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终结》（以下简称“十七个矛盾”）是我写过的最危险的一本书。现在回顾起来，也是被我定位为 “马克思工程”系列中最新的（或许是最后的）一本。我说“回顾”是因为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这样一个工程早已开始。戏剧性的历史转折加上我之前所为之努力的逻辑使我从一个主题或者一本书不断转向下一个。
这个工程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候就开始了，但直到2000年后才更加清晰。我当时对2000年充满期待，并不是因为那是新世纪的开端，而因为那是我本该退休的年份。所以现在十五年过去，在出版大约十二本著作之后我才开始好奇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首先我觉得这和2001年我转职到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有关。现在看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职业选择。我把自己从精英主义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日益隔绝孤立的困窘生活中转移出来，去了一个更为有益的地方，这是一所公立大学，气氛混杂、活跃且充满政治性，同时还有非常优秀的同事（尤其是Cindi Katz and Neil Smith以及人类学系的好朋友们）和热心政治的研究生。正是这群学生让我坚持完成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系列视频；他们还承担了制作视频、建立并维护网站的技术工作。[1]我欠他们——尤其是Chris Caruso——太多太多。
那么，这个“马克思工程”到底是什么呢？很明显，长期以来马克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更不要说正面的接受了，为了让他的作品更为人所接受，还需要大量的工作。除了右翼歪曲和回避所引起的（对马克思作品的）普遍无知，部分左派人士（对马克思思想）极其教条的介绍也难逃其咎。同时，貌似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一意孤行地使马克思的思想比原本的面貌更加复杂。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此负有责任——《资本的限度》[2]。我在1971年以后每年至少在课堂上讲授一次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并且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的几年，我在校园内外讲授《资本论》不下三次（当我在校园内讲授《资本论》的时候，我总要先完成合同所规定的的教学任务，这样就不会有人指责我因为政治而忽视学术职责！）。我的目标是在整体上澄清马克思的观点，而不至于过分简化或者矮化。我尽量不倾向对马克思作品的某种特定解读，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根据自己的解读去进行教学。（我的解读只是许多可能解读中的一种）。我想要打开一扇走进马克思思想的大门，这样读者就可以在进门之后确立他们自己的理解。这也是在系列教学视频以及《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3]中建立的内涵。
我同样感受到了阐明马克思思想与当代政治之间关联的迫切需要。这一迫切需要也带了这样一种义务：不仅要确定我们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什么，还要弄清楚马克思的思想中哪些是不完善的、哪些是要被抛弃的、或者哪些（但愿不要！）被搞错了。这也能让我们认识到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到底哪些已经过时，哪些还有相关性。我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今天阅读马克思，能教给我们什么，以及为了更好地了解周遭世界，我们需要怎么做？因此在分析当代时事中融入我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我证明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和具体理论的效力——因此有了关于新帝国主义的书、关于新自由主义简史的书、关于不均衡地域发展的空间动态的书（应该指的是《资本的空间》等书——译者注），关于2007-2008年的危机的书（《资本之迷》）、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分析——我在《希望的空间》和《叛逆的城市》中处理了这个问题，并在关于第二帝国的分析（应该是《巴黎城记》这本书——译者注）中再度乐此不疲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关于巴黎的这本书是我所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一次练习，填补了马克思对路易Ÿ波拿巴在1848年大革命失败（《路易Ÿ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后如何上台的分析和对1871年（《法兰西内战》）的巴黎公社的分析之间的历史。当时我只是不自觉地选择了巴黎研究。（我对这个专题的研究工作早在1976年就开始了，因为我对奥斯曼的作品很感兴趣）。只是在相对稍晚的日子里才意识到，我是在弥合马克思两部开创性的政治著作之间的鸿沟！
我的每一本书都以一个特定的话题或者案例探索了马克思思想的某一方面。我希望这些积累下来的成果可以激励其他人更加仔细、更加开放地阅读马克思著作，以此进入相关实践研究。
在此思路下，就有了《十七个矛盾》。这本书我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是界定反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后果。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许多声称持反资本主义政治立场的人根本不清楚他们究竟所指为何。第二是根据当下事态，提出走向反资本主义的合理原因。
我决定通过检视矛盾来接近这两个问题，部分是因为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像2007-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内部矛盾的外在表现。 “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4] 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诚然不断在平衡，但是这一平衡过程同时表现为危机，表现为互相分离、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各因素的通过暴力的结合。”[5]然而，我没有发现对这些矛盾的系统论述。毛泽东和阿尔都塞对矛盾问题都提出了强有力阐述，但没有阐述马克思对资本内在矛盾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献要么在临时搭建的基础上提及这个或者那个矛盾，要么更糟，那就是在回应复杂情况时说，“很好，这就是资本典型的矛盾啊！”简言之，矛盾观念在大部分情况下意味着对话的终止。我想扭转这种观点，让矛盾的观念成为打开对话的前提，特别是涉及构成反资本主义政治的可能以及如何理解危机的问题时。虽然特定矛盾的外在形式可能在马克思所处时代之后发生了演变，但在我看来，资本的矛盾的结构，却令人吃惊地延续下来了。
回过头来通过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简称“大纲”）来查明资本的矛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快我就不得不削减书中矛盾的数量，使其成为可管理的系统结构。结果就是神奇的数字“十七”。我不会武断声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或唯一的。毫无疑问，其他人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但是我在写作《十七个矛盾》这本书时，认识到了资本的内在矛盾是如何相互联系、互动（支撑）的。比起通常情况下对资本的描述，这本书中浮现了一幅定义资本的更为广泛的去中心化的画面（decentered picture）。这远远超出了“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想法，或者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首要矛盾的想法（仅举两个最常见的关于资本矛盾的论述）。但是这样的去中心化逻辑有一个陷阱。有可能产生我所谓的带有形容词前缀的资本主义概念，比如金融资本主义、食利者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供应链资本主义甚至自相矛盾的“良心”或“伦理”资本主义，任何一个概念都意图定义资本主义的某些新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在意识到资本内部存在“互相分离、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各因素的通过暴力的结合”的情况下，我宁愿保持对资本的单一性、整体性的定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后记”[6]中指出，“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他的目的是用经济现象来跟踪“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通过对去中心化的资本积累体系中矛盾的交叉和咬合关系的分析，资本应该理解为不断进化的有机整体（或总体性）的观点变得更容易理解了。接下来资本的惊人进化也变得容易理解，因为在资本被迫重构的危机时刻，它会积极应对并适应期不同的内在矛盾及矛盾的汇合。我们这个时代，资本再生产面临的主要威胁（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当时不得不面对的威胁）也变得更加显著了。从这点看来，很容易明白，我们当前为何需要对抗资本并且最终用另类的生产方式来取而代之。
那么，为何我会成为反资本主义者？我之所以成为反资本主义者，并非因为我DNA中有些奇怪缺陷。也并非因为我年轻时被洗脑了（我第一次读《资本论》已经三十五岁了！），或者因为我被一些马列主义或者托派甚至毛主义政党的花言巧语所迷惑（我从未加入任何一个政党），再或者因为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遭受了因为资本资本所带来的生理、心理创伤，这些都不是原因。我其实很欣赏（虽然远非“不加批判地”）资本所生产出的一切——不仅仅是新技术。不，我成为反资本主义者纯粹是出于理性的原因。在我的判断中，资本已不仅对我们、对他人非常危险，对资本自身也是如此。当下发生的很多事情简直无理可循。任何对当下现实进行评估的理性之人，如果他们精神健全，必然会在理性上成为反资本主义者。


