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担忧的是，有多少人会把对这场战争历史的纪念，烙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在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个性”作为新的时代主题，似乎每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历史拆解为无尽的碎片，在虚无和浑沌之中为贫乏的日常生活加点历史边角料。国家主导的公共纪念仪式，所要抵抗的正是对历史的虚无和嘲弄，然而，进一步追问，抗战历史方面的虚无主义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又有哪些历史面向被虚无了呢？
当下的抗战记忆是如何塑造的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细致分析了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在传授社会记忆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仪式性操演和个体实践通过暂时消除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差距，可以让参与者产生共情和认同，重复演练直至形成日常习惯。如是观之，国家的纪念仪式和红色旅游等，皆是旨在传承历史的举动。那么，是什么在塑造我们时代的抗战记忆呢？
学校的历史教育是传承记忆的首要阵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近代史研究的发展，“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尝试屡见不鲜，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已经取代了革命史，成为主导领域。有的学者甚至归纳出近代史书写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臆想出二者的对立，并试图用后者去否定前者。
以目前通行的人教版高一历史教科书为例，该书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为主线，将中外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杂糅于一起，以论证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如何学习西方。抗日战争一节列于“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一章中，仅仅占据4页，甚至不及论述“古希腊罗马政治制度”的篇幅，而且仅从丰富的抗战史中“挑拣”出几场战役，打包进“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套路之中。很难想象今天的学生们会将抗日战争与历史上的其他战争区分清楚，更不要说能通过学习理解抗战的历史意义了。
与之相似，“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一节的篇幅尚不及“美国三权分立”。抽离了历史观，历史就成了一个个事件的堆砌，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便无从比较。抽离了“革命史观”的教科书很难全面正确表述抗日战争的意义，于是就把阵地留给了学校围墙外的各路“太史公”和“历史真相党”，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类似于狼牙山五壮士曾经拔过老百姓的萝卜一类的无聊妄议才会大行其道。“历史真相党”擅长的策略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扭曲甚至捏造历史细节，令闻者失色，读者骇目，“正史”的千里之堤往往溃于这样的蚁穴。
大众文化中也有不少抗战历史的呈现，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抗战的认知。以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影视剧为例，有3种现象比较突出：其一，对经典抗战影视剧的颠覆和戏谑，主旋律被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瓦解其公信力。其二，“抗日神剧”实质是披着抗战外衣的闹剧，最大程度地契合了市场规律和娱乐精神，无形中消解了抗战的意义。其三，用人道主义消解战争意义，这些作品的惯用手法是以小节掩大义，借个人情感和家庭价值取消对战争性质和历史必然性的追问，最终的结论是战争无胜者，每一个“小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反思战争”被简化为单纯的“反战”愿景。
崔永元曾采用了口述历史的方式拍过两部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如他所说，“不能再等了，那些人太老了，他们年纪太大了，他们慢慢地在失去记忆”。希腊语中故事一词（geroia）本意为老妇，西塞罗将历史看作“老妇的故事”，在传统的熟人社会，古老的故事通过年长者代代相传。随着有战争经历的老人渐次凋零，“祖母”的故事随风逝去，历史与我们的血脉濒于断绝。同时，年轻人的风习、时尚在塑造着个人的历史观念。小崔所说的“我们的抗战”，正日渐演变为“他们（陌生人）的抗战”。
关于抗战，什么被虚无了？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目前的抗战记忆到底虚无了哪些历史面向。
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中国革命有两重任务：一为民族解放，二为阶级解放和现代化。第一重任务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得以完成，第二重任务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如是观之，抗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同时存在于两重任务的进程之中，它不仅是一场反侵略战争，也是社会革命、政权建设和文化革新。只有全面地理解抗战，才能理解人民共和国的政权起源、国家性质和发展逻辑，才能勾连起抗战和新中国之间的历史连续性。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和战争后获得改造。”那么，抗战是如何改造旧中国的呢？
在8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共领导的武装方面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万多人，伪军118万多人。相比这些扁平的数据，媒体更喜欢谈论山野密林、地道暗洞、青纱帐里种种游击战术，但媒体很少触及这些非常规军事手段的思想根源，即中共提出和实行的全民抗战的路线，广泛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与人民群众一道扎根乡土，将日寇包围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一系列实践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一盘散沙的局面，政权第一次具备了汲取基层资源和动员基层民众的能力。梁漱溟在《建国之路》中总结道：“原来集团引起斗争，斗争促成集团。集团实与斗争相连，而散漫则与和平相关。”
