思潮，其展开最有力的，也主要是以其时国内、国际已大幅暴露的问题为背景，依托在中国大陆社会有广泛基础的价值、情感，通过聚焦新自由主义这个靶子来批判国际、国内现实，而并没有直接就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用作替代的框架性思路。③真正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给出一套——看起来有撼动挑战“与国际接轨”所隐指的“国际”社会经济框架能量的——说法，要到2005年前后在“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这一挑战意味明确的口号下凝聚成的思潮。这一由外国作者提出的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到中国大陆接受时表现为更具挑战论辩意味的“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思潮状态，当然和中国大陆其时已达致的经济成就有关。④这一思潮所透露出的中国大陆自信，当2008年年底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很多地区的发展都受到影响，经济状况下滑，中国大陆则继续保持此前的GDP高成长率时，达到了高点。表现在思潮上就是比“北京共识”更积极自我肯定、自我评价的“中国模式”论思潮的快速兴起。当然，“中国模式”论思潮相比“北京共识”思潮，不仅在自我评价上更为自信，而且其自信的方面也不再主要限于经济领域，而突出扩及至政治存在、政治治理领域。就是，在许多乐观的“中国模式”论者那里，其所论辩的靶子对象已不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而是“普世价值”。也就是，这些论者通过批判“普世价值”，不再像当年针对“华盛顿共识”那样，自我肯定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进一步把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积极评价扩展到明确包含政治在内的治国实践、治国制度方面。在这一意义上，2012年年底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讲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3年又为习近平所重述强调的：“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其实很可视为“中国模式”论的官方版本。
虽然当我们认真检视这个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三个自信”，我们很难厘清它的确切政治、经济、观念意涵为何，但放在中国大陆90年代以来的脉络里，有一点则很清楚，就是它在明确告别“与国际接轨”相应的那种观念感觉状态。
与上述与其时中国大陆的世界感相关，但主要着眼点在国内的观念变迁相应，从90年代初到当前，中国大陆对世界的基本意识感觉也发生着重要变化。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大陆向市场经济大规模跃进时，邓所明确要求于他之后这一代领导人的，是在国际上韬光养晦，是不出头。直到2003年底，中国大陆部分为应对随着中国大陆惊人的发展成就国际上越来越喧嚣的中国“威胁”论，部分为因应这一发展成就所带来的——中国大陆内在也有越来越强要求中国大陆重新自我定位的意识涌动，中国大陆才提出了和韬光养晦很不一样的“和平崛起”。不过，这一当时在国内、国际上引起广泛反响的“和平崛起”论，并不能视为对韬光养晦意识感觉状态的真正告别。这么说，是因为在当时的有关表述中，重点常常并不是“崛起”，而是让世界放心，中国的崛起是加入世界现有格局，而不是挑战世界现有格局。真正和“韬光养晦”论根本拉开距离的，是最近越来越具为中国大陆外交提供新论述、新感觉框架地位的“作负责任大国”观念。也就是，至此才可说中国大陆在国际外交政策上真正告别“韬光养晦”论。
从我上面简要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从90年代初到现在这二十年，其在自我感觉和世界感觉方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三个自信”是对“与国际接轨”论的告别；当好“负责任大国”则是对“韬光养晦”论的告别。
三、关于不愉快国际经验的代表性解释及其后果
（一）高位阶的“善”：中国大陆的一厢情愿