当下还要诉诸理性，这看起来有些奇怪。这样看起来显得很老派甚至有问题。或许，正是在资本只有通过非理性手段才能存活下去的阶段，诉诸理性才会遭到白眼。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为什么要拼命建造城市让富人去投资，而非让一般人幸福得安居？我们应该去那些正在建造但无人居住的高档公寓或者迪拜那些荒诞的建筑的楼顶，然后挂上标语：“太疯狂了。”这些愚行在过去还是偶尔为之，但现在已经成为行为规范。除此之外，过渡积累的剩余资本还能流向何处呢？
 
这里我不再提及细节，但是本书最后提出的三个危险的矛盾，其目的是对抗那些放弃抵抗无尽的资本积累的论述。第一个危险的矛盾是由连续增长所定义的指数级增长道路。在马克思写作的时候，这还不是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商业兴旺。但以现在的连续增长率再发展一个世纪，从中国到印度再到俄国、巴西和南方等所有国家都被吸纳进无穷的资本积累的压倒性逻辑中，结果是不可想象的。连续增长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也是非常危险且充满威胁的，尽管我不愿设想末世论景象，并且愿意承认，资本在历史上曾如何成功地适应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约束。最后的危险是，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我所谓的“普世异化”（universal alienation），在这种情况下，意义缺失，物质和精神生活各个方面（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工作场所）都失去可能性，这就产生了尚不成气候且有时非常奇怪的社会性（sociality）与反抗形式。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猖獗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这些都是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因为它们会将市民社会变成关于资本和人类未来的巨大的斗争场所，这时，只有超级军事化的国家机器才能通过野蛮的暴力和骇人听闻的监视与压迫技术进行控制。在左派前所未有的弱势情况下，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社会主义与野蛮的选择从没有如此紧迫。成为反资本主义者并且起来反对控制我们的超级军事化的国家机器的命令，现在要取代“差异的全球化”以及植根于普世异化的怀疑主义与无所适从。
 
