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是一部有雄心的作品。这一雄心体现在作者试图通过对主人公汪长尺高考两度落榜后的一系列遭际与挣扎的描写，来揭示19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的矛盾与痼疾。作者是从巨大的城乡差距这个角度入手来摸索这一痼疾的。

背负着父亲汪槐希望自己考取大学到城里当干部的殷切期待，贫困的农家子弟汪长尺在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两度参加高考，又两度落榜。以此为起点，作者写出了汪长尺短暂而卑贱的一生：落榜后进城打工，工资被拖欠，替人坐牢，背冤狱，结婚后靠妻子卖淫和父母乞讨维持生计，遭受工伤却申诉无门，无力给孩子一个城里人的生活而被迫将孩子送给城里的有钱人，最终为了守住孩子出身的秘密而被迫投河自杀。汪槐早年用工名额被人顶替失去进城的机会，汪长尺则是高考落榜（最终得知也是被冒名顶替）而失去进城的机会，靠卖力气、打工，更无法成为一个城里人，一心想着进城的汪长尺便想出了把儿子汪大志送人以让其成为城里人的办法。所谓“篡改的命”正是体现在这里，也就是农村人的命运是无法通过正当的努力和劳动来改变的，要改变它，只能通过“篡改”的方式。

只有“篡改”才得以改变命运这一描写本身暴露了农民命运改变的艰难，或者说，农民要改变自身的命运，只能通过自我否定、自我取消的方式来完成。因此，“篡改的命”的故事所最终传递的不是命运可以篡改而带来的近乎死里逃生般的轻松感，而恰恰是命运不能改变的无力感。“篡改的命”指向的是命运的无法篡改！小说在最后通过描写汪大志销毁自己小时候照片的细节，强化了“篡改”的主题，也更凸显了城乡之间的巨大隔阂与冲突。

有人或许要问，那么为什么非得离开农村去做城里人呢？读了作品会发现，虽然汪氏父子对于进城有略显偏执的念头，但作者也并不是把“进城”作为一个魔咒来支配整部小说的。汪氏父子之所以要一门心思离开农村到城里去，首先就是因为在农村已经无法谋生。不仅残废了的汪槐无法谋生，就连其他还算健康的乡亲们也无法谋生。为了谋生，他们要不断突破各种底线：道德的、伦理的、风俗的、法律的，只能走歪门邪道、作奸犯科。为了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他们到处走后门；为了做买卖，他们偷税漏税；他们有的靠赌博，有的靠家中女人们卖淫来得过且过。乡村里的人际关系逼仄、阴暗、潮湿，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谋生的艰难，都是因为“钱”，是没有钱而要处处花钱、以钱来衡量一切价值的基本生活状态把人降低到一种野兽的层次上。通过围绕汪长尺的儿子汪大志一次治病过程的描写，作者也尽力展现了乡村里面文化知识的贫乏和医疗水平的落后。在作者笔下，汪长尺的村子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能让人看到希望的形象，没有一点新生力量。

与这一切相对照的，是以林家柏为代表的城里人和他们的生活。这个人群体面、时髦、有知识、有地位、有钱，拥有“官爹、豪车、楼中楼和美女”，过着和汪长尺的老乡们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既蔑视着后者，又剥夺着后者。或者简洁地说，他们正是靠剥夺后者的方式来支撑了自己富丽堂皇的生活，并因此而获得蔑视后者的能力。汪长尺们无力挑战这个群体，只能以加人这个群体为目的而不断挣扎。篡改自己的命运——将孩子送人、自杀、希望死后投胎——是这一挣扎的顶点。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经济总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相应地，在国际上也有了比较高的位置，熟悉政经新闻的读者不难列出各种好看的统计数字。就在这几天，媒体又告诉我们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富的国家。所有这些报道营造了一种“盛世”的景象，“盛世”变成了或者正在变成媒体描述今天这个时代的基本共识。也因此，在文化上，出现了形式各不相同但分享同一逻辑即“盛世”逻辑的各种作品，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描写“盛世”本身的作品，它们构成我们这一时代的“主旋律”；还有一类是以“盛世”为当然前提来描写“盛世”内部的各种悲欢，所谓“盛世内部的悲欢”，是说这悲欢的程度无论有多深，在最后总是可以被“盛世”强大的逻辑所化解。

