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身体的发展与人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有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与塑造，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因此，身体也是一种话语的形式[1]。本文主要是借助布迪厄“身体”的理论，进而分析“韩流”现象对中国女性身体的塑造。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以韩剧为代表的韩国电影、歌舞、音乐、服饰、游戏、整容、料理以及其他韩国商品等汇聚成一股“韩流”，在中国兴起了一股流行热潮。这股流行热潮以中国为震源地，逐渐向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扩展和蔓延，并在短短几年间就席卷了亚洲大部分地区，甚至还扩散到了中东、中亚和俄罗斯等地[2]。随着韩流在东亚地区的风行, 许多韩国学者开始致力于破解韩流的秘密和韩流文化的“基因”[3]。中国的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韩流”对中国的影响，包括从旅游，外交，传媒，国家文化软实力，时尚等角度，但是很少有人从“中国女性”的“身体观”这一角度来进行探讨和论证。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对中国女性的时尚观，家庭观甚至择偶观等身体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本文从该现象出发，借助布迪厄的“身体”理论，试着探讨“韩流”对中国女性身体的塑造，分析其被“塑造”的身体背后的文化资本的深层含义。本文主要是通过论证“后现代女权主义”与“传统女性”角色之间的博弈，国家话语下的“中国文化”和“韩流”文化对女性身体塑造之间的博弈，这样两股矛盾来进行阐释。

女权主义发端于西方国家，20世纪波及到全世界，以“平等和差异”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为基础，要求结束妇女的从属地位，主张男女两性平等，是旨在改变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现存权力关系的一种政治[5]。女权主义在西方是一个逐渐演化的理论，有众多的流派。在这里我们主要是借助后现代女权主义的观点来进行相关的论述。后现代的女权主义的观点是，任何女性都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拥有管理和运作自己的权利，实现女性从边缘到中心的回归，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力图构建一套女性的话语权利理论[6]。
 

在Prasenjit duara的《the regime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7]中讲到女性在线性历史的进化过程中，由于女性是受传统文化最深的，并且是被长久禁锢在皇权，父权，夫权之下的，因此要经常为“父权”和“皇权”“夫权”做出牺牲。文章中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鲁迅的《肥皂》。在《肥皂》中，女性追求时尚是被认为是“不合传统”的，但是在“夫权”的控制下，女性被要求用“肥皂”去改变自己的“落后性”，对自己的身体的形态做出改变。同样，文章中的第二个例子，是女性在大街上抛头露面，主人公说女性在街上抛头露面，还剪着一头短发，完全没有了“传统性”，是不符合传统女性身体的塑造。这个事例讲述的是女性在没有经过“传统”的允许，而私自对自己身体的改变所引起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鲁迅笔下的“肥皂”，还是“剪短发”的女性，在传统的角色里面，对自己的身体的塑造是没有多大的支配权的，女性能够做到的，只是在“皇权”“夫权”“父权”的控制下，进行适当的塑造，来适应“传统”对女性身体塑造的要求。而如今借助“韩流”，以及“后现代女权主义”的主张，女性要求拥有管理自己权力，包括对身体的塑造权。某些热门的“韩剧”一经播出，“韩剧”里的服饰便会风靡一时，成为大街小巷的时装，女性可以自由的选择哪种服饰成为做自己装饰身体，不必借问于“夫权”“父权”。当然现在的女性如果不满意自己的先天性的面容，还可以借助于后天的技术，进行“整容”。最近焦点较多的就是Anglababy的“整容”事件。自Anglababy出道以来，就备受“整容”的舆论风波，终于在大婚不久采取了去医院进行“整容”鉴定的事件。Anglababy可以随意来进行选择自己的时尚风格，拥有对自己身体的塑造的主动权，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拥有自己身体的塑造权，要一直受制于“传统”的束缚和质疑，不得不为是否“整容”做出回答。女性在拥有自己身体塑造的主动权的同时，也一直受着传统舆论的冲击。冲击的焦点无非在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到底应不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传统的女性允许这样做吗？这样做就是时尚吗？这样的美算是传统美等这一连串的冲击和质疑。女性在这些舆论的压力下，追求现代性的身体塑造上，也不得不有所妥协，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并不完全拥有塑造自己身体的权力。人们一方面在努力的摆脱着传统对身体塑造的压制去追求现代女性对身体塑造的主动权的同时，却又不得不对传统对身体的塑造进行一些妥协和传统女性角色之内的一些“规范”。
 

