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人们的精神情感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从爱祖国到爱城市，城市的多样性空间让身份的界定变得模糊，但毋庸置疑的是，新的共同体正慢慢形成与浮现。一方面，那些看不见的社群就在我们身边逐渐成熟且坚固；而另一方面，城市与乡村，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撕裂和分化。如果说一座城市可以有其自身的灵魂，那么这个灵魂或许已经开始人格分裂，患上了只有现代才会造就的精神疾病，而如何改善和治愈它，或许是比物质进步更亟需解决的难题。

对于20世纪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交叉，无论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破解“高尔基之谜”》（《倒转“红轮”》第二章，以下简称《破解》）不过是历来歪曲、贬损、诋毁高尔基的种种言论的大汇集，当然还加上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发挥。

小农不仅仅只是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正是小农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正是小农为中国快速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性条件。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状况，影响甚至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小农立场，就是中国立场，就是国家立场。站在小农立场考虑问题，就不只是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考虑问题，而且是站在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基础一边考虑问题，就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场考虑问题。

本文節錄自台灣工運組織者吳永毅《無HOME可歸：公私反轉與外籍家勞所受之時空排斥的個案研究》，藉由「台北市外勞文化中心(HOME)」的設立與關閉，讓讀者初步進入了解在台外勞/移工狀況，以及工運組織者運作的途徑和目的。（全文刊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六十六期） ＊外籍勞工(簡稱外勞)/移駐勞工(簡稱移工)，為同一指涉，雖然移工為目前學術界較普遍的講法，但外勞為台灣現實社會中更常用的通稱，主要指從東南亞國家到台灣工作的藍領勞工。

食物消费与农业发展模式息息相关，而食物消费也与食物的安全密不可分。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这样的交汇将同时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的降低和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如何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保障农民利益、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这将是重大的挑战！

我们国家的发展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发展，学习西方是否可以破解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环境破坏与污染；低端加工业过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面对这些社会发展的缺陷时，中国的土地成为问题的核心。若是一味让农民放弃土地；一味让农村城镇化，那么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小农的消失，也是中国最后发展基石的消失，更是中国经济软着陆的保护垫的消失。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在纽约采访了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瑞贝卡·卡尔，谈1913年中国的政治变化。瑞贝卡·卡尔认为，1913年，孙中山与袁世凯都非常依靠帝国主义，二次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少数的国家参议员之间的风波，不能算是任何革命的革命。1913年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延续。当然，文中有些观点值得争鸣。

大工地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产物，它又如一个缩影一样，揭示了三十年改革所造成的全部社会冲突和矛盾。在大工地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以地产和建筑资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到来和迅速膨胀，他们一面世，就成为新时代社会关系的中心和主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建筑工人在大工地上艰难挣扎求生存的苦难，以及一个新兴工人阶级孕育的艰难历程，他们尚未诞生就被迫进入到一个由国家和资本联手打造的狭小空间里。

柄谷行人出身日本學運世代，1960年代曾參加安保運動。他曾在1969年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獎，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 運動衰退後，他的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以討論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理念，並曾在2000年組織 New Association Movement （NAM）運動，鼓勵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生產消費，對抗大財團資本。柄谷行人也在近10多年來積極參與反核。日本311地震後，他發表《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獲得廣大迴響，也親自參與街頭反核遊行。以下的訪問，是柄谷行人

制度性的压制批评，囚禁良心，不断扩大的打击范围，每一次发力都在全社会启动道德溃败的加速器。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怎能不忧心忡忡。像叶海燕那样身处重围的感受，很多人都有共鸣。我不寄望于行为艺术的魔力，但我期待人性的复苏。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留下讲道理的证据。而我讲这些道理还不是为了叶海燕，而是为了我的自由、我的尊严；为我的家园可以为朋友遮风挡雨。尽管我不是犹太人，不是天主教徒，不是工会成员，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性工作者，但是他们都变成一坨屎后，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阿尔都塞在此文中区分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个体学术研究上的自由主义，分析了学校的劳动分工，以及建立在“有知无知”关系上的教学关系。为了求得知识上的真正平等，他也对应该构建怎样的师生关系做了建议。

中国宪政史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这个词的构成就已说明，它必然涉及到对中国的认识、对宪政的思考以及对历史的理解。首先，中国绝对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已，也不是以法律拟制的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血缘关系等自然情感的纽带联合起来的文明，在文化历史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为不得不把中华文明的历史剪裁为宪政史而惋惜，但这也正是"文化自觉"观念的价值来源，把它延伸到学术研究中，便成就了"学术自觉"的要求。

我们现在面对的机会跟过去三十年完全不一样，说一个粗略的定义，过去三十年是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和人类已经发生、发育、发展了几百年的工业社会的一个对接过程，是全人类已经成熟的创新向中国扩散的过程；而未来三十年则是一个全人类没有一个人摸得着头脑，大家深一脚浅一脚走进的那个全新的时代。正好它在我们这一代的生命当中对接。

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的合法性。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在于争夺文化的领导权。也即是说，这个社会谁说了算哪群人说了算，最终就看他能不能掌控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统治阶级一定要占据领导权，他要控制教育体系，要塑造人的头脑。

创新总是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稳步的成长。一个被媒体过分炒作的行业，使得无知者蜂拥而至，使得领先公司的估值高得离谱难以为继，并且引来各路神仙指点江山。

权威审美仍掌控着话语权，但一股“坏品位”正向市场亮出惊人的购买力肌肉。“坏品位”携带者，实际上是反传统与权威的消费群体。对他们，缺少精心开发。

令刘小枫真正恐惧的并非毛身上的法家精神，甚至也并非站在他的敌对面的儒教士的精神，而是在中国无处不在的平等主义的幽灵。在毛时代，这个幽灵和法家精神确立了同盟，涤荡了儒家的精神即宗法伦理。这种同盟依然存在至今，因为正是在与当代儒教士的对立中，左派和国家主义者连成了一线，以至于二者的界限非常模糊。毛的肉身中糅合了法家精神和平等主义的精神，他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古老帝国的法家传统，还是一个古老幽灵的现代显灵。

我们经常不假思索地将生活的空间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多半认为它是中立而客观的，不察有任何性別权力的介入。但原来生活空间中存在着严谨细致的性別宰制关系，性别语言在空间中随处可见。女性从出生就被叫着温柔贤慧的名字，坐姿形态被要求端庄得体，结婚生子后被迫离开原生的家庭环境。女性从身体的基本空间就被社会规范要求自我限缩。公共空间里看似无性别差异的环境，如公厕、地铁，实际上却存在不便于女性的设定。女性自己穿着的“不检点”成为发生性骚扰、强奸事件的原由等等。

萨米尔.阿明对穆尔西下台的看法。Morsi, a story of a manipulated 'democracy'.

有过五十年被日本殖民历史的台湾，在其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相当独特的"问题意识"，它不仅像大陆那样有现代思想"启蒙"的问题，还涉及族群意识、文化认同等"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条件下形成的"台湾现代性"问题。