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那些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宏观经济学家，对如何在他们的理论和模型中处理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理解都很薄弱。通常他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将世界划分成地理实体(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的分析和政策中，国家如此重要)，每块实体都在经历某种发展的时间进程。他们的思考目标是如何理解不同的时间轨迹(国民经济为何以及怎样以它们的方式发展，如何将这些发展理论化、模型化)，或许还有进行干涉，这样便能在这块土地上推行更健康或更有益(通常被定义为更具收益)的发展路线。
 
这种类型的思考从未完全令人满意，在面对与"全球化"这个总称混为一谈复杂过程时，它成了某种不利因素。比如，假如国家作为政治经济事务中的一个明确的全能实体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许多国家目前都维持这种状态)，那么处理空间的一些其他方式就需要被定义。事实上，为应对这一困境的一些经济学中的严肃尝试已经发生了。比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试图建立所谓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它关注的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自我组织原则如何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及相对地理优势原则如何能够在区域发展和国际贸易中被更好地理论化(译注1)。另一方面，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希望我们关注(以某种环境和文化资源的混合界定的)区域复杂性，而不是在作为更具象征性实体的国家框架内理解发展如何发生(热带跟温带地区在资源和环境条件方面各不相同，而且他认为，巴西这样的国家应该被划为一个"技术富裕"、资源更多的南方和一个"技术贫穷"、环境和文化都贫乏的北方)。在全球化的当代条件下进行的物质进程，似乎至少已经引起了一小部分经济学家的某种观念变化(因此，经济基础的变化确实要求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正如马克思很久前指出的)。(译注2)
 
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地理学家来说，空间的生产、再生产和重组始终是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对我们而言，全球化的当代形式无非是又一轮空间的资本主义生产和重建。它要求进一步缩减距离带来的摩擦(马克思认为 "空间在时间里湮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律法)，方式就是又一轮运输与交通技术的革新。因此需要资本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结构调整(比如将该地区去工业化，将另一地区重新工业化)，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新形式的产生，全球权力的重新校准和重新定位(对太平洋地区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要给予更大的重视)，以及资本主义秩序的地理规模的变化【其标志就是欧盟一类超国家(supra-state)组织形式的增长，以及诸如WTO、IMF、G8、UN等国际治理机构愈发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说，当代全球化是这些基于地理的特殊过程的产物。因此，问题不是全球化如何影响了地理学，而是空间生产和重组的这些独特地理过程如何创造了当代全球化的特殊条件。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经常用理论术语"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阐释全球化。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阐释已经造成了误解——就算不是严重的错误，所以这个术语(及其聚焦的理论)需要被清楚解释。这些不同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的模糊性。在英语中，"fix"有多重意思。其一，比如"杆插进洞里"(the pole was fixed in the hole)，指的是某个东西被限制并固定在一个特殊地点；指的是某物被固定于空间:它无法被移动或改变。另一个意思，比如"解决一个问题"(fix a problem)，是解决困难，应付问题；因此，它指的是事物获得安置，也就是让事物恢复正常运作(比如"他修好了汽车引擎，可以平稳行驶了")。第二个意思有一个隐喻性的延伸意，比如"瘾君子需要来一管"(the drug addict needs a fix)，在这句话里，强烈的欲望会可以缓解一种慢性的、深入的问题是意思的重点。一旦"解决"(fix)达成，问题就解决了，欲望也就消退了。但是，在毒瘾的例子中，隐含的意味是解决办法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因为欲望很快会回来。比如，有时人们说，"技术修复"抵消了人口增长超过资源供应的马尔萨斯困境(Malthusian dilemma)。其隐含意味是持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提高是防止大饥荒和社会分裂的凄凉马尔萨斯剧本变成现实的必要条件。
 
我使用"空间修复"的说法主要用的是最后一个意思，我用它来描述资本主义要用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内部危机趋势的贪婪动力。我故意让它平行于 "技术修复"的说法。资本主义，我们可以说，沉迷于地理扩张的沉迷，如同它沉迷于技术变革和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无穷扩张。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可能到来的危机，一直以来没完没了地寻求空间修复的当代版本。由于这些空间修复有着很长的历史，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指令下的空间生产有着深层的连续性(正如我和许多人坚持认为的)。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没有什特别新鲜或惊人的地方，因为它至少从1492年就开始了。
 