不过，这些看起来有关中国大陆自我感和世界感的明确惊人的变化，在很多中国大陆人看来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就是在这些中国大陆人的感觉里，具体到中国大陆和其他国家、地区的经济面的互动，则不论是当年“韬光养晦”意识正强时的强调“双赢”，还是今天国力大增后要作“负责任大国”后强调的“共赢”，其核心都在传达中国大陆的发展对世界的繁荣、发展有益，中国大陆也很有诚意和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相比更侧重经济方面的“双赢”、“共赢”⑤，在观念、政治、制度面，今天的中国大陆虽然相比二十年前实力大增、自信大增，但中国大陆仍没有输出“革命”（“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的想法，而是始终着眼于尊重对方的选择。在很多中国大陆人的感觉里，这种对他国的平等、尊重意识，特别集中表现在中国大陆外交越来越强调的观念“和”上。因为在中文感觉里，强调“和”，就是从当年更笼统地强调和平发展，进一步发展为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在承认世界多元、丰富的前提下寻求和平与合作。也就是，中国大陆所致力寻求的世界和平与合作，是彼此的个性都被尊重、被保证情况下的和平与合作，用中国大陆的表达就是，中国大陆所寻求的世界“和谐共存”，是以“和而不同”为其基本前提的。
（二）对不愉快国际经验的三种解释
在相当多中国人的感觉里，不论是“双赢”、“共赢”，还是“和”、“和而不同”、“和谐共存”，都是一种充分考虑对方利益、国格、人格的思考，是一种位阶很高的“善”。这也是中国大陆很多人，所以在面对中国大陆许多不愉快的国际经验，会深感困扰、深感伤害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跟你们的互动是要跟你“双赢”、跟你“和”，这样，大家之间的关系应该越来越紧密、安好才对，即使退一步，也应该相安无事才对，怎么这些不同社会的民众，常常还会有针对中国大陆、针对在他们社会的中国大陆公民的强烈不满呢？
以这样一些心情、感觉为背景，这些年围绕中国大陆官方和在外公民不愉快国际经验，逐步形成着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解释、回答。比如，一种很重要的回答、解释是，我们遭遇的很多不愉快，不是我们想法和做法不对，而是我们的自我宣传不够，对方因为不知道对我们的说法、做法如何理解，因而发生误会。另一种很重要的回答、解释则是，这个世界在根本上是崇尚实力的，只有中国继续发展，进一步取得压倒性的成就与地位，这个现下价值、观念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才会真正改变对中国的偏见。第三种有代表性的回答、解释则是，这些年中国大陆很多不愉快经验背后是某些国家、某些集团对中国大陆根深蒂固的敌意，这些敌意伴随着中国大陆近年的快速崛起，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中国的发展就不能笼统地着眼GDP，还应该在大力发展经济时，特别着眼中国的安全，和中国大陆在外公民、在外利益的保护。相比前两种开始就有很多人接受的解释，第三种解释虽然在开始信众不多，现在影响却越来越大。
（三）这三种解释所关联的现实后果
显然，这几种对中国大陆近年不愉快国际经验的回答、解释都是有现实后果的。比如，第一种解释方向，现实便对应着要多增加以宣传、说明、解释为重点的对外交流工作，以加强不同国家、地区人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大陆的了解。而第二种以实力逻辑为基点的解释，再向前一步就是，如果中国大陆足够富强，这些有关中国大陆利益，更有关中国尊严的被侮辱、被伤害经验才不会再出现。因此，为了国家和人民权益，为了中国大陆在世界上赢得应有的国格和人格尊重，中国大陆当然不仅不应该放弃优先发展的思路，而且只要有可能，就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发展、发展、再发展！而这也就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思想观念批判，经过对中国大陆社会、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种种问题的分析、检讨，而在中国大陆初步丧失其信誉的发展主义，却会因对中国大陆官方和在外公民种种不愉快遭际的这一分析逻辑，可从最能刺激社会人们心理的国格、人格角度，获一有力支持。相比，第三种解释，不光在实际上内含了第二种解释的实力逻辑，从而可为在中国大陆已带来多方面后果的中国大陆发展主义添一助力，而且其解释，稍加推演，便涉及——积极加强武力、注意发展军备、增强对世界的戒备意识，乃至敌我意识，等等——这些既切实关系中国大陆自身基本状态，又很能牵动世界神经的诸多方面。
四、我们为什么会在国际交往中遭遇挫折？
（一）对“双赢”、“和”的检讨
是以，如何对中国大陆近年不愉快国际经验进行整理、分析，和中国大陆的现实与未来都所关非小。不否认，上述很有代表性的三种理解都非空穴来风，都有一定的经验事实可为根据，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三种很有代表性的回答方式也共有如下问题：就是对他们的思考在心情、感觉上的出发点认定——为什么我们很多以“双赢”、“和”为基本指导框架的国际合作和交往，却会遭遇这许多不愉快经验——这样一些很触动他们的经验现象本身所可能蕴含的多方面复杂性，先就缺少必要的分析、省思工作。比如，我们很少想，我们视为当然善的“双赢”与“和”，我们实际所赋予之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根据我们实际赋予这些观念的内涵所对应出的心理和行为，落到另外一个和我们历史—现实过程不同的社会，其意涵与后果到底为何？等等。
