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十年后重读这段话，我依旧坚持此立场，谈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是“五四”；第二，风雨兼程说“五四”；第三，“走出”还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传统”。
 

为什么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中国人奋起搏击，风云激荡中，出现众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有的如过眼云烟，有的欲说还休，有的偶尔露峥嵘，有的则能不断召唤阅读者与对话者——“五四”无疑属于后者。五四运动的规模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为何影响竟如此深远？我用以下三点理由，试图做出解释。

   第一，五四运动的当事人，迅速地自我经典化，其正面价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认可。有的事件严重影响历史进程，当初也曾被捧到天上，只是经不起后世读者的再三推敲，逐渐显现颓势，甚至成了负面教材（如太平天国或“文革”）。五四运动的幸运在于，刚刚落幕便被正式命名，且从第二年起就有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可以这么说，“五四”成了近百年来无数充满激情、关注国家命运、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青年学生的“精神烙印”。长辈们（政治家、学者或普通民众）不管是否真心实意，一般不愿意与青年直接对抗，故都会高举或默许五四的旗帜。
 

    第二，五四运动虽也有“起承转合”，但动作幅度及戏剧性明显不如八年抗战。不过，后者黑白分明，发展线索及精神维度相对单纯，不像前者那样变幻莫测、丰富多彩。如果不涉及具体内容，我曾用三个词来描述“五四”的风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众声喧哗”，第三是“生气淋漓”。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都有生存空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样的机遇，真是千载难逢。谈论“五四”，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某种具体的思想学说，还不如说是这种“百家争鸣”的状态让我怦然心动，歆羡不已。
 

    第三，某种意义上，五四运动的意义是“说出来”的。回过头来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邀请其加入当下的社会变革；正是这一次次的对话、碰撞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国的思想格局。有的事件自身潜力有限，即便鼓励你说，也不值得长期与之对话；有的事件很重要，但长期被压抑，缺乏深入且持续不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而五四运动的好处在于，既有巨大潜力，又从未成为“禁忌”。

 

风雨兼程说“五四”

   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事件，当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传播开去，且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的广泛认可。尘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报》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顾兆熊（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周评论》则刊出学生领袖、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的《“五四运动”的精神》，5月27日的《时事新报》上，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同样引人注目——“潮流”“运动”“精神”，关于“五四”的命名与定性竟如此及时且准确。此后，一代代文人、学者、政治家及青年学生，便是在此基础上建构有关“五四”的神话。
 

    说“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六章“五四的启示”中，辨析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对“五四”的看法，以及诸多纪念活动和回忆文章，还有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抉择与挣扎。这一章的结语很是悲壮：“‘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识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粮，它将成为照亮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而我的《波诡云谲的追忆、阐释与重构——解读“五四”言说史》则选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青年》 《文艺报》等四种报刊，观察其在五四运动30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70周年以及80周年时的社论及纪念文章，并将其与同时期的政治思潮相对应，看关于“五四”的言说如何隐含着巨大的政治风波、思想潜力以及道德陷阱。
 

    不说那些意味深长的“故事”，以我有限的阅历，也都深知聚众谈“五四”，一不小心就会溢出边界，介入现实的政治斗争。谈论李白、杜甫孰高孰低，或者评说《金瓶梅》 《红楼梦》的好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太多联想的——“文革”除外；可说“五四”就不一样了，因相互误读或有心人的挑拨，随时可能由平和的学术论争一转而成了激烈的政治对抗。关于1999年纪念“五四”的书刊及会议，我在若干小文中略有涉及，实际状况比这严重得多。以致2009年4月23~25日我在北大主办“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认真吸取十年前的教训，从时间、议题到人员的选择，都仔细斟酌，可还是一波三折。外面的人只晓得北大与五四运动关系密切，有责任扛这个旗子；不知道北大为了这个“责无旁贷”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可仔细想想，没什么好抱怨的，为什么人家选择在谈论“五四”的会议，而不是唐诗研究或金融会议上说大话喊口号呢？可见“五四”这个话题本身天然具有“政治性”——你想躲都躲不开。
 

    近百年中国的风风雨雨，让我辈读书人明白，谈论“五四”，不管你是沉湎学问，还是别有幽怀，都很容易自动地与现实政治挂钩，只不过有时顺风顺水，有时则难挽狂澜。去年秋天，我选择在进京读书30年这个特殊时刻，盘点零篇散简，凑成一册小书，交给北大出版社，约定今年春夏推出，以纪念现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杂志《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当时绝对想象不到，会撞上如此“新文化研究热”。今年一年，我先后接到十多场纪念“五四”或新文化运动学术会议的邀请；其中，北京大学最为“立意高远”，准备年年纪念，一直讲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一百周年。
 

    如此大规模纪念“五四”新文化，背后推动的力量及思路不一样，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只是盲目跟风，但我相信其中不少是深思熟虑的。官员我不懂，单就学者而言，之所以积极筹备此类会议，有专业上的考虑，更有不满近20年中国思想界之日渐平庸，希望借谈论“五四”搅动一池春水。
 

“走出”还是“走不出”

 

    如何看待早就沉入历史深处、但又不断被唤醒、被提及的“五四”，取决于当下的政治局势与思想潮流，还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1993年，我曾撰写题为《走出五四》的短文，感叹“在思想文化领域，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荫里”；可16年后，我又撰写了《走不出的“五四”？》，称不管你持什么立场，是左还是右，是激进还是保守，都必须不断地跟“五四”对话。从主张“走出”到认定“走不出”（后者虽然加了个问号，实际上颇有安之若素的意味），代表了我对“五四”理解的深入。
 

    促使我转变思考方向的，除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专业著作，还包括“五四老人”俞平伯的诗文以及我前后两次赴台参加“五四”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感受。
 