我在《十七个矛盾》中所提出的论述与证据并没有穷尽一切，因为我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资本的内在矛盾。我对那些驱动资本主义的更为宽泛更为复杂的矛盾存而不论。我试图进行抽象化，而抽象化无疑会损害我们对身边现实的理解。这种抽象化频繁成为严厉批判的目标。有些反对意见甚至会因为它们的非现实性（unreality）而全盘否定任何抽象化。他们会认为，那些被排斥在抽象之外的现实比抽象所揭示的内容要更为重要。我在《十七个矛盾》中试图反驳这些批评，于是我尽量清晰，以说明我们能从抽象中学到什么，以及为了理解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的矛盾，还需要什么。我的目标是通过澄清资本积累的逻辑在那个更大的框架中如何运作或者如何不能运作，来改善我们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的理解。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市场交换遍及各地，并且事关死生存亡——正如在资本主义中那样——那么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在马克思看来是社会劳动这个看不见的手）就会如此运作，让个人身份、主体性、欲望和目的与资本积累的整体逻辑毫不相干。当然，在现实中存在遏制某些商品市场（包括劳动力商品）的尝试，而消费者市场就分解为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偏好，但是商品化、交易关系和货币权力的变本加厉让这些尝试一败涂地，某些特殊的市场（包括劳动市场）可能成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俘虏。对市场交换来说最根本的身份就是由私有产权所支撑的购买者与销售者。市场将其他所有身份抽象为这两个身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以商品的概念开始了《资本论》的分析，因为每个人——无论其种族、阶级、性别、主义、宗教、民族、性身份如何——都通过买卖商品（其中也包括虚拟商品如土地，劳动和货币）而生活在资本主义中（当然，资本主义并非在所有地方都取得了霸权）。马克思论述说，亚当·斯密对资本的流通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以及不可避免的矛盾的论述犯了根本性的错误。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在技术上平等的市场所承诺的自由与解放掩饰了更深的现实，那就是因为剥夺性积累而导致的永恒的劳动剥削。
 
因此，我并不接受一个内在就具有种族化倾向的资本主义概念，世界有些地方（如美国和美洲）资本主义的确是种族化的（因为奴隶制的强有力影响尤其如此），但在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或者程度微弱或者不那么明显）。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如北爱尔兰或中东），在资本主义内，宗教起到了分化作用，民主主义和民族身份的问题至关重要（如远东或者东欧）。所有这些影响分散在资本主义内部的地缘政治的竞争中，虽然它们受到资本的内在矛盾的影响且有时与之产生关联。最后，还有性别和性取向的问题，这些问题比种族、族裔、宗教、民族主义等更具有普遍性。但是在全球不同地方，性别与性取向问题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别。例如库尔德工人党（Kurdish PKK）中妇女的优越地位极其军事武装就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中妇女的被压迫和“传统”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北美的女性主义者所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的，她们所在的世界的妇女解放并非一定意味着其他地方妇女的解放。
 
其他矛盾的自主发展——表现在资本主义下人类他异性（alterity）的不断动摇的某种版本——无法化约为资本内在矛盾的功能。我在《十七个矛盾》中从没有作出这种化约主义论述。资本的矛盾也不能化约为种族、性别、民族身份、酷儿理论等问题。这个简单的事实也确立了某个重要道理。成为反资本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成为反种族主义，反民族主义，或女性主义或酷儿理论家。这个道理一再被提及，且可悲的是，在左派所发起的阶级斗争中不断得到证明。同理，成为女性主义或酷儿理论家或反种族主义者并非一定意味着成为反资本主义者。我在巴尔地摩期间所遇到的很多黑人反种族主义者都是非常亲资本主义的。最近密苏里州弗格森小镇上的街头斗争聚焦了黑人与排斥性的市民社会机构以及压迫性的地方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从斗争的内容来看，他们并非反资本主义者（虽然有些个人和群体可能认为他们就是反资本主义的），虽然不提及他们的阶级位置就无法理解他们斗争的形式。全世界有很多亲资本主义的反种族主义者、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家。有些土著人口（如玻利维亚的艾马拉人）成功地参与到商业和手工资本主义活动中，同时也维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这种本地性与那些亚马逊流域不想与资本主义有一点关系却因为资本主义入侵而饱受其害的土著人口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很多左派曾经都认为，反殖民的斗争就是反资本主义的，但现实的后殖民政治经济史却否定了这种论断。关于这些话题的所有交谈都预设了我们清楚反资本主义到底是所指为何；我关于资本（并非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研究所要澄清的正是这个问题。与信徒相比，一个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家或者反种族主义，反民族主义的无神论者需要认同什么以及通过自己的理念和实践要表现什么，才能成为反资本主义者？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在从事反资本主义的计划时，一个自治主张者（autonomista），或无政府主义者再或者后殖民理论家要支持什么？我并不想说《十七个矛盾》给出了所有正确答案。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真问题。
 