我们知道，虽然“双赢”、“和”这些观念就其被提出的时刻而言，都有特定的国际情势为契机，其表述与内涵也都有脉络可追溯，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当代中国大陆人在赋予这些观念表述以具体内涵时，不能不深深打上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时代有关观念状态的烙印。
比如，跟“双赢”提出紧密相关的是当时中国大陆内部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思潮，对比中国大陆后来的试图给发展主义加上一定条件与限制的“科学发展观”，“发展才是硬道理”所表征的发展主义无疑是内涵更窄更绝对更不容置疑的，而这，不能不把“双赢”这一内涵本来可以更为开阔、开展的意识，一开始就限制在一种视野有限的发展主义感觉里。而且2002年底胡锦涛、温家宝主政后逐步形成完备的“科学发展观”，在表述上看似是对此前缺少自省自限发展意识的全面修正，但就其具体实践落实——比如，越是强调环保指标，环境污染越是恶化——这样一些事例，可以清楚看到，在表述上被喊得很响的“科学发展观”的主要落脚点仍然不是“科学”，而是“发展”。而这样一种国内情势，当然也使得中国大陆人对出生时体质就带发展主义限制的“双赢”的感觉理解状况，很难得到根本改善。
相比“双赢”这个来自于营销学，但又被赋予“和合”等中国意识解释的观念，“和”、“和谐”观念则直接源自中国传统自身。
（二）理想与落实
不过，我们若细究2004年以来被喊得很高、很响的“和谐社会”论所对应的中国大陆内部相应实际，我们会发现，“和”、“和谐”、“和谐社会”所对应的目标期待，不仅没有在中国大陆切实有效落实，而且其一些实践，相关实践中人们的感觉、意识，与“和”、“和谐”、“和谐社会”目标在实际效果上反是在破坏、背离。
2004年以来中国大陆官方重点提出的“和谐社会”论，在落实中颇多走样。这一点从前几年中国大陆网络中“被和谐”一语风行不已可以清楚看到，因为“被和谐”得以风行的背景是，在涉及到不管是言论还是利益和行为冲突时，“和谐”常被有权力者、管制机构作为压制无权者和弱者的理由与说辞。也就是，本来是对时代社会心理、时代基本问题状况有着敏感反应，刚出现时也对中国大陆社会心理有相当召唤作用的“和谐社会”论述，不几年内却因为缺少——足够细致深入地对中国大陆本身的认识，和以这些认识为前提的有灵感的实践设计——配合，便使得在“和谐社会”之名下的许多具体实践成了“和谐社会”的反讽。
这反讽尤突出表现在，随着“和谐社会”被宣传越多，被要求学习越多，中国大陆在“维稳”（维持稳定）上所花费人力、财力惊人地增长（有计算说，近年有时这方面一年的花费甚至超过该年的军费），且动辄使用暴力。而在很多参与具体维稳负责的中低层官员中，很能反映他们实际维稳运作时观念感觉状态的一句话是：“能用人民币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人民币解决的是敌我矛盾。”这句话先是在小范围里流传，后越传越广。这句很能透露一部分维稳官员实际维稳中观念感觉状态的话所以在理解上特别重要，是这句话同时呈现出：这些维稳的一线当事人多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理解现实中的问题、不满与冲突；他们也特别习惯用经济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对那些不能用经济方式来处理或用经济方式起码可有相当处理效果的问题、抗争与不满，他们由于不知道怎么思考之、解决之，就会在他们的直接利诱、威胁都不能让对方“和谐”的情况下，倾向依赖体制压迫乃至暴力手段来使之“和谐”。
也就是，取义很高很好的“和谐”，经这种认识感觉、实践落实中介，便成了简单的“胡萝卜加大棒”。而这句话所具有的现实揭示性效力也清楚反映出，“和谐社会”论要在中国大陆彻底脱掉经济主义体质，实现它所期待于自己的建设性，必须伴随多方面的认识开展，和以这些认识为前提的富灵感的实践设计。
明了“和谐社会”论在中国大陆的这些状况，便比较可推想，在具体实践中，相当部分中国大陆人为什么常常是从经济角度为——紧接针对国内状况的“和谐社会”论，而于2005年提出的面对国际的——“和谐世界”论赋予实际内涵了。就是，一方面陈义甚高，有跟中国传统讲的“和”相配合的观念境界气派，一方面落实到具体事务中的理解与想象却常常只是极受经济逻辑左右、笼罩的“双赢”、“共赢”。
