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与毛泽东同场看梅兰芳演出，也曾蒙邓小平赞一句：你的普通话比我好。他家学渊源，父亲是英国著名科学家，美丽的母亲在90岁高龄还矫健地冷水游泳。他家住英国剑桥，是剑桥高材生，也像北大人喜欢与清华人“对掐”一样，开玩笑嘲笑牛津。他是中国专家、语言天才，精通多门语言，“中国”与“黑色雅典娜”，则是他的学术关键词。在1950年代，他来到北大学习汉语，与中国人一样，吃大白菜。因为留着长发，这个老外少不得被北京妇女在背后指指戳戳。当时他的同屋，是朝鲜战争的美军战俘，选择留在中国，接受再教育。那时的中国，的确“豪情万丈”，不仅让美军战俘进高等院校，学中文，学毛笔字，还给他介绍中国女朋友。     他就是马丁贝尔纳（Martin Gardiner Bernal），康奈尔大学荣退教授；他的大作《黑色雅典娜》（中文版已出），在西方学界既获得极高声誉，也引起极大争议。马丁?贝尔纳2013年6月9日在英国剑桥去世，享年76岁。

      对我来说，马丁?贝尔纳的名字原本遥不可及，尽管很早就镌刻在我的求学生涯中。早在1992年，刘禾教授就在《黑色的雅典娜——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发表于《读书》杂志1992年第10期）一文中介绍了《黑色雅典娜》这本书。大约十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黑色雅典娜”仍是比较文学课上的热门话题。然而，虽然早早地在学者们的介绍中进入中文学界并且也有了一些节译，此书直到2011年才有了第一卷的中译本。      2009年秋天我到美国威尔斯学院历史系任教，发现此地卧虎藏龙。我的同事中，有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美国国际主义战士阳早、寒春的亲戚；另一位意大利语教员的先生，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英文译者。更让我觉得亲切的，是我们院长的先生，竟然就是马丁?贝尔纳教授！

      马丁贝尔纳教授是怎样的学者？《黑色雅典娜》又重要在何处？刘禾教授的文章已阐释得相当清楚。如同书名所昭示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通过追溯西方古典文明的亚非源泉，“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作者所要论述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18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刘禾《黑色的雅典娜——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

     中文学界里介绍《黑色雅典娜》的另一篇文章，是叶舒宪教授的《<金枝>到<黑色雅典娜>》。叶教授将《黑色雅典娜》纳入《金枝》以降的西方文化寻根的系谱。他说：“从20世纪初的《金枝》到这个世纪末的《黑色雅典娜》，西方知识界的文化寻根之派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认识上的启蒙，终于站到了全面清算西方中心历史观和白种人优越论偏见的自我解构立场之上。这一历程十分清晰地体现出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学术思想的巨大变迁和批判理论的日益深化。”

      如今回想起2000年前后的中文学界，海外汉学大量引入，“东方主义”红极一时。对后殖民与解构西方中心的兴趣，构成学者们介绍《黑色雅典娜》的重要背景。所以，刘禾教授与叶舒宪教授都从后殖民的角度读解这本书，刘禾教授更在文章的后半段，转而开始介绍后殖民理论。2009年，白钢教授主编的《希腊与东方》刊登了《黑色雅典娜》“绪言”的译文，在“编者按”中，编者也将此书列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作品”。将《黑色雅典娜》归于“后殖民”一脉，体现出比较文学学者对方法与角度的看重。但我更想强调贝尔纳教授的中国经验，以及他与中国的渊源。此处所说的“中国经验”，不是西方人到中国猎奇的旅游观感，也不是漠不关己的过客情怀，而是将个人学术追求与政治抱负血肉相连。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前言与致谢》中，贝尔纳教授提到，他在1975年遭遇了中年的人生危机。危机的原因，在政治上，与他“意识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即将结束有关”。

      在第一卷《中译本序》中，贝尔纳教授颇带感情地谈到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七岁时，作家和翻译家萧乾给了我一本他的书《中国而非震旦》（China but Not Cathay），当时他是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校’的讲师。在书的卷首插图，他陈述了该书的主题，即中国不是神秘的东方天堂，而是一个真实的地方，中华民族当时饱受日本侵略、政治腐败和自然灾害的苦难，但中国人民的力量终将使它胜利。我最受吸引的地方是，他把这些用毛笔以中文写出来，辅以蓝墨水的英文翻译。”

