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秦晖先生是有影响的人物。他的理论一再以各种方式论述“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二元对立，在他看来，“美国式道路”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也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治世良方。
 
 
那么，到底什么是“美国式道路”？什么是“普鲁士道路”？它们对于中国的“三农”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是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三农”问题上的批判，也是对秦晖先生理论的检讨与质疑，正是沿着他的思路，笔者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列宁的“美国式道路”理论与俄国—苏联的农业资本主义 

秦晖先生说：“所谓‘美国式道路’，就是以农民起来打倒天然首长，摆脱宗法共同体束缚的方式；而不是以天然首长剥夺农民，取消共同体保护的方式来完成资本主义变革”。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解释道“社会民主派向往自由竞争的民主国家即‘美国式道路’而仇视具有俾斯麦式社会保障制度的专制国家即‘普鲁士道路’” 更简单的表述是“民主私有化”还是“权贵私有化”。这个民主私有化的“美国式道路”用的是列宁的名义：“列宁把通过农民解放运动走向资本主义民主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是并不过分的”，这个表述在今天被进一步发挥为：
 

百年前俄国人的这种提法，只是表明那时即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认为自由民主但非‘福利国家’的（前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要远远优越于在欧洲最早建立福利制度但比较专制的俾斯麦德国，这种价值观是已经拥有了自由民主而再追求福利国家的现代西方左派不大提及的，也是我们这里的某些‘左派’真的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的。
 

因此，他歌颂美国西进农民“那吱吱作响的大车，把资本主义制度从大西洋岸一直推到了太平洋岸”，“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在农民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并没有表现出所谓‘小私有性’、‘小生产者’或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或反动性，相反，正因为他们是独立的小私有者而不是宗法共同体成员，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不是依附农民，一句话，是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宗法农民，他们才能起上述进步作用。” 但实际上，美国的农民主要都不是自由的家庭农场主，而是租佃农场主，虽然有1862年“宅地法”近乎赠与的土地，但租佃农民的比例还是很高，他们全部或部分地耕种租来的土地。这是因为这个法律出现得太晚，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实行的是以联邦财政收入为目的土地现金拍卖，从而使得土地商品化的出售方式与大地产投机活动结合在一起，东部土地公司凭借其在殖民地后期形成的雄厚资本在土地拍卖市场上肆意购买大片国有土地，然后以高价向移民进行小块零售，这些垄断集团作为中介进行了国有土地的二次分配，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在大块拍卖方式无法吸引足够的移民进入东部，政府才被迫逐步缩小地块出售的单位面积。但土地投机商已经占有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早期拓荒者买不起，而宅地法的土地多数是贫瘠的土地，“在1862年以后，可供出售和拓居的公地，大部分都是位于现在我们称之为大平原地带的半干旱地和贫瘠土地。在这些地区接受了宅地法的数十万户家庭，在因旱灾而使几个季度的辛勤耕耘令人心碎地失败之后，结果不得不回到土地比较湿润的地区去”。这使得许多拓荒者宁愿耕种租来的肥沃土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农场主资本短缺导致的对资本的依附，使得不在地主使用权与租佃农场主的经营权相分离的租佃农场现象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这在后面的论述中还会详细展开。
 

二、 美国的“美国式道路”及其农业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 

秦晖把“美国式道路”一厢情愿地解释为自由竞争的民主道路，这种道路在美国到底意味这什么？1904年韦伯在他大病复出后的第一次学术演讲，正是在美国所作的《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在这里他明确指出，欧洲农民与英国或美国的农民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英国农民多半是个出色的企业家，为市场而生产。他们几乎都将土地出租。在美国，农民的土地多半是他们自己购买或垦荒而得来的，他们有时也出租土地。美国农民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在美国，市场先于农民而出现。但在欧洲，农民的土地多是继承而来的，而农民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为生存需求，而非为供应市场。在欧洲，市场后于农民而出现。当然，欧洲农民多年来也出售剩余农产品，并且于织布和纺毛之外也必然要通过贸易来解决其它生活需要，但是，二千年以来，欧洲农民都主要不是为利润而生产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他这里的欧洲主要是指德国。当年的德国就不可能走美国式的道路，原因就在于美国拥有从印地安土著掠夺为国有的广袤而肥沃的西部土地，这种土地“国有化”是美国式道路的核心。这一广大地区的农业开发过程是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下发育成熟的，与联邦土地政策密切相关，是在东北地区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下，才迅速成为最主要的谷物—肉类出口区，这个过程完成于19世纪下半叶，从此美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韦伯的叙述中，却没有指出在西部农业土地关系在这个急剧变化的过程中，最终确立的却是金融资本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
 