这也就是我们常看到的中国大陆外交状况，它倡导的是境界很高的“和”的国际观、外交观，但当具体落实下来时，却基本还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主要落实为经济内容的“双赢”、“共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双赢”、“共赢”当然是对的，但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合同签订者两方经济上也可“双赢”的项目，当具体落实在一个社会生活、社会经济机体中，所涉及的却并不仅仅是合同直接规定的那些内容，还跟多方面有互动牵扯。这种情况下，主要是以国家间关系为思考安排对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主要以经济利益为实际考量落实的“双赢”指导原则，再加上通常都会强调的尊重对方礼俗的告诫，显然还不足以指导我们如何在异国社会既自然、舒心，又不无视、破坏对方所珍视的生活感受脉理、意义感受脉理、社会感受脉理。
（三）中国人受伤害感觉的背后
显然，上面所举的三种关于中国大陆近年国际不愉快经验的认识检讨，都没有触及其应当达到的讨论层次，而许多不愉快经验的发生，乃至一些整体性地对中国大陆不友好乃至恶感的形成，却恰恰和人们这些层次的互动经验、互动感受紧密相关。
而正由于我们缺少对这些层次上的经验与问题的细致反省与分析，我们才更容易有困扰、受伤感受：明明在交往中，我们已经作了很多的自觉努力和自觉的自我约束，为什么你们却不仅不好意回报，还恶言恶行相向呢？而也正由于对这些不愉快经验中的相当部分不能真的贴近经验本身去分析和理解，我们才会把这些经验中的某些现象环节直接认定为这些经验的核心本质，而不会思虑这种认定和根据这种认定所产生的理解，很可能根本没有抵达这些经验最应该被我们分析、把握住的部分。
当然，我还知道，没有经过细腻整理、深入把握的这些不愉快经验，所以容易让中国人深感受伤，还和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有关。因为在很多中国大陆人感受里，中国大陆的“双赢”、“和”等提法，不仅和帝国主义所加给中国的近现代百年屈辱创伤经验有关，表明着中国大陆和帝国主义决绝划清界限的心理意识、价值意识，而且“双赢”、“和而不同”等这种“我想发展，我也要别人发展”、“我不愿别人强加左右我，我也一定不要强加左右别人”的观念，背后还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一些在中国长久受到尊崇的价值理解。而这样一些对他者的价值心理感觉方式，从孔子时代明确提出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层级很高的善。而这种一向被认为很高的价值感觉方式，在今天却正成为很多中国大陆人对中国大陆近年不愉快国际经验深感困扰不解与挫伤的深层文化—心理背景，就是：明明我们最看重的都要和你们共享，为什么你们还这么对待我们呢？
这种在今天自觉不自觉中仍很强烈的文化—心理感觉，也说明，中国大陆近年在检讨自己所遭受的不愉快经验时，并没有连带细思：这一中国传统关于自我—他者的理解，在中国和世界关系如此深入，如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如不经某种调整，可能造成的问题是什么？如此说，是因为这一在历史中国如此被肯定被推崇的善，其多建设有效性相当程度上来自它所依托的时空相对有限，就是在一有限时空中的人们，大家实际上是共处于一彼此能相喻相知的历史—文化体中。也就是，这一中国过去非常重视的传统，所以常为善，乃是因为它过去主要是在同一或至少彼此极为接近的历史—文化体运用。而这一基本条件在今天跨国经验中，却因大家所成长处身的是不同的历史—文化体，而不再存在。这样，在同一种文化、同一种历史中容易有效的善⑥——“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跨文化、跨历史时，若不加以省思还像过去一样运用，当然会因条件的变更，而后果不同。比如，在同一历史—文化体中人可共喻的美意，在跨文化、历史时却常常反让对方感觉隔膜，感觉你“自我中心”，而这样，互动交往中当然出现落差：就是你的主观好意，落到另一边极可能不仅不被领受，甚至还被误解、恶感。
五、如何克服跨文化互动中的误解和心理落差
要克服这种跨文化中极易出现的误解、落差，让主观上的善意真正成为客观上对方能清楚领受的善意，让主观上的善意所推动出的行动真的对对方具建设性，就要确实进入对方的历史、文化脉络，努力做到在对方的脉络中感觉、理解、把握对方。
（一）把他者作为“他者”
首先要把他者作为“他者”，而不能因自己主观上为善，便把“自己”直推至“对方”，从而实质上无视他者作为“他者”的存在。而实质上不把他者作为“他者”，再加上中国大陆自己这阶段有关“自我”的理解又那么狭隘，那么受经济主义逻辑左右，当然使得我们这跨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推己及人”，非常容易和他者所感受的他的“自我”不相干，乃至冲突。
而要真正做到把他者作为“他者”来对待，所需要的当然不仅仅是心念意识上的调整，还必须许多切实的认识、理解工作配合，才可能把这心念意识调整真的落实为具体、真切的准确认知。而这样一种新的知识、理解意识，和这种新意识所要求的——偏偏我们过去有关积累极为不足，现实需要却这么迫不及待的——大量课题急待开展的新知识格局，无疑对中国大陆现有知识状况构成着多方面的挑战。比如，这些年越来越和中国大陆关系缠绕深切的周边亚洲国家与地区，其大多数便和中国大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者有被殖民的历史，或者其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是以宗教为其基本骨架的，多数国家和地区且同时包含这两者。
