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纠结在于，和平时代的国家越来越成为一台技术中立的机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变得不再重要，只剩下保障法律体系中的公民权和作为“自然权利”的人权。对人民共和国而言，如何用法律守护革命传统，避免法律的程序正义摧毁人民主权的政治意志，确保后革命时代的法律秩序不抛弃自身的革命起源，是确保国家性质和法统的重要问题。

当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和巩固率分别已达到99%和92%以上的今天，教育公平更多地体现在了“高质量”和“高水平”的义务教育普及上，人民群众的教育利益诉求从“有书读”转向到“读好书”，这是一种由“教育机会公平”向“教育质量公平”转向的范式转换，无疑会对一些传统的制度提出挑战。“就近入学”制度尽管保障了“人人有书读”，但同时也将个体先赋性因素与外在学校分层结构紧密地结构性捆绑在了一起，这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差异悬殊的当下，无疑使“人人读好书”的梦想被隔离了起来。

众所周知，“近代的超克”一语是因昭和17年9·10号《文学界》座谈会而流传开来的。这一口号如今又成为问题，大概是因为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一文（《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第七卷）的影响，以及花田清辉出版了同名的单行本著作，两者加在一起，让人觉得这一问题值得关注吧。

“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这句看似无聊、没营养的歌词似乎无意间触动了某种无名的社会情绪。首先，“人民广场”这个独特的空间过于触目。但吃炸鸡的广场是日常生活化的广场，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日常的广场空间，有拍照留念的旅客、放风筝的儿童和锻炼的老人，也有一个吃着炸鸡的女孩。

近些年，对于下岗工人这个群体近20多年来的生活境遇和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已经有了连篇累牍的讨论和争辩，拥有不同政治立场和信奉不同经济学理论的人，对于下岗工人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而又很难彼此说服对方。因此，为节约篇幅和集中火力，本文作者无意再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回顾那场改变了三千万中国人命运的巨变，而着力列举其事实，分析并批判其中涉及文化和传播的一个侧面，即对下岗工人的“主旋律宣传”。

众所周知，《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和惩罚》三部著作以“疯癫”、“医院”和“监禁”为考古学场址，以丰富的历史素材分析说明“话语实践”使“疯癫”、“病态”和“犯罪”变得“可见”的复杂机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话语陈述和事物的可见性——词与物——的配置关系的批判，也使福柯形成了特殊的视觉考古学批评。

没有哪个国家每天有上亿辆非法交通工具在路面上行驶。为什么发达国家没出现过中国这种摩托车、电动车禁而不止的困境？答案很简单，他们不太需要。在这些国家的大中城市，买不起车或不愿开车的普通市民可以选择公交车、地铁、轻轨等方式出行。从公共交通分担率看，香港89%的市民出行依靠公交，巴黎市中心是60%，伦敦是80%，这在中国无法想象。 以公共交通最发达的北京、上海为例，出行如果选择公交车，由于地面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不要说肉电混合动力车，它甚至赶不上自行车，北京部分路线的公交车没

这是一篇讲座记录，转自清华大学求是学会。新媒体女性公众讲座第十六期，邀请到著名的女性主义历史学者王政老师，主题是“探寻被遮蔽的历史”。门口的海报上用一句广告词来推介这次讲座：“公知们告诉你的1949年以后历史有没有硬伤？听听女史家的版本！”

在现代性的萌芽的时候，“众多(many)”与大型民族国家诞生前的城市国家共和国的市民（公民）是契合一致的。那些“众多”使用的是“抵抗的权利”，即ius resistentiae。这种权力并不意味着平庸意义上的，具有合法性的防卫：这是一种更为复杂而精良的东西。“抵抗的权利”在于声称一个单一个体，一个地方共同体，一个手工业行会反对中央权力的特权(prerogatives)，安静地保存已经确定的生命 活的诸形式，和保护已经确立的（生活）习惯。