A. 南部种植园农业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南部种植园农业从前殖民地开始就是首先为国外市场生产商品。其实，正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拉动了南部农业革命的发展,英国棉纺织厂机器的飞速旋转，吸纳了1790-1860年间增长了1500倍的美国生产的棉花，这一时期，棉花占美国出口的大约2/3，这就是为什么南部种植园发展最快的时候是在18世纪以后。起初，南方各殖民地最重要的农产品为烟草，也正是烟草种植使得大规模的农场出现；其次是稻米；再次为靛青，这是纺织业的必须品；这三者都是因为英国没有，而被英国市场所欢迎的。棉花在1793年分离棉子的轧棉机技术发明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农场化生产，到南北战争前成为南方的经济命脉。所以美国的确“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变革的产儿”，美国的工业革命正是在模仿英国工业技术的基础上由棉纺织业开始的。南部种植园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盈利依赖两个先决条件：奴隶与土地。我们不该忘记美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与南部黑人奴隶的关系，棉花种植占有了2/3的农业奴隶劳动人口。虽然1807年政府颁布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但是由于种植园经济是用劳动力投入换取利润，所以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大规模贩卖奴隶的走私活动猖獗，这包括繁殖奴隶的生意，弗吉尼亚和南部边界州成为繁殖黑人的基地。1790年美国奴隶人数为75万，而到1860年则达到440万。正是在1860年内战前，美国生产的棉花已经达到全世界棉花产量的3/4，除英国以外，欧洲的主要工业国都是美国棉花的主要出口国，并由此获取了大量外汇。但由于南部种植园是单一的棉花种植经济，在内战前已经占英国棉花总消耗量的78%，同时它从英国进口大量的工业品和奢侈品，因此与英国经济市场联系紧密，而与北部的经济联系反而是薄弱的，这就严重阻碍了美国南北统一市场的形成，阻碍了民族经济市场的形成。正是由于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对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产棉区的不断扩大，西进运动也包括南部种植园主率领黑奴进行的种植园经济的扩张，于是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对西部土地的争夺上，因为南部种植园经济盈利除了廉价的黑奴劳动力外，还依靠对土壤肥力的剥夺，所以必然有对肥沃土地的需求。 蓄奴州与自由州的关键正在于围绕狄克逊线展开的西部土地争夺。“宅地法”之所以在内战的1862年获得实施，一个功能就是为了抵挡南部庄园主向西北的扩张。
 
 
传统观念认为南北战争是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战争，但其实它们是由共同的历史动机所推动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1775—1783年美国的独立战争是美国作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锻造过程，目的是保护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南部的种植园主与北部的资产阶级都是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者。南部的种植园主是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的“奴隶主”，其实是农业资本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把劳动力变成奴隶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中国东南沿海的打工者的血泪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的发展既是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黑奴制度产生的根源，对黑奴的压榨是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大来源。美国国会的“逃奴缉捕法令”就规定联邦必须帮助奴隶主在所居住州以外的地区追捕逃亡奴隶，各个州都有引渡逃奴的义务。林肯最终决定发动内战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是为了保持联邦的独立，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资本主义，为了用高额的工业品关税来代替农产品的自由贸易，是对独立战争锻造民族国家的完成。只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才解放黑奴的，以便让黑人士兵充实到联邦军队中去。《解放奴隶宣言》并没有涉及南部土地问题，黑人争取土地的斗争一直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有力支持，“宅地法”并没有被运用到南部。战后，奴隶制度的庄园经济虽然被废除，但是联邦政府把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归还了原庄园主，被解放的黑奴并没有获得土地，他们要想得到土地必须花钱购买，大多数黑人都做不到，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仍然回到了原主人的土地上，成为半奴役性的分成制的佃农，南部种植园发展成为“普鲁士道路”,大量的租佃农场成为南部农业的特点。
 

“内战带来了奴隶制的废除，但是，并没有终结种植园制度。……，一个世纪以后，大的南部种植园主还会告诉拍摄农场工人纪录影片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我们不再占有奴隶，我们现在雇佣他们。’”
 

这些被“雇佣”的租佃农民“过的是封建的、不用现金交易的经济生活——种植园主向他提供土地和贷款，收获后，由种植园主宣布，在扣去食物、燃料、种子、肥料以及其他信贷方式获得的东西之后，佃农还可拿多少。或者，在更多情况下，种植园主告诉他还欠种植园主100美元或500美元。”这些债务无论佃农还是地主都不指望能用现金还清，黑人家庭唯一偿还办法是劳动。而当大型机械取代了手工农业劳动——这正是南北战争之后北部工业化所给与的“好处”，种植园主可能会告诉他，下一年不一定有工作，因为他们的棉田已经租给一个大的农场主了，黑人家庭只能选择离开。
 

