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常有中国媒体工作者来日本访问。一年之内，我接待过20多家中国媒体的友人。由于我在4月份之前一直都是《朝日新闻》中文网的主编，所以有很多来到日本的中国媒体人会安排时间和我见面。

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我总想让他们在回去时有所收获。作为一名日本报社的工作者，我会向他们阐述日本与其他国家报纸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并引导他们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含义。

每当我提到日本报纸巨大的发行量时，中国媒体人都会显得非常吃惊。从每天的销量来看，《读卖新闻》是1000万份，《朝日新闻》是750万份，占据了全世界报纸发行量的前两名。除此之外，《每日新闻》与《日经新闻》都是300万份，《产经新闻》为200万份，销量都能排到全球前十。日本共有1.3亿人，比中国、美国、印度的人口都要少。为什么日本报纸的销量能够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喜爱阅读报纸呢？

这些疑问的答案就在于，报纸在日本近代中对于战争的报道。

“日清战争”（中国称中日甲午战争，下同）是日本近代以来经历过的首次大规模对外战争。这场战争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节日”，煽动起了民众的狂热，让整个国家陷入了竞争的漩涡。在历史中几乎从未经历过大规模对外战争的日本人，自此之后开始对“战争”与“胜利”变得狂热起来。

在日本经历明治维新，逐渐蜕变成为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刚刚诞生不久的报纸将“日清战争”的经验传达到了日本社会，使其以一种共同体验的形式铭刻在历史之中，构筑起了日本人的世界观。在这一过程中，报纸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还包含着一些“罪恶”的成分。时至今日，“日清战争”已经过去120年，我想借此次《晶报深港书评》约稿的机会回顾一下日本报纸的发展历史。

在日本，新闻的商业模式是在100多年前的1900年左右确立下来的。当时，虽然出现了无线电通信技术，但电话与收音机尚未得到普及。报纸是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手段。但是，报纸在那个年代还是一种奢侈品，价格非常昂贵，一个月的订阅费能购买30公斤大米。按照现在的价格来算，应该在1.5万日元左右。

虽然价格很高，但在“日清战争”到日俄战争的10年之中，日本报纸的发行数量增长了4倍，达到了160万份。战争时期，家家户户都将亲人与朋友送上了战场。对于想要确认亲友的安危、了解当前战况的人们来说，报纸是获取信息的最可靠手段。

结果，这种现象孕育了日本新闻的一个特征——按户配送制度。据称，全世界中拥有完善的按户配送制度的国家只有日本和韩国。当时，报社是依靠邮局来配送报纸的。邮局局长一般都是当地的权势人物，在接受了报社的销售委托之后，他们会努力增加销量，以获取高额报酬。不久之后，邮局局长纷纷辞去工作，开始经营报纸销售店。因此，日本的报社下面设有许多独立的销售店铺，也由此维持了客源，保持了全球罕见的巨大销量。

那么，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战争是如何促使报纸的发行量上升的。

日本报纸兴起于1867年的明治维新时期。当时出现了成百上千种报纸，经过创刊与破产的兴衰循环，《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报纸留存到了今天。它们在当时也不过是一些小型报社而已。在过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各家报社都始终苦于经营赤字。

而令报社摆脱赤字状态的机会，便是“日清战争”。

在“日清战争”中，各家报社开始争相进行战况速报，展开了激烈的号外角逐。例如，从日本发出宣战布告到日清（中）缔结和平条约的8个月时间里，大阪《朝日新闻》发行了146份号外。为了获得最新消息，人们纷纷开始购买报纸。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便养成了读报的习惯。总之，“日清战争”为日本带来了“信息革命”。

在“日清战争”之前，日本的报纸基本上是一种言论载体，时事新闻的内容只占一小部分。但在“日清战争”之中，日本报纸转而注重时事的报道，发行份数有了大幅上升，经营状况也逐渐趋于稳定。

各家报社纷纷向前线派出了特派员。全国66家报社共派出了129人，其中包括很多人气作家与画家。当时，记者尚未成为一种职业，很多以其他职业身份活跃在社会上的人才都作为“特派员”来到了前线。

例如，《国民新闻》的久保田米仙、久保田米斋、久保田金仙等人都是日本的著名画家。在西洋画家中，浅井忠成为了《时事新报》的特派员，黑田清辉则被法国的通讯社派到了前线。他们的身份就像是现代的战地记者，负责将战斗与当地的情况描绘下来。