这样，对中国大陆而言，要想对亚洲这些周边国家切实地拥有站在对方脉络感受、理解对方的能力，首先要努力获得的就是对殖民现代性及其所引发的多方面历史—社会—文化—心理后果的感受接通、理解接通，和对宗教作为文化、价值、意义感核心来源的文明类型的感受接通、理解接通。（而后一方面的不足，也是占中国大陆人口主体多数的汉民族社会，常常对中国大陆以宗教作为文化、价值、意义感核心来源的民族，不能深入理解、确切感知的重要原因。）
（二）南迪对中国大陆的迫切意义
从这一角度，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读南迪对中国大陆的迫切性。因为南迪恰恰是立足印度，并对南亚、东南亚、西亚历史有广泛了解的，研究殖民及其引发的多方面历史、文化、政治、社会、人格、心理后果的大家，而这些地区殖民、后殖民历史中的和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更常常是他展开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加上南迪从殖民、后殖民、宗教角度切入问题时，其分析与描写的深度和力度总是直抵社会存在肌理层和生活于其中人们的生命存在感肌理层，这就使得我们在读他的著作时，不仅可在智性层面认识这些我们先天所缺，而且可以让我们直接用心感受到这一切。
也就是，阅读南迪又广博又深切有力的著作，实对缺少被殖民经验，缺少宗教作为支撑文化价值、生活意义感来源骨架经验，但现实又需要其能深切感受、切实理解这些经验的当前中国大陆社会，迫切而重要。并且，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在南迪这些总是深达问题所在社会的存在肌理层和生活于此社会中人们的生命存在感肌理层的分析与描写中，惊讶地发现，明明南迪所处理的殖民、后殖民、宗教等问题是和中国大陆现当代史经验距离很远的，但他的这些著作却能有效触动我们隐蔽却真实的心绪与情感。就是在他这些看起来最为“他者”的问题与经验中，我们的社会存在、生命存在经验被有效地调动和抵达了。也就是，南迪不仅有助于我们把“他者”真的作为“他者”，而且他还让我们在把“他者”认真作为“他者”的同时，在这“他者”身上发现了“自我”。只是这一“他者”身上“自我”的发现，已不是把“自我”过快外推出去，或根据对他者的表层知识以为和他者共通的“自我”，而是在真的深入他者的社会存在肌理和生命存在感受肌理后，才在“他者”身上发现到的“自我”。
（三）理解“他者”之难：被殖民和未被殖民
南迪在他当日的演讲文稿中曾引用裘安·罗宾森（Joan Robinson）的话：“唯一一件比被殖民更糟的事，就是没有被殖民”。我当然知道，这种在历史上对应着众多殖民地人民血泪的一元单线史观的表述，是南迪先生所向来批判的，但当我看到这句话时，却仍受触动。当然，我读时的被触动是完全抛开罗宾森讲这句话的实际内涵，仅就其字面意思反应的，就是当我看到“唯一一件比被殖民更糟的事，就是没有被殖民”这句话字面时，会马上关联到因为中国大陆“没有被殖民”的经验⑦，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理解周边亚洲国家的殖民现代性经验、殖民历史——所引发的多方面历史—社会—文化—心理后果变得更为困难，但这却又是中国大陆要把周边这些国家不是作为自己的外推，而真的作为“他者”来理解所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对他者作为“他者”有深刻的理解，中国大陆当在和他者讲“双赢”、“和”时，才能真切、确实懂得，对他者自己而言，什么意味着“赢”与“和”。而也只有经过这一认知、理解上的曲折，我们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能在跨出中国历史—文化体后，在和他者的共处中，真正避免自觉不自觉的“自我”中心，而真的站在“他者”的脉络中，把“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含蕴的对“他者”的善意，落实为最有助于发舒“他者”内在生机的建设性。
也就是，罗宾森这句话所以能让我这二十多年以阅读思考为业的人竟然作字面反应，背景是我切实认识到——能不能把他者作为“他者”来认识，是关系到中国大陆能不能有正确的世界感，能不能有恰切的自我感的核心性问题。也就是，一方面认识到这是中国大陆越来越进入世界，要和世界充分实现建设性互动交往、合作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却又清醒看到中国大陆不光有关积累极为缺乏，而且要进入、理解这些社会先天不足。而正是这两面合起来所带来的焦虑，以致让我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想，要是中国大陆有和这些国家更相近的经验就好了，今天要深入对方就没那么困难了。而这，正是我作为多年读书人，却对罗宾森这句无论政治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错误的话，一时作字面反应的原因。