大部分的美国黑人的祖先都是在17世纪至19世纪由于南部种植园的需要而被贩卖到美国南部的非洲人，这些南部种植园是因为欧洲的工业革命而为欧洲市场生产工业原料和其他经济作物并获得巨大的利润的；而20世纪美国黑人又进行的第二次迁徙是在美国国内，他们中有约有400万离开南部进入城市，1960年美国有4个城市40%是黑人，到1970年以前，这样的城市增加到了14个，这次是由于农业的机械化发展已经不需要他们，当农业一直被当成赢利的行业，而机械化比劳动力更有效率，农民就被排斥出家园，为的是让资本获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状况作为“民工潮”历史进步性的证明。比如美国被认为是消灭了农民，只有农场主。这种说法抹杀了西部地区庞大的流动季节农业工人和城市贫民窟中没有希望的失业者，他们都是失去家园的农民及其后代。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黑人聚居区，它们是外面围绕着敌意的国中之国，对于城市黑人来说黑人区的边界就像国境线一样紧紧封闭，黑人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从农村进入城市就得以根本改变。美国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农村危机，只不过是把它从农村转嫁到了城市，美国60年代的城市骚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68年以黑人民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被刺事件为标志达到高峰。只要看一看美国城市今天依然严重的种族、失业与犯罪这些社会之痛，就应该明白美国并没有创建出“人道主义”的奇迹，把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里去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只是让旧的危机以新的形式出现而已，这个危机其实是内在于现代性之中的。
 
 
至此，我们也许应该清醒，世界市场和农业的机械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或排斥所导致的人口流动并不见得是现代化的福音。作为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的社会代价，当美国、欧盟在政府强大的价格支持下进行世界农产品倾销的同时，除了被排斥的美国南部黑人农民和西部破产的租佃农场主之外，它也是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农业危机和农民背井离乡的原因。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超大城市化浪潮及其无法消除的城市贫民窟，其实都是第三世界农业凋敝的表征。
 

B. 西部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与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现在让我们回到西部的土地与农业问题。西部的土地制度完全不是秦晖描述的那样是西进的农民用吱吱响的大车推出来的“资本主义”，这种叙述掩盖了真正的历史事实。首先，独立战争使美国的疆域跨过了阿巴拉契亚山脉，而这个过程伴随着与印地安人残酷的流血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890年。在此基础上，西部土地还是一个涉及到美国各个州、各个阶层和集团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为此，国会进行了长达8年之久的辩论，才基本确立了建立国有土地的政策，1784年成立了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西部土地法。杰斐逊曾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在土地政策的制定上遵守的信念是，美国的成功必须取决于具有绝对所有权的私有财产，而小土地所有者正是国家最为宝贵的组成，他希望把美国建成以小农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因此他试图把土地分成小块，低价或无偿地分配给拓荒者。但是这个主张却因为遭到了大地产集团的强大压力和抵制而失败。当时新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代表商业和银行家的利益，主张高价大片出售公有土地。1785年《土地勘测法令》（“Land Survey Ordinance of 1785”）在西部设立土地局经办土地出售与转卖事宜，只有经过勘探的镇区和地段内的土地所有权才是合法的。法定的土地所有权必须在公开的拍卖市场上用现金购买。勘地制度与现金拍卖制度的结合，使土地所有权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所有权，而不是认可农场主的开发定居权。该法案对西部开发和美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西部土地国有被法律认定，并成为国会控制下进行社会财富分配的来源。现金拍卖方式为联邦政府带来重要的财政收入，并且成为美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并使资本雄厚的大地产集团获得了西部土地购买的垄断权，使地产集团与金融集团出现共生现象，土地投机与金融投机结合在一起，土地资本迅速转化为金融资本。该法案之后，杰斐逊委员会便开始制定西部建立新州及加入联邦的方案，由此产生1787年“西北法令”，其宗旨是建立与合众国保持一致的政治制度。而推动“西北法令”在国会通过的正是当时最大的土地投机集团俄亥俄合伙公司。该法案把政治权利与土地所有权紧密结合，政治权利就被归结为资本和土地的所有权，还规定了国会对土地的优先处置权，保证国会拥有对西部土地的全部销售、分配和征税权。为了保障东部大地产集团的利益，法令强调对新州以外的居民所拥有的西部土地财产，绝对不准课以高于当地居民的税额。这使得西部土地成为东部资本远距离投资的对象，为西部土地所有权与定居、开发分离的“不在地主制度”铺平了道路。这两项立法把约占美国本土面积75%的国有土地投入了商品市场，从而产生了各种围绕着土地所有权进行的活跃的资本运动，这就确定了“美国式道路”是土地、大地产集团与金融资本的结合。列宁说土地国有化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对的。
 
 
华盛顿首任期间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还实行了对超大地块的优惠销售，进一步强化了大资本的土地垄断，使大土地投机商成为政府与定居者之间的超额牟利中介。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都纷纷跻身于土地投机者的行列，华盛顿派其代理人在俄亥俄地区购买了32373英亩土地。1796年成立联邦土地署时，华盛顿任命俄亥俄公司的总代理为首任勘地总长，而大批的公司代理人则成为土地测量员。这样，联邦政府实际上是与大土地公司通力合作，把东部的资本转换成了对西部土地的垄断。一直到了1797年以后，联邦政府才开始向个人定居者拍卖国有土地，但这时已经距离首批大地块出售已经有10年之久了。
 