在小说家中，国木田独步、松原岩五郎成为了特派员。从属于《日本》报社的诗人正冈子规更是自愿奔赴朝鲜战场。

回顾日本历史，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不仅是“日清战争”，在其它时候，战争与新闻的销量也是相互关联的。

例如，在日俄战争开始之前，报纸的观点分成了战争支持派与反对派。后来，反对派报纸的销量逐渐降低，赞成派的报社则逐渐成长起来。当时，《万朝报》是最为坚定的反对派，报社内聚集了日本当代最著名的左翼思想家。然而，在刊登反对战争的言论的同时，报纸的销量却在不断下滑，报社被迫在“理念”与“经营”之间进行选择。最终，报社解雇了那些反对派的记者，转而支持战争。

从日俄战争之前的明治36年（1903年），到战争结束后的明治40年（1907年），大阪《朝日新闻》的发行量从11万份增长到30万份，大阪《每日新闻》从9.2万份增长到27万份，《报知新闻》则从8.3万份增长到30万份。报社经营中最重要的指标——发行量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

人们常说，日本的媒体是在“大正翼赞会”的逼迫下被迫与政府合作，并放弃了反对战争的观点的。但实际上是报社没有经受住发行量增加的诱惑，主动和政府展开合作，以求通过战争来改善经营状况。

“日清战争”的胜利，加速了日本的帝国主义外交战略。战后的报纸对“帝国主义的是与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部分报纸都支持帝国主义理论。对随后发生的日俄战争持反对论调的，只有幸德秋水与内村鉴三所在的《万朝报》与《每日新闻》这两家报社了。后来，舆论中的好战情绪占了上风，两家报社也转而支持战争。

“日清战争”中的最大变化在于，日本舆论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巨变，这也是我关注的焦点。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文化上的楷模，是一个需要仰视的对象。从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的文字、政治制度、建筑、宗教等大部分文化都是从中国学来的。虽然日本人几乎没有见过中国人，但接受教育的贵族都听说过王羲之与颜真卿的名字，平民百姓也对《三国志》、《水浒传》等名著津津乐道。到了江户时代，学习中国经典的“汉学”正式成为了一门学问，被导入了教育当中。优秀的学问一般都是通过汉文流传到日本的。

在“日清战争”之前，慎重派在日本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将清朝与日本的国力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毫无胜算。开战前的反对观点大多认为：“日本无法战胜巨大的大清。”但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不断取得胜利，舆论便转而开始蔑视中国。这可以说是一种从原有的劣等感逆转到优越感的过程。

结果，在对中国的优越感的背景下，日本开始反对列强对清朝的瓜分，力图保全中国的共同市场。“支那保全论”的观点开始出现。日本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影响中国未来的势力，并通过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最终导致了日中战争（中国称抗日战争）的爆发。

战后，日本与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军部单独行动”产生的结果，但我并不认可这种看法。虽然军部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背后存在的是强硬的中国轻视论。而该论调的推动者，则是试图通过对军部活动的大肆报道来增加销量的日本报社。在这种意义上，日本报纸可谓是罪孽深重。在讨论日本的战争责任时，应该追究日本媒体推动战争的责任。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近代国家中，媒体的这种“爱国”报道绝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媒体的成长与战争的报道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战争能够真正地唤起民众对社会的关注。与平时相比，人们对于信息的来源——媒体的关注程度会在战时大幅升高。我们都还记得，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通过卫星进行播报的CNN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提高。战争通常都会引发“信息革命”。

从本质上来看，在重视销量的商业主义媒体中，“爱国”性质的报道往往会更受欢迎。越是战争爆发的非常时刻，爱国主张就越容易被人接受。政府也会通过媒体来培养民众在战时所需要的爱国之心。一般来说，在商业主义的影响下，媒体会去“倾听读者的声音”。因此，报纸不会一味地倒向政府，从而无视舆论。但在战争爆发前，一旦舆论倾向于开战，媒体就会基于商业主义的本能去迎合舆论，导致其很难与主流趋势进行对抗。媒体既要分辨战争的是非，又要通过战争来增加销量，最终往往会在信念与经营之间做出选择。不难想象，即使现场的记者想要坚持自己的理念，也很难得到报社经营方的同意。

如果说在“日清战争”中，有什么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话，那么就是它让我们明白了：新闻报道中的“爱国”绝非“无罪”，有时会是“有罪”的。而且，媒体的发展是建立在平民与士兵的鲜血之上的。作为一名媒体人，能否经常对自己的这种“原罪”进行深思，是值得我们每天必须思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