实际上，不必去翻查统计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学者费心费力所得到的各种统计数字，只需到比如说机场书店，或者打开电视机，就可以至少在经验层面上获知当前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的光谱或者说精神图景。在这一图景的顶端，是各种成功者的成功经验，是各种成功学宝典，是狼性、狮性，是商场、官场的厮杀和拼斗；在这一图景的中部，是各种所谓优质生活的安排和施设，是如何更优质地吃、穿、住、用、行的各种标准，是如何更好地健身、塑型、保持颜值，是对于成功者的肉体性需要的妥当安排，是对于成功者奋力拼杀的奖赏。这里的优质生活，也进而成为成功者的候补群体即各式小资白领对于未来生活想象的诱饵；在这一图景的底部，是各种心灵的慰藉物，它们从各种宗教、各种历史文化中汲取知足、达观、忍耐的人生哲学，汲取各种命定观，它们是作为对于在厮杀和拼斗中的失败者的宽慰和安抚而存在的，它们或者告诉那些失败者失败的宿命性，或者给予他们力量以重新投入成为“成功者”的征途。所有这些，最终拼凑成一个巨大的黑洞一样的东西，它强力地吞噬了那些“失败者”的真实生活状况——不仅是“失败者”的生活状况，就是那些尚处于拼斗当中，还没有完全失败的“中等社会阶层”的真实生活状况也照样要被吞噬掉。“成功者——盛世”成了对于现实所有苦难的最终解答，但这种解答不是因为直面了现实的苦难，而是把所有苦难都变成为“成功者——盛世”这一逻辑的不和谐音符或者说余数而轻轻抹去。

对照这样的文化光谱，我们就能看到《篡该的命》的意义。不仅是《篡改的命》，而且是任何能够反映“成功者——盛世”逻辑之外的现实世界的作品，在今天都值得肯定并且应该引起讨论。只要我们哪怕是将目光稍稍从“世界第二富”这件华丽的外衣挪开，去看看里面所包裹的那具躯体，就能看到数不清的汪长尺们呼告无门、挣扎乏力的痕迹，看到鲁迅所说的“辛苦辗转、辛苦麻木、辛苦恣睢”的印记。只要我们不能摆脱以“成功者”的多寡来判断“盛世”之有无的思路，则“盛世”永远不可能出现。因为只要社会是以丛林法则为指导，只要主流文化在推崇“成功者”，则必然永远有“失败者”如影随形。以丛林法则来作为社会的组织法则，则社会本身只有撕裂这一条道路，而不会有任何“共同体”意识。汪大志害怕身世暴露而销毁自己照片的举动泄露了帷幕所试图包裹的另一种现实。这体现了作者的清醒意识，也体现了作者的勇气。

作者在描写汪长尺的命运时，唯恐读者对其命运的卑贱没有理解，而尽力地拉大汪长尺和林家柏之间的差距。为了突出林家柏生活的优越，就写他是“辉煌地产公司”老板，住“龙腾”小区“508”房，车牌是“8888”，有漂亮的妻子，有做官的父亲和岳父；为了突出汪长尺生活的悲苦，就写他两次落榜、妻子卖淫、自己性功能受损、父亲残疾乞讨。这些情节固然凸显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凸显了农民生活的困苦，但因为描写过于集中，一方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另一方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反而有漫画化的嫌疑，这等于是取消了写作的现实性，从而丧失写作的力度。在将小说人物漫画化的同时，作者将其笔下的城市和乡村也漫画化了，城市的性质被简化为富人和官员聚集的地方，是金钱和权力的渊薮，而农村则简化为“愚穷弱私”者的聚居地。至于城市和农村内部的社会分化和广泛存在的等级制现象则并不在作者的视野当中。对于社会现实所存在的张力的取消也相应取消了作品本身应有的张力。

另外一个值得指出的问题是，整个作品似乎在多处采用了新闻素材，比如小说写汪长尺质问包工头林家柏为何可以欠工资不给时，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爸是林刚”。稍微了解一点社会新闻的，都知道前些年媒体上曝出的“我爸是李刚”这个事件。除了这样的细节，小说频繁使用了“屌丝”、“弱爆”、“拼爹”等当下的流行词汇，似乎是在迎合读者对于当下社会的惯性理解。有时候，为了使用某个流行语，作者不惜让小说人物说出并不符合其身份的话语，比如村民张鲜花可以随口说出“资本运作”，比如汪长尺在被警察质询的时候还可以顺嘴说出“我TM对不起人类”。并不是说作家在写作时不可以使用新闻素材和社会流行词汇，但是作家们不能是援引这些素材为满足，更不能将自己的写作变成新闻素材和社会流行语的拼盘。

“写真实”的意思不是写出片段的社会真实，而是要写出这片段的社会真实所处的关系、它的脉络、它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它可能的方向等；从而展现“广阔的社会关系”，即马克思所说的重叠在“人”这个符号上的“一切社会关系”，应当是作家写作的最终目的。以片段的经验性现实自足，所透出的是作家视野的窄化，但毕竟这还算是一种真实，1980年代的文学不管是伤痕文学还是寻根文学等，如果说有价值的话，就在于它们所携带的那种片段性真实。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就在于这种“经验主义”。但是，如果这种片段的社会真实竟然还不是自己发现的，而是套用了常见的一些说法，甚或屈服于大众的惯性心理，则这种套用和转述的意义就几乎要丧失殆尽了。而实际上，《篡改的命》所暴露的这一问题，在当代作品中广泛存在着。在阎连科的《炸裂志》中，在余华的《第七天》中，在莫言的《蛙》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对于新闻话题的挪用。这说明了当代作家是落后于新闻记者的，他们没有自己深人了解的生活，不能基于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而得出独特的认识。而因为没有自己独到的观察，所以也就不能跳出新闻记者所提供的素材之外从而发现那些素材之间的“关系”，无法就那些素材本身进行具有社会脉络的分析，他们只能做新闻记者的跟屁虫，从而把自己的作品在逻辑上都变成为一种通俗性的消遣读物。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普遍缺乏创造力的一个基本症候。