 
由于当时的西部农业仍然处于自给状态，农场主年现金收入不足100美金，所以虽然联邦政府在后来的土地法中，多次缩小一次性售地面积，降低单位面积地价，但是按照1800年分期付款的土地法，还是大大超出了农场主的现金收入水平。农场主一旦到期不能偿还本息，为了使已交付的金额不被政府充公，就要被迫将已开发的农场转手土地公司，或进行二次抵押，由土地公司支付所欠余款，这样土地公司就可以用极低廉的价格得到已开发的农场而不是荒原。由于联邦债券可以用作现金支付，在债券实际已经贬值的情况下，土地公司却利用土地贷款制的漏洞按照面额支付土地购买金额。所以，1800至1820年的联邦土地贷款制度并没有给拓荒者带来土地所有权，也未给联邦财政带来真正的收益，而是为土地公司从抵押关系上操纵土地市场提供了条件，并产生出一大批严重负债的农场主。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两次土地投机狂潮导致的都是土地投机集团与金融业结合的加深，不在地主关系被充分发展。
 
 
这也导致了美国农民的西进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土地投机集团与联邦政府的斗争。由于拓荒者的购买力落后于土地集团和联邦政府的最低购买限定，他们不得不绕过被土地商占有的待价而沽的“投机者的荒原”，深入到衣阿华的中部，这里远离市场，交通隔绝，自然条件差，经济极为贫困。在政府实行勘地制和现金拍卖制以后，等于是否认了从殖民地后期和建国初期就一直存在的西部拓荒者的占地权，因此激烈的冲突必然展开。联邦政府甚至动用国家机器进行武力镇压，国会制定的各种反占地法，可以对占地者处以罚款1000美金或判处监禁1年。麦迪逊总统曾发表公告，将占地称为“罪恶”。杰克逊总统期间，联邦政府拆毁、焚烧占有者的房屋的事情一再发生。30年代以后土地垄断的加深驱使西部拓荒者大批移向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出现“衣阿华占地狂潮”，1930年伯林顿114万英亩肥沃土地投放拍卖市场，引起决斗，土地投机商与2万名占地者怒目对峙，联邦政府的将军也出动了，最终是土地占有者被迫退让。这场斗争导致了占地者迅速组织起来，纷纷成立土地权利俱乐部来为自己的土地权利斗争，他们继续占领土地，同时对国会议员施加压力，争取从立法上改变勘地制和现金拍卖制。
 

从1828年开始，国会几乎每年都辩论先占权立法问题，但总是大地产势力占上风。30年代末的占地狂潮使国会与白宫终于意识到，西部土地政策如不改变将会导致勘地和分配制度的崩溃。在强大的压力下，1841年“先占权法”得以产生，它规定占地者有权优先购买，但优先权依然是建立在勘地制与拍卖制基础上的。农场主的剩余资金一般不足以支付这笔款项，而一旦拍卖期临近，农场主为了避免被国家没收，只得将先占权凭证出售或抵押给土地公司，往往是将占地后的劳动和投资以远抵于成本的价格转手，于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先占权转入土地投机集团手中，土地集团仍然是用最低价格买到优质土地，而这些却是已经被开发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上价格很高。这样，先占权就与土地抵押和土地转手市场联系在一起，此后的土地投机集团只是更多地从现金拍卖市场转到了农场抵押市场。先占权并没有给农场主带来真正的土地所有权。1854年“土地逐级降价法”出台，该法案规定长期滞留在市场上的未出售国有土地实行逐级降价和减价，出售给实际定居和耕种的定居者。但由于降级土地多属于石砾、沼泽、沙化等劣质地，对农场主几乎无利可言，因此农场主购买的比例很小，很大部分落入林业和矿产集团手中。大土地公司还伙同土地署官员，把优质土地充当降价土地出售。这样看上去是为农场主利益的立法却依然成为大土地投资集团的财源。
 
 
西部土地市场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济中，起着类似股票市场动员社会资本的作用，是美国工业革命的杠杆。19世纪30到50年代，土地投机资本从西部土地和农场主获得的利润达到了5亿至6亿美金，这些巨额资本转向了铁路、林业、矿业、牧业和制造业，带动了美国19世纪下半叶经济的全面高涨，土地资本的跨地区、跨部门流动，引起银行、保险等金融活动的空前活跃，而土地投资的集团化和金融化也使得西部土地关系更加复杂。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工业革命获得成功，美国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性转变，而这个过程正是与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的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部的土地及其农业发展与美国工业革命是互为条件的：
 

