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从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母体中脱胎出的，是新文化运动中众多思想光谱中的一支，分享着新文化运动诸思潮的一些共同特点。不过，相比这种分享，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多数思潮的如下差别，即：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其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核心预设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对整个世界史的关键性意义，特别是他们身上被预订为具有确保这一世界史蓝图一定能实现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使得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工人阶级时，不会有一般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社会时的那种当然优位感。而这种当然优位感，本来是新文化运动中以启蒙者自命的知识分子们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实际上在把自己的建设性意义和他们所要启蒙的中国社会的不理想都绝对化了。相比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意义的明确认定，其时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中而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把自己的优势位置绝对化、把中国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则需要面对如下张力：一方面其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确实有对自己阶级的历史意义、历史责任从自发到自觉的问题要解决，而这保证着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兴起阶段时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才具有坚决、彻底革命性的特别推定，以及这一阶级对世界史所有的关键意义的特别认定，使得中国真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又不得不面对尖锐挑战，就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想拥有彻底的革命性，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就必须在阶级情感、阶级经验、阶级心理上努力向工人看齐。而这就意味着这一时期一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不会是单向而是非常双向辩证的启蒙关系。而这意味着，在和社会相互关系的感觉与理解上，信仰共产主义并试图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们，相比一般新文化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已经迈出了非常不同但又后果深远的一步。

一九二五年以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展，虽有其时共产国际看法的推动，但仍不乏中国特色。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是指它更积极认定工人阶级之外的很多社会阶级有革命潜能：不仅占当时社会最大比重的农民的革命性被高度评价，认为可以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且认为各种各样的小资产阶级中的诸多部分也有很强的革命需求，甚至断言民族资产阶级有时也会赞助革命，至少很多时候不会反对革命。这样一些看法不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发展出和欧洲、苏俄不同的独有特色至为关键，而且对此后它在现代中国的命运至为关键。

而关于工人阶级之外广大社会阶级都具有革命性、革命潜能的理解和判断，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这样一种判断推动中国共产革命在面对大多数社会阶级时，不再只着眼宣传、灌输、启蒙，而还着眼在他们身上发现革命性，着力寻找最能使他们被打动、调动的互动形式，以有针对且有效地召唤和引导这种革命性，同时通过发现、发明本身具有吸引力的组织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形式，不仅把这些社会革命潜能充分调动出来，而且把这革命能量稳固、有机地结构进中国共产革命中。

相当意义上，中国共产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壮大，实和它对现代中国启蒙运动通常的社会感、社会理解的大幅度突破有关。这一社会理解突破最初主要是通过社会经济分析得出的，以此为契机，中国共产革命在其发展的最好阶段，总是能做到不过度停留于这一分析所给定的社会认识，而且还努力从具体动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现实去认识、把握这些社会阶级。不仅对被认为容易狂热也容易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被认为政治上软弱并时时存在反革命可能的民族资产阶级，注意根据不同的历史—社会条件不断地对他们做出新的政治分析，就是对在这一新的社会感、社会理解中被认为有着极强革命动力，被认为可做革命中坚社会基础的贫农、下中农、雇农，也清楚地指出他们是为长久的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所深刻烙印的，他们的政治性并不仅仅被他们的社会经济阶级位置所决定。也只有至此，中国共产革命才能相当准确地把握这些阶级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扰，捕捉这些阶级的心理状态与价值指向，并在动员和组织中尽量诉诸这些阶级的经验、感受和价值指向。

举例来说，抗日战争所带给这一时期中国共产革命的，就不只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和相应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阶级斗争政策的调整，还是参与革命或与革命紧密相关的多样社会群体自身内部与彼此之间新的情感—意识—心理感觉状态的生成，以及相应的一种更为开阔和充分的中国感觉的生成。比如，为了使减租减息等得到有效落实，却又不引起统一战线危机，且最好反有助于统一战线巩固，这时的中国共产革命除了要在民族责任、民族一体的氛围下强调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还努力让那些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上具优势位置的阶层，对那些处劣势位置阶层的苦难与困境，有更感同身受的了解，对那些劣势位置阶层令人敬重的道德精神、认识能力、行为责任品质，有更多和更清楚的了解。一方面充分调动优位阶层者的恻隐与同情，良心与正义；另一方面也调动人们对劣势阶层的敬重、理解之心和对他们被积极组织进中国历史进程的接受之心、期待之心。与此相对，对劣势位置阶层，虽仍注意他们阶级意识的培养，但亦注意让他们相当了解——抗战若想长期坚持，并在坚持的前提下社会各方面状况尽量有所改善——所需要的社会相互理解、社会分工与合作是什么等等，从而使他们在获得阶级意识的同时，亦对民族、社会、时代有相当开阔的感受与理解，对底层阶级之外的广泛社会存在中积极的部分，亦能比较积极地去理解、接受。