我想要再次强调，这本书的结论是，从这十七个矛盾中所提出的政治提议没有一个“想要超越或者取代对资本主义内其他歧视、压迫或者暴力镇压形式发动战争的重要性。同理，这些其他斗争也不应该超越或者取代针对资本及其矛盾的斗争。我们需要结盟。”
 
那么，《十七个矛盾》所揭示的有趣之处何在？当我准备写作的时候，我通常开始会认为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但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是吃惊于自己的发现以及最终产品与最初设想之间的差别。让我举《十七个矛盾》中的一个例子。我很早就认识到，《资本论》的前两卷所基于的是完全不同的预设，并且产生了关于资本如何运作的完全不同的论述。第一卷是关于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未完成的第二卷的主要（虽然并非唯一的）关注则是价值实现问题。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将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然后补充了一句：如果没有（由支付能力所支撑的）需求或欲望，那就不存在价值。第一卷所建构的理论假设所有的商品都可以以自身的价值进行交换，并且市场上完全没有实现价值的障碍。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但这种抽象让马克思能够定义由不间断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生产所产生的条件，以及对不间断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生产来说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产业后备军的生产以及被雇佣的工人阶级的不断贫困化。另一方面，《资本论》第二卷则坚持第一卷所分析过的驱动力，如技术变革等。它预设价值的生产不存在问题。马克思然后考察了市场上价值实现的必要前提，并且认识到，工人充分的有效总需求对吸收所生产的价值来说是必要的。很明显，前两卷之间表现出一个严重的矛盾，那就是不断加剧的贫困化和能够产生有效市场需求的工资之间的矛盾。从第二卷的视角来看，第一卷出错了，反之亦然。
 
我早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我并没有继续挖掘马克思在“大纲”中所命名的“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the contradictory unity of production and realization）这一概念的全部内涵。首先，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都会认真阅读第一卷，但很少有人会阅读第二卷，更不要说研究了。在写作《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2卷）的过程中，我强调了关注第二卷的重要性，从亚马逊网站的销售排行来看，这种强调第一卷的偏见非常明显。其结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存在着对《资本论》的“生产主义”（productivist）解读的偏见，而关于价值实现的问题则被忽视了。事实上，如果像卢森堡那样花大力气在第二卷上的话，就可能得出对马克思的“消费不足论”解读，而这种解读因为某种未曾言明的原因，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凯恩斯主义的。有鉴于此，我只能强调说，忽视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并且对前两卷厚此薄彼，这会导致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严重误读。不无讽刺的是，与第二卷的视角相一致的强调需求的政治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帮助下）统治了1945年之后的资本主义世界，但是在60年代期间逐渐破坏了剩余价值生产所需要的前提。后来（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理论的帮助下）在70年代中期左右由与第一卷相一致的强调供应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所取代。后者在2007-8年全球危机总爆发之前，制造了许多本地化的危机，因为价值实现越来越依赖信用和信用卡，去补偿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工资压缩的后果。
 
第二卷聚焦流通过程，并且紧密关注周转时间，生产和流通时间（有时会涉及空间关系以及消费时间）的问题。商品生产（我们现在称为商品链）需要协调截然不同的商品周转、生产以及流通的时间，尤其需要关注固定资本构成和流通的问题，这就很成问题。大量的资本得贮藏起来（因此就不再能生产价值），以便处理不同的时间段。只有在信用制度崛起之后，这个困难才得到解决。对马克思来说，信用和债务首先并非道德范畴[7]。它们是维持资本连续性和顺畅的流动性的必要的技术工具。但马克思直到第三卷才对信用制度进行更进一步的阐发，因此我们在第二卷中看不到债务-信用关系的完整图景。但我们可以推断，信用和债务对资本的运行来说是根本性的。没有这两者，大量资本将被贮藏，并最终妨碍资本主义发展。
 