综上，我更愿意将这部小说看成是一个寓言性质的记录，它用略带夸张甚至有些极端的形式揭示了一个直到今天仍然挥之不去的社会痼疾。当下中国的社会形势高度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巨大的城乡差距，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还非常突出，作家理应始终将眼光瞄准那些给弱势者带来伤害的东西，持续揭露并鞭抵之。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有正视的意识和勇气，这是成为一个好作家的起点。《篡改的命》写的是城乡差距，但同时也写出了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差距和社会等级制。汪长尺们艳羡的城里人生活，说到底是一种上等人的生活，汪长尺所感知的和林家柏的差距说到底也就是上下等级的差别。因此，只要普遍的社会等级结构还存在，哪怕是城乡差距已经消失，《篡改的命》仍然有阅读的价值。它是一个寓言，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证言。在“盛世”话语举国滔滔的形势下，《篡改的命》尽管有以上分析的种种问题，但依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作品。它对新闻素材和流行话语的援引，在一个积极的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本。

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多方面有长足的发展，技术上有很大进步，但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占人口约三分之二的农民们的命运和出路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实际上，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作家大部分也都是以描写农村而著称的。这是因为城乡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刺目了，城乡差距，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第一位的经验性现实。这一点，直到今天依然没变。城乡差距同时包含了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身份的差距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如果只是用这个维度来解释当下中国，也会有一定的限度。我们不能将对自己同时代的分析停留在“城乡对立”这个框架内部，尤其不能将城市和乡村简化为不可分析的相互对立的两极，将其对立本质化，然后将城市作为农村破败的原因来看待，城市和乡村固然在对立着，但这种对立也依然需要一个脉络化的解释。

城市也好，乡村也好，说到底都是一个空间，本身是不构成冲突的，之所以构成了冲突，是因为这两个空间内部的资源配置不平等。而其背后的巨灵当然是各种各样的资本。以逐利为根本目的的资本发现某一地格外能带来利润，就会向这个地方涌动、游积，其在客观效果上就造成了一个所谓“城市”，反之，如果它发现某一地不能带来利润，它就迅速离开，在客观效果上就留下了破败的“乡村”。这一点，在近些年的房地产开发中，我们可以看得格外清楚。某一地块如果交通便利、地势优越，就会迅速涌出一片小区，然后迅速出现所谓生活的配套设施，然后这里就变成了“城市”。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资本到处流动，根据利润产出的多寡到处划分界限，它不仅划分了城市和乡村的界限，也划出了市中心和市郊的界限，划出了大城市和小塒市的界限，也同样划出了农村内部的各种界限。所以，没有一个实体性的固定了的“城市”和“农村”，有的是以“城市”和“农村”的面目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城乡差距不是问题的起点，它是资本流动的效果，围绕在资本周围的，则是各式各样谋求出卖自己或者出租自己的权力。

因此，作家们应当能在重视中国当代的各种经验尤其是城乡对立这一经验的同时，又能烛破这些经验的表层，看到支配各种经验的内在逻辑，看到各种经验之间的联系。作家们也就能写出更丰富的对于人生的了解，对于什么是好的值得去过的生活的理解，而不只是将视野止于“过城里人的生活”。他们固然会基于经验现实而着力去描写汪长尺们要“过城里人的生活”的迫切要求——这一要求有高度的正当性，也应该能写出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处境使得汪长尺们只能产生这样的要求，写出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了对于汪长尺们的全面剥夺，也就是说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现实生活，也剥夺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想象，进而正面提出新的生活想象。

对于文学来说，这就连带着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文学的政治性。所谓文学的政治性，是并不将文学和政治分离，也不是将文学作为政治的传声筒，而是谋求在文学内部探索新政治的可能性。在晚清的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曾强调过文学的作用，但那是在文学外部思考了政治，然后让文学作为那个固有的政治之媒介的思路，新文化运动打破了这个模式，将政治放在文学内部来思考，极端地说，是认为唯有在文学当中，才能找到新政治的可能性。陈独秀通过“伦理的觉悟”、鲁迅通过“改良这人生”等提法，从不同维度上表达了同样的逻辑，此后就形成了被毛泽东称为和农村的军事革命并列的独立的“文化革命”的道路。实际上，当代作家所普遍存在的创造力的匮乏，说到底就是放弃了在文学中思考新政治的努力的结果。要重新赋予文学以政治性，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睁开眼睛，不怕刺目，用自己的眼睛透过“盛世”话语的缝隙去看取真实生活的点滴，是承担这一任务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