对比历史，我们就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新发展出的这些感觉和意识多么重要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的大革命，阶级斗争问题便是导致大革命决定性分裂的重要原因。而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不仅有国共大规模的内战，而且有比当年大革命深入开展得多的阶级斗争。要知道这时被斗争的，仅仅以地主、富农两大阶级群体论，他们本身及牵涉的人数便极为广大。想一想，光其时共产党、解放军身份者，特别是这两者中有一定位置的人，有地主、富农亲缘关系的就有多少，何况这时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中同样难免很多过分、过激的暴力，乃至错杀。而在当年大革命，同样这些现象，使国民党、北伐军中许多本来观念上同情工农，至少不反对工农者，转向同意“清党”、同意镇压当时的工农运动。但相比，抗战后更大规模、更彻底，常常也更残酷的阶级斗争发生，却没有引发革命阵营一定的动荡，仅仅解释为革命阵营已接受了革命思想，而被杀被斗的也早已被革命思想定性为反动阶级等，无疑是不够的，而还必须关联上面所说的新的情感—意识—心理感觉生成所提供的心理支援，和相应的思想支援。

而也正是以这一重要的情感—意识—心理感觉的生成为前提，中国共产革命所召唤到的各社会阶级，即使没有直接投身革命，很多也已不再是原来的状态，不再是过去意义上自己所在阶级的一分子，而是彼此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很强认同和连带的“人民”。“人民”一词之前就有，但让它被频繁使用，并在使用中被赋予饱满的历史—心情承载，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革命特别的收获。众多事例表明，一九四九年前后，乃至整个五十年代，不是 “阶级”而是“人民”的使用，更能表达人们这一时期的时代感受，更能唤起一种与踏实、温暖，认同感、责任感和国家民族自豪感相伴随的对现实的热情，对未来的憧憬。

人民代表选举大会，力群，1947

学文化，邓澍，1947

公社假日（局部），林丰俗，1972

当然，上节的分析是提供了不少重要而《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却没有看到的历史理解环节，但或有人提出，这不正是对该文核心历史论断的支持吗？即上节叙述的中国共产革命，实际正是李泽厚所说的那种启蒙越来越被边缘化乃至被排除的过程。

诚哉斯言，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质疑稍做修改确可以成立。但问题是，这样一种看起来相当犀利的批评，着眼的还是文章的表层，而未触及文章的更深内在。因为李文的核心用意不在论证他所说的“启蒙”被逐步边缘化，而更意在通过他所说的“启蒙”边缘化来指出：边缘化的另一面，是起点原本现代的革命，逐步为前现代所浸染、侵夺，以历史—结构地解释为什么此后中国会发展出长达十年的反现代“文革”，和论证为什么继承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启蒙”，应该成为八十年代思想与文化的核心任务。而李泽厚的这一特别关切之所以成立，背后除跟“文革”是一场反现代运动的判断结构相关外，还跟如下两个一而二、二而一的认识判断结构相关，就是：一、李泽厚此文所认定的这种“启蒙”有否充分落实？是中国要真的顺利达致好的现代之境绝不可缺的核心关键；二、偏离了此“启蒙”的历史只有再次被此“启蒙”脱胎换骨，才能真的负起把中国顺利带至理想的现代之境的重任。因此，该文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共产革命中是否存在他所说的那种启蒙逐步被边缘化乃至被排除，而是李先生所认定的那种“启蒙”，如果本身就不是一种比较理想且对中国根本重要和适当的启蒙形态，那么，他对中国共产革命从发轫到“文革”历程的整理，也无助于我们深入去认识这一历史所带给我们的教益与教训，甚至会深刻误导我们的现实感，以及对现实的回应设计。

如此说，首先涉及的便是该文相当肯定的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是否已经比较理想且对中国根本重要和适当的问题。对此，本文的核心质疑不在此启蒙的正面观念展开，而在此启蒙的自我感、中国社会感的构造，而是想结合上节所叙述的中国共产革命有关经验，帮助我们反省现代中国启蒙内含的问题：