如果说"修复"(to fix)的这些不同含义看起来互相矛盾，那么它们的内在联系就是某物(一件事、一个问题、一种渴求)可以得到安置的意思。在我对这一术语的使用中，各种引起矛盾的意义的呈现可以揭示资本主义地理动态及其附带的危机趋势的重要之处。特别是，我用这一说法来关注"固定性"(fixity)这一特殊问题(这是第一个意思，固定于某处)，以及与之相对的资本的移动和移动性(motion and mobility)。比如，我指出资本主义必须修复空间(通过运输和交通网络之类的不可移动结构，同时通过工厂、公路、房屋、供水和其他实体基础设施这些人为环境)，其目的是征服空间(通过低成本的运输和交通达到自由移动)。这就导致了资本的主要矛盾之一:它建造一个能让它在特定历史节点上运行的必要的固定空间(或"风景")，只是为了在稍后一个节点摧毁那个空间(并使投入空间的大量资本贬值)，这样才能为在更后来的节点上进行新的"空间修复"(迎接新的空间和土地上的新鲜积累)找到办法。
 


1929年经济危机
 
"空间修复"的观念最初来自我重建关于资本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的尝试。关于此话题的第一篇论文1975年发表于《对立面》(Antipode)杂志，我在文中说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地理学的片断书写可以被整合为一份相当连贯的说明，它描述了资本的空间和时间动态。后来我尝试深入这一观点，我检验黑格尔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范杜能(von Thünen)对边界代价(frontier wage)的论述(他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边缘定价的重要构想的先驱人物)、以及马克斯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以关于殖民地政策的一章来结束的特点)之间的关系(译注3)。在这篇名为"空间修复:黑格尔、范杜能和马克思"的文章中，我首次直接使用了"空间修复"这一说法。它后来被发展为《资本的限度》(Limits to Capital,1982)和《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学》(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1985)摘要里的基本概念。【这些早期论文不久将出现在《资本的空间:走向一种批判地理学》(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一书中，该书将由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和美国劳特利奇出版社(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and Routledge)出版。
 
这些研究的主要结果表明，a. 如果不进行地理扩张(并不断为自身问题寻求"空间修复")，资本主义无法存活；b. 运输和交通技术的重大创新是扩张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重点是技术，它能促进逐步、快速地消解商品、人、信息以及观念流动的空间障碍)；c.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模式主要取决于它寻求的是市场、新鲜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还是投资曾以股权为主的新的生产设施的新机会。
 
最后一点跟资本的过度积累(马克思理论中重要的危机信号)如何显示以及空间修复如何被穷追不舍关系密切。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最有害的形式(比如1930年代发生的)在于，并肩而行的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看似无法一起投入生产，也就是说"盈利性"是与对社会有用的方式相反的。如果危机无法得到解决，那么结果就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大面积贬值(破产，厂房与机器闲置，商品售不出，劳动者失业)。贬值有时候会导致实体性的毁灭(剩余商品被烧毁，劳动者死于饥饿)甚至战争(1930和40年代的一系列事件很接近这样的戏码)。但是回避这种结果是有办法的。实际上，到危机最严重阶段，选择性贬值和各种策略会被并用以缓解困境。策略之一就是为问题寻找某种"空间修复"。比如，本地化的过度积累危机发生在特定地区或土地上，那么向新领土的输出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以开启新的生产将最具意义(比如，19世纪危机时期，资本和劳动力穿越大西洋，从英国移往北美)。另一方面，如果过度积累的首要表现是对商品的有效需求缺乏，那么在非资本主义领土打开新市场似乎是最佳策略(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中，每当北美资本遭遇困境时，中国市场都成了它最喜欢的"想象"目标，因此美国目前的商业兴趣是将中国纳入世贸组织)。资本的过剩和劳动力的短缺(或者政治和机构壁垒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僵化)的"修复"，要么可以通过资本向劳动力剩余和/或劳工组织薄弱地区转移(因此北美资本移到了分布在墨西哥边境沿线的maquilas，要么可以通过将廉价劳动力(比如欧洲的客工计划)输入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雇佣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短缺通常引起大规模移民潮(合法的或非法的，比如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译注4)
 


中国内地的流水生产线
 
任何或所有这些模式的扩张冲动都可以用黑格尔的术语阐释:每种形式都是一种总体关系的特殊体现，这个总体关系便是在一个空间内部，危机的形成表现为过度积累的"内在辩证法" (最恶劣的情况是资本和劳动力同时剩余)，与这些剩余的地理(空间)释放的"外部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这是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的粗略设想。结果就是使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通过持续的、时而具有破坏性的地理调整和重组，继续它有问题的时间轨迹。但是结果也包括将资本的矛盾投射和复制到一个不断扩大的地理地带。通过进一步分析也能看出，一系列的矛盾如何出现在在空间的生产之中。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解释。不仅资本主义的矛盾被解决并且被嵌入到地理风景的生产，而且这些矛盾可以也显然已经在一些历史节点上，成为从核心上动摇了资本积累之未来前景的政治经济地震的发生地。现在我们要思考它通常是如何发生的。
 