六、正确的世界感与中国大陆的未来
强大起来的中国大陆向何处去？这是今天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在我的理解中，中国大陆能否更快地在把他者作为“他者”来把握和理解方面有快速进展，对处于这一历史时刻的中国大陆今后如何走向所关实重。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中国要更多承担国际责任问题。这一国际契机，加上2009年很多国家经济下滑，中国大陆经济相比却继续高速增长，胡锦涛在该年7月召开的中央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希望中国“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而到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胡锦涛则明确提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从上引两段话，我们可以体会，仅仅三年，国家有关表述却已有了感觉上微妙但实质上距离很大的差异。这两段话所连带的感觉上的不同，中间当然有会议场合不同的原因，有十八大（2012年11月）召开前美国重返亚太的咄咄逼人，有东海和日本的冲突，南海和菲律宾等冲突这些现实背景，但不能否认，这一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最重要报告中史无前例的表述，也和中国大陆近年越来越多以“双赢”（或“共赢”）与“和”为观念指导的许多对外合作与交往，常遭遇不愉快经验等也有关。也就是，当中国大陆自认为善意的行为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报，反常有挫折，而与之相对，它却认为它所碰到的敌意是实实在在的，它当然就会因为自己善意无用的理解，而增强对世界的戒备心，并产生更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我想，正是这样一些感觉，才会让十八大政治报告断言：“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因此“要求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而中国大陆近年的不愉快经验，和越来越占上风的我上面所介绍的后两种对这些不愉快事件所以出现的解释，让中国大陆社会上也有非常多人积极支持——中国大陆官方这一关于安全的论断和军事武力地位的新理解，认为“反映了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形势的清醒认识和正确判断”。显然，这种感觉下的国家和社会，和2009年胡锦涛讲“四力”时国家和社会的感觉状态已经有所不同。而无疑，现在这种感觉状况更容易使中国大陆往一方面继续发展主义，一方面重视军事武力的方向发展。
这种情况下，如果让中国大陆官方和社会认识到：它之前很多善意所以没有它期待的反应和回报，反常常遭遇不愉快，实和他没找到合适方式深化自己的善意、落实自己的善意有关。就是，如果它的善意是通过深入有效地把他者作为“他者”的理解为中介的，它这时的善意互动应该是更容易被对方理解、更容易激起对方反应与共鸣的；也就是，只要找到了合适的互动方式，看起来固定的敌意也不是没有化解，至少是削弱可能的。而如此，中国大陆对世界的感觉也就不需要过度往不安和戒备方向发展。因为这些发展的另一面，是对善在此中的可能位置缺少认识，从而过分相信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而一旦现下中国大陆从自己经过新的思考意识和认知努力洗礼过的善意举动中，感到对方的理解、肯定和由衷的谢意，它就会因切实感到“善”的意义，而认识到胡锦涛2009年所说的中国大陆“形象亲和力”、“道义感召力”，都是有其相当可实现空间的。而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大陆放松自己今天过分且有固定化倾向的戒备心与不安全感，而且因这一过程所实在感受到的他者对何谓“赢”、“和”的理解，中国大陆也会因之深化自己关于“共赢”与“和”的理解。而经过拓展和深化的“共赢”与“和”理解所会带来的进一步效应，当然更会推动中国大陆把今天一时看得过重的经济和武力放回到适当位置。这么说，是因为我作为研究中国18世纪直至中国大陆现今的学者，我知道，即使到今天，也是中国大陆“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而不是靠经济、军事实力让人畏服，会更让中国人感觉心安，会更让中国人感觉自我实现。而也只有从过于关注经济力、武力的状态回摆，中国大陆才更确定不会是往帝国主义方向发展的，中国大陆的成长壮大才更确定是和平崛起。
