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如果说高级文化是统治阶级世袭的“堡垒”，那么对于任何“底层”阶级来说，它都必须付出最大的力量，直至否定自己，才能占领这个“阵地”。因此，它是鉴别一种斗争是否上升到领导权阶段的试金石；或者说，一种斗争越是上升到领导权阶段，它的决定性战场就越是会从人民大众意识形态的广阔田野集中到高级文化的城堡宫室，在那里存在着“有教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经过无数时代所发展起来的全部复杂形式。

人的价值观发生路径是：最初发生于人的自然禀性，然后由社会规范导向发展。当一定社会的经济机制与人的自然禀性大体相适应时，社会价值观的构建出现顺向性特征；如果在不改变这种“大体相适应”的状态下，去建设一种改造人的自然禀性的社会价值观，则可称为社会主流价值文化构建的逆向性特征。本文的观点是：逆向性特征才是真正符合文明要求的构建，社会必须知难而行。

信任在当代中国出了大问题，人们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信任，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欺骗造假的气氛。 为了克服信任危机，我们必须从意识形态、法律机制、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加以改进。其实，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是很强调信任（仁义礼智信）的，我们应当将传统中好的因素发掘出来，发扬起来，重建社会信任。

贝尔纳最出名的著作《黑色雅典娜》第一册中文版已经出版。该系列三册挑战了大众对“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在哪里”这一问题思考的基础，指出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于亚非语文化，而这些亚非语在西方中心的影响下被系统地忽视、否认及压制了。为人不太熟知的是，贝尔纳教授与中国渊源颇深。作者陈丹丹以自己读书和在美国任教时与贝尔纳的相遇，追忆了贝尔纳教授的中国情。

消费者是否愿意改变他们已经习惯的消费和饮食方式？对于多数人，价格仍然是最大的障碍。有机食品的价格通常是传统食品的几倍。但并非所有的花费都能用价格来衡量。如果考虑到农业产品补贴因素，生态破坏，我们因为食用高糖高脂肪食品而付出的健康代价，工业化方式生产的食品就不那么便宜了。

对每一个社会以及生活其中的社会成员而言，“社会调查”意味着什么？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权力──观察社会、掌握社会实情的权力。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中，我们的“社会”、“社会成员”，其实多只是被设置为调查的对象、被诠释的客体，其本身却并不具备研究社会、了解自身的基本条件。学生们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其自主的城市社会调查，为我们展现了 “自下而上的社会调查”的一种可能性，以及“社会自我发现”的途径之一。

“新文学的终结”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自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断裂”。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次“断裂”从根本上动摇了“新文学”的观念与体制，因而更值得我们重视并认真对待。但是另一方面，“新文学”的当前处境与空前危机，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新文学”的历程，研究其总体性特征，分析其“起源”与“终结”，并探讨其未来的可能性。

这篇访谈的访问者Robert Browning生于底特律，已在武汉生活近四年，目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习；受访者Alexander Day现任教于美国加州的Occidental College历史系。Browning在美国学习历史时，曾是Day的学生。最近，Day的新作"The Peasant in Postsocialist China: History, Politics and Capitalism"出版。值此之际，Browning对Day做了这次简短的访谈，核心话题是Day一直以来关心的中国三农问题。

家庭农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产与环境结合的农产品、创造与消费者更密切的巿场、承传农业知识、维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可是，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模式正面对多种威胁。国际家庭农业年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向政策制订者游说，为这种模式的农业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条件。（来源于吕新雨微博）

《自我分析纲要》不是传记，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必要的特征。他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

“细胞核重新编程”领域的重大突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证明，人是可以设计并“制造”生命，而且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父亲母亲的参与。这彻底地颠覆了至今为止人类对生命的认知，对当代社会的结构、伦理、家庭、男女，尤其女人的生理角色和社会角色等诸多问题将形成严峻的挑战。这种“后人类”状态肯定要引起社会性别角色的解体和重新界定。如果人可以造人，那么不但女性本身的生理意义不复存在，男性的也失去了意义。如果男女之间的性完全与生育生殖分开，那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伦理呢？

对一个城市而言，每一个异质的空间都可以生产出不同的社会连带与社会认同，蕴含多样的文化创造，丰富城市的灵魂与生活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空间反叛/占领行动就是一种民主实践：民众由下而上地参与公共生活，介入公共空间的集体书写与意义创造，而不是被政治权力与资本所控制——一如我们早已贫困的民主体制。因此，重新占领/反叛我们的城市空间，就是重新占领我们的民主。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社会实践。参加此次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每个人的亲人朋友里都有农民工。 “可以理解却无法感知”，真实表达了身体经验的缺乏。这样的传统纽带，能起到更有力量的联合作用么？答案依然是不确定的：“我知道，我终于要再一次和她们的命运分道扬镳。从此，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彼此要面对的都是从来不会跟我们对话的残酷生活。” “最了解底层农民工的是工厂里那些从底层奋斗出来的线长、组长，可他们恰恰是对普工最凶的人。”

2013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刚刚落下帷幕，许多高校在录取时对男、女生区别对待，引起女权组织抗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高校做法是否涉嫌性别歧视？教育市场是否真的出现了所谓“男孩危机”？再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超过男性，甚至世界范围内多位女总统的出现，是否意味着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乃至“阴盛阳衰”时代的来临？三位作者的不同视角必能使您有所释惑，同时也将此类问题再深邃下去。

有清一代，朝廷旌表的节妇、烈妇、贞女人数竟高达百万以上，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但是，如果说上述情况反映的就是清代妇女在婚姻和贞节行为中的全貌，那也不是事实。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传统贞节观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科比•迪克等的纪录片《看不见的战争》，记录了美国军队中八位遭受强奸、性骚扰、性侵犯的士兵，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帮助，反而上告无门，被逐出军队。这部影片让人震惊，也迫使人们思考终结性侵犯的方法。纽约州参议院克莉丝汀•吉利伯兰德（Kirsten Gillibrand），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 (Susan Collins) 提议废除“指挥链”这个报告与解决问题的体制，因为性侵犯的解决必须是独立的部门，这个部门甚至不该仅由军人组成，必须由职业人员，军人与非军人共同组成，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生态文明是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但它是否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如果它源自农业文明，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那么生态文明将以怎样的模式面对中国庞大的农产品消费以及贫穷的农民。如果西方的农业工业化、农业资本化无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么生态文明也只能是国家的话语和实践者心中美丽而遥远的梦。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运动和革命起源于欧洲，欧洲传统精英政治的垮台使“贵族、教会人士和臣民”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欧洲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经济发占一起将人民运动推向政治舞台。现代西方学者往往在他们的理论中给“人民”加上光环，却忽略了“人民”是一个驳杂的群体。面对“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不应该简单赋予国家、公司、人民以正面或负面的价值，而是要把他们看成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行动者，考察他们各自的性质、力量和相互关系，来解释社会运动、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静观各国纸币女性形象的变迁，不由感叹，货币的外观其实体现着社会价值的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图像的历史也见证着性别平等的历程。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被印上各国的钱币，这表明社会正在向性别平等的良性趋势发展。然而，当此之际，在英国却还要上演这样的关于纸币女性形象的“性别大战”，这令人愕然，也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