“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铁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而工业革命则为农业机械化提供条件，农村成为工业品市场，国内民族市场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直接决定了50年代以后西部土地开发的重要变化，“美国式道路”的资本主义农业模式真正形成是在这个时期，正是这时在西部农业中才出现了韦伯所说的农业“市场在先”的因素，市场已经虚席以待，农产品价格出现持续上升的局面，从而使得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具备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条件。所以，美国西部农业资本主义化的两个前提缺一不可，一是廉价土地，二是工业化拉动农产品价格。西进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正发生在19世纪40到50年代，这也是为什么30年代土地集团占有的大片土地，可以在50年代移民高潮时得以高价出售获得极大的利润。50年代以后的铁路公司把铁路开发、土地出售与移民结合一起的销售模式获得成功，原因也在于此。
 

C. 西部土地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与“美国式道路”的完成

5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土地分配的特点是，国有土地的3/4是以土地赠与的方式，即主要以铁路土地赠与、学院土地赠与以及军人土地赠与来进行的，这直接引发了19世纪第三次西部土地投机高潮。铁路修建是西部腹地深入开发的关键，它可以把农业土地与农产品市场联系起来，从而直接使西部土地增值，所以土地正是吸引铁路投资的动力。整个19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向密西西比流域各州赠与的土地达727万英亩。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土地公司，它在接受赠地后每年向州交纳总收入的7%，由此获得土地的所有权，然后将土地的4/5用于抵押出售，1/5作为债券出售。该公司的运作模式与以前的土地公司有很大不同，它把土地经营、土地广告宣传和吸引移民与土地出售结合在一起，前提正是农业盈利空间的存在，它在欧洲各地招徕移民，主要对象是拥有800至1000美金的家庭移民，并负责将移民直接运送到西部土地上，从而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移民，加速了沿线的开发定居，增加了铁路运营量，也开拓了铁路公司的资本来源，土地总收入相当于铁路投资的6/7，因此在当时就被认为：这不是一家铁路公司而是一家土地公司。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更把土地赠与增加了一倍，在远西部地区再增一倍，并且由联邦政府直接向各大铁路公司赠与，同时将间隔地段中属于联邦政府的部分由铁路公司低价转售给铁路沿线的定居者，这使得太平洋铁路拥有了超越各州的土地所有权，还获得变相的先占权，该法还将铁路两侧10英里的森林采伐权归为铁路公司。
 

1864年的“北太平洋铁路法”更将赠与地段内的铁矿和煤矿也包括在内。这就使铁路公司还与林业、矿业集团产生紧密关系，成为前所未有的大土地垄断者。而联合太平洋公司实际上是直接由联邦政府控制的最大的土地股份公司，美国总统有权任命2名董事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具有法人资格。联邦政府还以债券方式向铁路公司给予长期贷款，铁路公司以路权和不动产作为第一次抵押，“北太平洋铁路法”允许将第一次抵押债券作第二次抵押，使铁路公司获得双倍的贷款，而联邦财政部发行的这些债券则可以直接进入流通。铁路债券与土地抵押的结合，使西部土地关系加快了走向由金融控制的方向，1873年和1893年的两次经济危机都是以铁路股票暴跌和西部土地抵押崩溃为先导的，这不是偶然的，土地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50年代以来，联邦政府根据几个铁路赠与法共赠与国有土地1亿3000万英亩，使铁路公司成为仅次于联邦和各州的土地所有者。这些土地基本上都在密西西比河以西，是美国独立以来以各种方式廉价获得的，平均每亩土地仅0·57美元，正是这些土地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当美国还是一个土地充分、资金短缺的国家时，铁路土地赠与实际上是以西部土地不断增值的农产品来吸引东部和外国的投资，铁路公司从土地中获得大批资金，同时又成为联邦在西部大草原上的土地分配代理机构，进行土地投机与分配的双重功能。所以，铁路公司不同与旧的私人土地投机集团，它是以社会化和集团化的方式实行国有土地的私人化过程，因此它的垄断性也是空前的，国会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也承认，这种赠与构成了对国有土地的可怕垄断，使得“先占权和宅地法所提供的定居机遇不断地消失”。铁路土地公司的资本运作正是与美国的铁路土地赠与政策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运转联系在一起的，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部资本主义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为降低农产品的运输成本，提高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力提供了保证，南北战争后农产品出口的增加便得益于此。与其他土地所有权相比，铁路公司的土地所有权更完整地体现了垄断的特点。
 
