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个大商场。”香港独立乐队 My Little Airport 道。

在文青或思想进步分子之中，商场仿佛成为了万恶的代名词：它是地产霸权的化身、带来单一的消费文化，是领展伸进草根基层消灭街坊小店的魔爪，是社区和邻里关系对立的其中一个根源。

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确难以完全抗拒商场。希慎广场开幕后，约朋友到铜锣湾，很多人喜欢在诚品书店会合；到观塘则多是选“APM”。遇上台风或暴雨，我们会庆幸港铁站直通商场不用淋雨。夏天酷热难当，有时会放弃街道钻进商场，享受免费冷气的凉意。而且，香港是购物天堂，本地人和游客尽情买买买，淘宝网购还不及亲手摸实物的快感。没有商场，去哪里买？

香港人对商场爱恨交缠，精神分裂。但其实商场不一定如此。

商场最初的“公共”理想

全世界第一个商场是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 Southdale Shopping Centre。这个占地80万平方呎的商场于1956年开幕，是当时都市发展的里程碑。当我们批评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代名词和扼杀社区生活的凶手，谁又想到商场的构思，竟是来自一个相信社会主义的建筑师？

生于维也纳的Victor Gruen二战后移居美国。在1950年代，他经历一场美国中产移居市郊（suburbs）的热潮。当时市中心密度愈来愈高，一些中产追求新鲜空气、宽敞房子，加上汽车跟收入相比愈来愈便宜，于是他们在市郊买房子，追寻理想居所和生活。

当Victor Gruen被委托在明尼亚波利市（Minneapolis）十里以外的市郊，建一座购物设施时，他念兹在兹的是这些中产市郊缺失的公共生活：市郊是够宽敞了，可是放眼尽是一座座被矮墙或栅栏围住的两层高平房，车房就在栏内，屋外没有商店只有通道。中产每天从车房把车子驶出，花个多两个小时走高速公路直达市中心上班，下班重复同样的路径。生活空间愈大，却愈不能步行，出行永远只靠车。

Victor Gruen记挂的是维也纳的街区，生活所需总是信步而至，不需社区中心，因为社区在小规模（scale）的城街区下自然有机而生。他不能改变中产搬往市郊的趋势，却为疏离的市郊生活开出一帖名为“商场”的药方──首个全密封式的购物设施。根据他的乌托邦式蓝图，商场内除了商店，还有喷水池、托儿所、图书馆、社区会堂和邮局。他的愿望是把在欧洲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公民广场和维也纳的蓬勃街区，放进这个巨型的密封购物设施中。市郊中产失落的公民生活和连结，就由商场来补充。

Victor Gruen设计的封闭型商场Southdale Centre在1956年落成以后，商场在美国遍地开花，可是Victor Gruen却悔恨不已。从今天的商场可见，它们已彻底违背Victor Gruen的理想。事实上，晚年的Victor Gruen对他亲手造出来的这头“巨兽”几乎断绝关系。1978年，他在过身前两年说到：“我被称为商场之父。我却想借此机会跟它断绝父子关系。我拒绝抚养这些把城市彻底破坏的怪兽。”

“与世隔绝”的现代商场

购物绝非现代香港人专利。今天造访欧洲，还可见到露天或半露天的古罗马市场和商业大街遗址。在土耳其、叙利亚一带的中东地区，市集由中世纪甚至更早活跃至今。

在巴黎和米兰这些世界潮流中心，仍随处可见有盖的购物大道，在地图上它们多以passage 或arcade见称。这种单层或两三层高的购物大道，多以玻璃为上盖，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产物。其中1877年落成的米兰 Galleria Vittorio Emanuele II，以当时意大利国王Vittorio Emanuele II的名字命名，庆祝意大利统一。其华丽堂皇的建筑，被喻为是“中产阶级的殿堂”。

