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代的超克”一语是因昭和17年9·10号《文学界》座谈会而流传开来的。这一口号如今又成为问题，大概是因为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一文（《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第七卷）的影响，以及花田清辉出版了同名的单行本著作，两者加在一起，让人觉得这一问题值得关注吧。
不过，竹内也罢花田也罢，都可以说是颇为厉害的思想战略家，不太会蠢到被表面的语词所骗而开始重温“近代的超克”吧。
确实，“近代的超克”这一符号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不久，似乎便成了知识界共识。但必须注意的是，即便在当时，对于这一符号也有如下的批评：
“去年《文学界》对近代的超克大做文章，如今也显得颇为得意，但这首先是当代现实派诸代表的胡言乱语。知晓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的状况的人们，看了不仅会觉得可笑，甚至会感到愤怒。尽管文字上和保田与重郎的《近代的终焉》有些相似，但绝不能将两者混同……”（莲田善明：《神韵的传说》，收于昭和18年《超克之美》）
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一文中推测保田刚开始是准备出席《文学界》座谈会的，后来突然身体不好，就没有参加。不过，根据莲田的文章，自然可以推测当时的状况究竟怎样。事实上，即便承认“近代的超克”一语在某个时期在知识界广泛流传，如果将比如小林秀雄的读者群和保田与重郎的读者群之间的代际差异考虑进来的话，后者的世代中“近代的超克”的号召力就没那么大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竹内论文中引用的仁奈真的回忆，不免有些夸张。）
也就是说，保田从开始写作起便提出的“文明开化”批判思想，与“超克”座谈会的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差异，几乎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对于当时潜在的世代断层和思想断层，我记得很清楚。如果这一点没有被得到足够的批判性理解，在战后十五年的今天就这样重新提出“近代的超克”的话，由此出现的种种说法，大概会再度围绕日本近代的规定性发生异议，并以此告终吧。
以前我就竹内和日本浪漫派写过下面这段话：
“……我认为如今以最为正统的形式继承日本浪漫派的问题意识的唯一一人是竹内好。毋宁说，当下我们应该吸收竹内好和保田与重郎，认真地考察作为文明批判体系的日本浪漫派所具有的意义。”
也就是说，竹内的“近代的超克”论，尽管经过了各种曲折和放大，但基本上还是与日本浪漫派这一异常的思想运动的历史意义相关。因此，就有必要确认日本浪漫派本身在明知以降的政治和思想中的位置。
日本浪漫派的现代性批判恐怕是从早期的《我思》杂志开始的，例如保田的早期文章《维特为什么死去》等文就是典型例子。毋宁说这是通过恩格斯和歌德等人对欧洲现代布尔乔亚文明展开批判，与后来搭便车似的含混的“近代的超克”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保田的见解是受到尼采和格奥尔格等对于欧洲危机意识的表达的感染，从一种比较文明论的观点出发而开始对亚洲怀有自我意识——在保田那里，这都是在纯粹艺术论的语境下展开的。
出于这种危机的美学意识，保田发现了日本现代史上的神风连的美学，并开始对现代日本的形成原理——“文明开化”展开批判。这个时期是昭和10年左右，距离所谓“近代的超克”论的风靡还早得多。
保田的“文明开化”批判就实质而言，带有像被藩阀势力圈排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所抱有的对于明治国家的嫌恶感。所谓不平分子的美学成了其指导原理，以此为前提，作为明治国家——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产物的文学（尤其是自然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也遭到了否定。
与此同时，在评价作为文明形态的战争时，太平洋战争的“文明开化”要素——总力战要素被抹杀，而浪人般的浪漫主义的要素则被一味放大地进行观照。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保田战争时期的文章中，几乎没有反映现代全体主义战争的理解的文章——这些文章体现的，反而多是从战争不合作中产生的闲适感。
我认为竹内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二重构造论（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战争和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可以直接追溯到保田式的（日本浪漫派式的）解释，但至少可以说，若不处理在其背后的日本现代思想史重叠错节的部分，批评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搞错了。荒正人对于竹内好一文的严厉批判（《近代文学》1960年2月号），正因在理论的完备性上十分尖锐，反过来在问题的全盘结构上缺少考虑。
花田的《近代的超克》与所谓“超克论”没有关系，也和竹内的论述没有关系。它首先是一种艺术战略论，这一意味深长的标题也不过是为所谓“活字文化以后的新视听觉文化的创造”计划提出的总称。
不过，对我而言，他所谓以“文艺复兴以前的视听觉文化”作为“否定的媒介”，试图创造出超越“现代活字文化”的“迈向新视觉文化的突破口”——这个规划在艺术论的意义上究竟是不是一时的想法，是不太好说的。
不过，根据他的柳田国男论的常识性来看，大概整个规划也不过是一时的想法。简言之，我认为他在《近代的超克》中论述的想法，保田在一些民俗文艺研究中早就已经提到了。古代和中世纪歌谣的“否定的媒介”，当然也在保田的关心范围之内——他未必只是沉迷于支配阶层的宫廷艺术。花田试图以中世纪或古代的否定性媒介来超越现代，与此相对，保田反过来以现代为否定性媒介超越古代或中世纪，两者只是坐标轴相反而已。
或许正是因此，充分明白“无论如何，言及古代的我们，在方今才是最为尖锐的现代”的保田的自负，与花田的自信——“我感到，过去无产阶级艺术家们虽然无一例外地摆出要超越现代的姿态，……他们的视野却基本被现代所限”——奇妙地重叠在一起，这该怎么解释呢。
在此，我将竹内的问题意识和花田的前卫艺术论意义上的“超克”论一并提出来，尚未触及两者共同的基础。我只是觉得，这些问题的共同基础，还是日本浪漫派的问题。
（译自《日本浪漫派序说》，讲谈社1998年版，第284-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