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
 
这一问题有两个维度，需要分开对待。巧的是两个维度都要追溯到"fix"一词的复杂含义。第一个维度关乎固定资本循环和附加其上的矛盾所提出的难题。第二个维度关乎更广泛的土地结构、空间形式以及资本积累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均这一整体问题。马克思理论中的固定资本范畴指的是内嵌于某些财产或事物(比如机械设备)的资本，不会直接甚至也不会间接在生产中消耗(比如原材料或者能源投入)，但是可能在个生产周期后被用完(和磨损)。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了它被用完(折算)的速率，以及它的价值(比如其具体化在机器中)被转移到最终产品(比如衬衫)的速率。寿命不仅由实际损耗(physical deterioration)率决定，还能用的实体机器可以被新的或更便宜的机器更替，因此技术变革带来的新旧更替至关重要。新旧更替可以摧毁现有固定资本的物理寿命耗尽之前存留的价值(我书房里还有台旧的雷明顿打字机，但我从没用过)。固定资本的贬值对资本家来说是个严重问题，它处在资本积累潜在危机的爆发点(因此商业循环和固定资本投入循环关系密切，房地产崩溃也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比如1973年)。要注意的是，"固定"(fixed)一词在这里指的是资本在某一特定时期被锁定并被转化为特殊物理形态的方式。然而必须区分可移动的固定资本和不可移动的固定资本。一些固定资本内嵌于土地(主要形式是建成环境或者更广阔的"第二自然")，因此是固定于相应地点的。这种资本的"固定"有双重意思(被捆绑于特定对象，比如机器，而且受制于地点)。两种形式之间有联系。飞行器(固定资本的高度流动形式)要运行，就要求投资不可移动的机场设施，于是固定性和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甚至在固定资本范畴也开始发挥作用。如果说大喷气机原则上可以飞往任何地方，那么实际上它们只能降落在固定地点。为了投资在机场设施上的资本能够变现，飞行器必须满员地飞进飞出。为了投资于飞行器的资本能回本，机场必须尽可能推广飞行旅程，这就意味着它们所服务的地方必须是能吸引商品、人群、观念、信息、文化活动等在此汇集的地方。显然，其中发生不匹配情况、局部危机(可能形成地区甚至全球危机)的机会很多，而将剩余资本吸收进互惠互利的投资结构(航空公司需要机场，反之亦然)的机会也大把。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大部分都是通过无数这类共生的及互惠的活动产生的(航空公司的扩张和机场的建设)。"空间修复"(意为用地理扩张解决过度积累问题)是通过固定空间性投资、将投资嵌入土地部分地实现的，它为资本积累创造全套新景观(比如机场和城市景观)。金融资本及其各种衍生的"虚拟资本"形式对投资的跨时空重新分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本身是一个重要议题，我必须把它放在一边，因为要花很长的篇幅来谈，但可以参考我的《资本的限度》，特别是8、9、10章)。此外，这足以说明，被大肆吹嘘的金融和虚拟资本的超级流动性，与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类型的固定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在不可移动投资方面，城市化基础设施最为关键，它既是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投资地点(提供"空间修复"的各种局部/地区形式，比如通过郊区化的动力或机场综合设施建设)，也是不可移动类型投资所必须的固定资本，它能促进资本积累在空间的持续运动和在时间中的持续活力。
 

巴西城市与贫民窟
 
我的大量工作都集中在通过城市化进行的空间生产，这是资本矛盾一直在发生的重要现场。这些研究中很多关注的是两种"修复"之间的张力——一种修复是不断通过空间生产寻求解决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趋势(例如，想一想城镇化在1945年后的美国对吸收剩余资本和劳动力的重要作用)；另一种修复是通过固定和不可移动资本在建成环境中的生产，将大量资本捆绑和固定于某地(比如高速公路系统是为了城镇化的需要)。在此，两种修复互相供给，共同催生积累的象征形式(郊区需要汽车，反之亦然)并碰撞摩擦出潜在的严重矛盾。此外，在1973年间爆发危机时，全球化在其当时的表现形式中已经需要寻求一整套的空间修复。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那时以来资本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生产、商业、贸易和金融形式变得更具全球性。它迅速地从一处转到另一处(常常伴随大幅的波动)。同时，大量资本和劳动力被投入各种不可移动的的固定资本，比如我们看到的机场、商业中心、办公大楼、高速公路、郊区、集装箱码头，等等。全球流动部分地受到这些投资的引导，但同时这些投资是投机性质的发展，其收益能力取决于商品、资本、人口在全球流动的扩张类型。如果流动无法实现，固定资本就会贬值和丧失(1990年代伦敦金丝雀码头的破产是就是一例，但是，通常贬值能通过为银行提供盈利机会获得解决，其结果就是银行持有实物资产)。资本主义下的空间生产就在这种矛盾的阴影下继续。
 


