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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诺:诸众与工人阶级
关键词:
在现代性的萌芽的时候,“众多(many)”与大型民族国家诞生前的城市国家共和国的市民(公民)是契合一致的。那些“众多”使用的是“抵抗的权利”,即ius resistentiae。这种权力并不意味着平庸意义上的,具有合法性的防卫:这是一种更为复杂而精良的东西。“抵抗的权利”在于声称一个单一个体,一个地方共同体,一个手工业行会反对中央权力的特权(prerogatives),安静地保存已经确定的生命 活的诸形式,和保护已经确立的(生活)习惯。

译者:王立秋

译自:Multitude and Working class: Maurizio Lazzarato interviews Paolo Virno. Translation by Arianna Bove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t/multitudeworkingclass.htm


 

莫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你能对就哲学史中被构想的情况而言的诸众概念以及我们今天对它的使用之间的相似与不同作出界定么?在诸众的概念和工人阶级的概念之间是否存在断裂的延续性?这两个概念能否被整合为一,抑或它们指涉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

 

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在当代(语言中使用的)诸众与公元十七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研究的诸众之间存在一些类似和许多差异。

在现代性的萌芽的时候,众多(many)”与大型民族国家诞生前的城市国家共和国的市民(公民)是契合一致的。那些众多使用的是抵抗的权利,即ius resistentiae。这种权力并不意味着平庸意义上的,具有合法性的防卫:这是一种更为复杂而精良的东西。抵抗的权利在于声称一个单一个体,一个地方共同体,一个手工业行会反对中央权力的特权(prerogatives),安静地保存已经确定的生命/活的诸形式,和保护已经确立的(生活)习惯。因此它使对某种积极的东西的守护成为必要:它是一种保守的暴力(在这个术语好的、高贵的意义上说)。或许ius resistentiae,也就是说,保护某种已经存在且看起来值得持续存在之物的权利,正是把十七世纪的multitudo和后福特主义的诸众带到一起的那种东西。而且对后者来说,这当然不是夺取权力,建立新国家或新的政治决断之垄断权的问题,相反,问题在于保卫复数的经验,保卫非国家公共领域的胚胎和生命的革新形式。不是内战,而是ius resistentiae

另一个例子。后福特主义的诸众引发政治代议制的崩溃,这是很典型的;(诸众)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姿态,而是对规避主权之神话与仪式的政治制度的现实主义的、平静的探究。霍布斯已经对诸众采纳不合规范的政治有机体系的倾向做出了警示;只是一种联盟,有时则仅是汇聚起来的一群人;这种团体并不为任何特殊目的而联合,也不由互相义务而结为一体(《利维坦》第二十二章,论臣民的政治团体和私人团体,译文出自黎思复黎廷弼译本)。无论如和很明显,非代议制的民主基于一般智力有着一种全然不同的意义:没有空隙,边缘或剩余之物:相反对知识/权力具体的占有和再接合/表达(rearticulation)正是今天在国家的行政装置中凝结的东西。但让我们来看资本的特征。当代的诸众在自身内部承载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而且它与工人阶级——其主要的问题是由知识、语言和情性构成的——是一回而且是同一回事。

我想驱散一种视觉上的幻象。据说:诸众发出工人阶级之终结的信号。又有人说:在众多的宇宙中不再存在蓝布背带裤的位置,它们全都一样并构成了一个对差异的千变万化感觉迟钝的身体。无论是谁说的,这都是错误的。而且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错误:每二十年都会有人出来宣告工人阶级的终结。即便后者,既不是在马克思那里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严肃的人的观点,统一于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某种特定的习惯复合体或某种特定的心智状况。工人阶级是一个理论的概念,而不是一张纪念照:它指的是生产绝对和相对的剩余价值的主体。诸众的观念与人民的概念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概念均衡。成为诸众并不妨碍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生产剩余价值也根本不会使在政治成为人民成未必然。

当然在工人阶级不再是人民且成为诸众的时候,许多事情也发生了变化:从组织和斗争的形式开始。一切都变得复杂且变得悖谬起来。告诉自己现在我们有的是诸众而不是工人阶级该有多容易啊……但如果简单性值得不惜一切代价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一瓶红酒做到十分熟(well down a bottle of red wine)

而且马克思那里也有这样的段落,其中工人阶级失去人民的相术特征而获得了诸众的特征。一个例子是:让我们想象《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章,在那马克思分析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境况(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在那里我们会发现发现论及美国西部,外出以及众多之个体主动性的伟大篇章。欧洲工人因流行病、饥荒和经济危机而被迫离开他们的国土,到美国东海岸的大型工业中心充当劳工,我要提醒你:他们在那里呆了几年,也只呆了几年。接着他们逃避工厂而向西部,向自由的土地移动。雇佣劳动自我呈现为一种过渡型的插曲而不是一种生活的判决。即便只有短短的二十年,雇佣劳动者也有在劳动力市场的铁律中散布无序的可能性;通过放弃他们自己开始的境况/条件,他们决定相对地牺牲劳动因此而使工资上涨。通过对此情景的描述,马克思为同为诸众的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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