 
西部土地关系中的重要特征还有土地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除了铁路债券，还有军人土地凭证和学院土地凭证。1852年国会宣布土地证券交易合法化，可以公开进入市场和转让，因此形成50年代与西部土地分离的东部土地证券市场空前高涨，这样，土地投机集团实际上是越过了政府的土地拍卖市场而直接得到西部土地垄断权。1862年《莫利尔赠地学院法》（“Morrill Land Grant College Act”）是重要的土地立法，其实是以对“宅地法”的补充来平衡利益，因为它是按照各州国会议员的人数来确立土地赠与的，每名议员赠地3万英亩，各州不得持有这些土地，而是必须将它们出售以取得创办各州农业学院的资金，在西部国有土地州，联邦政府直接拨地，而在人多地少的东部27个州，则由联邦发放土地凭证，东部非国有土地州可以此在11个西部国有土地州认领土地所有权。但内战后，这些土地凭证陆续被3家最大的土地证券经营公司所套购。土地证券市场为金融资本控制西部的不在地主所有权创造了新的形式，并对美国经济其他部门垄断组织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投机高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东部资本集团，其经营不仅是土地投机买卖、土地租佃经营，还转向林业、矿业、牧业、铁路和金融业等多种部门，形成大规模跨地域、跨部门的特点。19世纪60年代，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拥有的有价证券，52%的资产来自于土地，并且从这批人中产生了第一批垄断资本家。70年代，铁路高潮产生一批垄断巨头。80年代的工业巨子和托拉斯几乎都从西部土地找到利润来源，石油业、铜矿业和钢铁业均以极低价格抢占富矿床。农业机械业、屠宰业、粮食加工业则从中西部获得数亿美元的利润。而金融业和制造业是直接参与农业利润的分割的。
 
 
可以说没有西部的土地就没有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它首先是一个土地换资本的过程，用土地换取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保证了共和国的稳定与统一。然后用土地换取了西部开发的运河、铁路和教育投资，使西部迅速成为全国市场的组成部分，最后是农场主用土地换取商品化生产的资本，农业的巨额产量为美国崛起于20世纪的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从更深的层面上来回顾韦伯的感慨了。在韦伯看来，德国作为“古老的文明社会”，人口稠密，土地资源有限，“既使这种半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组织形态消亡之后，欧洲农民仍然无法像美国农民那样成为理性的农业生产者”，“美国式”道路从来就不是普世的，所以韦伯说：
 

“回顾历史，像美国民族那样，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可说是绝无仅有。而展望未来，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中最后一次能够享有如此自由而伟大的发展机遇。因为，在全世界，空旷土地正在减少。”

 
1862年内战期间与《赠地学院法案》同获得林肯总统签署通过的《宅地法案》（“Homestead  Act”）被认为是民主、自由的“美国式道路”的象征，该法案规定凡连续耕种国有地5年的公民，只需缴纳少许手续费，即可获得160英亩国有土地的所有权，从而确定了“定居权与所有权一致”。该法案是拓荒农场主和土地改革派长期斗争的结果。其实第一个宅地法案在1824年就由一位密苏里参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以后的历届国会都讨论，但是内战之前都没有通过，到1862年由于内战爆发的原因才使得林肯政府最终下了决心，以动员成千上万的农民到内战的第一线 。宅地法是对联邦土地法的重大修改，但宅地法同时保留1841年的先占权，补充条令还有现金代偿权。就全国土地分配上看，从1860年到1900年，美国新建农场中只有16%来自宅地法，大部分农场还是来自大地产公司的再出售和联邦土地的现金出售。这是因为大平原农业的核心地区大部分优质土地已经被铁路公司、大土地公司和土地证券商控制，宅地法的1/4地段在西部半干旱地区，难于扩大规模生产，只得以补充法令来扩大土地分配单位，却最终有利于矿业、林业、牧业集团：
 
 
有一半以上的宅地定居者无法维持到5年期满，而放弃和出售宅地专利权。宅地农场主的破产率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农场。这是因为宅地法只提供免费土地，而不能提供农场主急需的资金，所以宅地农场主往往需要把宅地权用于投机性抵押来换回生产资本，结果是破产率的上升和土地投机商获利。其实，19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农业市场空间的扩大，对于西部农业来说更重要的是资金而不是土地，因此宅地农场主往往是利用先占权和代偿权进行抵押以换取资本。1878年宾州的一位众议员曾提出宅地贷款法案，即为每个宅地农场主提供500美元贷款，以土地为抵押，年利息3%，10年偿清。但该法案被国会否决。因此“宅地法”的实施造就的是一大批因为无法获得足够资金在重债下破产的宅地农场主，并将西部土地最终转向土地金融集团。
 

“杰菲逊这样的人期待着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对西部领域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气蓬勃的农业民主。然而，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客们对‘快捞一把’比‘促进民主’的兴趣更浓。美国耕地的授予历史——一个半世纪馈赠出去的几亿英亩土地的纪录成了现代人年报中公愤持续最久的事情。欺骗、诡计、贪污和盗窃大量存在着，但是，更令人气愤的是对社会上土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闻的态度。议会的确也偶尔采取了诸如1862年宅地法之类的具有远大卓识的措施，但是，它却更经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权利给予了投机商，而没有给予拓居人。议会没有奉献给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级法律部门、土地管理处和内务部一般也会照给的。”
 