我们在第二卷中还看到，竞争如何推动资本加速周转。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加速成为资本运行机制的主要特征，这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来说也是影响深远。我们只需想想当下消费主义的运作机制——如时尚，广告，快速的保费以及景观的政治经济学（这里生产和消费已趋于融合）——就可以看到，技术和组织创新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吊诡的是，这需要更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更慢的周转（体现在土地上的固定资本），从而进行更有效地运作（路越安全，交通就是越快）。于是就有了与资本的稳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矛盾相关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
 
关于生产-实现关系的（与时间相对的）空间问题，马克思并没有多说，但是他已说的内容意义深远。生产价值的场所可能距实现价值的市场非常遥远。中国生产苹果电脑只能得到非常低的利润率（富士康得到3%），但苹果公司通过在美国的销售会得到27%的利润率。沃尔玛通过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生产的商品，在美国获得高利润率。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越强大，能从价值实现过程的不同层面所攫取的价值就越多。因此，价值实现过程并非没有剥削，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斗争也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在生产阶段取得高工资的更加宽裕的工人阶级会发现，他们额外的有效需求会被商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和食利者层层盘剥。工人在生产过程所取得的成果在价值实现阶段被资本的其他部分所剥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场合提及这种可能性，但从没有详细阐述过（也许因为在他们的时代，这个问题还没有那么突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要么忽视要么将其视为不那么重要的剥削形式。但是从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不仅要认真对待，而且要和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剥削等量齐观。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些很成问题的结论。首先，关于价值实现的斗争的阶级性质存在很大问题。在价值实现过程中，中产阶级甚至是上层阶级也可能成为价值攫取的牺牲品，虽然从美国房屋止赎的历史来看，目前主要是穷人和弱势的少数族裔（如西班牙裔和黑人）所损失的资产财富最多。另一方面，在庞氏骗局和安然丑闻中富人损失最大。剥夺性积累已成为当下价值实现的最为有力的策略。
 
但是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的关系太过复杂，很难划入阶级政治中，虽然这种关系在城市规划方面影响很大且经常是城市社会运动（通常围绕住房状况）中反抗的中心。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统一的话，我们就必须正视那些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重要的对日益城市化的日常生活的不满，将它们视为反资本主义政治的支柱之一，可以与围绕着资本所统治的劳动过程的斗争等量齐观。
 
这背后存在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当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被抑制工资的政治所压缩时，资本如何继续完成自我实现？一个暂时的答案是信用制度起到了作用。典当商和放款人一直都非常关键，且在工人阶级的生活中一直是被咒骂的对象，但用来管理和操纵价值实现过程的大规模信用制度关系网的确立也包含着自身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能够而且的确在很大范围上造就了2007-8年的危机。当金融家能够为房产开发商的活动提供资金并且通过他们所提供的按揭贷款满足住房需求时，那么2001年之后与住房相关的资产泡沫的前提也就形成了。这也是中国走出2007-8危机的方式之一，而这种方式令人堪忧。
 
这是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生产与实现的矛盾统一概念中得到的洞见，并且将其深化，与当下资本所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结合起来。结果就是去中心化的阶级斗争概念（decenter notions of class struggle），并且对反资本主义斗争来说，规划出政治行动的更为广泛的领域不仅可欲，而且必要。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会破坏马克思理论和政治实践原本所具有的清晰性。未来的行动领域可能会更加分散，但这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正在发生的各种多元、分散且看似碎片化的斗争领域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因为城市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日常的城市生活的质量成为各种不满的焦点——而得到定义的历史分期中，对资本的矛盾进行理论解读会更有意义，这种解读会将这些关注点整合进一个更加一致的理论框架内。
 
很显然，我们需要找到新的从事反资本主义政治的方式。当下有很多试验，但对这些试验的一个普世主义批判就是它们无法克服碎片化状态，并且让这些因为各种不满而发生的偶然性起义和抗议持续下去。虽然理论反思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但却可以提供建议，来帮助认识在当下情形，并指出应该如何阐释反资本主义斗争。如果新自由主义观念和货币理论可以在1970年左右成为改变资本主义发展和人类历史轨迹的物质性力量——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么条理一贯的左派理念也可以对未来产生类似的效果。当下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几乎在全世界都没有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保护并强化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寡头的权力。矛盾明确且尖锐。永远的连续增长绝不可能。何时才能告别资本主义，并且确立一个另类且理性的生产方式？我希望，正是基于这个问题，《十七个矛盾》可以成为一本危险且富有煽动性的著作。

本文转自：破土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