抗战期间，中共发展了19块敌后根据地，人口近1亿。敌后根据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形态。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动员起广大农民，以高度的组织性、代表性和超强的行动力整合资源，最终完成了现代国家的转型。人民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国家才最终获得其现实性。
美国海军陆战队队长、罗斯福总统的亲信卡尔逊在前往延安观察了解之后，对中共的态度发生巨变，就连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第三任组长威尔逊·彼得金这样的右翼分子，都对中共在基层做出的努力大加赞赏。斯诺的《西行漫记》将红色延安当作中华文明新的开端，拉提摩尔则将延安视作中国王道的延续。然而，连外国人都曾看到的事实，今日却被构陷得面目可憎。“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将抗战简化为人间惨剧或是“手撕鬼子”的纯粹暴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阶级解放、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有意识地抹杀和忽略，是当下抗战记忆中的第一重虚无。
一战以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极大转变：欧洲衰落、美国崛起、苏联诞生，新的全球秩序和全球视野兴起。中国在亚洲战场的顽强斗争拖住了日本的主要军力，使其不得北上和南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的世界格局。抗战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为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创造了国际环境，切实地重建了世界秩序。同时，正是因为对世界格局情势的把握，中共才能在不平衡的地缘格局中寻找机会，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日本历史学家舆那霸润在《中国化的日本》一书中将中国抗战比作下围棋，日本进攻则类似于下象棋，形象地揭示了中日两国思维方式的差异。抹杀中国抗战的世界视野和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无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王道观和文明观，将之倒换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单纯的仇日情绪，自动放弃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无疑是对抗战的第二重虚无。
只谈民族解放而忽略阶级解放和社会革命，其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只谈民族主义而不谈中国革命的世界视野和文明观念，势必会助长中国威胁论，巩固现有的霸权秩序。围绕抗战记忆展开的争夺，其本质是国家观和发展观的分歧。
个人记忆与国家观
霍布斯将现代国家描述成最复杂的人造机器，千差万别的政治势力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技术中立工具为自己服务，国家对个人来说，完全是外在的东西和无关善恶的政治中立者。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国家观。这样看待国家以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国家就不再有任何神圣性可言，持历史虚无主义立场的人会说，战争记忆难道不是个人私事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在《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一书中指出，美国内战的苦难超越了种族、政治制度和国家性质上的分歧，使“为国家牺牲”成为南北统一的精神基础，死亡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塑造了持久的国家结构与国家义务，缔造了现代美国。对美国民众而言，南北和解的前提是北方联邦对于南部叛乱各州的正义性，解放黑奴对于奴隶的正义性，因此统一的美国就是善本身，它就是自由民主本身。耶鲁教授保罗·W·卡恩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共同体起源于牺牲，民主自由是通过牺牲获得的救赎，每个公民都要接受随时到来的对国家信仰的检验，心甘情愿地捍卫自己的国家，从而超越小我的生命意义。
相比之下，当代中国人缺乏对国家的神圣信仰，似乎比美国民众更为“自由”。中国是以革命立国的人民共和国，人民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连接有着最切己的革命基础和运转机制，相比于美国的政治神学，人民主权更为现实。现今的纠结在于，和平时代的国家越来越成为一台技术中立的机器，“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变得不再重要，只剩下保障法律体系中的公民权和作为“自然权利”的人权。对人民共和国而言，如何用法律守护革命传统，避免法律的程序正义摧毁人民主权的政治意志，确保后革命时代的法律秩序不抛弃自身的革命起源，是确保国家性质和法统的重要问题。
私人生活的崛起，经济主义对政治意志的消解，使集体生活和国家责任成为“古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隔阂是危险的，因为真正能熔铸政治共同体的并非一纸契约，而是爱、信仰与认同。尤其是青年，只有真正对祖国的历史产生“温情与敬意”，才能不走入无根的牢笼。个人属于历史，而非历史属于个人。尽管每一代人都可以重写历史，但历史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就的，虚无一种记忆，实质就是否定一种秩序。
如何续写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梦呢？只有既充分忠诚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逻辑，又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利益诉求及其与国家的互生共荣关系，重建政权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唯如此，记忆才不至于虚妄，纪念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