正是基于我上面讨论的中国大陆开始真的深入世界所遭遇到的问题，和基于我对发展起来的中国大陆现下正处于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的理解，和南迪对中国大陆要更具理想心怀地面对这些问题所能构成的帮助的理解，共同使我读南迪时不仅是智识的享受，而且从中看到可帮助我们有效纾解中国大陆在自我和国际感上所陷入的思考困局的能量。也正因为如此，我希望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多读南迪，通过南迪快速打开我们过去所缺的那些亚洲视窗，然后再大家一起努力，切实加深中国大陆官方和社会对周边亚洲的认知与理解。
七、结语或我的祝愿
中国曾是很有理想主义的地方，中国的强大应该有助于它更自由的飞翔，有助于它带动世界更多地方飞翔。
南迪带给中国大陆深化理解亚洲很多地方的钥匙，通过南迪，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和亚洲这些地方又不同又同，其中同尤同在西方在带给亚洲很多地方以更生契机的同时，也带给他们社会、文化、精神、心理以深刻伤痕。
但也正因为如此，亚洲的飞翔便应包含治愈这些伤痕的能量。中国是亚洲的一员，它的飞翔应该无愧于我们所期待于亚洲的飞翔，就是在吸收西方所带给亚洲的那些更生契机的同时，也消化掉西方曾带给世界的那些问题。而这样——
中国的飞才是亚洲的飞，亚洲的飞才能带起世界！
注释
①下面有关南迪的简介，系综合2010年上海双年展“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和2012年上海双年展“变动中的世界，变动中的想象——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两个大型学术思想活动关于南迪的介绍、访谈，与《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阿希斯·南迪读本》、《贴身的损友——有关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两本书的有关资料写成。
②《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阿希斯·南迪读本》是以2010年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阿西斯·南迪读本》为基础，重新加以校译后出版的，本文因此没有再列2010年版《阿西斯·南迪读本》。
③那时批判思潮当被问到现实应该怎么办时，最常用的回答是，他们致力的是打开想象空间、思想空间。也就是，他们关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还没有看起来可操作的框架性思路。
④有关思潮状况，可参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⑤在表述上，今天的“共赢”比当年的“双赢”涵盖了更多的领域，但落实下来，则和当年“双赢”偏重经济的实践差别不大。
⑥请注意我这里“容易有效”的用词。有意识用这种有分寸感的表述，是因为我知道我此处在涉及一些展开来实际相当复杂的问题。就中尤涉及：第一，中国从最早的华夏成为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把周边不断纳入自身的历史—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这些周边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不是一定是“善”？无疑是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的；第二，即使人们确定处于同一历史—文化体内，人与人之间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不是一定是“善”？若是，是什么意义上的“善”？即使是“善”，是不是就和“推”者感觉的“善”相同？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不需要追问的小问题。只是由于篇幅，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这些问题，而只好用“容易有效”这样一些有分寸的表述，来表达我的相关反省。
⑦请注意，我在说到“没有被殖民”时所打的引号，就是即使先不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经验，仅以中国大陆现代史论，也有复杂的“半殖民”问题、伪满洲国问题，和抗日战争中的沦陷区问题，等等，所以，在中国大陆“没有被殖民”上打引号，既指中国大陆的被殖民经验和中国大陆周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被殖民经验不同，也指中国大陆1949年后没有足够充分正视这些经验多方面挑战性的知识、思想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