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英国的约翰·戈登和日本的山中伸弥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因为二人在“细胞核重新编程”领域里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个“细胞核重新编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证明，生命过程是可以颠倒的，人是可以设计并“制造”生命的，而且这个过程完全不需要父亲母亲的参与。这就彻底地颠覆了至今为止人类对生命的认知，因此对当代社会的结构、伦理、家庭、男女，尤其女人的生理角色和社会角色等诸多问题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也为人们憧憬未来开辟了一种可能。
“细胞核重新编程”带来的挑战
我们知道，人类的生命开始于一个卵子和一个精子在母体里的结合，形成一个单一的细胞融合。之后这个细胞繁殖成数万亿个细胞，成为胚胎。这种繁殖不仅是细胞数量增加，而且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有专门功能的细胞。生物学的常识是：细胞只可能朝一个方向多元化繁殖。而“细胞核重新编程”挑战了这种生物常规。戈登在1962年提出理论，山中后来在实验中证明：一个专门的、成熟的细胞核中的基因可以被诱导成为非专用的、原始的细胞，也就是干细胞。然后再用这个干细胞造出生命。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生命过程的颠倒。特别引起女性主义者重视的是：这个生命产生的过程是在母体外实现的；这个生命同生殖器官没有任何关联。
在母体之外造人，是近代、现代科学幻想的主题之一。最著名的要数英国作家赫胥黎1932年发表的小说《美丽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小说把时间确定在公元25世纪，开篇就描绘出一个恐怖的世界：在这里婴儿完全由试管培养，从伦敦人类孵化中心的实验室里制造出来。因此所谓的“家庭”“爱情”“父母”皆成为历史名词。
其实，最早构想出这种“细胞核重新编程”生命的是明朝的吴承恩。《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不就是一个无父无母，由石头无性繁殖出来的生物吗？小的时候读西游，特别喜欢他的繁衍能力，拔下一根毫毛吹一口气，一个崭新的孙悟空就完成了。16世纪的吴承恩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定义为“超人类”“后人类”的孙悟空。
“后人类”的概念是一个叫斯蒂夫·尼古拉斯的人于1988年提出的。他在《游戏月刊》上发表了一个“后人类宣言”，宣告世界已经进入了“后人类”（post-human）时代。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概念中的人，而且这种改变不但是物质的、生物的，也是文化的、历史的。
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上说，尼古拉斯的“后人类”的出现，实质上标志着资本主义从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向以“创新”为动力的科技资本主义的转型。而生物工程就是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主旨是对生物（人）的自然性进行干预，使人类从自然的专制下解放出来。“后人类”时代的人可以控制自身的数量、质量，可以改变自身的基本特征。一个生理意义上的男人通过手术可以变成一个生理上的女人。身体可以拆解，器官可以互换，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生物工程研究的初衷是医学的，是治病救人。但是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治病的范畴，它也影响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关系，参与社会变革和革命。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性解放和女性主义运动，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高效女用避孕药的产生。把男女之间的性同生殖的功能分开，才可能有性解放的出现，妇女才有可能掌握自己的身体，有是否生孩子的“选择权”。
“后人类”与社会性别再思考
这种“后人类”状态肯定要引起社会性别角色的解体和重新界定。这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由伦理学提出的。比如在人工授精问题上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男子的精子授精于多位女性，她们的下一代就是异母同父的。但是由于法律要求对精子提供者的资料信息封闭式保密，这些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长大后，他们可能有机会相遇，恋爱生子。这种实际上的乱伦不但涉及遗传问题，更是一个伦理和法律问题，也应该是女性主义关心的问题。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种结构形成了新的母系现象，这是不是破除男系/男权社会的一个机会呢？在所谓的“新母系”时代，母亲这个自然角色和社会角色又是什么样子呢？人工授精使母亲的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分解成至少三个部分：卵子提供者、代孕者、抚养者。这种无父现象对于家庭的解体，对于孩子社会角色的形成的作用会是什么呢？
面对这种“后人类”的现实，我们应该进行这样的女性主义理论思考:如果男女生理上的区别是形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性别的基础，那么，男女的生理界限被打破以后，建立在这之上的社会性别是否还存在？如果不复存在，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男女平等了呢？从理论上讲，变性手术是一种科技革命，是否能引起一种文化革命，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不平等的文化？毫无疑问，“细胞核重新编程”对社会性别进行了更大的解构；人类真正地跨进了“美丽的新世界”的门槛。难怪美国医学协会同性恋分会马上做出反应，支持这个发展方向。这种技术一旦成熟可以使一个孩子同时带有两个男人的基因，使同性生殖成为可能。如果人可以造人，那么不但女性本身的生理意义不复存在，男性的也失去了意义。如果男女之间的性完全与生育生殖分开，那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伦理呢？
诚然，考虑这些似乎有些为时过早不合时宜。“细胞核重新编程”还仅仅局限在微小的范围里，跟大规模的社会应用有千里之遥。但是，科学为谁服务，科学和资本的关系，却是女性主义要认真思考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楚，科学成就作为经济基础，必定要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人们对前途的展望。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我们应积极地参与科学，关注科学，重视科学，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世界。
（作者为美国德儒大学俄德汉阿语言文学系教授、亚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