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普遍的贫穷窘迫与焦虑不安，自然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独有现象，而涨学费的经验，更是为世界上所有的青年人所共同分享。此时此刻，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同样的经验，更是这经验背后所反映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关系。若要改变青年人的贫穷化，反对学费带来的压迫，必然需要同时反对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劳工以积累的关系。

美国加州小城克莱蒙（Claremont）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发源地与大本营，在现实中践行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核心思想——尊重他者，环境友好，共同体利益至上，人与社区共荣。这里的后现代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精华部分似曾相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超越现代也包容前现代，我们迫切需要从自身和特定场域出发，顺应历史进程，为后现代文明的到来做点什么。

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毛泽东有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思想；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成因；至今仍有“文革”遗毒，专制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建国后“前三十年”外交政策的得失；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注意研究其他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经验

韩国的中国文学界正式研究现当代文学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时，与全国性的民主化运动一起兴起的文学运动热和“民族文学论争”，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是解放之后的韩国所缺乏的，韩国各领域的民主化运动，与之呼应的劳动解放文学与民众文学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运动论和大众化论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运动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诸多启发。俗话说“旁观者清”。因为旁观者总是跟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能看得更清楚。

2014年2月10日，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因病去世，享年82岁。作为《新左翼评论》杂志第一任主编，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新左翼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结合”。本文为斯图亚特·霍尔发表于《新左翼评论》2010年1-2月刊的文章（原标题：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载于《国际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王晓曼/译；孙乐强/校）。10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和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接受采访谈斯图亚特·霍尔。

奢侈品把商标藏起来，意味着强调品质；做大商标，意味着强调身份。什么人需要强调身份呢

此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严格审查集体性行动(collective action)而非批评性言论。

斯图尔特•麦克菲尔•霍尔,教师,文化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牙买加，在获得了罗德奖学金后，于1951年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在英国，他一直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社会学、性别研究与性学里常常提到的“瑞典模式”是这样的：购买性服务——而不是出售性服务——是违法的。这不是性交易的合法化，而是对性工作者的“去罪化”。性交易合法化，在我国，至少是目前，执行这一政策条件不成熟。

“打工春晚”是由勇敢地宣布自己是“最光荣的劳动者”的新工人自发举办。虽然演出的节目粗糙，但其中真诚和感动是“打工春晚”无穷的生命力。在城市边缘生存的新工人用“打工春晚”发出自己的声音，宣告劳动的价值。

一个生长于大凉山的彝族青年讲述自己的读书梦和求学历程。

何慧丽老师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已逾十年，大学生下乡后该如何展开工作？“如何将自身进步、乡建事业以及乡村本色结合起来？”文章强调，应从既有的乡村现实出发，以谦卑的姿态做事，不应只是从理念出发，脱离实际简单粗暴地下判断。文章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就村庄发展提出了“道义流通”的方法。

对卡斯特尔来说，21世纪兴起的巨型城市——多达一、两千万城市居民人口足以敌国——与其说是“地理空间”，不如说是“流动空间”，迁徙来往的人们通过电子社交链接远程互通信息，做交易，做决策，享受高端服务。巨型城市没有制造特异的文化，而是成为“高度移动化的人和信息的”扩张场域。

集体主义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工矿企业处理生产与再生产的方式是不同的前者把职工家属的家务劳动视为公共劳动的一部分，并给予表彰和政治上的承认，后者被认为是私的劳动作为被承认的劳动，集体主义时期工矿企业对于家属进行组织和领导，家属在家庭和社区的互助性劳动成为集体主义时期单位处理集体福利事业的主要方式。

成熟的理论分析的特征在于，它是对表征的研究。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表征。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　　而从改革内容上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

如果音乐是时代的声音，尤其是青年文化的歌声，那么台湾过去四十年来的音乐如何反映了不同世代的青年文化。回望历史，台湾流行音乐的几个重大转型，几乎都是伴随着政治与历史的转变。

这则报道写了“我”的两个朋友在罗马尼亚开设了一个有类于妓院性质的视频聊天工作室，这两个朋友中，一个尚有社会主义的理想，另一位朋友入这最古老行业的电子领域主要是为了钱。在这个工作室工作的年轻人也不是仅仅缺钱，他们如何做出选择，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这个有着社会主义历史的国家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在新浪微博受到严控后，敏感话题的讨论阵地已经转移。

中国内地镇政府普通科员讲述自己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