    1949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俞平伯、叶圣陶、宋云彬、何家槐、王亚平、臧克家等文化名人纪念“五四”的文章，此外，还有柏生的《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在采访记中，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五四”新文化人气势如虹，想做很多事情，“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因此，这好比是30年前的支票，如今总算兑现了。又过了30年，也就是1979年，俞平伯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十首），除了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再就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的诗后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比起许多政治人物的宏论，我更认同诗人俞平伯的立场：曾经，我们以为“五四”的支票已经兑现了；其实，当初的“浮慕新学”与日后的“竹枝渔鼓”，均有很大的局限性。
 

    1999年4月我赴台参加政治大学主办的“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接受《中国时报》记者采访，谈及台湾民众为何对“五四”不太感兴趣，对方的解答是：“因为我们已经跨过了追求民主科学的阶段。”当时我很怀疑，因为这很像1949年俞平伯“支票终于兑现了”的说法。2009年我赴台参加“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开幕式及相关论坛，发现年轻人对“五四”的兴趣明显提升。为什么会有如此变化，除了各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讲授外，还与普通民众不再盲目乐观有关。我曾对照海峡两岸关于“五四”的想象与阐释，既看异同，更注重相互影响。
 

    最近20年，海峡两岸在如何看“五四”的问题上互相影响。台湾影响大陆的，是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评，尤其不满五四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陆影响台湾的，是新文学不仅仅属于温柔且文雅的徐志摩，必须直面鲁迅等左翼文人粗砺的呐喊与刻骨铭心的痛苦。
 

    这里说的主要是文学与思想，实际政治比这复杂多了。但不管怎么说，轻易断言我们已经走出“五四”的“余荫”或“阴影”，似乎都很不明智。
 

    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过去了；而作为精神气质或思想资源的“五四”，仍在发挥很大作用。这本是平常事，为何我会纠缠于“走出”与“走不出”呢？那是因为，五四新文化人的丰功伟绩，某种意义上成了后来者巨大的精神压力。比如，北大师生最常碰到的责难是：你们为什么不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此“影响的焦虑”，导致我们谈论“五四”的功过得失时，难得平心静气。其实，换一个角度，那只是一个与你长期结伴而行、随时可以打招呼或坐下来促膝谈心，说不定关键时刻还能帮你出主意的“好朋友”，这么一想，无所谓“走出”，也无所谓“走不出”了。
 

如何激活“传统”

 

    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人类文明史上，有时星光，有时月亮，有时萤火虫更吸引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五四”的命运如坐过山车。1980年代，“五四”作为学习榜样及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1990年代，“五四”作为学术课题，在大学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传统”“国学”“儒家”地位的不断攀升，“五四”话题变得有些尴尬，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对象。而在日常生活中，你常能听到好像“很有文化”的官员、商人、记者乃至大学校长，将今日中国所有道德困境，一股脑推给了“五四”的“反孔”。言下之意，假如没有“五四”的捣蛋，中国不仅经济上迅速崛起，道德及文化更是独步天下。此类“宏论”之所以有市场，除了大的政治局势与文化潮流，也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们大都埋头书斋，忙着撰写高头讲章，而不屑于“争论”有关。

   我并不否认“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浅薄，但那是一批识大体、做大事的人物，比起今天很多在书斋里条分缕析、口沫横飞的批评家，要高明得多。去年“五四”，我是这样答澎湃网记者问的：1919年的中国，各种思潮风起云涌，诸多力量逐鹿中原，热血青年只在救国救民、寻求变革这一点上有共识，至于旗帜、立场、理论、路径等，完全可能南辕北辙。日后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走向了反面，今人只能感叹唏嘘，不要轻易否定。经由一代代人的钩稽与阐释，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声音，正逐渐浮出水面；而那些阳光下的阴影，也日渐为后人所关注。如何看待林纾的捍卫古文、怎么论述《学衡》之对抗《新青年》，以及火烧赵家楼之功过得失、学潮为何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五四”到底是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还是挫折等，所有这些，不仅涉及具体人物评价，更牵涉大的历史观。这个时候，既不能抹杀已获得的新视野与新证据，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达的历史学家，会认真倾听并妥善处理“众声喧哗”中不同声部的意义，而不至于像翻烙饼一样，今天翻过来，明天翻过去。在我看来，“五四”可爱的地方，正在于其不纯粹，五彩斑斓，充满动态感与复杂性。
 

    我的基本立场是：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说过：“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今日的中国人来说，“五四”既非榜样，也非毒药，而更像是用来砥砺思想与学问的“磨刀石”。

   今年各地学人几乎不约而同地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我看来，这既是大好事，也不无隐忧。因为，任何一个偶然因素，都可能使这“热潮”戛然而止。能否坚持正常的学术论争，包括与新儒家或国学家之间，改“隔山打牛”为“打开天窗说亮话”，有担当而又不越界，是此次大规模纪念活动能否持续且深入展开的关键。以纪念《新青年》诞辰百年为开端，重新唤起民众对于“五四”的记忆，接下来的几年，只要不因触碰红线而引起激烈反弹，有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大众舆论及某些具体专业（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的发展，更可能重塑当代中国的精神氛围及知识版图。基于此判断，如何兼及自信与自省、书斋与社会、思想与学术、批判与建设，将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难题。
 

    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除了坚守自家学术立场，不随风摆动外，还得有进取心，直接回应各种敏感话题（包括狙击打着国学旗号的“沉渣泛起”）。某种意义上，这是对此前30年“五四话题”升降起伏的一个反省：或许，谈“五四”本就不该局限于书斋，解时代之惑乃题中应有之义。
 

2015年6月17日初稿、7月3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