在《友爱政治学》中，德里达发现了柏拉图《美涅克塞努篇》中“民主”叙述的难题——横亘于名实乖谬之间的“但是”。在这个”但是“背后，朗西埃发现了“使得民主作为有别于某种政制的东西得以奠立”的“一种内在差异”。这就是他所谓的“民主悖论”。讨论“民主悖论”，是朗西埃纪念德里达的独特方式。与此同时，他断言所谓的“民主悖论”正是“政治本身的悖论”——民主指明了共同体内统治权的基础：统治权的真正基础就是根本没有基础。

作为一个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一个极会招待朋友且在他同时代的巴黎文化界引起如此多的公众兴趣的人，爱尔维修之所以因其著作而引起如此多的愤慨，无疑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普通教育学家。虽然如此，在阅读他的文本时，我们会认出整个一套表达方式，让人不但想起他同时代教育家（特别是卢梭）著作中的精神，同时也想起他们的文字。因此，我们将如实地（天真地）这样来开始：把他看作是一个教育家，然后我们再来拷问，为什么这个教育家竟会引起如此多的愤慨。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经常用理论术语 "空间修复 "(the spatial fix)阐释全球化。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阐释已经造成了误解——就算不是严重的错误，所以这个术语(及其聚焦的理论)需要被清楚解释。

【破土编者按】《17种矛盾及资本主义的终结》（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最新著作，出版于2015年4月。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三大类矛盾：基础的矛盾、变化的矛盾和危险的矛盾。本文则是哈维2015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的会议上针对此书批评的回应的缩略版，全文将会在《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刊出。（董琳露译，王行坤校）

《局外人》是加缪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说，大概也是他最好的作品。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局外人》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评选20世纪最伟大作品的各种榜单上，它常常赫然在目。《局外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在于它开掘了20世纪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的一些最基本的主题或观念，比如：世界和个人存在之荒谬，对个人经验之真实性的确信以及对外在于个人的各种权威形式的不信任和抵抗，在超验存在缺失的境况下全面拥抱世俗生活的享乐主义态度，等等……这些都是构成现代个人观念的核心要素，它们迄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

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在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并且从不同层面决定着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路向。国家、社会以及个体的三种不同力量及其相互作用，使得当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了“规训”、“偏向”与“重塑”三种不同的面相。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实质上始终处于这三种不同力量的结构性张力之中，并最终表现出以城市为本位的城市中心主义的兴起。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概念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产生，但进入大众话语，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代早期，主要借助于大众传媒和娱乐的兴起。这些种族主义的言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本，而基本上是分散地表现出来的，尤其通过通俗文化、媒体文字和网络讨论，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它们合在一起对大众意识有着强烈的影响，并一直被误认为是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

在纪念新文化运动100 周年之际，人们发现，中国不仅没有建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文化，而且新文化本身获得的认同程度也不比百年前高。新文化运动的三个支点中，白话文运动收效显著，似成主流；但着力限制权力的民主与追求精确知识的科学，明显没有成为主流。这样的结局，一者因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局定势，无法形成有利于新文化成长的文化机制；二者因于新文化运动被置于新社会运动、新政治运动的大框架、连贯性分析理路中，因此无法凸显新文化运动之文化意欲。

我们现在明确提出要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不是因为告别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了，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仍将维持很多很多年，而是因为告别的必要性越来越强烈、越来越紧迫了。无论是身处、生活在哪一个民族-国家，我们都事实上共享同一个历史，而且也共享同一个未来。这个认识要求我们所讲的历史，固然是为某一个人群、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的，但也要超越这个具体的人群、地区和国家，最终可以成为人类整体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以纪念《新青年》诞辰百年为开端，重新唤起民众对于“五四”的记忆，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众舆论及某些具体专业（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的发展，更可能重塑当代中国的精神氛围及知识版图。基于此判断，如何兼及自信与自省、书斋与社会、思想与学术、批判与建设，将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