这些arcade或passage的原型渐渐散播至整个西欧。英国则把这些购物大道称为high street。每个英国大小市镇都有一条让H&M、Zara进驻的high street。日本固然以百货公司见称，但大城市如东京大阪的各区都有有盖商店街，中小型城镇亦如是。西欧和日本的城镇，不论大小都有商店街，但数层楼高的商场只在部分城市出现，还称不上是“商场林立”。

现代商场跟历史上的购物场所的最大不同，是其建筑完全封闭。这个看似细微的分别其实有重大意义。在Southdale Centre建成前数年，Victor Gruen已在底特律兴建Northland Shopping Centre。Southdale跟Northland不同在于，后者有个露天中庭花园，前者完全密封。

一个书写美国现代主义建筑的作者James Lileks形容，Southdale早年的美学概念便是将“室外的美好搬至室内”。对于明尼苏达这个全年三分之一时间，平均温度处于零度以下的地方，能在冬天时被一室暖气环抱、穿戴轻便自由自在地行走，可说是划时代的创新。难怪Southdale初年的广告将商场定位为“四季如春”。

在炎热多雨的香港，密封的商场为我们遮风挡雨。这样的设计既排除了室外的不稳定性，更排除了任何影响消费意欲的外在环境。不管外边日出日落物换星移风来水淹，消费者亦不见天日，继续无忧无虑地消费。而这种封闭的商场，跟其他形式的购物设施如市集、arcade等不同之处亦在于此：商场几乎可以封闭得跟外在环境毫无关连。

香港特有的商场模式

Victor Gruen对北美洲超过28000个商场深痛欲绝，若他到访今天香港，铁定更是悔不当初。因为他会发现，原本旨在为市郊居民创造社交生活的现代封闭型商场，被移植到没有市郊的香港，竟反过来消灭了原本生机蓬勃的城市街区生活。

Victor Gruen的商场，本意为市郊生活提供一站式的方便，不必为了一顿午饭或一卷卫生纸事事开30分钟车。但香港的人口密度却是全球最高之一，在旧区如湾仔用脚走一趟，在街上短时间便能满足生活所需，没有相似的需求。

也许有人会说：购物是人生所需，商场有何不妥？但准确点说，由“圆方”和时代广场此等旗舰大型商场，到德福广场太古城中心此等区内中型商场，直到屋邨楼下的“领展”，商场之多有如便利店，甚至主导一些人的生活。此种模式可说是香港独有；在一些第三代新市镇如将军澳、东涌等，绝少街道商店，一切生活需要只能靠商场供给。于是，商场成为了居民的聚脚地，却又限制重重，连找张椅子坐也不容易。商场所容许的，几乎就是社区的内涵。

加上香港采用铁路主导的发展模式，而港铁既是公共交通工具，亦是地产商。香港的商场模式跟全球相比，产生了三点独特之处：第一，形成地底是公共交通，地面是商场，楼上是豪宅或办公室的垂直混合土地模式；第二，不论是交通枢纽，抑或是地区中心，或纯住宅区，总会找到商场；第三，商场渐渐有取代街道，形成不利居民交流的“新型社区”。

事实上，今天为人诟病的不是商场的本质，而是商场主导如何排除其他可能性。

CDA，催生大商场的元凶

一些地区商场至今仍保留特色，历久不衰。如葵涌广场的时装、手机配件、小食等小店林立，价格亲民，开业超过20年仍是少女的寻宝之地，其多样性很可能正是因为商场业权分散而得以保持。其他如高登电脑广场、旺角信和中心等，虽然装修十年如一日，“电脑产品控”和沉迷次文化者还是喜欢往那里钻。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别处找不到的独有文化。

反观今天我们批评的商场，却跟以往大相迳庭。首先它们必然够大，里面主要是熟口熟面（大家熟悉）的连锁店，如圆方、APM、朗豪坊、奥运站、将军澳的Popcorn等。今天的商场走到这地步，元凶是1970年代尾衍生的规划概念“综合发展区”（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CDA)。