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其对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突破虽然借助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在中国更有效开展共产革命的现实动力，但它最能帮助我们反思现代中国主流启蒙思潮的经验部分，在于它突破主流启蒙观后所建立的现代知识分子和社会间新的关系样态。

传统启蒙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自我感觉与社会感觉方式方面，虽然都有很强的国家责任感，但有关责任感如何才能有效落实的理解却相差甚远。前者的理解当然是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具有的现代知识和观念启蒙社会，尽可能把更多中国人改造成自己所理解的现代人；而后者则非常不同，就是他们在最有分寸和灵感时，所关切的不仅仅在用自己所拥有的革命知识、革命思想影响社会，而且还在把社会存在的革命动力召唤出来，并根据社会所表现出的向上品质与智慧来不断自我反观、自我批评、自我充实、自我改善。

后者这种在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间不是单向输出，而是积极寻求两者间良性辩证的努力之所以非常重要，首先在于为了把这社会中大多数阶层的革命性召唤出来，常常需要革命知识分子既要深入不同阶级、阶层通常会分享的那些社会—情感—心理状况，也常常不断需要具体地去投入理解很多个体的经验与感受。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对象间便不再只是观念性、直观印象式的理解，而一定会有相当的感同身受。这种感同身受，一方面会使认真投入社会对象的知识分子在构想自己介入实践时，更多考虑在地资源情况，更多地畅发在地本有的健康生机和活力，更多地消化、吸纳在地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能切实知晓这些介入和在地者心情感受的关系，这些知识分子当然也会在情感心理上有一种特别的充实感，并使自己的情感和心智受到有效淘洗。

而只有从这样一些经验出发，我们也才更容易理解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为什么对自己经验、努力中最津津乐道的，包括“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这一互动关系中，所改变的不仅是此中的知识分子，还包括他们对其内涵品质与能量有信念的中国社会。因为通过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投入，和以这投入为前提的认识与实践，这一社会才真的焕发出之前难以估计的品质和能量。没有这种社会能量的焕发，我们会很难想象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华北敌后的有效坚持，和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竟然得以打败各种实力均远远在它之上的国民党（不说别的，一个战争中的运输问题就足以致共产党死命）。

在相当意义上说，作为中国共产革命努力奋斗结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与其间的四大阶级，正好和一九二五年以后中共对新文化运动主流社会感觉与理解的突破所涉及的阶级范围正相吻合，绝非偶然；而且这时四大阶级中都有太多人对其时的“人民”一词有强烈认同（这表明这四个阶级内里都有相当超越本阶级社会—经济位置规定的能量）。所有这些都说明，新文化运动中主流启蒙观所痛心疾首的中国社会，所看到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现实条件下社会的表现，而不应就此判定这个社会的本质便如此，改变它只有依赖现代知识分子启蒙一条路。如此说，是中国共产革命的有关经验已向我们清楚表明，这个社会相比现代知识分子对它的期待确实不理想，但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一些重要的品质和能量可以组织到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个社会是会更往现代知识分子期待的方向走，还是看起来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呼吁、祈向无动于衷，其实和现代知识分子是否找到了和这一社会有效互动的方式有关。

从上述理解视野出发，我们就不能不遗憾李泽厚这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名文，在描述了他呈现的“救亡”对“启蒙”的压倒后，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他所重点描述的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会有这么强的塑造力量。如果说共产党得益于“救亡”情势的存在，那么前面一直占据力量上风的国民党不也同样在自觉大力借助“救亡”情势从而自我合法化与借机壮大吗？何况，正如吕芳上在《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一书中指出的，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加入中共的数量，远远不如加入国民党的数量。那问题就是这些更接近新文化运动正统启蒙状态的知识分子们，为什么没有发挥出足够的政治能量，反倒是背离了该正统启蒙状态的共产革命知识分子，却发挥出了改变现代史基本面貌的政治能量？仅仅是国民党这个平台不理想，还是这些加入国民党的现代知识分子未能真正脱离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束缚？