到19世纪80到90年代，联邦土地分配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那就是将国有土地按照资本比重给予了拥有资本最多的集团和阶层。1903—1905年第58届国会的公共土地委员会报告中承认，定居者与大地产商相比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很大部分国有土地转入大土地投资公司，数量远远超过宅地农场，几乎每个地方大土地所有者都垄断了最好的地块，这些土地立法的结果就是租佃制或雇工制取代了自由农场主。
 
 
正是租佃农场主成为“美国式道路”的关键。而宅地农场转为抵押—租佃农场的速度最快，数量最大。到19世纪末，全国的租佃农场已经达到了30%以上，而在西部几个新州就达到了50%左右。20世纪中叶的一个调查表明，当时的农场主中其土地来源是由于“宅地法”而获得的不到2%。破产的宅地农民成为农业工人的后备军，1900年全国雇佣的农业工人为200万人，1910年已经达到了380万。
 
 
内战时期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劳动力短缺，直接引发了大草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浪潮，内战后30年是美国农业实现机械化的时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农场主都必须借贷来添置机械以扩大生产和降低成本。农业机械化加深了农场主对贷款的依赖，同时在生产资料上受农业机械公司的价格控制，却促进了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到90年代，美国农业机械年产值已达1亿美元。内战后40年美国农业空前发展，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国的工业和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为20世纪的现代美国奠定了基础，被称为是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具有相同意义的事件。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苏联在工业化时代由于粮食短缺所造成的后果就可以看到它的意义。这种由世界市场和民族市场推动的工业与农业的互换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能够完成的关键。
 
 
但是这种农业资本主义化却不是依靠小农场之间的相互兼并和分化来完成的，而是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下，农场主以租佃方式间接地获得资本来源，并保留家庭农场和季节流动工的生产方式来降低成本，这形成了美国西部租佃农场的主要形式。美国西部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19世纪下半叶，大平原地区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产地，一直到1900年，美国出口值的76%来自农业。由于每年美国农产品的1/5至1/4的剩余产品必须从外贸中找到出路，而美国的工业保护主义关税政策导致欧洲国家对美农产品报复，因此中间商竭力压低收购价，才能以更低的价格优势保证国际市场的销路。而西部农场主却必须以保护价购买工业品，以被打击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因此，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依赖对农民的剥削，这一铁的逻辑同样体现在美国式道路里。
 
 
西部土地抵押市场是19世纪后期西部土地关系的焦点。它与内战前不同在于，内战前是纯粹的土地投机抵押关系，早期西部的土地租佃是对土地待价而沽的投机方式的补充，租佃并不构成农场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形式。到了内战后的19世纪后期，农业被工业需求所拉动，导致农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农场主的资金严重短缺，因此土地抵押市场迅速发展成为西部土地市场的主体，它受到两种需求的塑造，一是大平原空前规模的农业定居和开发所需要的巨额资本；二是东北部和国外金融中心的大批游资需要找到利润最高的投资市场。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导致的正是不在地主所有权和租佃农场的全面结合。内战后农业机械化和商品化都使得西部农场的规模和成本有了明显增长，于是资本短缺成为大平原农场发展农业的严重问题，因此为抵押市场提供了条件，这就是极度缺乏资金的农场主和能够不断增殖的土地。整个大草原和大平原地区形成为一个巨大的抵押市场，西部土地抵押市场是美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进运动不仅仅是拓荒者的人口西进，更是东部资本的西进，从70年代到80年代西部土地抵押市场形成了完整的网络，而农场主所得收入则有很大部分转为抵押利息。在农场主的破产原因中，因为抵押债务的居于首位。在19世纪末发生的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中，抵押市场和证券市场崩溃，农场破产率达到一半左右。1888至1896年土地抵押市场的崩溃加快了抵押农场转换的过程，高比率的租佃市场分布状态与抵押市场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租佃农场的存在正是资本作用的体现。到19世纪末，约有700万美国人失去农场所有权，360万由乡村进入城市，这已是破产农民移动的“民工潮”了。
 