1970年代末，政府针对市区重建和新市镇开发，在原有的土地规划原则上加入CDA 概念。CDA和其他地带不同的是，整个区内的地必须一并发展，由拥有足够业权的发展商，向城市规划委员会提交规划申请和总纲发展蓝图。综合发展区内的土地用途多数以住宅、商场、办公室等为主。发展商除了兴建以上的牟利项目外，亦必须预留地方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运输及公共交通设施及休憩用地等。

CDA的原意是为了整合土地用途，当地皮不是逐块零碎地发展，才能更整全地善用香港珍贵的土地。但CDA却塑造了第三代新市镇和重建区的面貌，造就大商场几乎成为新发展区的既定事实，间接令城市空间窒息。

同型化的巨构商场，掏空街道的生命力

在CDA 提倡整合发展的大原则下，每幅出售的地皮愈来愈大，形成“巨构”（megastructures）。例如位于九龙站上盖的圆方商场，当年政府因补贴港铁发展机场快线及东涌线，以优惠价将地皮售予港铁；九龙站和圆方东至柯士甸道，西至佐敦道，两者相距达450米。

当地皮要够大，才能获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发展，有能力投资的必然是大地产商。而当地皮大，商场自然大。由大地产商管理的大商场，一般做法是引入知名度高的连锁店舖稳住阵脚，同时，也只有连锁店负担得起大商场的租金和管理费。大商场亦热衷引入一两间主力商店（anchor store）打响名堂。因而，无印良品、H&M 等愈开愈多。

巨构商场另一个影响，是掏空街道的生命力。

就以九龙站和圆方范围为例，一般人要横越约需步行6分钟，可是只能取道九龙站上盖豪宅的空中花园，或绕着圆方走一遍。本来行人能自由来去的街道，被管理伏贴的商场通道完全取代。要走行人路吗？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圆方向着西九海旁的一段雅翔路，没有街舖也没有活动，在路上只感受到空调系统排出的废气。

这些巨构商场放弃街舖（这违反了一般街舖租金较高的定律），把商店团团围住，令街道变成不便通过的废弃空间（junk space）。同时，巨构大得直接取代街道。CDA 令大商场几乎成为必然事实，同时让政府得以免除管理公共空间的责任。大商场就这样慢慢消灭街道，乃至于公共空间。

除了填海得来的新土地，重建的旧区位于寸金尺土的市中心，通常亦属CDA。市区重建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增加市中心黄金地带的发展密度，办法之一正是将本来不能起楼的街道消灭，成为地盘一部分，再计算地积比，令可建楼面面积增加。

湾仔喜帖街（利东街）、旺角朗豪坊等被列入CDA的市区重建项目，最终都“吞掉”部分街道，变成一座座引进大同小异名牌商店的商场。CDA所规定提供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休憩空间，大多不是成了商场装饰的一部分，便是被“霸占”作展览吸引商场人流。

商场附近未被消灭的街道，亦因租金上扬也逐渐变成名店街，铜锣湾时代广场附近的罗素街，就是显例。正进行中的观塘市中心重建，将裕民坊、辅仁街一带的市集和街区铲平，以九层高的商场和大型酒店取代，下场已是不卜可知。

无疑，香港人对商场总是爱恨交缠。有人恨它消灭街道社区，店子个性不足，却也难以否认它为我们带来不少方便。可是想深一层，商场与街道、社区是否必然对立？一个有独特文化特色、具人情味的社区，能否反过来带动人流，将商场从无限复制、新鲜感欠奉的死胡同拯救出来？

商场的原意本来正是培育社区连结，只要政府与地产商在规划时，摆脱小店街舖公共空间无经济价值，或者与商场你死我亡的想法，打开密封的商场，尝试与社区共生，商场不必然是无情巨兽。在香港这个以大中小商场串连起来的独特城市，如何将商场改造得更可爱，将会是政府、地产商以至市民的一门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