而这一切不问的结果，不仅会使有关认识容易停留在指出中国共产革命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解，容易停留在指出“农村包围城市”等于把革命基础实际转移至工人阶级之外、转移到非现代的场域等一些容易指出的特点，而不会去追问、去理解中国共产党到底凭借了一套什么样的意识、方法、实践，成功做到了有效动员中国社会，并在成功动员的同时，把它们有效地组织结构为中国共产革命的有机部分等极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李泽厚这篇文章所支持的启蒙，是把有一定现代观念、现代理解、现代知识启蒙者的优位绝对化，把所要启蒙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的启蒙。而这样一种启蒙结构不仅使启蒙者对其所启蒙社会的认识不能深化，最终影响着它对这个社会的介入改变能力，并且这种对待社会的方式，最终也会深切伤害社会和启蒙者自己。

组织起来，华北美术社，1948

豆选，彦涵，1948

一辈子第一回，杨之光，1954

可惜，不只写《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李泽厚未有上述关于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反省检讨意识，当时能包含这篇文章的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也同样没有这些反省和检讨意识，这也就难怪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界主潮的新启蒙思潮，本来作为历史后来者有前车可鉴的优势，却落入结构相似的陷阱而不自知。

如本文开始所述，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核心成型，与“文革”后最初几年对“文革”的检讨思潮相关，当时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如下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呢？而正是在对这一设问的回答中，确定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核心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

“文革”后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答是：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一九五六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和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大多数却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小生产者体质又有着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们就为这一让他们深为困扰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解释。就是，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专注于资本主义问题而未注意封建主义问题，从而给骨子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表现上是打着更激进反资本主义、更激进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现代 “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机。

当然，这样一些有关“文革”发生的理解和认定，也一定影响着这些理解和认定——关于什么是接下来时代最核心且迫切的任务：既然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现实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发生强烈危害的危险，那时代最核心且迫切的问题就应该是反封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

而为了有效地反封建，在经济上当然就应该大大增强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则不仅要大批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要接续当年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启蒙，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彻底、全面的现代启蒙；相比于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态度和看法上的清朗，新启蒙思潮在政治方面对民主的强调则不乏暧昧。如此是因为新启蒙思潮当然强调民主，但这种强调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构成而产生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对什么人适合民主实际上有很强的设定。就是在这些新启蒙思潮的认受者意识深处，只有那些受过启蒙深刻洗礼而成为“现代人”的民主，在他们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

而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才会使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对国家推动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助于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的改革，特别是最有助于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经济样态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改革，都基本上不做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这些经济改革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正面关系到更多他们认为和中国核心命运相关的决定性改善。

而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感与现实感，才会推动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界不仅致力于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越来越弥漫着唯恐自己不能充分摆脱封建影响，不能真正跨入“现代”、成为“现代”货真价实一员的焦虑。特别在新启蒙思潮的激进者中，越来越充斥着如下感觉与理解：只有使自己充分摆脱封建的影响，成为真正的 “现代”者，自己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自己对社会的启蒙，对社会的国民性改造，才可能是充分正确和彻底的；而只有一大批人于此决绝努力，才可能使中国彻底祛除封建主义体质，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梦魇，彻底现代。

当然，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及其所产生的历史感、现实感与社会感，才使八十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而正是这种自信，在平时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热烈投入地呼唤改革、宣传改革、支持改革，并在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受阻或偏离了他们认定的航道时，自认自己有责任起来，以让中国航船重回他们选定的航道。

包括在很多人心中充满着朝气、冲力、理想主义、脱俗气质的八十年代知识思想、文化艺术界，却由于其主导思潮——新启蒙思潮事实上的堕入，而对此启蒙思潮认识品质、实践品质有根本的误区，这就使得现代中国主流启蒙运动曾经出现过的那些问题——事实上在八十年代一一重演：真诚但虚妄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浅尝辄止的现实—社会认识，对很多自己置身其中的历史进程不能有及时、准确的反应，有关时代现实的介入常常理解得非常狭隘且概念，在和社会互动时缺少学习自觉。而所有这些综合到一起，就是这么多聪明、热情、充满责任感的投入，最后却不仅不能取得他们所期待的历史介入效果，而且会造出很多和他们主观意愿背驰的思想、文化与现实问题来。

也就是，他们之所以未能如他们预期的改变社会，固然和他们所处身时代的条件常常限制过大有关，更是由于他们自身所存在的结构性缺失。这些结构性缺失所影响的不只是他们的历史介入能力，还包括他们知识思想工作的品质和深度。

惜哉！

读报声中选种忙，郑慕康，1964

步步高，林宏基，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