 
不过关于不均衡地理发展产生，还存在更普遍的争论，需要被纳入考量。资本总是在运动中，而且大部分是空间性的运动:商品交换(作为资产买卖的反面)总是引起地点和空间运动的改变。市场被空间化(正如克鲁曼目前承认的)，而空间性如何起作用会对不均衡的地理发展造成影响。比如市场法则之一就是"没什么比公平对待不公平更不公平的事情了"。作为市场交换先决条件的公平性在地区和空间中产生螺旋上升的不平等，只要这些地区和空间的天赋各异。结果是富的地区更富，穷的地区相应变得更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家监管的放松(取决于政治情况的不均衡)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自由"阶段，在这个阶段，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明显增长。
 
但是激烈竞争的最后结果，正如马克思很久以前指出的，将是垄断(monopoly)或寡头垄断(oligopoly)，就像达尔文所描述的，在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因此，当统治阶级不停赞美市场竞争的美德，趋向垄断或寡头垄断的惊人势头已经在各个领域出现，从大众媒体到航空公司，甚至汽车业这些传统部门。而且，当国家实际上作为马克思在很久前所说的"统治阶级执行委员会"不断在政治和经济上重组时，国家权力便已经遭到破坏。同时，全球化在新自由阶段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的重组，以及力量强大地区的联盟内部的地理集中化和政治经济权力中心化(显然，美国一路领先)。地缘政治方面的后果，一是表现为一定的空间流动性，二是表现为各发展中领土复合体(territorial complexes)的竞争战。
 
因此，近期全球化的空间修复一直在一种独特的环境下发生，并且已经经历机制性结构重组的塑造。这已经引发了空间尺度的转换，因而全球性机构——比如IMF、WTO和世界银行——已经变得更有权力，也影响更大；而超国家(supra-national )组织——比如欧盟、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变得更为活跃。对空间和技术修复的强烈迷恋正通过这些不均衡地理发展的更加复杂的过程表现出来。
 
作为结论，我再次强调地理学角度对理解当代全球化进程的价值。在文学中(大众文学和学术文章)，我们看到太多被描述成作为所谓全球化的虚无飘渺过程的受害者或得利者的地方。理由充分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的空间生产的那些独特过程的产物。因此，问题不是对于全球化的理解能告诉我们什么地理学，而是对地理学原则的理解能够告诉我们的什么是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的成功与失败，关于全球化进行创造性破坏的特殊形式，以及它所引起的政治不满和抵抗。总之，更好地理解这些地理原则，肯定有助于将目前处于地理分散状态和发展不平衡状态的众多反对运动汇集起来，它们给改变带来希望，也让人期待某种改变。
 
宫林林 译 聪姐姐+聪姐夫 校
 
译注1：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美国经济学家及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代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为中间偏左立场，抨击里根时代吹起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经济风潮，认为没有管制的资产阶级是25年后的今天造成灾难的主因。主要著作有:The Spatial Economy -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The Self Organizing Economy。参见维基百科。
 
译注2：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休克疗法"之父。他连续两年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并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参见百度百科。
 
译注3：
范杜能(von Thünen):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港澳译作范杜能，台湾多译为杜能，1783年6月24日－1850年9月22日)，梅克伦堡经济学者。他的学说被认为是经济地理学和农业地理学的开创者。他被费尔南·布劳岱尔称为除了马克思之外十九世纪的最伟大的经济学者。他在1799年进入农学院开始学习农学，毕业之后购置并亲自经营管理了一个庄园，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在总结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的同时，进一步深入思考了许多经济学问题。他在1826年出版的著作《孤立国》(The Isolated State)中，分析了一系列影响农业土地利用的因素。杜能是首位认真地研究空间经济学的学者，凭著经营农庄的经验，并将其连系至租值理论上，成为后世地理学者研究农业和土地利用的基础。参见维基百科。
 
译注4：
Maquila:在墨西哥Maquila又称Maquiladora是在自由贸易园区的生产线。通常这里的工厂会免税进口原材料和设备，在人工组装、加工后免税出口到原料和设备来源地。目前，有130多万墨西哥人受雇于境内的近3000个Maquila。参见维基百科。
 
 
参考文献:
Harvey, David 1975: 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 In: Antipode 2. S. 9-21.
 
Harvey, Davi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Harvey, David 1985: The Geopolitics of Capitalism. In: Gregory, Derek, John Urry (Hg.):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 Houndsmill und London. S. 128-163.
 
Harvey, David 2001: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全球化与“空间修复”》原文发表于《地理》(geographische)杂志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