任何一种潮流都不会毫无理由的开始，也不会毫无理由的结束。“韩流”在中国，对人们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根源”[8]。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来看，身体是一种文化资本，是一种话语形式，鉴于此，我们可以借助“韩流”对女性身体塑造，进而来探讨国家话语下的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之间的博弈。
 

Saral.friendman的《Embodying civility:civilizing process and symbolic citizenship in southeastern China》[9]的文章中，曾经以“惠安女”的“头巾”为线索，讲述了“惠安女”在国家话语下对自己身体的塑造不断发生变化的案例。首先是在改革开放时候，“惠安女”被要求摘掉“头巾”以脱离“落后性”，同时出现了抵抗自杀和顺应（摘掉头巾）两种现象。其次是到了惠安开始发展旅游业时，国家重新打造了带“头巾”的“惠安女”的形象，“惠安女”又开始被要求带头巾。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在场，“惠安女”的身体塑造被打上了国家的符号，而“惠安女”在国家话语下消极或者积极的顺应国家对自己身体的塑造，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女性对自己的身体塑造还是没有主动权。
 

韩剧《加油，金顺！》里面的女主角罗金顺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寡妇，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美容师。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她不仅要伺候公婆，还要抚养年幼的儿子，可是生活的艰辛没有成为她放弃梦想的理由，她毅然走出家门，自己努力赚钱攒学费，在美容院一边打工一边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再次获得幸福。韩国女性在韩国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是结婚之后成为全职太太，因此在韩国社会中，像罗金顺这样的寡妇追逐自己的梦想并且再次收获自己的爱情的事件是韩国大文化氛围所不被看好的。但是，《加油，三顺》中女性角色的转型，却反映了韩国社会中两性传统角色的深刻变化和未来社会性别观的发展趋势，并不是脱离或放弃家庭，而是在家庭和社会两个领域实现女性的价值，她们要求平等的对话，并且要求以独立的身份来承担社会责任。这些“韩剧”中传达出来的对新时代女性身体的形象和文化，他们对中国女性身体的塑造产生了影响。受“韩流”文化的影响，一些韩剧中现象出现在中国女性的身体之上。例如网上流行的一种新词语叫作“白骨精”，“白骨精”是“白领”“骨干”“精英”的简称，意在形容那些在事业上能干的女性。这些女性在商场上可以叱咤风云，不低于男性，但是却要经常受到身边的人的劝告“女孩子，不要太要强”“干的好不如嫁的好”等。在现代社会中，中国的女性开始摆脱国家的在场的中国文化，追求“韩流”“女权文化”中的现代性，积极的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塑造，对自己的两性关系和社会地位进行重新定位，但同时又如“惠安女”和“白骨精”一样，在追求现代性中，不得不像国家话语权下的中国文化进行妥协，身体也是要在国家话语权的控制下来进行塑造的。这就如同上面论述过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和“传统女性”之间的博弈，看似“后现代女权主义”正在兴起，但也不得不向“传统女性”的定位进行妥协。
 

通过这两股矛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韩流”对中国女性的身体的影响，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根源。无论是其背后隐藏中的“后现代女权主义”和“传统女性”角色之间的博弈，还是背后隐藏着的“国家话语”下的中国文化和韩国文化之间的博弈，都不得不说，这两股矛盾相互掣肘着，形成了现在这样复杂的“韩流”文化形象，中国女性的“身体观”也在这两股矛盾的博弈下进行消极和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