 
租佃制是美国多数农场取得生产资金的主要来源。在租佃农场主中增长最快的是部分所有权的租佃农场，他们将土地的部分抵押以换取资金，同时保留另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权。部分土地所有权租佃是农场扩大规模与合并的重要方式，因此每一个独立的农场主都有可能是潜在的租佃农场主。租佃制的实质是以地租形式来分配农业资本的利润，而地租的形式在19世纪最后40年间经历了从实物租、改进租、分成租到现金租的过渡，它正体现了一个农业市场化的全过程，最后现金租成为主导形式。进入20世纪后，地租的波动已经与全国的经济周期完全同步，说明租佃农场与美国整个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深刻联系，而不在地主所有权与西部租佃农场正是互为条件的。由此也造就了西部农业中的特殊的雇佣关系，租佃农场主是付出地租和利息来获得外部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由于劳动力价格高，为了节省就必须尽可能利用家庭内部的劳动力，19世纪末的300万雇佣农业工人中，中西部12个州只占27·7%，每个农场平均不到1个雇佣工人。另外由于内战导致劳动力紧张而产生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因此租佃农场主尽量要将有限的资金用于购买农业机械，而缺乏支付雇佣工人的现金。专业化和单一化生产也使得生产的季节性很强，因此季节流动工成为大草原与大平原地带的特定的劳动形式。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民工潮”，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等待雇佣的农业工人，是西部工业化的农业必不可少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前的租佃农场不仅是宅地农场经过抵押关系转变过来的，而且也是超大型农场解体的结果。内战后，美国工业的发展已经开辟了农业高额利润的巨大空间，刺激新组成的土地公司或破产的铁路公司直接经营大农场，80年代以后更是从平均几千英亩上升为几万英亩，采用工厂企业式的雇佣制机械化生产，其最主要的分布是以红河谷为中心扇形展开，与正在形成中的小麦带基本一致，而小麦生产适合机械化作业，这里又有北太平铁路穿越而过联结市场，并且带动了面粉加工业的发展。这类大农场的投资者为远离农场的不在地主，受其雇佣的总经理拥有经营决策权，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可以不依赖抵押市场而直接从东部投资者获得资金来源，它的批量销售和购买可以得到回扣和优惠价，它自己有谷仓可以回避季节性集中上市的价格低谷。可以说它完全摆脱了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是大规模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社会化生产，当时就被认为是农业中的革命。但是80年代末，由于小麦被连年旱灾所打击，单一小麦生产的巨型农场无法赢利，东部投资者悲观抛售土地公司股票，农场资金来源中断，巨型农场是高投入高产出，所以比小农场更具有依赖性，资金中断就无法维持。90年代初，农产品价格下跌，红河谷地带的巨型农场无法度过危机纷纷解体。在同样不利的市场条件下，小农场可以兼营多种作物和精耕细作来自我调整，而家庭式经营也可以节省雇佣的高费用，所以比巨型农场更能经受考验。而无论是大农场解体为租佃农场，还是小农场经过抵押转变为租佃农场，其实都不是兼并的结果，而是受控于金融资本集团的结果，也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回想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对农业经济的评论，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具有与工业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并不是越大越好。只是20世纪以后的故事有所不同，由于美国政府反市场的价格补贴，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大农场主，只有10%的农业大公司和跨国农场得到的却是超过67%的政府补助金。美国2000年农场规模的格局是，年销售收入为1万美元以下的农场为农场总数的54%，1至10万美元的占29·7%,10至50万美元收入的占13·3%，50万美元以上的只有3%。也就是低收入的中小农场是占大多数的，但拿到的补贴却是最少的，他们绝大多数依靠兼业，否则就会破产。兼业农场在2000年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农业雇工并没有从补贴中得到什么好处，失业和贫困最严重的就是他们。现在的美国农场数目逐年减少，主要就是小农场减少，中型农场增加，大农场稳定。而这主要不是市场的结果，却是政府价格补贴的结果。
 
注释:
[1]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41页。
[2] 秦晖《论现代思想的共同底线——〈田园诗与狂想曲〉韩文版序》，“问题与主义”网站。
[3]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5页。
[4]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第17页。
[5]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第341页。
[6] 《美国农业经济学》，（美）沃尔特·W·威尔科克斯等著，第47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原版为：Walter W.Wilcox  Willard W.Cohrane  Robert W.Herdt  Economic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entice-Hall, Inc. New Jersey, 1974 。
[7]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12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8]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13—1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9] 《市民社会的帝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批判》，（英）贾斯廷·罗森伯格著，洪邮生译，第23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 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96页，三联书店，1997年。
[11] 参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08—111页，第12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2] 参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18—119页，第125—13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 同上，第10页。
[14] P·巴恩斯《美国大规模的占地运动》，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135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原书为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 Consequences andAlternatives , Edited by R.D.Rodefeld and Others，The C.V. Mosby Company 1978。
[15] B· 巴格第克安《黑人的迁徙》，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第31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
[16] 详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59—16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7]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16—2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72—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8]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22—2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19] 同上，第24—34页。
[20] 同上，第34—41页。
[21]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09页，（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2]  参见《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黄仁伟 编著，第56—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该节以下材料如无说明，均引自该书。
[23]  韦伯《资本主义与农业社会——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见《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113页，甘阳选编，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24]  同上，第141页。
[25] 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张友伦著，第9—1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26] P·巴恩斯《美国大规模的占地运动》，见《美国的农业与农村》，（美）R·D·罗得菲尔德等编，安子平、
陈淑华等译，第133页，农业出版社，1983年。
[27] 见《美国农业革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末） 》，张友伦著，第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28]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序二·美中两国应在相互借鉴中应对挑战》，格里高力·维克（Gregory Veeck），《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
[29]  见《美国农业新经济》，刘志扬著，第263—268页，青岛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