      我在剑桥正式开始学习汉语是在1957年，1959年——整整五十年前！——我终于前往中国，在北大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留学。这是‘大跃进’开始的‘痛苦年代’。虽然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我在那里的数个月里，中国对我的吸引和我对中国的承担都增强了。”

      贝尔纳教授对中国革命与建设所抱有的不是旁观者的同情，而是感同身受的热血激情。他早先被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深深吸引；作为学者的最初生涯，研究的是刘师培、国粹学派以及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物质条件艰苦的北京岁月，同样也给他留下内心“对中国的承担”。作为一个曾经的亲历者，他对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有着直接的理解。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容是，“既痛苦，又迷人”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中译本序》）。在他看来，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着重经济基础不同，共产党更强调文化与上层建筑的作用，而毛泽东其实早已预知了其后的邓小平道路。

      事实上，贝尔纳教授的父亲，就参加了最早被周恩来总理请到新中国帮助新中国建设的西方专家团。当年随同父亲访问中国的年轻的马丁?贝尔纳，在梅兰芳演出时，与毛泽东的座位不过隔着几排。1970年代，当老贝尔纳教授再次访问中国时，周恩来已经因为形势变化不能够会见他。到了2010年代，曾经的小贝尔纳已经成为荣退教授，在没有环境使用中文的情况下，他的汉语仍旧纯熟，甚至带着儿化音，在我与父母的家宴后，他会用北京口音说，不送。

      6月11日，我从威尔斯学院的校内邮件系统查到校长6月10日发出的贝尔纳教授于6月9日骤然逝世的信件。消息太过突然，我在中国的清晨，隔着时差，只感到深切的难过。

      始自2009年，我与贝尔纳教授已相识4年。我在学校做的两次粗浅的演讲，他都是热心的听众，并且发表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的质疑。在我的世界史、中国史、“二十世纪之中国家庭”的课上，贝尔纳教授也做过多次嘉宾教授。曾经去过贝教授的生日宴会，送过他仿制的《清明上河图》和一条中国龙领带。我父母还曾做了一桌中国菜宴请他及夫人。谁能想到，那个毫不客气地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犀利学者，彼时，谦和地坐在我家狭小的客厅与我爸妈举杯言欢？而在他的青年时代，他也曾坐在毛泽东的身后！

      据贝尔纳教授说，他会做毛主席的红烧肉，并且强调，一定要去绮色佳（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的中国超市，买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因为我们两家相隔不远，每天，我父母都可以看见他散步时从我家窗下经过。

      2011年，在他计划回英国剑桥长住之后，我开始陆陆续续对他进行采访，希望能够写出一篇学术访谈录。在访谈中，他纵论福柯、克里斯蒂娃与中国革命。因为工作繁忙，这个访谈录一直没有整理出来。于是在去年12月，我邀请贝尔纳教授到家中吃午餐，顺便再核对些信息，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回英国之旅已在进行中。当日，在我还在手忙脚乱地炒虾子时，猛然从窗口看见他衣着单薄、拄着拐杖站在楼下等着，匆忙迎下去才知道，他忘了我家是在二楼。春季学期开始，我又开始从早忙到晚；今年2月的某日，我的系主任（也是我们的共同好友）告诉我贝教授与夫人启程回英国剑桥了，并且留给我一本汉英字典，几本台湾的《传记文学》杂志——因为他的自传在那里连载过。此后他夫人与我邮件联系，邀请我去英国剑桥做客。于是我也回信说，英国剑桥是我目前最想去的地方。

      世事无常，如今能暗自许愿的，就是完成自己对贝尔纳教授的学术访谈录，并期待他的自传中译本能够早日在大陆出版。对贝教授最好的纪念，当然是读他的书并力图传承与超越，在这个难过的时刻，我仅想以这篇小文，怀念他以及他与中国的缘分。他曾告诉我，他的中文名，就叫做：贝马丁。

    （马丁·贝尔纳，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1937年3月10日出生于伦敦，2013年6月9日在剑桥去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